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态学与动、植物生态学的关系

生态学被定义为，“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植物和动物在自然界的存在状态及其相互依存关系，以及每个物种同其特定环境的联系”。[1]这个定义还不能充分包括人类生态理论领域中必然包含的全部因素。人类生态学现在还没有一条定义，既然如此，我们暂且把它规定为，是研究人类在其环境的选择力、分配力和调节力的影响作用下所形成的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联系的科学。[2]人类生态学尤其注重研究区位（Position）[3]包括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概念上，对于人类组结方式和人类行为活动的影响。“社会是由许多在空间上彼此分隔、在分布上却有统一的地区联系、而且能以独立移动的个人所组成的。”[4]人类自身形成这种空间上的联系形式是竞争和选择的结果，并且，随着新因素的参与影响竞争关系或促进人口流动，这种空间联系形式还在不断地变化之中。人类的组结形式以及人性本身也在因不断适应人类的空间联系形式而发生着变化。随着这些空间形式的变化，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也会改变，因而产生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关于竞争和选择，许多学者已就其生物学的、经济学的和社会的特征撰写了大量著述。但对这些过程在分配上和空间上的特点，人们还不太注意研究。植物生态学者很懂得争取空间、争取营养、争取光照对于植物体的结构形式至关重要；然而，社会学家却未能认识到，这些竞争和适应的过程对人类同样也在起作用，它们限定着人类社区生态组织的规模。

植物与动物机体两者间的本质差别在于，动物有移动能力，这种能力使之能够在更宽广的环境范围中获取营养物质；而作为动物的人类，除具有空间移动能力外，还能改造环境，使之适合于自己的需要。总之，人类社区与植物群落的两个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能够移动，并且效果是积极的，就是说，人类社区能够选择生存环境（habitat），并且还能够控制和改变这个生存环境的实际状态。乍听起来，这似乎是说人类生态学同植物生态学不可能有共同之处，因为在植物生态的领域内，联系和调节都是源于自然感应，是无法改变的；但若仔细观察、研究一下就会清楚看到，人类社区实则并非像许多英雄崇拜者所料想的那样纯然是人工构思出来的东西。[5](https://www.daowen.com)

人类社区发端于人类本性的一些特征和人类自身的基本需求。人类是群生群居的动物：他无法单独生存，相对来看，人是弱小的，他不仅需要一定环境保护他供他居住，还需要有同类伙伴的协同合作。布隆亨斯（Brunhes）说，人类社区的形成有三大要素：房屋、道路和水源。[6]食料较之于居住条件和水容易运输；因此居住地和水源早在人类的游牧生活时代，就是形成人类联系中地点和空间固定性的两个首要因素。[7]这种特点在当今我们盛行驾车旅游的生活方式中也清楚地体现出来：水源和居住条件是旅行者确定宿营地点的决定性因素。

人类社区的规模和稳定程度，同其食料来源以及其相关地区内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与分配的生态学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在人类的渔猎时代，那时的社区规模很小，每个社区历时也不很长；农业成为主要生存方式以后，社区依然很小，但具有了较为经久的性质。及至通商和贸易兴起后，才在交通要道的一些地点出现了较大的社区，例如在河口、河流交汇处、瀑布、浅滩之河流分流处等地出现人口的聚集。随着新的交通方式的出现，又出现了新的人口聚集点，原有的聚居点有的进一步发展了，有的则消亡了。后来，随着社区内出现了商品生产，又出现了另一些类型的聚居点，这类聚居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能源和原料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