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工作可否有个科学基础？

第八章　邻里 工作可否有个科学基础？

当前的邻里工作，就现实状况来看，不能说是建筑在科学基础上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社会科学——而且我尤其指社会学而言——目前几乎还无所贡献，社会工作因而也难以从中获得科学基础；第二，就社会科学目前已经积累起的有限知识来看，邻里工作者又应用甚少，甚或根本未予应用。(https://www.daowen.com)

邻里工作走上科学基础的趋向。但是，如果说邻里工作至今没有一个科学基础的话，那么它从一开始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始终把探求有关人类关系基础的知识作为它的动机。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居住区的工作尤其体现了社会工作的极热忱、极为理想化的特点，也体现了它的理性与才智特点。新居住区最初就曾是大学的附属部分，它把热爱真理，以及讲求科学的精神，带到新环境里来了。新居住区的居民也立即同社会实际，亦即人类生活的一些具体事实，发生了联系。

同社会实际发生密切联系的这种早期尝试因此可以称作邻里工作走向科学基础的第一阶段。但居民区工作者们不久就发现，同情的理解，密切的接触，仍然无法解决邻里工作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例如，男孩子团伙的冥顽不驯，选区政客的反抗和幕后操纵，商业性娱乐的竞争，移民父母同其美国化的子女之间的难以解决的文化冲突，等等，都是移民地区内邻里生活中许多令人不解的现象，这些现象都同居住区工作者的善良愿望形成对抗。于是，他们便开始研究这些社区，试图用分析的方法说明在这种局面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船房地图及文书》、《城市洪荒》和《前进中的美国人》，[1]都是这一时期精心研究与细微观察所得到的成果，这些文章试图确定并说明影响邻里工作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因素。因此，这个时期对社会情况中诸因素的研究，可以称作邻里工作走向科学基础这一发展趋向的第二阶段。

然而科学不仅要研究因素，还要研究作用力。在因素与作用力二者之间，并非本来存在着分明的界线。“因素是指那些互相作用，形成一个特定的局面的那些要素。作用力是指在一个典型环境中起作用的那些典型因素。”[2]因素可以理解为某一事件中的具体原因，作用力则可以理解为许多类似事件的通泛的抽象原因。某个特定的青少年团伙；如有个流氓团伙，以托尼为首领，由八名流浪街头的青少年男女组成，这个团伙就是芝加哥城内意大利移民区内的某个居民区所面临的局面中的一个因素。但，只要我们把研究的注意方向从这个团伙和这个居民区转移到一般的团伙和一般的居民区，我们就从因素转向了作用力。一个团伙只是某一特定的居民区中的一个因素；而团伙，从所有居民区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种作用力。

社区中社会作用力的研究：如果说，邻里工作可以有一个科学的依据，这是因为社区生活中存在着社会作用力——诸如地理条件、人的欲求，社区意识，等，都是这种力的表现形式——，而这些作用力是可以被认识、被说明、分析，也是可以有标量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目前正在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课题，都是在对社区生活中的各种社会作用力进行分析研究。他们就利用芝加哥市作为这些研究的实验室，并且认为，一个社区内的城市生活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恰可典型地反映出整个美国的都市生活过程。

“社区”一词，已为社会学家们广泛使用，邻里工作者们，以及其他一些人也常常使用这个词，但他们所指的含义却彼此相差甚远。无论研究哪方面的问题，我们都有必要首先明确概念，弄清楚有关概念之间的区别何在。在这个学科的文献中，现在有一种倾向越来越明显，即强调社区的地理环境（geographical setting）是社区的基本因素之一。且不管社区还可以指什么其他含义，社区（Community）一词是指许多个人、家庭、团体，以及习俗、制度组合在同一个地区之内，并从这种共同组合形式中形成种种联系。“‘社区’一词系对社会和社会集团的一种称述：当从地理分布上来考虑社会和社会集团所含的个人和体制时，我们就把社会或社会集团称为社区。”[3]

