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组织与道德秩序
古代的城市基本上是一个堡垒，是在战时供人们避居的地方。现代城市则不然，它主要是贸易的场所，因为有集市存在，集市周围才形成了城市。我们说，有两件事情对于发挥人类的潜在能力最有贡献，一件是工业竞争，另一件就是劳动分工，而这两件事情惟有在有集市存在，有货币存在，有发展商业贸易的其他条件存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德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Stadt Luft macht frei）这句话无疑是指德国自由城市受到皇权保护的时代，那时的法律规定，如果逃亡的农奴能在城市环境中生活一年零一天，他就可以成为自由民。法律本身自然无法使工匠获得自由，而在城市的自由市场上，他可以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这才是使他获得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且，自从货币经济应用于师傅与帮工的关系中以后，农奴才最后完全获得解放。
职业阶级与职业类型——那句把城市描绘成为自由人的自然环境的古老的谚语，至今依然有效——只要个人从城市生活的不自觉的广泛合作中还能找到机会，从城市生活的多种利益和任务中还能找到机会去从事自己的职业，发挥自己的特殊才智，这句古老的谚语就仍然有效。城市为个人的特殊才干提供了市场。人与人的竞争促使每一项特别任务都会选择最适宜的人去从事它。
其实在不同的人之间，天分差别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悬殊；一些特殊天才，在其完全成熟的时候，之所以远远超出其他行业的人，这并非劳动分工的原因，而恰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某些完全不同的人物之间的差异，例如一位哲学家与一名普通的搬运工之间的差异，似乎并不是由于他们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倒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养使然。当他们最初来到世界上，最初的七八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父母或者共同游戏的伙伴都看不出他们有多大的差异。但从这个年龄起，或稍后不久，他们开始接受不同的训练，差异产生了，随后被注意到了，并逐渐扩大，直至最后，那位哲学家的虚荣心使他不愿承认自己与那位搬运夫有任何相同之处。但是，若没有贸易交换的形式，每一个人的生活必需品都必须由他自己去谋取，所有的人都将履行同样的职责，从事同样的工作，那也就谈不上什么职业的不同，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人与人的才干会发生多么了不起的差异……
劳动分工产生于交换贸易的能力，因而分工的程度则当然永远会受这种贸易能力的制约，或者换句话说，受集市水平的制约……有些工业生产部门，即使是最低水平的，也只有在大城市的环境中才能进行。[8]
在个人竞争的条件下，成就取决于专心致志地从事同一种工作。这种专注精神又会产生合理的工作方法、技术发明以及高超的技艺。高超的技艺一方面有个人的天赋作基础，同时也需相当的成长准备过程，随着技艺又出现了各种行业的流派，最后有了管理各种职业的职能机构。凡此种种，直接的或间接的，都在产生着、加强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有利于商业和工业生产的任何一项新发明，都在进一步扩大着劳动分工，因而也就在不断地丰富着人可以选择的职业的内容。
这一过程的直接产物，便是社会原有的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崩溃，或转化，即原来基于家族纽带、地方情感的社会组织，以及基于文化、种姓团体、社会阶层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日益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基于职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新型组织。
在城市环境中，每一种谋生手段，甚至包括乞丐的行乞，都带有职业的性质，秩序的性质，这是确保这种谋生手段取得成功所必须的性质；当然为确保成功还需其他的联系来加强这种趋向：不仅要使自身的职业专业化，还要合理化，还要完善一套具体的技术去自觉地从事这种职业。
职业和劳动分工的效果，首先并不是造成一大堆社会团体，而是各色各样的职业类别：演员、管子工、伐木工，等等。组织形式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例如同行业的人组织工会、劳联等。这样的组织形式就不同于邻里的组织联系形式，邻里是以邻居为基础的，以个人联系，以及人类的普遍联系为基础的。这些不同的行业、职业之间又会形成阶级，形成技术工人阶级、商业阶级，和从事各种专门职业的阶级。但在现代的民主国家中这样的阶级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形式。“社会主义”本来是想以“阶级觉悟”为基础来建立起一个社会组织的，却迄今从未成功过，也许除了在俄国，其他地方大多只建立了一个政党。
