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二
续论前篇原理及其局部地运用的情形
“即使在无法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的情况下，我们也有理由希望敌对情绪可以消失。如果我们无法调和所有的人的意见，那就让我们努力把大家的心连在一起吧。”——引自范西塔特先生致牧师赫伯特·马尔什博士函
论文一仅仅阐述了一般原理。这一篇论文将试图说明实现这些原理后可以得到哪些好处，并解释怎样才能顺利地普遍实现这些原理。
实现这些原理后可以得到的最重大的好处之一是，它们将提供最令人信服的理由，促使每一个人都“以宽宏精神对待所有的人”。凡是不够这条标准的感情在这样一种人的心里是绝不能存在的，这种人经过明白的教导，理解到世界各地的儿童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具有与父母和师长相类似的习惯和情感的，只是由于过去和现在的或将来可能遇到的环境以及个人特有的体质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然而这些形成性格的因素没有一种是由幼儿支配或以任何方式控制的。幼儿对于可能赋予他们的情感或品行是绝不能（不论我们心中被灌输了什么相反的谬论）负责的。社会的基本错误就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人类以往和现在所遭受的苦难大部分也是从这里产生的。
儿童们毫无例外地都是可以由人任意塑造的、结构奇妙的复合体。如果事前事后都根据有关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仔细地加以照管，就可以使它们集体地养成任何一种人类性格。这些复合体虽然像所有其他的自然产物一样有无数的种类，但都具有一种可塑性；如果行之得宜、持之以恒，最后是可以把它们塑成充分体现人们的合理希望和要求的形象的。
其次，这些原理一定能使人们心里产生压抑不住的感情，驱使他们毫不勉强、毫无反感地适当地体谅人与人之间在情感上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不仅对亲友同胞如此，而且对世界各地的人、甚至他们的敌人也是如此。人们这样深入地理解了人类性格的形成之后，私人的不愉快的情绪或公开的仇恨心理就没有任何可以想像的根据了。儿童能经过培养而有这种认识，同时却又养成仇恨某一个人的心理，试问这是可能的吗？从小就以合理的方式受到这些原理的熏陶的儿童会很容易发现并追溯出他的伙伴是从什么地方获得和为什么会有他们那些看法和习惯的。他在同样的年岁时也会具有足够的理智，能够深深地认识到：一个人在其品质形成时期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无法防止其品质的形成的，因此对于一个人的品质感到愤怒是不合理的。这就是这些原理在每一个受到上述教育的儿童的心中所留下的印象；这样一个儿童感到某些人具有破坏他们自己的享受、欢乐或幸福的习惯或情感时，这些原理不会使他对那些人感到恼怒或不快，而会表示同情和怜悯；这些原理还会使他产生一种愿望，想要消除那些不幸的原因，从而使自己的同情和怜悯也得到宽解。由于具有这种品格而必然会体验到的快乐，将同样鼓舞他做出最积极的努力来消除任何一部分人所遇到的包藏着苦难因素的客观环境，并代之以能增进其幸福的环境。那时他也会热烈地希望“为所有的人谋福利”，甚至要为那些自认为是他的仇敌的人谋福利。
这样，人类就可以很快地、直接地、肯定地学到以往一切道德与宗教教育的真谛，并达到它们的最终目的。
