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根本社会条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1]这从创造根本社会条件的高度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在中国社会性质和制定革命纲领等基本问题上的探索，为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社会条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党自创立伊始，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要践行这样的初心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愿，首先需要对关系民族复兴的若干基本问题作出正确的认识，其中，搞清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是首要前提。党成立后不久，在梳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基础上，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既是近代造成中华民族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又是阻碍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关键因素之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使中华民族丧失了独立主权，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是中华民族，首先要有个独立完整的民族国家。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决条件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社会性质的角度说，也就是要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些理论探索从哲学高度弄清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前提条件，明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能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之上。
至于如何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完成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基于对社会矛盾的精准判断，党明确了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之所以能够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作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抓住抓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首要条件问题，是因为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新式的、最为先进的政治力量，它拥有马克思主义先进的思想武器，代表中国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说：“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只有中国拥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新的政治力量，才能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才能真正弄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决条件问题，才能真正弄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的革命所包含的基本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人民也为反抗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进行过长期斗争，但是，在一些关键的基本问题上存在模糊认识和明显缺陷，譬如，革命首先要弄清革命对象[3]，而近代以来很多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在革命对象问题上的认识不准确，弄不清自己进行的革命究竟要向谁作斗争。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的口号，说明农民只将帝国主义作为革命对象，而未能看透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关系。国民党在辛亥革命后很长时间没有明确将帝国主义作为斗争目标，说明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目标这样的首要问题上也缺乏清醒认识。这些连革命目标都弄不明白的革命，其实际成效和历史结局是可想而知的，这也就决定了它们无法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中国共产党超越了近代以来中国诸多政治力量不能准确认识革命目标的缺陷，将根据中国国情探索出的革命理论与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相结合，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4]，认清楚压迫和剥削的来源，也就抓准了革命的对象。党明确将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为自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对象，打倒了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5]。基于对革命对象的准确认识，《宣言》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6]这实际上是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这样，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革命纲领中建构起有关革命对象、革命目标、行动方针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关系的逻辑认知，明确了只有打倒封建军阀和资本帝国主义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只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条件。
在党的二大奠定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思想的基础上，党还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强化了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政策。党从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实际情况的进一步分析中，特别是从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武力镇压的教训中敏锐地意识到，要打倒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只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基于这种认识，党的三大作出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决定。在标志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际需要的新解释：民族主义被赋予了“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以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含义；民权主义被赋予了自由民主权利为“一般平民所有”的含义；民生主义则有了“平均地权和节约资本”的含义。作为国共合作纲领的新三民主义从指导思想上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为革命对象，反帝反封建成为当时中国最大政治力量的基本目标。中国共产党用“国民革命”的概念标示打倒国内封建势力和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并将国民革命放在党的全部工作的中心。党的三大明确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7]。国共合作将反帝反封建作为基本纲领，调动起全国的革命力量，调动了革命群众运动的积极性，将革命影响推广到全国，塑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随着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反帝反封建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党的四大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又加深了对封建主义的认识，不仅将具象化的封建军阀政治作为革命对象，而且从形而上的层面将抽象的“封建的经济关系”纳入革命对象的范围。这是党对反封建认识的一次重要提升。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启发下，工会、农民协会等有组织的群众，不同程度地具有了反帝反封建的觉悟。通过反帝反封建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认识，已经从党内扩展到党外，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局面，为大革命时期推进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条件的历史进程打下了基础。
大革命时期，党对革命对象的认知进一步深化，特别是科学分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之间的关系，为在革命实践中准确地抓住革命对象作了更务实的理论思考。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旨在解决北洋军阀，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具有密切的关系，北洋军阀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因此，北伐战争兼有反帝反封建双重功能，为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社会条件作出了独特贡献。大革命时期，党还通过领导群众性斗争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关税自主是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重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推动下，1925年，爱国群众发动了争取关税自主权运动，通过游行示威揭露帝国主义通过关税控制中国的本质，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1927年，武汉群众占领了汉口英租界，国民革命军接管九江英租界，国民政府收回两个租界。这表明，在当时打击帝国主义具有广泛的国民共识，成为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给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沉重的打击；同时着力推动工人阶级的觉醒，使工人阶级逐渐从理性上认识到造成自己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源，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参与到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正是受到党领导的伟大革命的感召，大批工人加入到中国共产党中来。农民也在党的影响下实现了新的觉醒。党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党的四大肯定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者。1926年，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写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8]。毛泽东还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南方一些地区几乎全体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造成了农村大革命。农村大革命对封建生产关系造成极大冲击，打击了土豪劣绅和地主，对瓦解封建宗法制度、动摇封建宗法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的来说，大革命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给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大革命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正是在这场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成为人民共同的心声，使人们受到普遍的革命洗礼。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党组织也迅速发展起来，为中国革命的继续前进、为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社会条件打下了基础。
大革命的失败促使中国共产党更为深刻地思考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作为当时中国重要政治力量的国民党，无法解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无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国共合作破裂后，党为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此，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的这个特点，将革命活动的重心转移到反动势力控制薄弱的农村，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党逐渐排除了“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干扰，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
此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作了深入探索，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导。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后，对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赣边界基本是农业占主导的区域，湘赣边界土地的60%掌握在地主手里。党意识到，土地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是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同时，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农民为土地缴纳的租佃以及各种劳役，农民所遭受的种种宗法性的压迫，其总根源是封建的土地制度。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就成为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任务。1928年，作为党领导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按人口分配土地，贫苦农民分到土地。1929年，在江西兴国县制定了新的《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9]。这个重大的原则性修改，改善了《井冈山土地法》中因没收一切土地而侵犯中农利益的缺陷，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1930年，党又调整了《井冈山土地法》关于土地所有权归政府而不属于农民的问题，使得农民既有了所有权又有了“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的交易权，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斗争方案。土地革命时期，经由土地改革，革命根据地特别是赣南和闽西等重要革命根据地，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代表最广大的农民，从根本上改变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条件中至为重要的因素，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战略相持阶段在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建立了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10]形成对日军占领城镇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为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一方面，中国人民用自己的顽强奋战和巨大牺牲，迫使日本归还甲午战争以后从中国窃取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神圣领土，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从此，再也没有侵略者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肆虐。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经历抗日战争锤炼的中国人民，更加坚定了对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追求。[11]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翻了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历史的事实证明，体现着和平民主理念的政协协议并没有锁住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基本意图。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粉碎国民党的进攻，由最初的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到1947年冬，人民解放军构成外线和内线作战的新格局，形成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毛泽东对这个转折点的意义作了充分阐释，指出“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12]基于全国胜利转折点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实施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纲领，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基本摧毁了国民党赖以支持反动统治的武装力量，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指出“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13]。中国共产党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同国民党进行殊死斗争，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实现了全国解放。全国解放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阶段，是继抗日战争之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的、全面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使得全国人民得到解放，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战争的胜利完成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人民受奴役和剥削的历史，使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创造了新生产力中最关键的因素——新的人。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3]在毛泽东的观念中，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
[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
[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8页。
[8]《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页。
[10]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71页。
[11]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5—7页。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