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与定力

眼光与定力

眼光（或者眼力、后眼）与定力，是学术产出成果之前学者所必须具备的两种能力。眼力是指对自己要走什么路的预见性（前瞻性）判断并抉择的能力。

在选领域、设方向、定课题、争项目时，专循利害，没有考虑自己的天分、素质、气质、条件而跟风随浪，即使你走对了路，还不能叫有眼力。因为你争取到的方向、课题、项目并非契合你的气质时，这种跟风随浪，就闲置了你自身的资源。丢掉自身资源就是自弃天才（丁聪称之为“天趣”）。但是，如果你的抉择不得不与环境相悖，不被风气看好，但你的抉择契合自己的天分、素质、气质与条件，又考虑大环境，到后来既利国又利己，这样的选择，才算是有眼力。因此，我在叙述这段历史时，不得不提及当时的潮流与风气。

有眼力的前瞻性抉择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不从眼前一时的功利出发而趋利避难，而从自身条件出发，迎难而上（舍利迎难），以争取将来工作真有所成。大学者如钱伟长，放弃自己的文科优势而从国家利益出发（制造枪炮打日本鬼子）改学工科，当然是好，可是他岂不是不顾自身个性条件吗？非也。钱伟长对自己文理兼优（理科也优）的个人天赋是有底的。他的抉择是建立在自己的条件与社会需求的高度统一之上。

定力，简言之，是外动内不动的自持力。这里的“外动”专指诱惑与浮躁的外潮流；这里的“内不动”专指内心不惑甚至纹丝不动地坚守着自己的作为。在所有的东西都求之过急的时代，坚守“内不动”是多么不易。因趋利跟风而上或者见难随大流而下，会终身引以为悔。回忆起王安石（北宋1021—1086）将探险旅游与为学对比，对后人颇有启发：“咎其欲出者（半途退出），而予亦悔其随之。”（“游褒禅山记”）

眼力与定力的基础是有人生的信念并深刻地了解自己。在先的信念和自我了解与在后的决策（定位）是配套的。比如说，不才在学术上的定位所基于的自我了解是：我不是从政谋人的料子，也非揽财守贵之辈，我只能为学；所基于的信念是：为学也只能独寻一路，“不向如来（佛）行处行”。

窃以为，学术眼力（及定力）与事业结果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报应关系。有的恶人终未得恶报，有的好人终未得好报，于是有人不相信报应，是因为没有看到报应的后续性（推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与转移性（作恶的报应转嫁到国家头上，行善的报应也转移到民族文化的积极积累上）。窃以为，学术上明智的早期决策，必生好果；不明智的早期决策必遭后挫。

下述经历，对于那些学问与人格皆堪称大家者，无一可称之为重。可是在交响乐中，既要有钱锺书、陈寅恪那样的鸿钟大管，形成一个民族文化昆仑的高度，也会有更多浅唱低吟如我者，陪衬出昆仑山的厚度。在昆仑山脚下思考，向上望一望，如何？

经历之一，不弃读书。

大学生好好读书是现在人们看来多么平常而应该做的事情，难道我们当时（1958—1962）有什么眼前利益吸引学生不读书？难道连读书的必要性还要讨论一番吗？正是如此。我们那个年代上大学，不读书反而在政治上不受歧视，反而免去了“与党二心”的责难，免去了“走白专道路”的指责。不读书趋的就是这个“利”。

认真读书反而是危险事：我就被内定为走“白专道路”份子^[1]。当时潮流认为，读书就是继承封资修，到“文化大革命”时发展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到了大学二年级之后，“陈毅副总理语重心长谈外语学习”的公开发表救了我们。陈毅的话是对批判白专道路的反批判。他对读书是好事、读书是爱国、读书在政治上没有问题等等，做了明确地肯定。可惜这样的好景不长。

当时凭什么横下一条心？我从大量的科学家传记、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与实际的生活中得到了启示：人类发展不能不要文明的积累，文明的积累不能不要知识。定力就来自这样的信念。如果我当时放弃了读书，我现在所做成的事情中，哪一件我敢碰它一碰？

经历之二，重点向英语转移。

大学三年级（二十岁）一开始，我便选修了英语课，并把课余时间全压在了英语学习上。这要舍什么利？那时我能轻松地对付俄语。考试容易对付，老师怕题目出难了被批为刁难工农学生，形成课本不简单而考试简单的格局。我还能抽出许多时间读俄语大家的作品，如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高尔基、奥斯托罗夫斯基，等等。这样享受之后还能轻松混到一个优等生。我却舍弃了。

迎什么难？读英语要从头下工夫，而且是大的工夫。开始当然不能读原文小说，可是为了将来能流利地阅读英文原著，我勤跑资料室，读遍各种初级的英语资料。完全没想到，这为我几十年以后读英文的语言学文献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人生充满不定因素。没想到六十岁以后不但没退休，还调入了我校的国家文科基地，迎接了我自己一生中使用英语的最大高潮，这个高潮一掀12年，英语使用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下见“我的语言哲学转向”），至今（2011年，不才七十有二）退而“玩”英语。