但是这几篇论文的目的是解释正确的东西，而不是攻击错误的东西；因为解释正确的东西能永远获得改进，甚至暂时的流弊也不会产生，而攻击错误的东西则往往会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前一种做法在人们具有充分和审慎的判断力时，可以使他们心悦诚服；后一种做法则立即使人恼怒，并使人们的判断不能起应有的作用而归于无效。但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使人恼怒呢？这些原理难道没有确切无疑地说明，甚至现在流行于全世界的非理性的观念与实践也不能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过失或理应受到谴责的错误吗？这些过错的直接原因是我们的祖先只有一知半解，他们虽然模糊而零散地知道一些性格之所以形成的原理，却不能看出这些原理之间的关系，因而不知道怎样运用这些原理。他们把别人教给自己的以及自己所学到的一切再教给他们的子女，这样，他们的做法就和自己的祖先一样；他们的祖先墨守前人的成规惯例，直到有人发现更好、更优良的习惯并使他们清楚地理解这些习惯时为止。
现代人也是因袭相沿地教育他们的子女，所以同样不能为了他们的制度所包含的任何缺点而责怪他们。不管这几篇论文证明这种教育和这些制度有什么样的错误或危害，我们对于那些甚至顽固地坚持那种教育中最坏的部分并支持最有害的一些制度的人，也不能感到恼怒或怀有丝毫恶意，否则我们便误解了这几篇论文所根据的原理，完全误解了它们的精神。因为那些人、那些教派或党派中的人都是由于从小所受的培育而认为那样做既是他们的责任，也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且那样做也只是继承了前辈的习惯而已。如果我们把纯正无谬的真理摆在他们面前，给他们时间去考察它并看出它和以往经过肯定的一切真理都是一致的，以后他们自然就会相信它、承认它了。在人们没有信服以前就要求人们赞成，这是十分懦弱的表现；而人们信服以后，就不会不赞成了。不把问题说清楚，不让人们理解，而力图强制人们得出结论，这种做法是最说不过去和最不合理的，而且一定是无补于或有害于人们的思考能力的。
因此，我们根据上述精神来探讨这一问题。
由于印刷术的发明而逐渐累积起来的事实已经十分明显地暴露了我们祖先的制度中的错误，以致这些错误只要有人指出来，社会上各个阶级就一定会看得十分清楚；同时这些错误也一定会使人们感到绝对有必要立即采取新的立法措施，来预防混乱。这种混乱，在最最无知的人也能觉察到目前统治他们的法律中有许多是荒谬的、极不公正的东西的时候，是一定会产生的。
这些法律对于被定为罪行的多种多样的行为规定了惩治办法，而做出这些行为的人从他们一贯的教育中所得到的知识，却迫使他们认为这些行为是他们力所能及的最好的行为。
我们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从小就被培育成作奸犯科的人，然后又像狩猎森林里的野兽一样追捕他们，直到他们陷于法网，无计脱身为止。这种情况还要继续多久呢？其实，这些无人同情的、不幸的受害者的客观条件如果同威风凛凛的法官们的客观条件掉换一下，后者就会站在罪犯席上来，而前者则会坐到审判席上去。
假定我国目前的法官出生于圣贾尔斯贫民与游民区中或类似的环境中，并在那里受教育；他们既有天赋的精力和才能，一定早就是当时他们会干的那一行的魁首；而且正由于他们才力过人、熟谙此道，所以早就会被监禁、被充军或是被处以死刑了，这难道不是肯定无疑的吗？被现任法官依法判处死刑的人之中，某些人的出身、教养和环境如果和这些法官一样，那么某些被判处死刑的人就会对目前地位崇高的司法界显贵人物处以同样可怕的刑罚，对此难道我们还有任何怀疑吗？
我们如果睁开眼睛，仔细观察事实，就会发现这种情形在我们面前是屡见不鲜的。那么，它们的祸害是否太小，以致人们完全置之不理，把它们当成日常小事放过，认为不值得考虑呢？人们说，“现在还不是研究这类问题的适当时候，我们还有重要得多的事情要管，这类问题必须等到较为空闲的时候再去研究”，这种话难道我们还要听下去吗？
对于可能有这种思想和言论的人，我要说：“各位请本着仁爱的精神或严肃的正义感，花费几小时到首都一些公共监狱里去看看吧。请你们以仁慈怜悯的关怀，耐心地探问狱中各类囚犯的身世以及他们亲友的生平吧。他们会讲出许多必然引人注意的经历，这些经历包含着种种痛苦、不幸和不公道的事。这一切，由于明显的原因，我现在略而不谈，但我相信，各位事先绝不会想到这类事情竟能在文明国家中存在，更不会想到人们竟会让这类事情几百年来一直在不列颠法律发源地的周围滋生增长。”这种行径和我国各岛居民的一般人情是背道而驰的，而造成这种行径的真正原因则是：迄今还没有人根据明确和健全的原理，针对祸害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但是这部《新社会观》所阐述的原理将指出一种补救办法，它的内容极为简单，它所包含的实际困难并不比生活中许多寻常事务来得多；具有十分平凡的办事能力的人也能轻易地克服这些困难。
