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最近芝加哥本地区的研究似乎显示出，社区中有能力者的数量往往并不是衡量社区本身效能——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概念来表达这种联系的话——的尺度。社区中的高智商似乎并不总能确保社区的效能。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那些有能力者大多深深地局限于他们已经选择从事的人类经验的某些狭小的领域，而对于他们恰好居住的那个地理区域里的利益却漠不关心。

显然，从任何意义上都可以说，是那些无能的人们仍对地方社区保持着兴趣，并活跃在我们各大城市的地方社区中。妇女们，特别是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妇女，以及从地域上被隔绝、禁闭在异地语言的无形壁垒之中的移民们，才注定要保持着他们对邻里生活的某种兴趣。大城市中孩子们的生活系结在一块地段上，他们是真正的邻友，孩子们的“帮伙”就是邻里性组织。政治家们是职业上的邻里。像常常发生的那样，当孩子们的帮伙成长为地方政治力量时，地方上的政治首领便对他们承当起保护人的角色，而孩子们对首领充当着被保护人的角色。

另一方面，有能力者——即指那些职业人——大部分时间在社区外面，无论是实际上还是思想上。他们生活在城里——在他们的办公室和俱乐部中。他们回家只是为了睡觉。对于职业阶级来说，我们的大多数郊区住宅带有宿舍的性质。名见经传的人，除了乐善好施，很少有工夫为他的地方社区做更多的事。(https://www.daowen.com)

另一方面，有能力者对他们的职业利益都极其敏感。如果我们可以像俄国人建立起他们的体制（即苏维埃）那样，在职业的基础上组织我们的政治生活，或许会在我们的知识界唤起一种对于地方政治和地方社区问题的较为认真、较为严肃的兴趣，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我们的政治体制建立在“地方社区是地方的政治单位”这样的假设之上。如果地方社区建立起来了，地方社区了解它自己的利益，具备它自己的心理意识，那里的民主政体是会繁荣兴旺的。据说我们国家中百分之五十具有选举资格的人放弃了他们的选举权。如果说这是他们对社区利益态度冷淡的指标，那么它同时也是地方社区有无效能的尺度。

国家社区中心学会（National Community Center Associ ation）代表着近年来为改变这种状况（放弃选举权或许只是其中一个迹象）所做出的多方努力中的一项。社区组织要致力于发现、组织，以及动员地方社区的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为地方社区服务。这项工作的成效是社区效能的尺度。如何估价这些资源，如何开发利用这些资源，还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