五十五年后问道于母校

五十五年后问道于母校

——兼论六十余年不出大家

1953年，我投考沔阳中学（即现在的湖北省仙桃中学）。“现在我宣布，除了火灾与丢炸弹，考生不得离开考场。”一位县委宣传部的部长，在当时的仙桃一小（作为小升中的临时考场）向考生庄严地宣布。旁边还有荷枪实弹的战士，守在考场的走廊上。没有火险，没人丢炸弹，我考取了解放后沔阳中学招收的第一届（？）初中新生。1955年毕业。2010年写这篇小文时，已经离开母校五十五年了。

校长官超群先生个子高挑而雅俊，教导主任孔令梁先生矮墩而温厚。孔主任早操后的训话，说理无懈可击，干脆利落，批评而无怒容，表扬而不溢美，语带幽默，本来是“训”，却常常激起一阵笑声。我对自己说：今后我讲话就要这样。如今我曾到过近六十多所大学讲学，虽没能达到这种高水准，却能做到简练而到位。这是我从孔先生那里学来的。教师给学生的积极刺激，为真善美做出的正面表率，是学生终生求上进的原动力之一。这一点只有学校做得最有效。

我的两个语文教师影响了我一生，他们的教导与爱惜，可以说给我一生的工作奠定了基调。关于这两位先生，我曾有一段回忆：

“语文课成绩一直很好。记得有一个姓蔡的小个头同学问我，‘伙计，你怎么一考就考个90分以上？’作文经常受夸奖，而且，我还能提前猜中自己某一篇作文一定要受表扬。有一次自由命题，我描写了家乡经常闹水灾的荒凉景象，戴深度眼镜的刘老先生在评语中有一句话至今记忆犹在：‘语言像蜂蜜。’当时年少，不知这是老师在鼓励，还把这句话当真了，偷偷乐了好长时间。后来朱大勋先生执教，他那神秘的渲染，欲擒故纵的教学艺术，令人神往。由此，我老想当作家。这个作家梦，梦了好久好久不醒。”（见《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后记，商务印书馆，2005）我如今做的研究，都与语言有关。是他们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知识吗？再多，也不过是三年的课堂训练；再多，也总是有限的。教师的责任不是给学生无穷、无限的知识，那是办不到的。他们给学生的是对知识追求的最初的激情、最初的兴趣、最初的鼓励，这才是带动学生求知的终生起作用的稳定因素。

作为外语界的学者，我最初的兴趣就是在沔阳中学生发的。对于这一点，我有如下的回忆：

“先是当语文课代表，后来还当俄语课代表。教俄语课的老师身躯宽大，第一次上课，就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大字：周斯宁。他那略带沙哑的四川普通话说道：“周恩来的‘周’，斯大林的‘斯’，列宁的‘宁’”。就从他那里，我迷上了外语，如今我吃上了外语这碗饭，就此发端。帮他当辅导的是一个流落在我们当地的一个白俄女人（当地人背后叫她为“俄国婆子”），她一上课就开始带我们朗读，一直念到我们口吐清水，饥肠辘辘。这样，我们从小就学到比较地道的俄语腔，后来上大学时，我在全系朗读比赛中得第二名，班上有事总是派我与苏联老师周旋，与此不无关系。“周先生一开始根本不教发音理论，一上来就教课文（句子本来就简单），到了下学期，回过头来教拼音规则，竟势如破竹般地顺利。这学期开头第一堂课，他在未教读的情况下点我的名，让我读出ΠИСЬМО，我竟然能脱口而出，这也不算奇怪，因为他让学生积累了相当多的音感，学生多少能自己摸到一些拼音规律。”（引文出处同上）现在我的专业方向是语言哲学，应该说，语言基本功的重要性对语言哲学是举足轻重的。在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我将学习俄语的体会上升为自觉的规律性，很快地入门英语，加上较好的汉语基础，以三门语言奠定了（我所研究的）语言哲学的半壁江山。周老师给我的母校所增加的色彩是：他把一个学人所需要的最初的激情、最初的兴趣、最初的鼓励，生动地化在教学过程中，在教学改革还未提上议事日程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敢于按照外语学习的规律办事，将枯燥的学习变得有趣，从而为学生早早地抛开对教师的依赖，创造了条件。这就体现了一条原则：教学生最终还是要教会学生尽早地不依赖教师。这条原则中的教与学的关系听起来难以置信，其实，它体现了这样一种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独立的学习能力。沔阳中学就出了不少重能力培养的教师。这样的理念是如今应试体制所不能认可的，非常可惜。也难怪六十余年出不了大家。

在鼓励创造性这个关键环节上，母校也做得好。几何教师王日新先生（还是教导主任），他鼓励一题多解，在课堂上反复演示如何找到多解的路径。在方法论上不把学生捆绑在一种路子上，让他们发散多向地思考。只要在思路上不固执于一端，就可以想出人之未想，做出人之未做，这为他们日后的创造力迸发，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我所发表的九十篇论文中，三分之二是原创，四本专著没有一本是对前人的重复性劳动，就得力于母校的思考训练。这种多向性思考训练亦见之于其他课上。“这个时期，我更喜欢物理等课程。有一次物理期中考试过后评讲，罗老师在评述到怎样增加摩擦力这一道题目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这个题目满分是5分，你们都答了书上说的两个方法，本来都可以得5分，但钱冠连却多答出了一个办法：以加大物体本身的重量来增加摩擦力。那你们只好得4分了。’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一直记着并引以为荣：1954年发大水，在政府的领导下，我们逃水灾集体转移到了天门县杨林乡，有一次我和弟弟去买米，回来时，为抄最近距离，走下了汉水边的一个很大的河湾，不知道那是一片沼泽泥潭，越陷越深，终于惶恐起来。可是，我想起物理学上压强与接触面积成反比的道理——接触面积大，则加在单位面积上的压强变小。我们弟兄俩便开始平趴于地，以增加与沼泽淤泥接触的面积，匍匐前行，单位面积上的压强变小，终于安然通过。这一次经验，让我记住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岂止是力量，还是求生的必备条件。从此以后，我对知识、学问、难题的渴求、钻研与攻克，仿佛变成了一件赏心悦目的人生乐事……这种对知识对学问对难题的乐观心态，直接导致了五十五岁之后还决定深入西方语言哲学领域这样的学术冒险，好像真正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么一回事。”（引文出处同上）创造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竞争力。对于个人而言，创造力是一生最大的资本。学校的教学环节上必须要有这个方面的强烈意识，方有实际培养的措施。如果中学阶段，只教学生应付升学考试，将学生丢进题海深渊，挤掉创造性教育这一根本，下一代人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竞争中，就会输掉。中学必然是创造力培养的关键时期。