从下面所谈的十分有限的实验中可以看出，这种补救办法是很容易实行的。
1784年格拉斯哥已故的戴尔[2]先生在苏格兰新拉纳克郡克莱德瀑布附近办了一家棉纺厂。王国北部大概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建立棉纺厂的。
戴尔先生之所以在那里建厂，只是由于能够从瀑布中取得水力的缘故，因为从其他方面来看，厂址选择得并不好。它的周围地区还没有开发；居民贫穷，人数很少；附近的道路很坏，所以当时的异乡人就根本不知道现在遐迩闻名的瀑布。
因此有必要招来一批新居民，为草创的企业提供劳工。这可不是一桩容易办到的事，因为所有受过正规教养的苏格兰农民都是不屑在棉纺厂里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地做工的。因此只有两种方法可以得到劳工：一种是从国内各公共慈善机关中招收儿童；另一种是吸引一些人家到工厂附近落户。
为了接纳儿童，当时盖了一幢大房子，最后住了大约五百个儿童。他们多半是从爱丁堡的济贫院[3]和慈善机关中领来的，他们的衣、食、教育都由厂方负责。戴尔先生以人所共知的始终不懈的慈善精神履行这些职责。
为了招来住户，当时建设了一个村庄，把房屋低价租给可以劝使其接受工厂工作的人家。但是在那个年代大家都不喜欢工厂工作，所以除了少数例外，只有无亲无故、没有工作、没有品德的人才肯来试一试。当时就连这种人也是不足数的，供不上不断发展的工厂的需要，所以连他们这种人到村里来住也算是令人感到荣幸的事情。后来他们学会了业务，对企业来说成为十分可贵的人物，以致厂方竟不能违反他们的意向来管理他们了。
戴尔先生的主要工作所在地离工厂很远，他在三四个月中只不过来工厂一次，待几个小时；所以不得不把企业交给职权大小不一的雇员经营管理。
对人类具有实际知识的人很容易预料到，像这样招集起来并具有这种成分的居民会养成什么样的性格。所以不用说，那个村落在那些条件下逐渐变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社会。人人都各行其是，邪恶堕落之风流行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村里人过着游惰和贫穷的生活，几乎什么犯罪行为都干过，结果是拉下了亏空，搞坏了身体，陷于痛苦之中。然而更糟糕的是，全体居民都受着强烈的教派影响（虽然这是出于再好不过的动机，即忠实地坚守教义），这就使人们毫不含糊地欢迎一派而排斥其他一切教派的观点，信仰流行的那个教派的观点的人，成了这个村落里的肆无忌惮者。
儿童所住的那所宿舍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仁慈的厂主不惜费用使这些贫苦儿童生活舒适。给他们安排的房间是宽敞的、经常保持清洁的，室内空气也十分流通；他们的饮食丰富、质量极好，衣服整洁而又合用；那里还长年聘请一位医生，指导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同时还派了当地最优良的教师，结合儿童的实际情况，教给他们可能有用的科目。派来照管儿童一切活动的人是一些心地仁厚、性情和蔼的人。总之，初看起来，那里似乎什么都不缺乏，可以成为一个最完善的慈善机构。
但是为了支付这些计划周详的措施所需要的费用并维持整个企业，儿童就绝对必须在工厂内不分冬夏地每天从早晨六点工作到下午七点，然后才开始学习。公共慈善机关的主管人从错误的经济观点考虑，不肯把自己照管的儿童交给纺纱厂，除非厂主接受六岁、七岁和八岁的儿童。这样一来，戴尔先生就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些年龄的儿童，否则已经开办的工厂就只好关门。
