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言

一、芝加哥学派的产生

近几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蓬勃发展，城市研究、城市科学在国内理所当然地兴盛起来，20世纪上半叶蜚声四海的芝加哥学派又经常在城市科学讨论会上被重新提起。这个学派兴盛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它开创了城市社会研究之先河，在城市科学的学科发展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其后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芝加哥学派是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为代表的几代学者及其城市社会研究学术思想的统称，它还包括对城市社会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的非芝大学者，如英国的查尔斯·布什（Charles Booth）等人。芝加哥大学创建于1891年，这是一所由私人资助的、非宗派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构。当时的主要资助人是约翰·D.洛克菲勒，第一任校长（1891—1906）是威廉·瑞尼·哈波。这位校长所做的大量开创性工作为该校奠定了注重联系社会实际的传统思想及研究精神。1893年，由A.W.斯莫尔（Albion Woodbury Small）在该大学创建了美国第一个（在很长时间中也是最好的）社会学系，后来就发展成为美国中部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芝加哥学派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诞生在美国，并非偶然。进入20世纪后，整个欧洲和美国都已实现了工业化，1920年城市人口的比重（不包括苏联）已占到32%，并从此开始了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到1970年，美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已达73.1%，城市发展的新局面和大量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并做了大量的调查和实录。所以，欧美社会的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高潮，就是芝加哥学派诞生的历史背景；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欧各国的城市研究的发展则又为芝加哥学派准备了人才和学术基础。

二、芝加哥学派开创了人类生态学

如何理解和规划城市各部分的平面布局，就是城市社会学的重要贡献之一。研究人与空间利用关系的城市社会学家就是人类生态学家，而人类生态学研究则是由芝加哥学派，尤其是由R.E.帕克和E.W.伯吉斯所开创的。人类生态学这门科学，顾名思义，所研究的是人和社会机构的地理分布的形成过程及其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和规律，是研究人群的空间分布的各种社会原因和非社会原因。按照帕克·伯吉斯及其学生们的理解，人类生态学只是生物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但因它的研究对象是人，因而就有其特殊的内容。人不同于动植物之处，在于他能创造自身的文化，有自己的意识、能动性和实践活动，所以，他的竞争范围不仅包括各种生物关系的领域，还包括文化条件以及人类自觉活动的领域。这种特点决定了这门科学必定比生物生态学要复杂得多。根据早期的芝加哥学派生态学家的观点，人和其他生物一样，也生存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之中，他们给这个生活环境定名为社区（Community）。社区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指一个人类群体多少固定在一个地点，而这个群体向又形成一种共生关系（Symbiosis）。而所谓共生关系，是指群体关系中个体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任何个体都不可能脱离其他个体而存在。人们为了获取有限的生活资料，结成了一种既互助又互争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社区内外都广泛存在着。个人之间的这种相互竞争的关系，在生态学家们看来，对于社区的存在和发展是有利的，因为正是通过竞争，社区才能调解自身成员的数量和质量，以同相互竞争的集团保持均势。换句话说，古典生态学家是把社区看作相互竞争而又相互联系的各部分构成的一个系统，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求平衡的自然趋向。由于社区都处于一种经常性的运动状态，环境也随时间而不断变化，这些变化会使社区逐渐处于一种非平衡状态，研究这些不断变化的条件以及当旧的平衡被破坏之后，它们如何在新的基础上构成新平衡的社会过程，这就是人类生态学家的任务。帕克和伯吉斯及其学生们，就是以这种观点来看待城市的，他们把城市看作为一种人类生态秩序。换言之，他们认为城市的本质特征就是社区原有的潜在属性，而这个属性又发端于人类的生物学本性。

三、社会调查与文献调查

对大城市的复杂社会构成进行调查分析，是芝加哥学派的又一贡献，这项工作是以查尔斯·布什为代表和先驱的，尽管他并不是芝大社会学系的学者。查尔斯·布什（1840—1916）是英国的社会改革家、社会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富有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企业首领。他身上以多种方式集中了19世纪末期英国社会的各种主题和冲突；这时的英国，随城市工业文明的成熟而来的各种问题变得十分尖锐了。尤其到了19世纪80年代，这个城市工业社会中的尖锐矛盾——大生产所造成的贫困——已经不能置之不理了。布什从调查英国人口的职业特征入手，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继而又研究了伦敦某萧条地区居民的生活状况。从1886年开始，他自费组织了一项庞大的社会调查并最后写出了一部十七卷的巨著《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他的目的是要反映“伦敦社会的全貌”——既有广泛的定量分析，又有深入的定性分析。

