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我们党开展一切工作的指路明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自然、人类思维和人类社会一般规律进行的普遍性概括，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分析处理一切问题的思想方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在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它是我们党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哲学依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们树立了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1]。这就要求我们，掌握唯物辩证法，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善于在复杂形势下分析问题、抓主要矛盾，这样才能够扭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要了解问题和矛盾之所在，就要深入调查研究，同时要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在多样性探索中摸索出正确的改革路径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制定目标和狠抓落实结合起来。我们要拿出抓铁有痕的韧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确保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落到实处。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既要有敢为天下先、敢闯敢试的精神和干劲，又要积极稳妥、蹄疾步稳，把改革发展稳定统一起来，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通过重温经典，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源头，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2]。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理论并列，构成了马克思一生学术研究的两大发现。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践行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有力理论武器，在重大国际事务应对的问题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必要的、科学的、有利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能够科学、准确地解释国际秩序变迁的逻辑。不论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还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往往只能针对某一特殊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做出相对形而上的理论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则具有与之完全不同的建构逻辑，其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强调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基础的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性。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3]所以，看似纷繁复杂的国家间关系与其他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事务问题，都可以也必须首先建立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更为精确地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历史唯物主义在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核心作用的同时，也极为看重分工协作对生产力提升的重要意义。生产力越发达，就越需要分工协作，这种社会化的分工也体现在国际生产与贸易体系之中。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劳动者在分工协作的过程中，因其发挥不同的作用而处于不同的地位，由此产生的关系便是生产关系；在国家间关系中，安全、尊严需要以及权力欲望等因素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行为的取向，但对于以国内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国家而言，尽可能地争取在全球化生产与贸易体系中取得上游地位，即国际生产关系中的优越地位才是其最根本的对外政策驱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生产与贸易体系开始走向成熟，各个发达工业国家间的关系协调能力较二战之前出现了极大的提升，但“发展不平衡”的“病灶”并未消除。这就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非但没有走到“终结”，反而面临着新的危机与挑战。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断出现对现行体制不满，要求施行明显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的呼声。可以说，包括国际秩序在内的全球整体政治发展趋势在向着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前进。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能够科学地判断当前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势。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主要力量之间的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国际秩序将会出现更大的调整。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才有可能看透出现变化的客观本质并科学地洞察国际局势的发展方向，做到处变不惊、临事不惧。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推动力，这是国际政治学术界的普遍共识。但在国家利益的内容及其起源的解释方面，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与西方主流国际政治学术流派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和国家利益时，强调以国家内部的经济基础为出发点，而不是如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般，简单地将国家进行“拟人化”，因为过于强调国际社会的“霍布斯现象”[4]而不得不追求尽可能多的权力。也不似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回避各个国家间不同的、具有特殊性的经济基础，从而将表面相似但各自情况迥异的国家同质化。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是一种超越国界限制的，地域范围极为广阔的当代社会化生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下，高烈度的自由竞争势必会给各国，尤其是发达工业国家间带来更多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原本受益于该体制的一些国家采取排斥乃至反对该体制的行为。特朗普执政后的美国政府所采取的许多“逆全球化”行为，便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念遭遇严峻挑战的最好例证。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能够指导中国更合理地制定对外政策。正如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的，“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5]。《公报》强调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关联性，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的必然要求，也明确地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既是国内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生产的组织者，更是在面对国外竞争时的二者统一体。除此之外，历史唯物主义追求建立公正的社会关系，将解放全人类视为最高目标，这就要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地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国际秩序。
总之，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格局，只要我们继续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科学制定应对策略和自身长期发展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进一步着力推动世界各国、各地区生产力提升，就可以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中为中华民族谋发展，为全人类谋幸福。
[1]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9页。
[2]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求是》2019年第22期。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4]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提出的基于人性恶判断的国家观。他把个人的自然权利看作一切权力的基础，也揭示出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的来源。马克思曾评价霍布斯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并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5]《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