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切沉重变成美好

将一切沉重变成美好

——为恩施高中70周年校庆而作

我知道恩施山高、路险、人穷，但我仍然去了。那是1962年的秋天。“把我的一切献给党，把我的一切交给革命”，我们那一代人，是这样受的教育，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恩施高中总共十年，美好的或者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日后的梦中不知回放过多少次。

恩施高中（当时叫湖北省恩施第一中学）是我走向生活的第一站。我的（确切地说是“我们的”）革命与理想，是神圣的，美好的，富有激情的，同时也是模糊的，痛苦的。尤其是我，比起别人来，有那么多的不懂事，那么多的不成熟。这是成长中的代价。曾经的神圣、美好与激情，曾经的轰轰烈烈，并未能保证后来在风浪中把握住自己。但是，七十岁的今天，我敢担保说，在这一切的背后，当时都有一颗真诚的心——改造自己，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革命的心。

做班主任，当外语教师^[1]，放在心上琢磨的，就是这两件事。当62（1）班的班主任，在一年半后把这个班治理得比较顺手，这个甜头得益于毛主席著作，学到了“以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以先进带动后进，以表扬为主的”一套工作方法，这个似乎比我熟悉的玛卡连柯以及当年正在挨批的凯洛夫的一套教育思想更为立竿见影。当外语教师时，刘厚章校长让刘贵凡老师带我，做我的备课师傅，是我之幸。贵凡先生英语俄语皆精，工作勤勤恳恳。我和晚一年进校的英语教师刘作焕隔着一层疏薄的木板而居，年轻而又对教学都有想法的我们，一有机会便共同琢磨教学艺术，兴奋地隔着木板大声地交谈至深夜。1965年的夏天经过高考这一场“验收”，我教的学生，作为第一批“产品”，考进大专院校外语专业的共计17名。

起初与刘校长搭班子的是张德洽，党支部副书记（？）兼副校长。他才华横溢，家庭成分不好，跟党走的决心可是真诚的。他带领我们读毛主席的书（我成了他主持的学习毛著小组的一员），下乡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也不见半点虚假。当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危，便设法挽救自己，“文革”却使他的努力未能成功。这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这是那个时代、历史的悲剧。

我们的生活并非都是严峻与匆忙的。我们常常能感受到一些不事张扬的顽强的人性关怀、人文关怀，也时不时地发现，原来大家心里都不约而同地深藏着对人类文明与知识的敬仰。

在我教的第一届毕业生许多人考取外语大专院校之后，学校党支部书记宋瑛神秘而又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小钱呀，你下一次打算再为国家输送多少人才？”听这个口气，看这神色，分明是在肯定多多输送大学生呀，我有点受宠若惊。你可以做别样的解释，说这是他的工作。可是他既然没有否定智育，这就说明我们在文明世界中并非是陌生人。请注意，这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另一次，我的父亲（一个小镇小商人，当时当成了资本家），来恩施看我，宋书记拿了两条香烟去看我父亲，并未摆出阶级优越的架子，并和他进行了时间不短的交谈。我的父亲事后点拨我：“这个书记看重你，你要好好干，宋书记是个好人。”

刘厚章校长“抓住”我和刘作焕，让我们一周内听他讲一次古文。“文革”中批他，这是“罪证”之一。我也批了他。三十年后，当人们评论在中国外语界，汉语功底还算过得去的是某某某，而这个某某某的著述在汉语界的接受程度甚至比在外语界更高时，这个人立刻想到了他的恩师刘厚章！

有一年，眼看要过春节了，我见政治处主任李同明向他同一个教研组的教师谢际汉打招呼，邀请他除夕夜到他家吃年饭。我在一旁想，谢老师可是家庭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李主任不避嫌呀。我在一旁也得到了意外的春风的吹拂。而且，后来当他发现我的脸色不好时，他问我：“你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要注意营养。”他这不是虚与委蛇。他对人的真诚关心，最好的一次证明是：后来（1987年）我在湖北民院又当他的部下，在一年之内因心脏早搏住院两次，作为校长的他，指示外语系派专人送我至北戴河休养，人刚一上火车，浑身突然变得轻松无比，早搏消失了！

我的教研组长吕少鸿，他永远乐意为别人付出与忙碌（他后来升任副校长），像一位大哥哥那样地对待我们教研组内的小同事。对我们，他从未生过妒忌之心，从未利用职权难为过我们。有多少个星期天，我在他家及骆兴以老师的家里傻乎乎地蹭饭吃！香喷喷的煎饼、红苕与面条，让寂寞单调的生活多少得到一点调剂，是我少有的惬意时光。骆兴以老师平平实实地对周围事态发表独到却不啻为幽默的评论时，常常使我肃然起敬（他后来评为生物特级教师）。待我如同待兄弟的，还有一个人：孙光耀。他是我亲眼见到的第一个真正实行“文人”不“相轻”而“相亲”的文人。在我蹇困岁月中，许许多多的人，给了我自然、亲切与宽厚的关心，理所当然地让我一生不忘。

如果以为，我们只是在听一个人的话、读一个人的书、按一个人的指示办事，同时我们却在讲台上混时光，糊弄学生，那就完全错了。在当时那段狠批“智育第一”的特殊历史时期，对于人类文明的崇拜，对于知识的敬仰、学习与传授，大家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曲线的、不事张扬的、你知我知天知的策略。想一想老校长抓着我们学古文的苦心，想一想党支书悄悄鼓励多多输送大学生的举动，就会赞同上面这一判断是不错的。事实上，在我的上辈与同代人中，很多教师在业务与敬业精神上，都是很棒的。这么偏僻的山区还聚集着这么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有时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我们深感一种莫名的自豪与骄傲。

在我走向生活的第一站，特殊的历史环境（一次次的运动最终导致“文革”爆发）使我获得了平常状态下无法获得的比较深刻的洞察力。改革开放之后，我先后调到湖北民院与广州外国语学院时，这些洞察与反省都成了经验。一路走过来，离开恩施高中四十多年了，活着活着，领悟的道理越来越简单。那便是：活得干净远比活得辉煌更有意义。窃以为，保持住人性不扭曲与内心的宁静，是要不要去争取一份利益的最后取舍标准。

岁月与磨炼，将一切沉重都变成了美好。当一切沉重变成美好时，我们的人生可望变得如秋水那般的平静，如高山那般的自在与大气。

2008-8-4，于广州，白云山

【注释】

[1]当年的华中师大外语系有一个极有远见的规定，学两门外语。我在一中先教俄语，1975年后教英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