今天这一切，不正是对二十岁选修第二外语英语的好报吗？这不是苦始而善终吗？

经历三，守住外语不转行。

在“四人帮”时期，除了教外语，我还“被转行”教语文与音乐。一两年可以，让我正式改行，不干。那时教外语改行已蔚然成风，眼见一个一个地改行了。转行是有眼前利益的。我那时一直挨整，教音乐，正好为自己荒芜而寂寞的灵魂加上点儿生气与色彩。在恩施高中与咸丰师范教音乐还真是有模有样，钢琴（我用的是脚踏风琴的指法）那种宽阔的表现力与雄宏的音质，特别能调整我的低落情绪。这种灵魂的安顿，我何乐而不为之？教语文时，有一次还被指定上公开课，多少还有点肯定的意思（但我明白政治运动来了还得拿我开刀）。我教的学生的作文展出，受到众多的赞扬。这赞扬正好可冲洗我挨批的晦气。我何乐而不为之？

如果坚守外语，面对最大的艰难是“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甚嚣尘上的叫喊。动不动就把外语直接与帝国主义或者修正主义联系。教师压力相当大。对我来说，最大的难处，还不在那些莫名其妙的、莫须有的大帽子，而在实际的困难：当时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看不到任何使用外语的希望，学生毫无学习的积极性。

可是，要是转了行，花了那么多时间学的外语闲置是对那段生命的浪费。

在冥冥之中，尚存对外语的留恋。闭关锁国只会挨打。我等着矛盾向相反的方向变化。在长久地等待中读了许多英文原著。等吧。我们终于等来了改革与开放。——这是信念或者理念，信念愈正且愈深，定力愈大且愈牢。“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王安石，同上）不跟随别人怠，才见信念与定力。

经历四，我的语言哲学转向。

在我的语言哲学转向之前，以我发表第一篇论文“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现代外语》1986、3）为标志，算作走上了语用学研究之路。调入广州外语学院之后，评上了教授。语用学专著《汉语文化语用学》，在汉语学界得到了较多的读者，姑且不论得了三等奖，我在意的是，它进入北京大学学生两千本必读书目中，也是不少博士生的必读书目（如在浙江大学），在韩国、日本、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有不少读者。凭这点，我可以混完我的余生。

可是我来了一个舍利趋难的大转弯。趋什么难？大约在1995年前后，我当时五十六岁，沿着语用学的路子（Wittgenstein，Searle，Austin，Grice）“闯入”分析哲学（几乎是“语言哲学”的同义语^[2]），开始了我的语言哲学转向的艰难历程。说“艰难”恐怕还不够用。一难，我本人没受过哲学训练；二难，换了一套从来未接触过的作者和他们的书（Frege，Russell，Tarski，Carnap，Quine，etc.etc.）；三难，换上一套新术语体系（being，the world，entity，o bject，sense，reference，meaning，analysis，etc.）。我觉得自己闯了一个祸，戳漏了一块天，不知道怎么补上，惶恐之极。要读书之多，之难，是空前的。有那么一年的时间，为了走进语言哲学，什么事情也不作，什么文章也不写，看书，看书，看书。前后大约花了十六年（聪明人十年就够了），才摸到语言哲学的谱儿。一件事，十六年。大道原本至简，然不容取巧，取巧必空。真可谓“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王安石，同上）

我的这次转向，基于下列三点考虑。一、当时的语用学研究，除了搬运国外理论，已经没有自己的话可说了。大部分学者不愿详察其源头，只要详察，就会走进分析哲学即语言哲学那儿去。语言学家睡在哲学家编制的摇篮里，还不知道这摇篮是谁编的。这且不论，还有相当多的人对语言哲学不屑一顾，多有微词。喝着母奶不识母。二、我国语言学研究方法单调，汉语界几乎只相信“十个例子总结出一条规律”的方法，鄙薄理论，视理论为空话。外语界从国外引进了一些科学的方法（但外语老师自己汉语水平不怎么样），汉语界也不怎么买账。两界是分开的两张皮（近年来有些好转）。三、我最关心的一点是，我国语言学家没受到哲学的先期训练，这一点与国外语言学家大不同。不懂语言哲学，滋生出太多的问题，语言学家不懂哲学是硬伤。而外国语言学家受过哲学的先期训练，自然地从哲学过渡到语言学，使他们的语言新理论层出不穷，常出常新，解决实际问题自然深刻独到。我们只好跟着转（吕叔湘一直担心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把跟着转的时间与精力分一点到语言哲学上，早就自己解放了自己。请博士生记住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训。

我的哲学转向，着眼点就是上述三条：需要哲学来冲一冲自己，用哲学来武装自己。如果我认为自己还有一点定力的话，其渊源于此矣。至于当不了哲学家，无关紧要。从中吸取了智慧，才是第一重要的。

