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新版后记

这本书最初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社会对“文革”之类的长期倒行逆施记忆犹新，深恶痛绝。全社会渴望安定团结，渴望理性思维和科学建国治国方略。当时的流行语“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就集中体现了举国上下这种明确共识。全国普遍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社会学重新恢复，城市科学也正在初创阶段，准备迎接城镇化高潮，全社会有一种很自然的趋向理性的风尚。这种背景下，读书、学习、研讨会几乎成为时尚选择。许多三十上下岁的人，下了班都骑车奔向各种读书补习班。社会从封闭逐步转向开放，人的精神从盲从转向思考，社会价值形态和价值判断重新开始自发孕育。

为适应举国上下这种迫切学习热望，学术界先后翻译出版过各种经典名著和论丛。《城市社会学》这本书就是当时华夏出版社推出的《二十世纪文库》中社会学论丛的经典作品之一。

记得那是1985年7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陈一筠女士将此书译稿推介给该文库编委会，并要我去文库编委会约谈。7月初一个傍晚，在北京西城车公庄附近一幢居民楼的地下室里，我见到见到该文库编委会的李盛平和邓正来。记得那间地下室光线很暗，到处堆满稿件袋，几无容膝之处。工作环境可以说很恶劣，但人沉稳而快乐，初次见面谈话简洁，态度热忱友善，工作效率很高。这本书稿几乎立即入选通过，文库很快陆续出版问世，选题和出版质量都比较高。记得马斯洛、珀普、韦伯斯特、斯本格勒等人的名著都是那时期出版的。该编委会许多人员，如孙立平、黎鸣、李路路等，后来都成为社会学领域名家。雷洁琼、费孝通常同大家见面座谈，往来书信频繁。文库主编则是邓朴方，举国上下当时的高度共识由此可见一斑。

从那以后四分之一个世纪又过去了。很难评价这前后全社会理性思维习惯和方式究竟改进了多少，这当中诸多是非曲直功过得失就更难评说。简单回顾，中国社会总在世界潮流推动下不断作出自己的抉择，总趋势在逐步改进，逐步开化。唯希望未来更美好，更理性化，否则有违当代世界大潮流。

2011年9月，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来电联系由商务印书馆再次出版此书，我稍感意外。首先有两个感想：第一，三十年前我们对名著是不是寄望过高？因为后来社会发育进程表明，经典名著似乎未能发挥太大作用，甚至始终同主流思维总在隔膜状态；第二，即使不能寄厚望于世界名著经典，但如此长期、反复、顽固排斥理性主义的做法，确也少见。进而深想，社会的改良进步始终都要靠启蒙逐步进展，启蒙民众，启蒙启蒙者，启蒙决策人。就连18、19世纪的美国不是也接二连三发起过民众大觉醒的启蒙运动吗？盼望社会改造可朝夕见成效，也是一种浅薄、浮躁。于是我想，学人的工作不是无用，而是以往做得还远远不够，不缜密，不细心，不顽强，甚至不切题。所以还得继续努力砍柴积薪。人类美好未来从来是群策群力争创出来的！(https://www.daowen.com)

为此感谢陈老师远见卓识、辛勤组织，为此书出新的版本。专此撰文回顾来龙去脉，并致感谢和敬意！

宋俊岭

2012年3月3日星期六晚

于北京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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