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即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1]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是党领导人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新发展与实践新推进。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它以建立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联合体为最高目标，既包括未来国家形态、政党性质等内容，也包括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路线、人类社会的未来形态等。在《共产党宣言》的附录中，恩格斯明确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建设目标，“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们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损害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2]。20世纪上半叶开始，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围绕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做了有益而曲折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诞生，不仅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且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时代的发展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中国现代化应该走向何方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中国式现代化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需要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与资产阶级展开斗争并谋取胜利，即消灭私有制，进而通过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增加生产力的总量”[4]，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改革开放初期，在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邓小平强调要从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高度去探索社会主义的本质。由此，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突破性的崭新认识。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刻，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规律。“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6]。
中国式现代化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追求共同富裕。马克思把消灭剥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对自己本质的把握作为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并认为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7]。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提出了12条[8]具体措施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差别现象；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10条[9]具体措施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除阶级差别、消除城乡差别的一些具体措施虽然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他们关于社会公平理论的科学性，因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0]。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公平的思想是我们党提出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渊源。党在推进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进程中，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公平思想，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好，就是要解决其他社会形态解决不了的问题，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1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党领导人民，通过“三步走”战略，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从20世纪末达到总体小康社会的标准，到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等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了“卡夫丁峡谷”[12]，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一种新型的现代化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性难题。“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阶段就是人的现代化，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把希望寄托在资本主义制度上，反而严厉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其对人的压迫剥削是阻碍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13]是造成无产阶级各种苦难的根源。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并非世界各国，尤其是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落后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新的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这一新的模式就是社会主义，通过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也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现代化。十月革命的胜利，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科学论断。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思想基础上提出的。我国在1956年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之后，即开启了构建新型社会生产关系的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进入新时代，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论断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创造性回答，形成了关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宝贵经验和成功模式。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写了资本主导下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14]再如，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推进了民主政治的现代化发展。民主政治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评了西方民主政治中的议会制、普选权，指出其具有虚伪性、欺骗性，是形式民主而非实质民主。真正的民主，是把“国家的人民”变成“人民的国家”，以“人民”为目的和原则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质民主”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国家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高级社会制度”中新型生产关系的科学设想，是对新的社会形态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前瞻性考量。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深化实践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质民主”思想，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超越。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实质民主”激发了社会活力，提升了人民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增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总量”，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获得健康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已经把“未来社会”作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形态文明。他们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国与国之间为了资源利益的残酷战争以及资本逻辑下物质至上和价值缺失的人类价值危机等。“物质文明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5]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既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也对人类文明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毁坏。资本主义鼓励向世界各地扩张，野蛮掠夺资源，残酷剥削奴役当地居民，毁灭了当地的文明。人类文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科学社会主义告诉我们，要消除资本主义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危机，可能的路径就是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建立更高级的社会制度，重新调整人与自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构建一种符合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念，发展出新型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在重新界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推动构建符合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马克思主义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最高目标，认为未来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目标的科学设想，包含着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这一“共同体”思想，是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秉承“丛林法则”，坚持利益至上原则的批判，也是对未来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内含着对人类命运、人类未来的思考和安排。在具体的实践中，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建设、拓展“金砖+”合作、召开中非合作论坛、设置中非发展基金等。在共同体理念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细化、具体化，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环境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在全球人民关注的生命健康、医疗卫生、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等多个领域推动共同体建设，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平合理，为全人类的发展、幸福作出了中国的贡献。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不同文明共同发展的根本价值。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资本主义所谓普世价值的超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价值的虚伪本质，指出“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16]，即世界各种价值观念，没有本质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分，只是根据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历史进程而发展出来的价值取向、价值形态。在处理世界各种价值观差异时，应该坚持“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从此发生的社会结构，便是该时代政治和思想历史的基础”[17]的原则，尊重不同价值观念的差异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的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坚持开放、包容、多元、发展的价值判断标准，鼓励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以自己的价值传统、价值准则进行价值取舍、价值判断。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承认世界价值观多元化、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共同发展”这一与世界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环节，把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的普惠发展、共享发展理念，“直面贫富差距、发展鸿沟等重大现实问题，……让每一片土地都孕育希望”[18]。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价值纽带、价值桥梁，成为不同文明共同发展的根本价值遵循。可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内核的实践和深化。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2]〔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6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6]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
[7]〔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29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1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5页。
[12]卡夫丁峡谷：（Caudine Forks）原指古罗马时期意大利中部一座小城卡夫丁城外的隘口。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yoke）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军队。后来，人们就用“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也可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19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晚年在考察俄国农村公社后，提出了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指出一些发展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从而避免重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漫长而痛苦的原始积累老路，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开辟一条光明的社会发展新路。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1页。
[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4页。
[17]〔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
[18]《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