就我自己而言，哲学的转向开辟了我最后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幸哉）的工作：一届又一届讲授语言哲学课程（我的学生接班讲授），指导语言哲学博士与语用学博士，在夏日哲学书院授课（已经五年），应近六十所高校与二十余次大型研讨会之邀讲西方语言哲学或做主题发言，在北京国际语言哲学研讨会（2011，北京师范大学）上做主题发言，编辑了长期出版的《语言哲学研究》文集，正在编撰西方语言哲学经典文集，召开多次全国研讨会，参会者不少，甚至太多，等等。原来只想用语言哲学来冲一冲自己，现在看来，这些哲学活动，冲的好像远远不止我一人。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诚然，哲学的形而上吓走了一批人，可是它的智慧吸引了、留下了更多的人。

最后，关于独寻一路以及它所需的眼光与定力。

有眼光才能看准自己是什么样的料子。就我而言，只能为学；为学的路子也不是一种，我自己打定的主意是：没有自己的话语，就不写什么书了。把这一主意付诸实践，确实需要定力。

专著或论文写就，只是一个body，有了原创性才注入了soul。具有了原创性才具有了不可取代性。外语研究不是搬来外国理论解说几个外语例子，而是研究者对外语事实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这种见解，可以与外国人相辅，更可以相左，就是不能照搬。我以这些主张直接引申出论文“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汉语学报》2004第2期），先由《中国学术年鉴》（2004上卷277页）详细转载，继而有两学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响应，后又被《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5，323页）的结论部分作为指导思想来引用，说“中国语言学要得到进一步长足发展，集中到一点，最重要的是提倡形成‘语言学的中国学派’……此文的论说‘很值得重视’”。

不才写了四本书，没有一本重复前人。现在只想说说《语言全息论》。《美学语言学》用的是归纳法与演绎法，《汉语文化语用学》用的是归纳法，《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用的是归纳加演绎，唯独《全息论》用的是纯粹的演绎。这里有什么意图？国人最不看好纯演绎。真知可以从实践中来，真知也可以从演绎推理中来。后面这个命题，中国多数人不认账。Chomsky断言语言大脑天生机制（是假设，尚不能断言为真），并未先打开人的大脑详细查看再写书；Stephen W.Hawking说天上有黑洞，还算出了黑洞的半径与黑洞吸入物质的运动速度，并未上天看一个究竟；地球膨胀说，也不是被谁亲眼看见了地球在膨胀记录下来的，是推测，是推理。演绎能产出重大理论成果。我要试一试，先让自己相信这是不可或缺的一种方法。本书出版（2002年第一版，商务印书馆）之后两年，广东省政府办大奖，颁布的原则是，已获小奖（省宣传部颁奖）之书可申报高一级奖，而已获高一级奖则不能报下一级。学校鼓励小奖报大。我在鼓励之列，拿现成的《汉语文化语用学》出去是顺理成章。如果为了我个人得奖，我可以堂而皇之地这样做，而且把握较大，因为还沾了一条光：书上有大名人季羡林作序。可是，我拿了没得奖的《全息论》上去碰一碰。后来落选。明知有不逮，也要上。“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王安石，同上）令人欣慰的是，我每到一个讲学地，都有三两个大学教师就我专著中的问题与我讨论。就《全息论》提问者尤多。书如有久远的读者就等于获得了“民间奖”，民间奖是对不计眼前功利的鼓励。

听前辈的话，才有文化传承，全听前人的，就没有文化的进步。听又不全听。拙著四本就是“听又不全听”的产物。刘基（1311—1375）：“昔日之所无，今日有之不为过；昔日之所有，今日无之不为不足。”（“司马季主论卜”）

学者盯上眼前的功利，被浮躁俘获，便失却眼光与定力。许多当年初露锋芒的耀眼明星一个个渐渐暗淡下去，大概是这个原因。试看先辈前贤，诸如胡适、鲁迅、陈寅恪、梁漱溟与钱锺书等等，他们之中有谁在研究时循利而为之？或避害而不为之？

如问什么是公民与政治家应有的基本美德？答曰“诚实”；什么是学者应有的基本美德？如果答曰“诚实”，我们就不要曲学阿世（例如不要把基础研究也硬与经济效益挂钩），不以经费多少争课题，不攀附，不讨好，不……我们敢于拒绝不诚实，我们就开始有眼光、有定力了。我们敢吗？诚实者，即使无大成，也会有“小就”。不因小就之小而不为之，小成者，人不小矣。

一个旨在守住学术精神的人所需要的东西……

一个志在做出一番事业的人所需要的东西……

一个意在过一种普通、快乐而有尊严的生活的人所需要的东西……

——眼光与定力。

2011-6-1

【注释】

[1]参见《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之后记“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第376页。此文的许多事实都可参见此书之后记，故不在此重复。

[2]“In a broad sense，philosophy of language is nearly synonymous with analytic philosophy”，see Nicholas Bunnin，JiyuanYu，2001，Dictionary of Western Philosophy：English-Chinese，Beijing：People Publishing House.2001：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