劳动分工作为一种秩序，即作为形成各种职业人物的手段，最好还是从它所产生的各种职业类别中去考察；其中一些典型类别就很有研究价值，如女店员、警察、摊贩、马车夫、守夜人、巡捕、杂技演员、江湖医生、酒店老板、狱吏、工贼、怠工者、教师、记者、股票经纪人、典当商，等等，都是城市生活的典型产物。其中每一种职业又以其特有的经验、眼光和尺度扩大着同类者的团体，为城市的总体社会环境不断增强着城市特色。
各种职业所要求的才智各在多大程度上与人的天分有关？
从业人员的才智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其职业性质和职业条件的制约？
人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普通常识和明智决断？又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技术水平？
各种不同职业中，是本地技艺容易成功，还是特别训练容易成功？
各种不同职业中，各享有哪些美誉，又各受到哪些偏见？为什么？
选择职业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气质、经济条件还是感情爱好的考虑？
哪些职业容易使男人获得成功？哪些职业容易使女人获得成功？为什么？
职业在人际交往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个人联系渐居次要地位，相处态度以及道义倾向皆以对方的职业为转移，这种趋向已发展到何种程度？同种职业，但代表着不同文化观念或民族团体的人，他们的思想观点是否仍然一致？
社会信条、政治信仰，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是由职业倾向决定的，还是由感情爱好决定的？程度如何？
不同的职业团体中，新的社会信条、社会理想取代旧式的宗教信仰的情况如何？原因何在？
社会阶级是否常常带有文化团体的特点？换句话说，阶级是否具有排他性？或具有一个民族，或一个种姓团体的独立性？还是说，一个阶级永远是同与之相对立的那个阶级互为依存的？
儿童在多大程度上继承父母的职业？原因是什么？
个人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的程度如何？这种事实对于阶级关系的性质有什么影响？
新闻和社会团体的流动性——个人的成功取决于专心致志从事于同一种工作，在此情况下，劳动分工的效果在于它增进各种职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于是，个人也就需要越来越依赖于他所隶属的社区，社会组织形式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个人竞争的条件下，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不断增强其相互依赖的关系，最终结果便是在整个产业组织之中产生了某种稳固的社会组织，这种稳固性不是建立在感情与习俗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利益的一致性上。
感情这个词，就本文所使用的含义来说，是就其比较具体的意义，而利益这个词，本文则使用的是其较为抽象的意义。例如，我们可以对某个人，或某个地方，或某件随便什么事物怀有感情，它可以是好感，也可以是恶感。但是，凡说有感情，不论对任何事物，它都表明我们不大可能完全理智地去行动。它意味着，我们感情的对象正以某种特有的方式迎合着我们的某些固有情愫，这种情愫有时很像母亲之对其婴儿，完全出自本能的；有时甚至会表现为这位母亲对于她的婴儿睡过的摇篮的那种感情，完全是不自觉的。
情感态度的存在恰恰说明，受感情支配的个人，其行为的动机是不自觉的，这种动机他没有全部把握的能力。任何一种感情都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或来自于个人经验，或来自于种族经验，但是，凭这种感情行事的人，对于这种经验的历史则可能全然不知。
人们的利益常常并不集中于一些具体的目标，而是集中于这些特定的目标在不同的时间所包含的目的。因此，利益也就意味着手段，还意味着人们意识到目的和手段并不是同种东西。我们的感情常同我们的偏见有关，而任何事物都可能引发偏见——人、种族，以及其他有亲密感情的东西。偏见也同一些戒律有关，因而保持着“社会距离”，并维护了现存的社会组织。情感和偏见，二者都是保守主义的基本表现形式。我们的利益则是合乎理性的、易变的，也是发展变化的动因。
在人们的价值观走向理性化，情感被实际利益所取代的发展过程中，货币这种新的发明创造起了极大的作用。为什么货币（而不是别的东西）最后成了交换的价值手段呢？这就是因为我们对待货币没有个人的、感情的倾向；不像我们对待自己的家舍那样，有浓重的个人情感意识。为了达到某个目的，你可能很想弄到一笔钱。但如果这项目的用其他办法也能达到，你同样也会很满意的。只有守财奴才会对货币产生感情，在这种情况中，他还会更喜欢这一种钱（比如黄金），而不喜欢那一种，而不管其实际价值如何。在这种特例中，黄金的价值就由个人的情感决定，而不是由理性决定的。
由个人竞争关系，或由集团竞争关系结合而成的组织是处于一种非稳定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只能用经常调解的办法来维持上述这类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生活的这个特点，最典型地表现在商业界，而商业界正是政治经济学调查研究的一个特殊对象。
工业组织，在由货币决定的非人情关系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延伸，与此同时，人口流动也越来越多。劳动者，各行业的工匠艺人，在城市生活所造成的条件的驱使下，从一个地区流落到另一个地区，到处去寻求自身适宜的就业机会。移民的浪潮在欧洲和美洲之间穿流往返，这种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人口流动的一个尺度。[9]