稍加思考即可看出，一些十分不同的社会关系却都植根于共同的地域组合中。确实，正是这些因地理分布不同而形成的共同活动的显著差别，引起了“社区”一词使用上的混乱。因为，社区生活系由个人与体制在该地区的地理分布所决定，它至少具有以下三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不考虑位置和运动，单单来看社区本身。这个地区本身具有自己的地形地貌，以及其他外部的和物质环境的特征，如铁路、公园、各类住宅等；那么，这个地区的这些特征又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该社区的构造？又在多大程度上对其居民的分布形式、生活，以及运动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该社区又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职业、民族、经济等级或社会等级，对该地区内家庭的筛选具有选择作用？邻里工作，或社区体制工作，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有利或不利的位置的促进，或妨害？社区内外的地理距离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距离？人类社区的这一明显的“自然”组织形式，同动植物群落的构造极其类似，我们可以把这种“自然”组织形式称之为“生态社区”（ecological community）。

迄今还没有人从这种角度对人类社区作过综合性的研究。R.D.麦肯齐教授，以《人类社区研究的生态学方法》为题发表的论文，可看作是这种研究的一份计划书，该文已收入这本书中的第三章。此外，在两个极相类似的科学研究领域内，即在植物生态学和动物生态学内，却已经出现了一些系统研究的论文，研究文献也迅速增多。学者们已经对于动、植物群落中所发生的竞争、侵入、继承和分隔等过程，作了极细致的阐释；现在看来，这些过程同人类社区中的各种同类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说法目前完全是站得住脚的，因为研究社区生活的学者，或是社区组织工作者，想要获得有关社区自然组织形式中各种基本因素的比较充分的知识，目前有两本书可资参考，一本是沃明的《植物生态学》（Warming：Oecology of plants），另一本是亚当斯的《动物生态学研究导论》（Adams：Guide to the Science of Animal Ecology），此外就再找不到什么别的书籍可参阅了。

其次，社区还可以理解为某地区内共同的人类生活对于当地组织构造的影响，或对当地文化的维持。当地文化，包括那些当地特有的情感、行为方式、礼仪、情绪，这些东西或是当地原有的，或是为当地溶合吸收的。地方生活的这一侧面，可以称之为“文化社区”。文化形式同地区的这种联系，除了语言现象外，还没有人进行充分的研究。例如，以方言为例，有一种解释认为方言是由于一些地区受到阻隔、封闭而影响了语言习惯的结果，除了这种解释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文化与地区之间关系的广泛研究的具体材料现在越来越多，特别是有关文字时代以前的人类，以及地理上孤立的、因而发展迟滞的一些人群的有关材料，例如皮特凯恩岛（Pitcairn Island）南部山居者，或称边远居民。

美国城市中的移民区内的文化，绝非本乡本土的，而是自旧大陆（指欧亚非三洲——译注）移植过来的。然而，明显的事实却是，这些移民区并没有很好地保持其旧大陆式的文化组织，而是在其新的环境中不断地注入自身的文化特征。从下面列举的一些口语表达方式中，我们就可见到文化与地区相互依赖关系之深刻：例如，“新英格兰良心”，“南方的好客”，“苏格兰式的节俭”，“堪萨斯与其说是地理学上的一个地区，倒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状态”，等等。邻里机构，例如教堂、小学校，以及居住区，从本质上说，都是文化机构、体制，承认这个事实，对于这些地方性中心所奉行的政策和纲领具有深远的意义。

最后，还有第三点，地区与人群生活的关系也可从中表述出来。共同居住这样一个事实，以什么方式，并在多大程度上迫使或诱使其居民来共同协调行动的？有没有，是否存在，或者，在地理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某种所谓“社区意识”？居住的延续与邻接，是否可以保障，或者培养居民的合作精神，至少在那些以地理范围为基础的生活条件上，诸如交通、供水、儿童运动场，等等？最后，在当地地区的基础上，社会行动与政治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受到保障？这是指社区组织工作者的那个社区，政治家的社区而言，因而可以表述为“政治社区”。美国的政治组织正是在这种地方性的社区概念上建立起来的。

