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效能的测定

三　 社区效能的测定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社区了。我们将怎样测定它的效能呢？对此我必须坦白地说，我们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

与测定组成一个社区的男女个人的效能截然不同，测定一个社区效能的最简单的、基本的方法是对该社区的社会统计资料作出对比研究。贫穷、疾病、青少年犯罪，往往被称为社会弊病。可以以此测定社区向其成员们提供生活环境的能力，或者从相反的角度说，以此测定组成该社区的人们适应社区提供给他们的环境的能力。

移民社区显然可以保证移民们的生存。我们所说的生活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生存。人是这样一种生物：他既存活，便是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他的希望中，生活在其他人的心目中。人必须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去实现他的基本欲求，按照托马斯博士的说法，这些基本欲望有四个：

（1）他必须有安全感，即是说有一个家庭；某种出走而后复归的场所。

（2）他必须有新的经历，新的娱乐，新的冒险，新的感受。

（3）他必须受到承认，即他必须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中占有他的地位，必须在他所属的那个组织中是个成员。简言之，不管在任何地方，他必须是个人，而不是经济的或社会的机器中的纯粹的螺丝钉。

（4）最后，他不能缺少爱，不能缺少与某人或某物的亲密关系，从这种关系中他感到了一种情感并且知道这种情感是相互的，即使对方只是一只猫或者狗。人类的一切特殊欲望最终都可以归纳在这四个范畴中。除非这四种欲望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充分实现，人是不会感到康乐和愉快的。[1]

几个月前，当我在太平洋沿岸研究我们所谓的“种族关系”时，各移民团体间的显著差别——在对美国环境的适应能力上，以及在我们的习俗、法律所容许的范围内向全体团体成员提供生活乐趣的能力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他们自己利益和自己组织的圈子内，移民社区很可能包含了生活中的全部乐趣。每个移民社区中都有一个宗教组织——一个圣殿、庙宇或教堂，——还有与之联系的，并且经常依赖于它的互助和福利性的组织。移民社区也有自己的商业企业、俱乐部、居住区、咖啡馆、饭店、聚会场所和报馆。每一个移民社区在美国都拥有它们的报纸，即使他们在本国时还没有。移民侨居地往往不过是一个个移植过来的村落，而美国实际上不是被一些种族和民族，而是被一些村落拓殖起来的。

莱孟德·皮尔（Raymound Peral）发表在《科学》（Science，1924年，10月31日）杂志上的文章“美国救济院中贫民的种族来源”（The Racial Origin of Almshouse in the United States），有助于我们理解移民社区向移民们提供生活环境的能力。

作者在该文的一个段落讲到了国家与外国出生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势态，他说：

1923年1月1日，处在人口中同一阶层的每十万个本地出生的白人中有59.8人在救济院中，与之相应的外国出生的人口中有173.6人。在某些人看来，这个事实的意义是可怕的，或许如此。而对于我来说，它只是生动地显示出人类组织在适应一个新环境时面临着的困难。

如果像皮尔博士提出的那样，把这些数字看作人类组织在适应一个新环境时所面临困难的指标，那么对不同的种族组织做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将显示出一些惊人的结果。

首先，它显示了不同的移民组织对于美国生活的适应力的极大差异；其次，它显示出那些在美国居住了最长时间的种族和民族最缺乏适应新环境要求的能力。皮尔博士这样陈述：

除了少许微不足道的例外情况，凡是现行法律鼓励移民的地区，1923年救济的贫民数量都超过了1920年。相反，也是鲜有例外，凡是专门制定了现行移民法以阻难移民的地区，都处在图中靠下的部位，因为这些地区1923年的人口中救济贫民所占比例低于1920年。

在这种关系中，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意义重大：①在新近的移民中，需要救济的贫民最少。②在新近的移民中，显然是那些因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而最不愿意、或最无能力参与美国社会生活的人最不需要救济。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自己的推论是：决定性因素不是生物学上的，而是社会学上的。换句话说，对于救济统计资料的解释更属社会传统上的事情而不是种族气质上的事情。那些在美国仍保持着他们纯朴的村落中的宗教和互助组织的移民们最能抵抗住新环境的冲击。

对这个整体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对于不同种族团体及语言团体有关疾病、青少年犯罪和家庭解体方面的比较研究将显示什么？对于日本人、中国人、墨西哥人有关犯罪方面的比较研究将显示什么？我提出这三个团体，因为他们肩并肩地在美国西海岸生活和劳动着。

1910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出，在美国的移民团体中墨西哥人的犯罪率最高。我确信，当我们掌握了事实时，一定会发现日本人的犯罪率最低，起码在西海岸移民团体中是最低的。

其原因是日本人——中国人也同样——建立了我们所谓的“控制组织”，可以随时处理他们内部的争执，并对付外部更大的社区。

日本社团（Japanese Association）像中国六公司（Chinese Six Companies）一样，是不经法庭而控制其国民的组织。但是日本社团远胜于裁决纷争的法庭。它的功能不仅限于解除争执，而且也通过种种实际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去保持日本地方社区中的风气，并促使日本人在自己的社区中为成功而奋斗。在美国，恐怕除了犹太人，日本人比任何其他移民组织都更了解他们自己人的状况。

和犹太人一样，为保持自己种族在美国的地位所作出的奋斗，显然提高了日本人的士气。正如萨姆纳所说，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外部的攻击更利于建立起团体内的团结。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对大种族或大民族的反抗更有助于少数民族或种族去建立风纪。

我猜想，在当今的美国，正在取得或是在近些年来已经取得了最大进步的是犹太人、黑人和日本人。当然，还没有对犹太人、黑人、日本人的种族能力作出比较。在美国的所有移民中，犹太人是最有能力、最富进取性的；而黑人则刚刚崭露头角，对他们刚刚获得的种族觉悟所产生的后果仍然怀着胆怯的心理。

犹太人、黑人、日本人情况中的一致性就是：他们与美国的重大冲突足以在他们各自组织中产生出一种新的种族观念，并且从一个共同的事业中产生出组织的团结性。正是存在于民族中的共同事业观念最终决定了他们团体的效能。

从某种观念上说，可以将我们那些过着小规模生活的移民社区视为我们自己社区的模型。我们通过地方社区组织，正试图举办一些活动，以期引起当地小社会的注意与兴趣。我们正在鼓励一种新的地方主义观念，正在试图发起一项运动，以反对时下流行的不安于内务的浪漫主义，这个运动将使人们承认界线并在界线以内活动。

我们的任务是要鼓励人们在他们自己的村庄里寻找崇拜物，关注自己邻里间的社会问题。这些移民社区尚有待于深入研究。

R.E.帕克

郑也夫　译　宋俊岭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