另一方面，商人、制造商、自由职业者、各行业的专门人才，随着交通和通讯越来越方便，纷纷走到更广泛的地域去寻找主顾。这可以看作人口流动的又一个尺度。但是，人口流动的程度，不论是从一个人还是从一群人的流动来看，都不能仅仅从地点的变化来看，而更应当由引起这个人或这群人流动的诱因的数量和种类来衡量。人口流动不仅要依靠交通，尤其要依靠一些信息。教育和阅读能力，货币经济的发展延伸所造成的空前繁多的实际生活利益，这些发展成果都成了人口空前广泛流动的原因。
“流动”这个概念，就像其对偶概念“孤立”一样，包括了很广阔的范围内的一些现象。它可能同时代表一种特性，又代表一种状态。一方面，孤立静止可能纯粹是由于信息方面的障碍，或是由于教育事业落后而造成的特殊情形；另一方面人口流动则可能是由于通讯条件好，或者高等教育造成的良好教养。
现在大家都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寻常所谓的对个人、对种族、对社区缺乏了解，这其实往往是由于人们孤立、分割，不相往来的结果。反过来说，人口的流动无疑是促进了解的重要因素。
所谓原始人类不善于运用抽象概念，这同他们不流动有密切关系。一个普通农民所具备的知识，从其所从事的职业特性来看，是很具体的，而且只属于他个人。他自己照看的畜群，他熟悉每一头牲畜。他经年累月地耕种着自己的土地，并且同这块土地结下不解之缘，若让他转移到另一块他所不熟悉的土地上去，那在他看来这是莫大的损失。对于这样一个农民来说，邻近的河谷地带，甚至连本村庄另一端的土地，在一定意义上说，都算是背井离乡。这位农民的农业劳动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自己这小块土地的熟悉和精心。显然，在这种条件下，这位农民的实际知识很难经过科学的整理形成抽象形式。他以具体的概念进行思维，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其他的方式。(https://www.daowen.com)
另一方面，犹太人聪明的特点以及举世公认的犹太人对抽象思维和急进思想的兴趣，则无疑又同下述事实有关，即犹太人首先是个城市民族。“游荡的犹太人”获得了抽象概念，他们用这些抽象概念来表述他们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景物。犹太人认识世界是从分析和整理客观事物开始的。换言之，他们找到了客观事物的共性和差异。再加上犹太人熟悉市场，善于经营，一心一意地从事买卖活动，他从中学会了如何运用最有趣的抽象形式——货币，犹太人既没有机会又没有爱好去同某些人、某些地点形成密切的联系——像那些不流动的人口那样。[10]
人口在城市里集中、市场不断扩大、劳动分工、个人和集团分别致力于各种特殊事业，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改变着物质生活条件，与此同时，社会也越来越需要重新调整以适应新的条件。在这种形势下，一批特殊的组织建立起来了，其建立的意义就在于实现上述调整。使现代城市能够产生的市场，就是这类特殊的组织形式之一。而更有趣的现象是贸易交换，尤其是股票交易和贸易委员会的建立。价格正是在贸易委员会里不断进行调节，以适应全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或确切地说，适应有关变化情况的报告。
这些报告，只要它们最终能导致调整，便具有了我们称之为新闻的品格。有紧急情况存在，原来只可能是消息的事情才会变成新闻。每逢某项事业凶吉未卜，或者简而言之，每逢危机之前，那里一切足以影响事情最后结果的消息就会变成如记者所称的“活材料”（live matter），活材料即新闻，死材料（dead matter）只不过是消息。
人口流动同启发、模仿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在一个社区，或在个人身上，感应性及流动性增加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
社区中是否也存在着类似个人能见到的那种歇斯底里的病态现象？如果存在，是如何产生的？又应当如何控制？
社会时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人口流动？
时尚与习俗流传的方式有何区别？
什么是社会骚动？它在什么条件下表现出来？
发展中的社区和静止不变的社区对于外来新影响各表现出什么特点？
吉卜赛人、流浪者、游牧民的心理特点同他们的游荡习俗有什么联系？
股票交易与暴民——我们从贸易交换活动中可以看出，价格是随世界各处经济情况的新闻而波动的，而这种贸易交换活动是很典型的。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中，只要是这种调解机构不完备、不健全的地方，同样也在发生着这样的调解作用。例如，专业极低和商业极低，它能使有关的职业界、商业界经常获得必要的新方法、新经验、新发明，从而帮助这些行业和职业的成员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这就表明，报纸促进着社会进行调解，以适应新的条件。
但是，有一种区别则必须讲清楚：贸易交换中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而且就个人而言，情况变化也很迅速、剧烈。竞争的个人在市场上进行买卖交换活动，同贸易交换关系中的力的结构体系相比来看，人群和暴民这样激荡的社会组织也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
