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的变革和解体
家庭和邻里这种组织是以习惯和传统为基础而存在的，并且是以萨姆纳（Sumner）称之为风俗等等而固定下来的。在这个阶段，社会纯粹是个自然的产物。社会是人们自然的和本能反应的产物，而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亲密地生活在一起的，人情的和面对面的关系。在这种条件下，约束个人和加强社会法典的自觉努力，仅仅是靠人的自觉和常识来指导的。
在较大的社会单位，在社区里，社交的关系更为正式而更不亲近，情况就不同了。那些正式的组织，诸如教堂、学校和法庭不是在家庭或邻里的范围内存在的，而只能在社区范围内存在，并且各司其职。正是这些机构的出现，并通过它们的调节，社区才能补充，乃致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家庭和邻里，而成为对个人的约束和控制的手段。然而，无论孤儿院还是别的机构都远不能够成为代替家庭的适当机构。这些机构设有毕业生联欢会，就是这个论点的证据。它们不创造回忆或传统，并使它们的毕业生愿意珍视和保持这些回忆和传统。
在社区里，有各种组织，以及比传统做法更为合理的控制计划，然而，恰恰正是在这个社区里而不是在别处有未成年犯罪。在某种意义上，未成年犯罪事实上是社区组织不能履行其职能的标志。
历史上美国生活的背景是农村社区。直至一些年以前，典型的美国人曾经是或者现在仍旧是中西部村庄的居民。这种村庄，也许就像辛克莱·刘易士（Sinclair Lewis）在《大街》一书中，所描述的那种样子。今天最富有美国人特性的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诚然，个人主义一向是气质性的，但在那种情况下，气质肯定被边远地区的生活条件大大地强化了。
但是随着大城市的日益增多，机器工业带来的广泛分工，以及随着交通运输手段的多样化而来的运动和变革，以家庭、邻里、本地社区为代表的旧式的社会控制被破坏了，它们的影响大大地削弱了。
这个早期控制社会的文化制度，其权威和影响的削弱以致被破坏的过程，汤玛斯称之为个性化过程。他是从个人的角度去观察的。但如果从社会和社区的观点去观察的话，那么这就是社会的解体。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个性化和社会解体的时代里。一切事物都处于动荡的状态之中——一切事物似乎都在进行变革。社会显然只不过是由一些像星座似的社会原子所组成的结构。习惯只能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才能形成，即使这种稳定性，只不过主要表现为事物在变革中的相对经常的形式而已。因为事实上，既然宇宙中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所谓相对稳定性就只能是这样。任何形式的改变，只要是对社会生活常规的任何可以衡量出来的改变，都会导致习惯的破坏；而任何对习惯的破坏，都会导致组织本身的破坏，因为习惯是社会组织赖以生存的基础。每次影响社会生活和社会常规的新发明，都会在同等范围内产生瓦解性的影响。每一项新发现、新发明、新思潮都会引起动荡，甚至某种新闻也常常会变得危险，以致政府认为禁止这种新闻的发布是明智的。
对现代文明的最致命的和最富有败坏性的独一无二的工具很可能要数汽车了。在大城市中进行活动的汽车强盗比50年前罗曼蒂克时期的强盗，要厉害得多，危险得多。汽车与罪恶的联系是臭名昭著的。“汽车与诱惑的联系，比在城市里发生的其他所有事情都要多。”[4]
报纸和电影虽然不像汽车那样败坏道德，但也差不多。如果我想要把所有能使现代社会解体的社会力量消除掉，我大概不得不把那些对日常沉闷生活起到新的、冲击性变化的新事物都进行分类排队。很显然，任何使得生活有兴趣的事物对现存秩序都是危险的。
人口从国内的某一区域迁移到另一个区域——例如当前黑人向北方移居——也会引起动荡。从移居者自己的观点来看，这种移居可以具有解放的性质，使他们获得接触新的经济和文化的机会，但是，对于他们所离开的和正在移入的社区，这种运动丝毫不差地都同样是一种扰乱。同时，这种迁移败坏了移居者的本身，尤其对年轻一代更是如此。
在今天的北方城市里，黑人社区中之所以有大量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犯罪活动，虽然不是完全但也是部分地是由于移居者不能一下子适应新的、相对来说是陌生的环境。对从欧洲来的移民，或者对于在大城市中，现在能够大量进入较新的行业和更自由生活的年轻一代的女子来说，同样是这种情况。
“进步是一桩可怕的事情”，我曾经听到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这样说过。它之所以可怕，就在于它打破了现存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常规，并且就此毁掉了文化和经济的价值，诸如勤俭的习惯、熟练的技巧，以及个人的希望、抱负和作为社会秩序内容的生活计划。
在我们的大城市中，正如那些对它们作过调查研究的人所知道的那样，充满了渣滓，其中大多是人类的渣滓，那些男男女女由于某种原因，是在工业进步的行列中被淘汰下来，并且被工业组织所废弃的，而原先他（她）们是这些组织的一部分。
纳尔斯·安德生（Nels Anderson）对他称之为“流浪者”的人们，进行了调查研究。那是芝加哥城里商业区外的一个区域，里面几乎全住着无家可归的人。这是对人类渣滓的调查研究。事实上，贫民区总是在大城市商业区边缘上出现。这些腐化的、贫困的、罪恶的和犯罪的区域是社会渣滓的区域。
由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本协会研究的问题和兴趣，我想补充一下：近来对芝加哥男孩子团伙的研究表明，除了在我们称之为贫民窟的这些腐化的区域里，城市里再也找不出男孩子可以有这么多冒险的游玩场地，有这么多男孩子称之为“真正的体育”的场所。
为了解决这些由于现代生活迅速变化带来的问题，新的组织和机构就很快地发展起来了。旧的社会机构、教堂、学校和法庭，对新的生活条件下产生的问题，已经不再那么有办法了。学校、教堂和法庭是在旧的传统影响下，确定其目标和方法的。新的机构都是为了满足新的生活条件的需要。这些新的机构有未成年人法庭，未成年人保护协会、家长教师协会、童子军、基督教青年会、各式各样的孩子俱乐部，我想还有游乐场和游乐场协会。这些新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接管了既不是家庭、邻里也不是旧的公共机构所能胜任的工作。
这些新机构，多半不像旧的机构那样，受到旧传统的影响，它们完全是一种试验性的，并且正在力图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研究新的技术，这些技术的基础不是情感和传统，而是科学。
根据这些新机构所作的广泛的实验，一门新的社会科学正在问世。在这些社会机构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促进下，社会学已不仅仅是一门哲学，而是一门越来越具有更多的经验性质的科学，即或它还不是一门十分精确的科学。
至于这门学科的现状，以及我们用来控制人的行为与社会生活的方法，我只能重复本文一开始的那句话：“对于如何共同生存，我们现在还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