母校从不引导偏科偏学，既不宣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也不鼓励学好文科去当作家，而是全面打好基础，却又从不阻止学生的特别爱好。这是健全的教育理念。学校给足最基本的七种颜料（不能吃偏食），学生日后就以这七种配制出万紫千红。以我们班为例，杜华堂同学在理工方面强，他就做了化工方面的专家（退休在广州），我就做了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的学者。如果不是母校健全的办学理念，我就不会获得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与地理诸科较全面的知识，也就不可能为我日后奠定研究语言哲学的另外半壁江山。如果没有上述知识，要读懂西方语言哲学，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我的班主任有三位，对我都有大爱。最先一位是余老师，她教授代数，操北方口音，我每次因欠伙食费停伙（并非真的不开饭，只是提醒学生，你的账下没款了）找她签字作保，她没有丝毫为难我，如慈母护卫儿女。第二任班主任叫周文鼎，他年岁大不了我们几岁，他所负责的少先队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我和他直到现在还有来往，每次我受邀回恩施讲学或者参加各项庆祝活动，必定要看望他。第三任是欧阳鹏先生，对他，我是抱愧终生。“上初中时，我带头签名，给校长上书，要求校长换掉我们的班主任兼地理老师。理由是完全经不起考查的：只是说他上课时到处强调是重点，其实无重点。这个少年时代的判断是极不可靠的。校长当然没有同意，我们也没再说什么。但是，一定是深深地伤害了我们的老师。他姓欧阳，一个极为忠厚的人。后来他在‘文革’之前早逝，一直没有再见的机会，因此，一直没有当面道歉，留下了我终生的愧悔。”（见《钱冠连语言学自选集：理论与方法》之序，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教师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无私奉献与知识输出，尤其在于他的宽容与大爱。宽容一个一时糊涂的恶搞少年，不报复，就是拯救了这个少年的灵魂与命运。可以设想，在一次次的极左运动中，他有足够的机会不动声色地教训我，至少让我升不了当时最好、现在也仍然屈指可数的好学校荆州高中。接下来，无疑是一个凶多吉少的结局。现在的学校，教师对学生是种什么关系？大爱被市场交换的法则悄然地部分地取代，某些学校盯着学生与家长的口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如果教育不建立在大爱的基础上，那教育还有多少堪称教育的成分？

50年代的母校，特别注意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雪地上练跑（体育教师雷老师清晨吹响急骤的口哨到每个寝室捉“懒虫”），运动场上龙腾虎跃（我们班上的危国栋带领我们打篮球，被我们亲切地呼之为“篮球痞子”），全校步行到油榨湾大礼堂席地而坐看电影《卓娅》（从未听见过对席地发过牢骚），大张旗鼓地表扬爱护公物的行为（同级8班学生吴某某，不顾脚跛而护校，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听省歌剧团女演员唱“桂花开放幸福来”（让学生欣赏到他们一生中第一个女高音之美），表演黄河大合唱（领唱者是我们班上的女高音肖运清，嗓音清脆嘹亮。她与我同桌，可一学期未曾讲过一句话，真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水塘边洗衣，在大喇叭下听“二泉映月”（阿炳二胡独奏简直是灵魂的呼唤），欣赏校工樊尼姑（男人，只是名号“尼姑”而已）敲钟（没有一个学生敢于不听钟声的召唤），种种课外活动，这都是对学生的一辈子负责，都是在雕刻学生的人格胚胎，而不是只对准了升学考试。母校这样培养人的方式，在那个年代还是普遍的。窃以为，从1949年到1956年，这样的以形成健全人格为主，以创造力为重点的教育，长此下去，本来是可以培养出大师来的（钱学森两次向总理谈起目前这样办学校培养不出大师级人物来），可是，1957年以后我们的教育经历了种种曲折。其中包括取消了“百花齐放”，也取消了学术自由。目前的教育，仍然让真正的教育家与老百姓担心着、审视着。

学校不是培养大富翁、大财主的培训班，学校也不是狭义的“改变命运”的地方。比尔·盖茨不是狭义上大财主的标兵。正是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取得了多少，而是留下了多少。”他对社会的贡献，为富不仁的财主能办到吗？他是为富“多”仁。我们的学校培养的是合格的、以诚实劳动创造快乐的公民，他们被学校赋予了健全的人格、知识、智慧和创造力，具备这样素质的人，他们自然就会知道如何将知识变为财富，更知道如何为社会留下更多的美与善，如何让地球变得更清洁更美好。于是，话题又回到了办教育之道。

五十五年之后，再问道于母校，另有一番说不出的心境。

母校，请您接受一个学子的祝福。

201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