人群运动，例如市场波动的决定性因素，是人们的心理，这大约是普通常识了。这表明，在组成人群大众的每个人之间，或者说在构成公众的人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是由于其他地方的所谓危机引起的。人群公众是要参与市场上的运动的。市场的状况，同人群本身一样，永远处于危机状态，也就是说，其紧张程度足以使任何微小的原因引起严重的后果。现在常用的一句委婉语“吃紧的时刻”，所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任何社会形势下都可能出现一些吃紧的时刻，但在高度运动中的社会里尤其容易出现这种时刻。在教育比较发达、普及，铁路电报、出版印刷比较发达的地方出现得更多些。在城市中比在较小的社区中出现得更多些。而在公众当中，每时每刻则都可以称为“吃紧的时刻”。
危机可以说是贸易交换的正常状态。所谓金融危机不过是这种危机状态向更大社区的延展。金融危机造成的金融恐慌也是这种危机状态的一种深化。
研究危机可以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即承认危机是由于心理原因引起的。换言之，只要危机是由于产生危机的社区本身运动的结果，那么危机就是可以控制的。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公众。而且有事实证明：危机是可以操纵的，而且在金融股票市场上更有无数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而公众就不那么容易操纵了，操纵公众的例证是较难找到的。劳动组织已经学会了一些巧妙的办法来煽动和控制工人罢工。救世军[11]也编出了整体的策略著作，大多是研究如何控制街头公众的。专职的复兴运动家们，如毕利·桑迪（Billy Sunday）之流，也很有些办法操纵他们的复兴组织的信仰复兴运动。
近些年来，在集合心理的题目下，人们描写了许多有关公众及其社会生活的同类现象。而已经发表的一些意见，大多基于一般的观察。研究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目前还没有系统的方法。一些实际工作者，如政治家、工贼、股票投机商，以及其他人已经想出一些控制和操纵公众的实际办法，从这些办法中，我们就有可能对集体行为（用这一概念，以区别于高度组织起来的团体）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在城市中，尤其是大城市中，人类联系较之在其他任何环境中都更不重人情，而重理性，人际关系趋向以利益和金钱为转移。因此，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其真正意义上来说，恰是为我们研究集体行为提供了一个实验场。在大都市环境中，罢工和革命运动只是局部性的现象。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总是处在一种非稳定的平衡状态中。后果呢，则是我们城市中的大量临时工和流动人口都处于经常性的骚动之中，随时会随着一些新的思潮、危险警号不断动荡，结果使得社区也处在一种牵延性危机之中。
上述情况首先表明，详尽深入地研究集体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下列问题大约可以为研究城市生活的学生提供一些研究线索。
什么是危机心理？危机（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酝酿过程中的各种事件的周期表现是什么？
议会制度，包括选举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看作应付危机、缓冲革命的办法？
有些社会过程和社会条件可以造成金融恐慌、不动产生意勃兴、人口中的群众运动，试问这些条件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以引起市民暴动、罢工和激进的社会运动？
当前这种非稳定平衡和社会酝酿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股票交易中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发展的程度和速度所致？
股票市场和经济变化的新闻和消息传播的后果是什么？
股票交易的规模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如何？是使之动荡还是稳定？
报纸上的报道，如果反映真实情况，是促进社会变化，还是使已在发展中的运动趋于平息？
在得不到真实消息的地方，宣传和谣言会产生什么后果？
正常的调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控制股票市场的浮动？
调节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控制社会的变化、罢工和革命运动？
对于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的科学预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效地控制价值趋向和事件的发展趋势？
股票交易中所反映出来的价格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与报纸中所反映出来的公众舆论互相参照研究？
城市对于事变的反应极其灵敏、迅速，那么，城市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比拟为社会庞大机体的各个神经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