这样幼小的儿童从早晨六点到晚上七点一直留在纱厂里站着做工，中间只有吃饭的时间，然后还要学习得很好，这不是他们能够做到的事。事实证明情况正是这样，因为很多儿童成了身材矮小、智力不高的人，有些儿童还成了畸形人。白天的工作和晚上的教育都使他们感到十分厌烦，以致不断有许多儿童逃跑；大家几乎全都迫不及待地盼望着七年、八年和九年的学徒时期快点结束，这一时期一般都是在他们十三岁至十五岁的时候结束的。在人生的这一阶段里，当他们既没有养成独立生活的习惯，又不懂得世事的时候就往往跑到爱丁堡或格拉斯哥去了。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到那里马上就受到各大城市都有的无数诱惑的围攻，他们有很多人就成了这种诱惑的牺牲品。
这样一来，戴尔先生的措施以及他对这些儿童的安乐与幸福的仁慈关怀，从最后的效果来看几乎就等于零了。他们是由他雇来就业的，没有他们的劳动，他就不能维持他们的生活。但是当他照管这些孩子时，按他的处境来说，凡是能够为同胞做的事他全都做了。错误在于济贫院送来就业的儿童年龄太小。他们应当在济贫院多留四年并受到教育，那样，后来发生的某些弊病就可以防止了。
如果这就是我们工业体系中教区学徒在最优良和最人道的管理制度下的真实情况，并未过甚其辞，那么他们在最恶劣的管理制度下又将怎样呢？
那时戴尔先生渐渐地老了，他没有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在他发现自己尽心竭力为同胞谋求改进和幸福的结果是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之后，便想引退，不再经管那个企业，这就不足为奇了。于是，他把企业出售给几个英格兰商人和工厂主，其中有一个人在刚才所说的情况下承担了企业经理工作，并在当地居民中定居下来。这个人原先在曼彻斯特经管过雇用着许多工人的大企业。在每一个企业里，他都坚定地运用某些一般的原理，把受他管理的人的习惯改好，使他们在同行的伙伴中始终以品行良好而与众不同。这位异乡人在改造英格兰人的性格方面有过这种成绩，但是，现在交给他管理的人有哪些本乡本土的看法、行为和习俗，这是他完全不知道的；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执行自己的职务的。
那时，苏格兰的下层阶级正像其他地方一样，对于有权力管理他们的异乡人都是抱着很深的成见的，对英格兰人尤其如此。当时住在苏格兰的英格兰人很少，在上述地区则一个也没有。同时如所周知，甚至苏格兰的农民和劳动阶级也有十分深刻地观察事物并据以推理的习惯。在上述情形下，雇工们自然认为那些新买主只打算从企业里赚得最大的利润，他们自己有许多人当时就是靠侵犯企业的利益维持生活的。于是，厂内雇工对企业的新主管人抱有很深的成见：因为他是异乡人，而且是从英格兰来的异乡人；因为他继承了戴尔先生的企业，而企业属于戴尔先生时，他们几乎是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因为他的宗教信条和他们不一样；因为他们断定工厂将用新的规章制度来管理，并且打算从他们的劳动中榨取（这是他们常用的字眼）最大的利益。(https://www.daowen.com)
因此从新主管人到达他们那里的头一天起，他们就想尽一切巧妙的办法来抵制他打算推行的计划。在两年之中，经理和当地人之间为了成见和恶劣行为经常进行着我攻你守的斗争，前者得不到多大的进展，也无法使后者相信他的确是好心好意地为他们谋求福利的。然而他并没有失去耐心，没有发过脾气，对于自己的行动所根据的原理定能获得成功这一点也没有失去信心。
这些原理终于取得了胜利：当地人不能继续拒不接受新主管人那种坚定而正当的、对大家一视同仁的好意。于是他们便渐渐地、小心翼翼地开始给他一部分信任，这种信任增加时，他就能够逐步开展他那些改善他们的处境的计划了。在这个时期里的确可以说，凡是社会上的恶习，在他们身上几乎无所不有，而社会上的美德却具备得极少。盗窃分赃是他们的行业，怠惰酗酒是他们的习惯，说谎欺骗是他们的作风，世俗的和宗教的纠纷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唯有在热烈地、有组织地反对雇主时他们才是联合一致的。