该著作分为三大部分：贫困、工业及宗教影响。其中“贫困”这部分包括四卷，布什把伦敦的400万居民按其收入状况划分为八个社会等级，以家庭为调查单位。他得出结论，伦敦人口30%以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结论震动了全社会。“工业”这个部分包括五卷，它按两种新标准把伦敦人口分为两类：下层贫民按每个房间居住人数统计；上流社会按雇佣仆役的数目进行统计；资料来源是1891年的人口普查材料。调查工作以街道（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因而反映出伦敦城市经济组织状态的全貌。“宗教影响”这一部分显得有些文不对题了，因为全部七卷记述中有一多半记述了劳动阶级及贫民的生活状况。作者本人也曾多次以观察者的身份居住在下层阶级居民家中，进行实地考察。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社会后果的记录及结论》，作者在这里着重分析了贫困、拥挤同出生率、死亡率的关系。他为了便于比较起见，把人口普查所用的30个登记地区改划成50个不同职业地区。(https://www.daowen.com)

尽管作者的本意是要“客观地记录事实”，但由于调查工作费时较久，因而不可避免地讨论了情况的变化。作者在最后的结论部分中，常常放弃单纯的记述形式而展开一些推论和因果分析。虽然他缺乏专业训练，但他对城市社会结构及空间结构的精彩论述在一代人之后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布什的这一开创性研究极大地激发了英美两国的社会调查运动。

与社会调查同样著名的是，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对其以往城市研究有关文献的调查。路易斯·沃斯关于《城市社区研究的书目提要》一文可视为一个代表。本文调查了503种书刊资料，分十几个科目总结了前人对城市的一些精辟论述，它不仅列举了书名、作者、出版情况，而且整理了一些重要论点。此文的确是城市研究中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四、重温芝加哥学派的重要论点

在20世纪20年代，连芝加哥学派的这些大师们对于“城市”这个概念究竟作何解释也不甚了然；并且，他们对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同研究对象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也仍在认识之中。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论点，至今仍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例如，他们认为城市决不是一种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也不只是住宅区的组合；相反，城市本身包含了人性的真正特征，它是人类的一种通泛表现形式。帕克则更直截了当地说，城市是人性的产物。这样一些论点对于我们来说并非没有参考价值的。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本质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就应当千方百计去体现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否则必定要给人民生活造成诸多不便，甚至会影响社会的进步。再例如，帕克认为大城市从来就是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相互混合、相互作用的大熔炉……新的种族、新的文化、新的社会形态就是从这些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城市社会新陈代谢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它对我们当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些什么指导意义？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应当深入研究的。再如，“城市环境的最终产物表现为它所培养出的各种新型的人格”。这从环境与心理的辩证关系来看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是否把环境建设提高到这种地位来对待了呢？再如，“城市生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内部极其发达的沟通手段”。这又为城市质量提出了一个客观标准。总之，这些论点的一个核心就是，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它是生态、经济和文化三种基本过程的综合产物，是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这样一种思想是应当大加宣传和普及的。

芝加哥学派的一些基本观点已被一些相关学科吸收和发挥。在1981年出版的《城市设计原理》（A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一书中，作者凯汶·林奇（Kevrn Lynch）很明确地提出：“城市设计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空间安排上保证城市各种活动的交织。”这样一个观点确实可以看作是芝加哥学派思想的历史回声。

如果说上述这些论点就是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理论的一个贡献，那么这个学派的欠缺之处也恰恰在于它对这些论点的阐释是不充分的，有些地方他们甚至颠倒了社会关系与空间分布的对立统一关系。这是一个学科在其初创时期必然会有的幼稚之处，是不足为怪的，读者会作出公正的评议与分析的。

本文集的几位作者都在城市社会理论的发展上起过重要作用，有关他们的评介附在之后，供阅读时参考。文中德、法、意等文种书目，系由吴三英、潘小宜等同志协助译出，特此致谢。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学研究所

宋俊岭

1986年8月于北京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