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与城市生活
现代人与他的原始祖先相比是一种更具有推理能力的动物，其原因或许是因为他生活于城市之中。在这里，大多数生存的利益和价值都经过了合理化的改革，化成可以度量的各种单位，甚至化为可供交换或出售的物体。在城市中，尤其在大城市，生存的外界条件如此明显地设法来满足人们清楚认识到的各种需要，以致处于智力底层的人们必然会被导向按照宿命论和机械论的方式来进行思维。(https://www.daowen.com)
推理思想的化身是工具机器，在这些工具和机器之中，所有零件的设计，很明显是用来精确地实现一种可以设想的结果。原始人生活于一个浩瀚无边、变化万千的世界之中，在这里，自然施与他的所有威力都是神秘莫测和无法控制的；在这里，自然界就像他捉摸不定的心境一样，放荡不羁，无法控制，富于浪漫色彩。原始人几乎没有机器，而且只有少数工具。
而在另一方面，现代人的心理，建筑在机器和科学应用的基础之上，它们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教育、广告……而且近来恐怕还有政界。现代人的文化以都市文化为其特征，它有别于乡村文化——它依赖于个人之间的联系，以及直接参与家庭、宗族和村落集体的公共生活。
事实上，如果我们直接给推理和思维下定义，如同利维—布鲁看上去采取的作法一样，我们可以说推理和深思熟虑的思维二者都存在于城市中。在苏格拉底和诡辩派的时代，它们来到——如果不说产生于的话，至少可以说开始流行于——雅典。事实上，诡辩派显然是一种城市现象，我们把对于作为区别于直觉知识的概念知识的首次和清楚的识别，归功于苏格拉底——他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我们把确定现代科学思维的最基本的工具——即概念，也就是柏拉图式的思想——归功于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
因此，按照某种粗略的方式，可以把魔力视为一种指标，它不仅标志着各个民族、人民或阶级的心理状态，而且代表着他们普遍的文化水准。对于涉及到魔力和推理思维的智力过程的一种更加彻底的分析，甚至有可能允许我们以足够的精确度——至少与我们目前借助于贝奈特—西蒙试验法对每个人的智力进行测量与分级的精度相同——来度量不同社会集团的心理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少应当知道我们在度量什么，这就是说，一定的集团或阶级业已获得的进行思维的能力和习惯的范围与程度——这种思维是按照推理而不是魔咒的方式来进行的。
采用一种关于魔力的本质以及尚未形成逻辑推理的思维过程的比较精确的概念，毫无疑问，我们不仅应当能够比较，恐怕还能以某种程度的精确性和客观性来度量不同文化集团的心理状态和文化水准，然而，我们还应当学会描述不同民族和不同人民把他们的文化从一种水平过渡到另一水平的过程。这种过渡已被桑代克在其《魔力的历史》一书中描述过，它无论在何处都是在前进中的。在一个当代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中，这些变化对于调查研究是公开的，并且易于接受它的影响。由于历史已经使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变化，尽管当它们变成历史的时候，它们并不能见到比它们更早期的变化。
在美国社会学报最近的一篇论文里，威瑟雷（U.G.Weatherly）教授唤起人们对于把西印度群岛作为一个社会学实验室的优越性的注意。
从研究社会问题的角度，岛屿正在引起人们的特殊兴趣；当然，这仅限于居住在岛上的人。首先，他们确确实实地被限定了。由于这种原因，海岛上的人群总是处于地区性的和社会上的孤立状态，由于通讯手段被人掌握，这种孤立可以相对减少到一个适当的程度。
这种孤立势必给予每一个独立岛屿上的全体居民以一种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到的个性特征。因为岛屿在地理上受到限制与孤立，气候、自然地理学特点以及经济构成方面的影响，可以通过一种明确的文化特征的方式，用比其他地方相对较高的精确度来估计和评价。一个人访问了安的列斯群岛[6]中的一些岛屿之后，他就可以理解和鉴赏奥伯（Frederick A.Ober）对于它们历史的颇为尖刻的概括——“由西班牙人发现，而后由荷兰、丹麦和英国人占领，终于把它们舍弃给来自非洲的半野蛮黑人，这就是这些岛屿上通常的承袭顺序。”[7]
这种说法中带着一些怀恨的口气，它或许反映了一种白人殖民者的腔调——自从奴隶解放运动以来，他们在这些岛屿上的地位已经每况愈下了。
然而，这种说法提请人们注意这些岛屿的一种从研究社会和人类本质的学者的观点来看最令人感兴趣和最独特的特征，这就是说，种族环境。正如威瑟雷教授所说的：“恐怕任何别的地方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好的机会，使我们能够获得关系到民族问题的相反意见，以及涉及文化发展的各种因素的确切证据。”事实上，每一个岛屿都是一个独立的种族的熔炉。在这里，混合在一起的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文化和种族，似乎是逐渐地，极其缓慢地，融合成一种单一的文化，而且最终也融合为一个单一的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