这样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园地来试验那些被认为是可以改变任何性格的原理在实践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这位经理就根据这种情况拟定了计划。他花费了一些时间来弄清楚自己不得不与之斗争的祸害的全部内容，并追溯出造成这些祸害并使之持续存在的真正原因。他发现到处是互不信任、杂乱无章与倾轧不和。他希望建立起信任、秩序与和谐。于是他开始推行各种办法来清除当地人一向所处的不良环境，并代之以适于产生较好效果的环境。不久他就发现，盗窃行为几乎遍及社会的每一角落，分赃活动则全村到处都有。纠正这种恶习时，他没有用过一次法律处分，也没有监禁过一个人，连一小时的禁闭也没有关过。他所采取的只是加以制止的办法和其他预防性的规章。他责成他们之中推理能力最强的人用简单明了的方式把改变行为后马上就会得到的好处向他们反复说明。同时他还教导他们怎样把自己的辛勤劳动用在合法而有用的工作上，这样他们就能不冒风险、不失体面地真正比原先用欺骗手段时挣到更多的钱。于是犯罪的困难增加了，发生犯罪行为之后进行侦查也比较容易了，诚实勤劳的习惯养成了，大家也都由于品行良好而感到愉快了。
酗酒问题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解决的。任何部门的负责人一有机会就反对酗酒，每逢喝醉的人清醒过来、由于刚才纵饮而感到痛苦时，他的较为谨慎的伙伴常在这种适当的时候把酗酒的害处说给他听；酒铺和酒馆渐渐地从他们住宅附近搬走了；他们认识到节饮能使身体健康舒适，于是，酗酒现象逐渐地消失，许多经常狂饮的酒鬼，现在也以坚持节饮著称了。
说谎和欺骗行为的命运也是一样。它们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厂方对于它们的实际害处作了简明的解释，对于诚实和坦率的行为则尽力加以鼓励。由于后一种行为而得到的快乐和实际利益不久就战胜了前一种行为的失算、错误及其不幸的后果。
不和与争吵也是用类似的方法消除的。争执双方如果不容易自行调解，就把争端提到经理那里去。在这种场合，争执双方往往多少都有过错，所以经理尽量简单地把这种错处解释清楚，劝他们言归于好，并且谆谆告诫他们一条简单易记的格言，作为他们全部行为的最宝贵的准则，它的好处他们将终身受用不尽。这条格言是：“将来他们应当像以往使彼此痛苦时那样积极努力地尽量使彼此幸福安乐。记住这条简短的格言并在一切场合加以运用，他们很快就可以使自己根据极端错误的行动原则所造成的痛苦渊薮成为天堂。”试验做过了：各方面都满意地享受到这种新的行为方式的好处；人们提出来要求解决的争端很快地减少了，严重的分歧现在是很少听到的了。
此外，有一个教派显然比其他教派更受欢迎，这种情况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嫉妒。纠正的办法是：停止对一个教派的偏爱，对于信奉各种不同教派的、行为正派的人都一视同仁地予以鼓励；对于每一个教派的正直的主张则同样予以重视，理由是大家都必然信仰自己被教导过的那种教义，因此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是平等的，而且目前也无法分辨谁是谁非。同时还谆谆告诫大家，要注重宗教的真谛，不要像现在世界上的人那样由于所受的教育和培养而忽视宗教的实质和要义，从而把自己的才能、时间和金钱用于比宗教的影子还要坏得多的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某些善意的热心家掺进真纯的宗教中去的十分有害于社会、十分荒谬的东西。没有这种缺点的真纯的宗教能很快地培养出每一个聪明善良的人都切望见到的性格。
这种说法和管理方法制止了宗派仇恨和愚昧的宗教褊狭态度。大家都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大家都享有许多而不是一个教派的人的诚挚友谊。他们在同一个部门和同一种工作中热诚合作，彼此交好，就像整个村社里并不存在不同的教派一样，而且一点流弊也没有产生。
