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最早的报纸
报纸是什么？对此有许多回答。有的说它是人民的讲坛；有的说它是第四产业；有的说它是公民自由的保障，等等。
另一方面，报纸也被看作学问家。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民众教师为雅典人做的事情，现在报刊已为普通人做到了。
现代报纸也被谴责为商业企业。“是的，”办报人说，“它卖的商品就是新闻。”它是真理的商店（编辑是哲学家变成的商人）。用低于打电话的价钱，介绍谁都可以理解的日常生活，促进——即使在克雷哈姆·华莱士（Craham Wallas）《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一书中称之为复杂生活中——某种类型的劳动民主。
广告公司经理又有所不同，对他来说，报纸是创造广告价值的手段。编辑的职责是为登广告的人提供专栏。最后，报纸还可以被理解为某种公共载体，就像铁路和邮局一样。
按照《肮脏的交易》一书作者的观点，报纸又是一种犯罪。大财团给报界人士的贿赂是堕落的象征。“大财团给报界人士的贿赂是放在每星期的工资口袋中的——作为编写、印刷和发行报纸和杂志的报酬。大财团给报界人士的贿赂是耻辱的代价——那些人披着真理的公正外衣却在市场上出卖真理，他们把人类希望的纯洁象征出卖给做大买卖的妓院。”
这是伦理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额普顿·辛克莱（Vpton Sinclair）的观点。
显然，报纸是一种机构形式，而这一点还没有被人们充分理解。报纸是什么，或者它看起来像什么，这对我们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来说，都是以我们各自的观点为转移的。事实上，我们对报纸还知之甚少，报纸还从来没有被研究过。
我们对报纸了解得如此之差，原因之一是当今的报纸本来就是近代的事物，此外，在报纸简短的历史中，它已经历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然而今天的报刊是从过去报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认识它，我们必须历史地、正确地观察它。
最早的报纸是手写的或印刷的信件，也叫做新闻信札。在19世纪，英国绅士们曾经雇佣记者把伦敦法庭和市镇的杂谈每星期给他们写一次。
美国最早的报纸——我是指那些至今发行了一期以上的早期报纸，是波士顿的《新闻信件》，它是由邮局发行的。乡村邮局从来是一个公众的论坛。在那儿人们讨论所有的国家大事和社区的事情。我们可以认为，邮局，由于它是各种消息最集中的地方，因而那里最可能形成报纸。很久以来，人们认为邮局老板的职务和编辑的职业乃是一身而二任焉。(https://www.daowen.com)
最早的报纸仅仅是组织漫谈，而这点至今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了。贺瑞斯·格利列（Horace Greeley's）当年对他的一个准备办乡村报纸的朋友的忠告，今天对我们仍然有益：
一个开宗明义的观念是：对普通的人来说，最感兴趣的题目首先是他自己，其次则是他的邻居。对他来说，亚洲和汤加岛对他都无关紧要。对我来说，比起这些重要的真理来，大多数国家的新闻也是可有可无的。如果你一旦能够组织起一支广泛的有头脑的通讯网，将你县里每个村镇中的有见识的年轻的律师、医生、商店职员、邮局职员联络起来，他们就会把他们身边最新发生的事情及时迅速地写给你，这至少可以填补当地新闻栏的一半。久之，你的报纸就会成为县里人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了。在你的新闻栏里，虽然可以简短地，但一定要按时地报道而不要放过这样一些事实：一个新教堂成立了，一些新人加入原有的教堂了，一个农场被卖掉了，一个工厂正准备兴建，一个磨房开业了，甚至一些家庭中发生的趣闻。如果一个农民砍掉一棵大树，或者收获了一个特大的甜菜，或者小麦或玉米丰收了，你要把这些事情尽可能简明地但毫无例外地予以报道。
格利列对他的朋友弗莱彻（Fletcher）办乡村报纸的这些意见，也正是城市报纸的每个编辑现在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在做的。在一个30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要提到每个人的名字是不可能的，为此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几个突出人物身上。在一个城市里每天发生各种事情，报纸不可能把每件小事和城市生活中的日常变化都刊登出来，但可以从人情的角度而非从个人偏好的角度选登一些。选择一些重要的、特别是有趣的、传奇性的事情，象征性地予以刊登则是可能的。这样的报道不再是完全个人性质的，而是具有艺术的形式，它已不是个别的男人和女人琐事的记写，而变成了非个人性质的生活和习惯的报道。
在所有这些报道中，作者的以及报刊的动机，不管是否有意识，实际上都是尽可能地在城市环境中再现农村生活的情景。在农村，谁都了解谁，彼此直呼其名。乡村是民主的，我们的国家是个村民的国家，我们的制度、机构基本上是乡村的制度、机构。在乡村，社会管理主要出自公众舆论和议论。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说：“我宁愿生活在有报纸但没有政府的国家里，而不愿生活在有政府但没有报纸的国家之中。”
如果公众舆论将来也像过去那样继续起作用的话，如果我们打算维持一个像杰斐逊想象的那种民主生活的话，那报纸就必须反映我们自身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以了解乡村的熟悉方法来了解我们的社区及社会事务。报纸必须继续是印出来的社区之家的日记。结婚和离婚，犯罪和政见，必须继续成为我们新闻的主体。地方新闻正是构成民主生活的重要材料。
但是，按照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看法，这正是困难的所在。他说：“以社会真理今日之结构方式，已经不能指望报刊能每期都提供公众舆论的民主理论所需的大量知识与情况……当我们期望报刊能提供这样的真理内容时，我们使用了使人误解的判断标准，我们误解了新闻的局限性和社会的无限复杂性；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承受能力、社会精神和各方面的才能。我们去强求一种依靠我们自己的认真分析也还发现不了的乏味的真理……那么这种理论就不自觉地造就一批在理论上无知的呆痴的读者。并且把过去代议制政府、工业组织的外交手段均未能做到的事情硬加到报刊的头上。按照在24小时中，报刊对每个人只起30分钟作用来计，报刊需要造成一种神秘的力量叫做‘公众舆论’使舆论机构振作起来。”[2]
显然，在一个有百万居民的社区里，报刊无法做到那种乡村自发地通过漫谈和个人接触的方法为村民所做的事情。然而，报刊为取得这个不可能的效果所做的努力，不仅在报刊历史上，乃至政治历史上仍然是有趣味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