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中国国情和社会矛盾运动
国情是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等客观现实情况的总体认知与宏观概述。国情既是动态变化的，又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实践条件下保持长期稳定性。国情发展既遵循历史客观规律，又必然会呈现出不同时代的特殊样貌。正确认识与把握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确定并解决时代中心任务是贯穿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一条基本线索，也是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基本前提。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对社会性质进行分析研判既是我们党观察和理解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也是党研究现实国情的重要依据和基本前提。1939年12月，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动力和前途等问题时就提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社会性质体现和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国情深刻影响着社会性质，而社会性质的改变必然带动国情发生革命性的巨大变革。因此，正确理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认清现实国情的关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十分注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进而逐步走上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道路。他主张：“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2]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准确地把握了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基本国情，正确地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此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提出了新的判断：一是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区别开来。1957年他说过：“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3]同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明确提出：“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4]毛泽东这个判断虽然在时间上的估计短了一点，但基本上是正确的。必须有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才能获得社会主义制度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并且把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建成适当区分，较之斯大林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等同起来的观点更为准确。二是把建成社会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冬，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继续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进一步研究，他提出：“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5]这个观点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很有启迪作用。然而，这些理论判断，未能进一步深化与拓展。此后的20年间，出现了两次大挫折。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了中国实际，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基本国情，违背了客观规律，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科学认识并制定了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判断，并据此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是坚持中国正确发展道路的根本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正视而不能越过这个初级阶段。以此为出发点和根本依据，我们党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又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总结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基本经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不断深化、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长期奋斗的基础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我们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6]
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方式。善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带动全局工作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积累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7]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贯通百年党史，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系统总结了党在四个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与解决，对党善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带动全局工作进行了全面分析。一百多年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把握，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逐步成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正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明确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经验教训，推进理论创新，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方向。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发展创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了深入而准确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明确了革命斗争的中心任务。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8]当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和被侵略国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的矛盾便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当帝国主义不用战争压迫，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国近百年的社会性质和矛盾作了详尽分析，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9]在准确把握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宣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党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10]。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1]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二五”计划建设成效显著。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在此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集中反映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献中。开创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矛盾，要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些理论成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尽管此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了偏差，社会发展遭遇了严重挫折，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12]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肯定了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进行了全方位的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3]这一论断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基于对我国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党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重大政治判断，面对“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主要任务，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4]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判断，蕴涵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最新发展，对我们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围绕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5]。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在什么时候顺利发展。反之，党的工作中心就会出现偏差，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到挫折，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在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把我国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2]《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91页。
[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6]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7—128页。
[7]《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继续把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人民日报》2022年1月12日。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
[1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473页。
[1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667页。
[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1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