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运动是社区的脉搏

人口运动是 社区的脉搏

运动，从本质上看，并非发展或变化的表现形式。事实上，运动可以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移动秩序，旨在维持一定的局面，如见之于日常运动等。而与发展有关的运动则是由于新的刺激，或新的形势而引发的运动。这种类型的运动变化，我们称之为“流动”（mobility）。日常性质的运动，典型地表现于工作、劳动中。运动之变化，或者称流动，则典型地表现于投机冒险活动。大城市，以其“明灯皓盏”，以其无所不包的新奇事物和各种交易，寻欢作乐的各种地点，以其恶习与犯罪的下流社会，以其冒险生涯和从偶发事件、抢劫、杀人中获得的财富，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投机与危险、充满刺激与兴奋的、高度紧张的地区。

显而易见，运动中包含了变化、新的经验和刺激。刺激的意义在于，它能引发一个人对其周围环境中某些事物做出反应，这些事物都可以表达他的愿望。人和其他机体一样，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刺激。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只要这个过程是整个人体不可缺少的联系作用，那么它就是健全的。但当这一作用成为一种分割的，亦即脱离开人体组织并且不受其支配时，它就要变得紊乱、甚而是病态的。因此我们说，为刺激而寻求刺激，例如无止无休地寻欢作乐，就具有了恶习的性质。

城市生活中，流动的数量大增，刺激强度大增，因此这种流动必然会模糊人的理念，破坏人的道德。因为民风民德，以及个人道德中首要的因素是其连贯性，即保持首属团体中自然形成的社会控制的那种连续性。凡在流动现象到达最大程度的地方，凡在首属控制实际上已经全部崩溃瓦解的地方，例如在大城市的退化地区，那里都会泛滥起堕落、混乱无序和恶习现象。

我们在研究城市时发现，人口流动地区常常就是下列现象丛聚的地区：青少年犯罪、男孩子结成团伙、犯罪、贫困，遗弃妻子、离婚、弃婴与恶习。

这些具体情况说明了为什么流动大概可以作为衡量城市新陈代谢状态的最好指标。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更形象化的概念把流动想象成“社区的脉搏”。就像人体上那些跳动的脉搏一样，社区所实际发生的各种变化就是一种过程，这种过程反映了变化，也能解释变化；而流动现象则便于分析各种构成因素，并用数量形式表达出来。

参与流动的因素可划分为下列两大类：1）人的变动无常状态；2）人口环境中的接触和刺激的数量及类别。城市人口的变动无常状态随人口年龄、性别构成的情况而变化，也随个人脱离家庭和其他团体的程度而变化。所有这些因素均可以数量形式表现出来。人口所适应的新刺激，可以用运动变化的形式，或者增加接触的数量来衡量。城市人口运动统计资料只能用来衡量日常运动，而流动却要用超过人口增加的高比率来衡量。1860年，纽约城的马车线路共运载乘客约5000万人次；1890年，电车（以及一些仍在使用的马拉车辆）运载乘客5亿人次；到1921年，各种火车（地上、地下，电动的、蒸汽的、市区和郊区的）共运载乘客25亿人次。[4]芝加哥市，每个人每年乘车平均数，在1890年为164次，1900年为215次，1910年为320次，1921年为338次。此外，每人平均乘蒸汽和电力火车去郊区的次数，1916年为23次，1921年为41次，几乎增加了一倍。而且小汽车的使用当然更不能忽略不计。[5]例如，伊利诺伊州的汽车数量，从1915年的131140辆，增加到1923年的833920辆。[6]

除了运动变化以外，流动还可以用接触增加的情况来衡量。1912—1922年的十年间，芝加哥城的人口增加了不足25%（23.6%），而芝加哥人所收到的信件却近乎增加了一倍，从693084196件增加到1038007854件。[7]在1912年，纽约城每百人有电话8.8门，到1922年，增加到16.9门；波士顿在1912年每百人有电话10.1门，到1922年增加到19.5门。同在这十年中，芝加哥的电话数，从每百人12.3门增加到21.6门。[8]而电话使用率的增加恐怕比电话门数的增加更能说明问题。芝加哥城的电话通话次数，从1914年的606311928次，增加到1922年的944010586次，[9]大约增加了55.7%，而同一期内人口仅增加了13.4%。

土地价格能够反映出运动的状况，因而可作为衡量人口流动的最敏锐指标之一。芝加哥城内土地价格最高的地点，在城市中人口流动最大的地点，即在市中心区州大街与麦迪逊大街的弯角处。交通流量统计表明，在每天的交通高峰时刻内，每小时大约有3.1万人，或十六个半小时内有21万人要通过这个地区的西南角。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市中心的地价一直很稳定，而在同一时期内，在那些有战略意义的“卫星中心区”内，地价却两倍、四倍，甚至六倍地增长，[10]这些数字正是城市所发生的变化的极其准确的指数。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作的研究仅只表明，土地价格，尤其是在同房租差价有关联的地区内，大约可以当作人口流动的最好的单项指标，也可以当作城市发展和城市扩展中各种变化的单项指标。

简要地说，我试图提出一种观点和研究方法，供社会学系现在正在进行的城市发展研究之用，即从城市的延展、城市的继承和城市的集中等几个方面来解释城市的发展变化，从而确定在城市社会解组现象超过其组合现象时，城市的扩展对于城市的新陈代谢有些什么影响。并且最后弄清楚人口流动的含义，并将其作为一种尺度，应用于城市扩展和城市新陈代谢研究。人口流动很便于表述为准确的数量形式，因而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城市社区的脉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上述意见可以当作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正在进行的五六项研究课题的一个导言。而我本人所直接参与的那个研究课题，则是想将此方法应用于城市的一个横断面的研究——就像将此地区放在显微镜下，从而更详细、更有控制地、更准确地研究以上那些大略述及的发展过程。为此目的，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个西部犹太人社区，这个社区包括一个所谓的“贫民窟”，或称作第一居民区，还有朗达尔（Lawndale），即所谓的“德国人地区”，或称作第二居民区。从城市发展、城市新陈代谢以及城市人口流动等方面来看，这一社区对于该项研究课题有几个显著的有利条件，它代表了从市中心商业区向四外呈辐射状发展的一般趋向。现在，该社区内仍是一个相当纯一的文化团块。朗达尔本身只是一个流动地区，目前还有移民源源自贫民窟移入该地区，也有移民自该地区不断迁出，去往更为理想的居住区。在这个地区内，我们还可以研究，人口高度流动性对于社区和个人解组的理应发生的影响，是如何在极大程度上被这个犹太社区的有效的公共组织所抵消的。

E.W.伯吉斯

宋俊岭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