社区的上述三种定义，也许互相并不根本排斥。但这三种说法却从三种完全不同的方面来说明了社区生活，这正是社区与社区组织的基础性研究所必将承认的。任何一个确定的地区，以芝加哥市的海德公园为例，都可以同时包含着生态学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社区，而另一个地区，如这个城市的北内区，它自身构成为一个明确的生态单位，却在文化上裂解为若干个社区；因而从共同的，有效的舆论观点来看，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它是一个实存的政治社区。芝加哥市的黑人居住区呈一条带形走向，它自身构成为一个文化社区，但却同时侵入几个生态地区，并且没有共同的政治行动手段，除非经过恣意划分的选民区。

由此可见，一个地区的生态学边界、文化边界，以及政治边界，简直极少完全吻合的。事实上，就美国的城市而言，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城市的政治边界大多数是恣意划分的，既未考虑到生态学差异，也未考虑文化差异，这种情况的恶名昭著的例证，大约可举各党派为同党之私利擅自改划州、郡等的选区划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说行政区域划分同生态的或文化的社区不相符合这种现象是一种后果，那么这种后果又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我们的政府机构政治功能的匮乏，和我们的社会机构福利功能的疲软？[4]

上述理论认为，社区本身包含了三个层次；并认为，在研究一个地区内的社会力量时，应当把社区设想为（或者把邻里理解为）三种主要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的合成运动。这三种主要因素，第一是生态学力量；第二是文化力量；第三是政治力量。

生态学力量：生态学力量是指那些与竞争过程有关联的力量，以及因居住和职业而形成的人口分布和分隔现象而言。通过竞争以及影响竞争的那些因素，如贸易中心等，城市的每一个邻里，都变成了更大范围内社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将自身的命运以这种联系同大社区系结在一起。在究研城市的发展过程时，学者们发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邻里的生活过程不仅仅是由其自身内部的各种力量所决定的，而且还要受到整个城市生活的总体过程的制约。因此，脱离开城市环境来孤立地看待一个邻里或社区，就等于否认了邻里本身的最重要的现实环境。

研究城市发展过程中发现，城市是首先从其中心商业地区①开始向外呈一系列的扩展形式。[5]在市中心繁华区的外围有一个“过渡性地区”②，即退化地区，所谓的“贫民窟”，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商业与轻工制造业的侵入而形成的。向外的第三个地区③居住着从退化地区④逃离出来的工人，以及愿意居住在邻近其工作地点的人们。再向外，是所谓的“居民住宅区”，系由较高级的公寓楼房，或者是由单家独户的寓所构成的排外性的“禁区”构成。再远处，超出城市界限以外，是“持月票者的居住区”③，即郊区，或距市中心区不超过一小时车程的卫星城镇地区。

在城市发展的上述地区内，都有区域划分或社区，这些社区又进一步划分成更小的地区，称为邻里。从长远观点来看，地理因素和竞争过程决定了这些地区的边界划分及中心地的位置。因此，邻里工作须同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相符合，而不是相抵触，这是至关重要的。曾有一种地图表明，城市如何按照河流、铁路、大型工业企业、公园、林阴大道分划成各个地方社区的，包括工业区与居住区。

地方社区的中心地带多见于地价最高的两条商业性街道的交叉口处。这类地方性社区的中心，一般又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它是零售商店、银行、旅店等十分密集的地方，同时也往往是一些大型的、比较富丽堂皇的娱乐地点，如电影院、跳舞厅等集中的地方。如果可以说地价最高处标志着社区中心的所在，那么地价最低处则常常是社区的边缘地带。

但是，如果两条商业街道相交的地带同时又是商业中心，那么这两条街道便会将社区分割成不同的邻里。本页中所见的图中，是芝加哥市地方社区乌德洛恩（Woodlawn）的示意图。两条街分别是六十三马路和Cottage Grove路，相交处是该区的经济中心，中心区的地价为每英尺铺面五千美元。乌德洛恩社区被这两条相交街道分割为四个邻里，A，B，C和D。有趣的是，每个邻里都有自己的小学校。更富有意味的是，当试图将同属于同一教派的两所互相争斗的教堂联合合并起来时，这一努力竟落空，因为两所教堂都不愿放弃自己的领地。

