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丰县白雀寺考》碑文疑点探究

七、《宝丰县白雀寺考》碑文疑点探究

赵西广

宝丰县城东约15公里,有一处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父城遗址。此处有一座据传说乃汉化观音妙善公主出家修行之所的千年古刹白雀寺,现寺内矗立一通明万历年间(1611)承德郎陕西西安府通判邑人真予白(宝丰县人,字真予,时任官职六品,其后升任延安府同知官五品)撰文的《重修伽蓝殿记·宝丰县白雀寺考》(下文简称《白雀寺考》)碑。此碑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该碑的主要内容为明代史论家白对于千年古刹白雀寺兴衰重建、沿革变迁、寺名考证、建寺时间的大体断定等,碑文运用丰富的史料及民间传说,进行深层次考察论证。其文能留存下来弥足珍贵。然而今天在探寻学习《白雀寺考》这一碑文时,笔者偶然发现几处使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疑点,现在说出供方家学者思考探究给出高见,以求一个圆满完整的答案。

疑点一 碑文中所说的“一千七十一年”是如何计算出来的。《白雀寺考》碑文记载:“今佛殿前后所存者,止大齐天保四年及十年两碣耳。夫天保纪元,乃北齐文宣帝高洋之年号也。历隋、唐、五代、宋、元,迄我皇明,今已一千七十一年矣。世代辽远,风雨摧凌,龛中俱无完佛,石上字难识认。”这段碑文说得既清楚又明白,也就是说碑的撰文者白亲眼目睹了北齐高洋时期的两通石碑,并且经核算距撰写此碑文的时间(明万历三十九年,即1611年),已“一千七十一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作者也是经过一番细心计算才有这“一千七十一年”之说。可笔者就是对这个“一千七十一年”产生了疑问,疑点是碑文显示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期(550~559)的两碑,其一是天保四年(553),另一碑是天保十年(559),而《白雀寺考》碑文是出自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现分析:《白雀寺考》作者白的本义应是,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期距明万历三十九年《白雀寺考》碑文面世的时间是一千七十一年。然而现在我们查看历史,北齐文宣帝高洋在位时间也就是公元550~559年,从那时到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现在怎样计算也不是“一千七十一年”。1.用现在的计算方法应该是北齐文宣帝在位执政末年(559年)到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准确结果是“1052年”;2.如果从北齐文宣帝高洋在位执政开始(550年)算起到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其结果是“1061年”;3.就是从文宣帝高洋时期的两通碑到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算起,其结果也不是“一千七十一年”。白计算的这“一千七十一年”究竟从何得出使人不得而知,疑惑不解。

疑点二 重海和尚塔四百七十五年是如何算出来的。《白雀寺考》碑文记载:“独西南隅有僧塔八座,其一则宋时重海和尚之塔,至今亦四百七十五年矣。以宝元二年而为僧,以皇祐三年而物故。或者不察,谬目之尼姑,盖塔有‘俗姓张氏’四字误之也。”这段碑文同样记述清楚明白,毫不含糊,也就是说,《白雀寺考》碑文的作者白亲临其境,在白雀寺院的西南处亲眼目睹有僧塔八座,其中一座是北宋时期重海和尚的祭塔,塔上刻有“重海和尚,宝元二年为僧,皇祐三年物故,俗姓张氏”,白经过计算得出结论“至今亦四百七十五年”。同样也是这个“四百七十五年”又使人产生了疑问,这个疑点是:重海和尚是北宋时期“宝元二年(1039)”出家为僧,在皇祐三年(1051)去世,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怎么皇祐三年(1051)到《白雀寺考》碑文面世时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理应是560年,即使从重海和尚出家“宝元二年为僧”算起,也不是“四百七十五年”,这里怎么会有近百年的误差?白这个“四百七十五年”的结果是如何算起?使人不得而知,又使后人心存疑虑,对此结果产生不解疑问。

疑点三 “重修伽蓝殿记”碑文为何只字未提重修情况。《白雀寺考》的主标题是“重修伽蓝殿记”,副标题则是“白雀寺考”。然而碑文对伽蓝神——关帝和伽蓝殿宇重修只字未提,反而直接或间接地对白雀寺成因历史、寺名的变更、庄王城及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生父,运用大量的史料及民间传说进行了考辨,这不能不使后人心存疑虑,产生疑问。白为什么这样做?是否另有他意?这使后人不得而知。

疑点四 建寺时间为何碑文与志书记载不一致。《白雀寺考》开文:“白雀寺之建也,其来久矣!代废代兴,颠末无据。邑志谓宋熙宁五年尼真秀建,洪武十五年妙然重修,然而亦未有考也。”其中的“邑志谓宋熙宁五年(1072)尼真秀建,洪武十五年(1382)妙然重修”,是白当时在本县的县志上查到的,而他也很清楚地说明作者没有考据作证,尽管如此,但是毕竟是他在官方史料上看到的。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在史料上怎么会显示白雀寺的始建是“宋熙宁五年(1072)”“重修在洪武十五年(1382)”呢?因为该碑文明确说明“止大齐天保四年及十年两碣耳”,也就是说,前文所说的两碣碑的建立时间比当时本县史料显示白雀寺的修建时间还要早519年。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本县的官方史料怎么会这样的不严谨?这难免使后人疑云重重,大惑不解。

(此文发表于2015年《宝丰史志》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