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党的报刊
最初的报纸，即新闻信件，不是党报。政治新闻取代新闻信件始于18世纪初。在那时，读者最关心的新闻是国会辩论的报告。
甚至在党报出现以前，一些爱打听和好奇的人，就专门去旁听一些在重要问题辩论中各方发表的意见，并私自记录或回来追记下来。当时，所有的议会审议都是秘密的，直到100年以后，政府才许可记者有权参加下议院会议和记录会议进程。同时，记者们为了得到资料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和间接的方法。当今大部分英国政治的历史就是这样修订起来的。
这些议会记者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是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据说在1770年的一个晚上，约翰逊和其他几个名人在伦敦一起聚餐。他们的话题转到了议会的演讲术。一个人谈到了1741年老庇特（elder Pitt）在下议院所做的著名演讲；另一个人在与会者的掌声中，引证了这个演讲中的一节，说明那个演讲家在使用优美动人的语言方面，完全胜过了古代最优秀的演讲家们。一直没有发表意见的约翰逊站起来说道：“这个发言是我写的，是在爱克赛特大街的一间阁楼里写的。”
客人们都惊呆了，问道：“怎么会是你写出来的呢，先生？”
约翰逊说：“先生们，我是在爱克塞特大街写的，我只去过一次下议院的旁听楼座就再没去过。脱党人和看门人有某种关系，他和他手下雇佣的人被允许进入会场，他们把讨论的主题、发言人的姓名带了出来，他们把记下的发言秩序和讨论过程中引证的各种观点整理在一起，然后全部传给我，由我写成现在这本议会辩论格式的发言，那时各种演说都被脱党人的杂志印刷出来。”[3]
一些人开始赞扬起约翰逊的公正，说他在报告中似乎平等对待两个政党，使他们都有理由而且都是雄辩的。“这不完全对，”约翰逊回答说，“我在保全大家的面子方面还做得不错，但我注意不让辉格党[4]人得到好处。”
约翰逊在爱克塞特大街写成的威廉·庇特（Willam Pitt）的这个演讲，长期保留在学校的课本中和演讲术的文集之中。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庇特答辩了“对一个年轻的残暴的罪犯”的控告。
庇特可能认为他发表了这个演讲，从来没有证据证明他否认做过这个演讲。但我可以说，在庇特之后，由于记者的润饰加工而获演讲家美名的政治家，还很多很多。但他们决不会感激记者们的。
这件事的深远意义在于，它表明在议会记者们的影响下，议会政府的性质起了某种构成上的变化。只要议会讲演者们发现他们不仅是在对他们的议会同僚们讲话，而且通过报纸间接地也是对英国人民讲演时，整个议会活动的性质就会改变。通过报纸，全国都能够对提出的问题和颁布的法规参加讨论。
同时，报纸本身也在自己煽动起来的讨论影响下变成了党派的喉舌。党派报刊只要不再只限于记载琐碎的杂谈，就成为我们熟悉的“舆论工具”，同时，编辑不再仅仅是传播新闻的人和某些事件的忠实报道者，而成为一个政党的喇叭，在政治上起作用。(https://www.daowen.com)
在17世纪为争取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长期斗争中，公众的不满情绪找到了在小册子和印刷品中用文学表达的形式。这些小册子的作者中最著名的是约翰·密尔顿（John Milton），小册子中最有名的是1646年出版的密尔顿的《最高审判官：为未经批准的印刷自由权辩护》，它被亨利·摩尔利（Henry Morley）誉为“英国最优秀的散文作品。”
到18世纪上半叶，当报纸变为舆论工具的时候，便把政治小册子的作用接过来。从前在某个印刷品中表达的见解，现在则在社会性的主要文章中发表出来。社论的撰写人继承了小册子作者的衣钵，起到了人民论坛的作用。
在这种作用中，报纸作为民众事业的倡导者，又激发了我们知识界的想象力。
当我们在一个世代以前政治文学中读到关于“新闻界的威力”的时候，当时作者们指的是编辑和社论，而不是记者和新闻。即使现在我们说到新闻自由的时候，也指的是表达见解的自由而不是调查和公布事实真相的自由。根据记者们的活动所得出来的对现状的看法，往往被认为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而不被认为是行使政治上的自由。
密尔顿为新闻自由所写的《最高审判官》是指表达见解的自由。他说：“给我自由，让我按照良心自由地去认识事物、改变自己的观点和进行辩论，我要这种自由胜于一切别的自由。”
“伟大的新闻事业！”卡莱尔（Caryle）写道，“他们既然是世界的劝说者，难道每个有能力的编辑不就是世界的统治者吗？”他在这里指的是社论作者，而不是记者。
美国从英国继承了它的议会政府、政党制和报纸。政治新闻在英国所起的作用受到美国的重视，在殖民地为独立进行的斗争中，美国报纸是英国政府不得不加以考虑的一种力量。在英国占领纽约市以后，负责出版《纽约公报》（New York Gazette）的恩布罗斯·塞尔勒（Ambrose Serle）为了入侵者们的利益，对于爱国党派的报刊向达特茅斯爵士（Lord Dart mouth）写了下面的话：
在其他引起现存的动乱的方法中，除了传教士的夸夸其谈外，再没有比各个殖民地的报纸有更强烈、更广泛的影响。人们惊讶地看到大多数人热情地追求和绝对地信赖殖民地的报纸。[5]
将近一个世纪以后，《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编辑贺瑞斯·格利列（Horace Greeley），在反对奴隶制时期所写的报刊评论，达到了美国评论新闻的最高表达形式。美国可能有比贺瑞斯·格利列更好的新闻编辑，但也许谁的评论也没有产生过如此广泛的影响。查理·法朗契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说：“《纽约论坛报》是在那些年代中，我国在经济上和道义上已知的最伟大的教育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