自然，我们可以由此引出结论说，社区和邻里工作必须将这些默默无声的但却长期存在的生态学力量的作用纳入考虑，因而同它们相配合，而不是相抵触。然而，当今邻里的社会中心却往往地处其边缘地带而不居于中心。在邻里中心地带，我们则必须注意研究那些由于生态学力量作用而产生的后果，因为这些后果又决定着该地区自身的能力及其影响半径。

文化力量：生态的，或者称经济的力量对于文化力量的发挥，自然具有着基础的作用。文化，作为人群的一种社会遗产，既是指这一文化的具体发祥地，又是指一种比较恒久的而不是变动不定的社会环境而言。芝加哥市，同其他大城市一样，也有自己的文化社区，每个文化社区又至少有自己的地方性中心，如果不是占据了当地的整个地区的话。游民世界、波希米亚人、腓力斯人（Philistia）、[6]贫民窟、黄金海岸，这些称号都代表了各个文化社区。

人的运动，诸如从一种社会地位变动到另一种社会地位，或者由于某项发明而引起的突然性变化，会随之带来文化堕落的可能性，或者或然性。文化对于行为的控制作用会随之瓦解，冲动与欲求采取了放任、狂野的表现形式，其后果便是道德堕落与犯罪现象；简言之，就是个人的与社会的解组。在移民父母们的小孩子当中，未成年犯罪率非常高，这就是人口流动而引起文化堕落的一种说明。每日的报纸、电影、无线电广播、汽车……在多大程度上使儿童、青年、成年人突破着本地邻里的闭塞，而同全城、全国，以至全世界的当代生活发生联系？这些问题，我们的邻里工作者是否调查清楚了？

社区生活中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可以从商业性的娱乐活动中的某些有趣形式中看出来。邻里公共跳舞厅与邻里电影演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至少正在消失之中。如今的年轻人正在离开自己邻里中那些娱乐中心，群集在本地社区以外的那些高级的、华丽的跳舞场和游艺厅，聚集在那些“光明”地区的所谓“稀罕”的剧场中。

城市青年闲暇时间里的运动形式正在发生重新组合，这是每一个从事邻里研究的团体都须纳入考虑的事。邻里，作为青年人生活中的一种因素，是不是不久就将成为过去，一去不返？居民区和社会中心是否还能够掌握住城市生活各种力量汇成的潮流？

研究工作者对跳舞厅的主顾们按其居住地点绘制了一张地图，结果表明原先一些小型的公共跳舞厅从社区邻里中消失了，而一些大型的跳舞厅却在“光明”地区集中起来。这一趋向就更意味深长，它表明了文化上的混杂现象。所谓混杂，是说首属的、亲密的行为方式转移到次级接触的基础之上。在农村型的邻里内，人们互相熟识，年轻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受到团体舆论首属控制的保护。而在公共跳舞厅内，青年人来自城市的各个角落，这种旧式的首属控制自然失去作用。社会研究工作者们所发现的现象，即跳舞厅往往是个人解组与犯罪现象二者之间的一个往复循环因素，其基本原因不就在此吗？但是，我们社会工作者恰恰对于跳舞厅这样一些青年社会世界研究得很不够。还有两个社会新类型——所谓的“小白脸儿”和“俏女郎”——也都是跳舞厅和电影院创造出来的，但这些新的类型都被当作笑料，而未被当作严肃的研究内容。

艾维琳·布琛（Evelyn Buchan）小姐对于女孩犯罪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城市生活的流动性与混杂性增加，对于青年的行为会有影响。她并且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研究方法。

为了更清楚地显现流动性与混杂性在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她采用了一种叫做“犯罪三角形”的设计。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分别以女孩子的家，她的男朋友的家，和犯罪地点三处来代表。这样，不久就可看出三角形的三种典型形式。

第一种形式代表了性犯罪的传统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三角形的三顶点都位于社区范围以内，故可称为“邻里三角形”。在这种情况中，男女青年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无非就是旧大陆的民俗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延续，但在此后而产生的婚姻中，女孩子是得不到保护的，这一点与欧洲大陆上的农村民德有所不同。

