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之初性本恶

正如亚里士多德描述的那样，人类是很明显的政治动物，他们注定要和同类共同生活并且互相依赖。可是我们却不禁常常奇怪地和有趣地发现，天然的人类又多么不适宜于社会生活。

人是动物中最爱群居的，这无疑是真实的；然而，对于如何共同生存，人类懂得的仍然很少，这同样也是真实的。这里，同其他领域一样，还是那些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仔细研究的教育家、刑法学家和社会工作者首当其冲，他们最清楚影响每个社会环境的因素是数不清的，而且他们最敏锐地意识到了他们对控制人类行为的无能为力。

W.I.托马斯（W.I.Thomas）博士，在他的近著《不可救药的姑娘》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要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基础是刑罚，而我们连刑罚遏止不住犯罪都不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知道有时刑罚能遏止犯罪，而有时反而促进犯罪。但我们并不知道在什么条件下，它能遏止犯罪，又在什么条件下，它能促进犯罪”。[1]

对一个自然的、未经他生长在其中的社会秩序的驯化的人来说，所有健康的普通人的自然冲动，同社会强加于他的要求，是如此不相适应和不和谐，以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一个人的童年时代，主要是在学习各种训诫中度过的，那么，他在青年时代将大多数表现为反叛。在他下半辈子中，则很可能以某种休假为消遣，以逃避他终于学会去适应的那老一套的社会秩序，但他的内心并没有得到满足。

迄今为止，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祖先，有更为严格的纪律约束，而且道德方面的灵活性和圆通性更少，对一般人天生的坏脾气感触甚深，以致我们的祖先不得不认为在人类的天性中，有一种劣根性。这种观点表现为著名的“人性本恶”的学说。(https://www.daowen.com)

比起低等动物来，人类对自己出身的社会似乎是很不能适应的，其原因之一是人类的生活环境，基本上是由他们前人的生活经验、记忆和约定俗成的习惯所造成的。

这些经验和记忆逐渐形成传统，时尚和民俗，于是乎形成了我们所知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同生物环境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人不仅是具有某种天性和继承性特征的个体，他尤其是具有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以及态度、抱负的社会人。

作为社会的人（而不是生物的个人），他是与一个社会环境相对应；人正是通过与其社会环境的这种对应联系，最终形成自身的人格，并使个人具备了某些可以用道德术语来描述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