第二种形式称作“流动三角形”，它代表那种与流动的自由日增有关的那种犯罪。在这种情况中，三角形底边的两顶点分别代表女孩和男孩子的家，这两点仍然居于社区范围内，而三角形的尖顶处，亦即犯罪地点，却位于邻里社区范围以外。在这种情况中，那些“光明”地区，较之邻里和家庭中的控制和管理来看，就成了自由的去处。

在第三种形式中所研究的是混杂性类型的犯罪，因为在这种情况中，三角形的三个顶点都位于不同的社区内。在这个案例中，一个钢铁工厂的冶金工人，同西区的一个姑娘在娱乐公园中偶然相识了，并由此发展出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可能如朝露般的短暂，以致双方都还不知道对方的姓氏和住址。

城市生活中的各种力量，诸如汽车、混杂性等，对于邻里，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总起来看，可以说是破坏性的和瓦解性的。这一结论在堕落地区内尤其明显，那里的邻里工作开始最早，而那里至今也依然大多是一筹莫展，这是就任何发达的状态而言。研究工作者绘制了一系列的地图，以图解形式向研究社会事物的学生显示——当然，这是他们早已知道的——城市中堕落地区和那些流动性极大的地区同时又是贫困、恶习、犯罪、未成年犯罪现象、离婚、遗弃、弃婴、谋杀和自杀现象最为集中的地区。

政治力量：政治力量则与较为正式的公众舆论控制和法律有关。邻里工作中，凡当企望实行社会行动时，则常常同政治力量产生关联。至少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社会研究的全部计划都可以看作是社会政治学。但是，我们的社会研究工作者，既然是社会政治家，他对于自己所研究的邻里，是否具备了职业政治家所具备的那样深湛的知识呢？他至少需要一套分类卡片，记录每个地区中活跃人物和当权人物的情况，包括团伙首领，邻里中其他组织的首领，赌场经办人，各种职业界人士，如社会团体的代表医生、律师、牧师等一切在当地供职的人士，并同他们保持直接联系。这还不够，他还需了解生活在该社区中的人们，包括男女老幼的基本兴趣、利益、最迫切的需求，以及其他各种重大问题。

了解了社区生活的有关知识以后，他就可以着手制定可行的研究课题和纲要了。然而，我们常常会见到这种情况，一些社会控制的措施的制定，只是出于良好的主观愿望，而不是具体环境中的具体情况；这尤见于许多徒劳无用的努力，硬要把友邻关系强加给已经不再是互为邻里的地区。

那么，我们对此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邻里工作可否有一个科学的基础呢？回答是，如果邻里工作将自己的活动建筑在对各种社会力量的调查研究之上，它是可以获得一个科学的基础的。但从我们研究的情况来看，城市生活中各种社会力量似乎正在破坏着城市的邻里。邻里中心是否会卷入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斗争，去与现代城市社会的潜在趋势相抗衡？这个问题必须予以正视：邻里工作是否已经准备好将自己存在的理由建立在事实而不是感情的基础上了？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确信邻里中心的作用正在随着城市邻里的瓦解而日益消失。就我个人来说，我不敢肯定。诚然，如今的邻里研究工作确实是要结合着它与城市的总体生活来理解和规划的。邻里中心的研究工作，像对其他社会团体的研究一样，必须无限地使自己趋近于一个科学的基础，即以对各种社会力量的研究为本，这正是它所不能回避的。尤其需要的，是对于社会控制与个人发展二者间密切关系的作用与实际效果的研究。

邻里中心研究工作科学化，有一条可行的途径，就是加强对于住宅区运动的研究。三十年前，罗伯特·A.伍兹先生读到一篇论文，题目是《把大学的住宅区作为社会科学的实验室》。该文中就包含了开展邻里关系研究的一些想法。他认为，这种研究对于社会科学和居住区建设都会有好处。现在，城市生活流动性和复杂性的日益加剧，更加证明了他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从形势发展要求来看，邻里研究工作若想产生出有效的技术，它越来越需要依赖对现代生活中各种社会力量的研究。

E.W.伯吉斯

宋俊岭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