同样的原理也被用来纠正不正常的两性关系，这种行为受到反对，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当事人双方都处以罚金，作为赡养公积金（这笔公积金由各人捐出工资的六十分之一集成，由他们自己管理，用来赡养生病的、因事故受伤的和年老的人）。但是他们并不由于一度不幸违犯了社会上既定的法律与习惯而被迫成为邪恶的、被摒弃的和苦恼不幸的人；大门还是敞开的，留待他们回到善良体面的朋友的温暖怀抱中来。这样，出乎事先的任何意料，这种坏事居然大大地减少了。
工厂从公共慈善机关接收学徒的制度废除了，开始鼓励儿女众多的人到新拉纳克长期定居，并为他们兴建了舒适的住宅。
工厂不再雇用六岁、七岁和八岁的儿童，并劝告做父母的让儿童在十岁以前受到教育，养成健康的身体。（不妨指出，儿童即使到了十岁也还嫌太小，不能让他们在工厂里经常从早晨六点一直工作到晚上七点。对于儿童本身和他们的父母以及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让他们到十二岁再开始工作要好得多；那时他们可能受完了教育，他们的身体也更能合乎要求地忍受疲劳，努力工作。当做父母的经过教育，能让孩子们在家多待这一段时间而没有什么困难时，他们当然会接受这里所推荐的办法。）
儿童从五岁到十岁这五年中，在乡村学校里学习读书、写字和算术，不用父母花钱。一切教育方面的现代改良设施都已采用或正在采用中（为了避免在学校里由于专门采用一种宗教信条而产生麻烦，给孩子们读的书所教诲的都是各教派共同遵奉的基督教箴言）。因此，他们在从事任何正规工作以前就能受到教育和良好的训练。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们所学的全部课程已经成为他们所喜爱的东西；他们盼望上学比盼望放学还要迫切得多，因此进步很快。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儿童不能养成最理想的性格，那也不是由于他们的过失，而是由于管教他们的人和他们的父母对于人性缺乏正确的认识。
在发生这些变化的时候，厂方还注意安排当地居民的家务。
他们的住宅弄得更加舒适，街道也修整了；买来了最好的食品，按照一些教导他们如何量入为出的规章，以够本的低廉价格卖给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为他们买来燃料和布匹，既不想占他们的便宜，也不用什么方法欺骗他们。
结果，他们对这位异乡人的仇视和对立情绪便逐渐消失了，他们充分地信任他，确信他没有恶意；他们相信他是真心实意地想在能够永远增进幸福的唯一的基础上来增进他们的幸福的。从此进行改良的困难全都消失了。他还教他们立身行事应有理性，他们的行为也就合乎理性了。于是双方都体验到已经实行的制度的无数好处。雇工变成勤勉、稳重和健康的人，他们忠于雇主而又互相友爱；企业主则依靠他们对自己的情意几乎不用监督就能使他们为自己工作，这比彼此之间缺乏信任和友爱的雇用方法所得到的东西要多得多了。这就是这些原理用于成年人身上所得到的效果。这些人的习惯本来是坏到了极点，这些原理也确是在极其不利的环境中实行的。（也许有人会设想这个村落和社会上其他部分是隔绝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村里人每日每时都和比自己人数还多的一部分居民来往。拉纳克敕许自治市[4]离工厂只有一英里，许多人每天都从那里来做工，新旧镇市之间经常保持着普遍的交往。）
以上我详细说明了这一实验，尽管局部地运用这些原理远不及明确地把这些原理叙述得清楚明白，让人透彻了解，以便在任何社会和任何环境下易于实现来得重要。不作这种叙述，个别的事实固然能使人感到有趣或感到惊讶，但是其中并不会包含原理所具有的那种真正重大的价值。不过如果说明事实经过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那么上述实验就一定能成为确切有效的方法来革新全世界的道德与宗教原理，因为它说明了人类各种不同的见解、行为、恶行和美德是从哪里来的，也说明了怎样就能把其中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像数学那样准确地教给年青的一代。
所以今后我们不要再说，坏的或有害的行为是不能防止的，或者最合乎理性的习惯在下一代是无法普遍地养成的。就目前表现出罪恶的种种性格而论，过错显然不在于个人，问题在于培育个人的制度有缺点。消除那种容易使人性产生罪恶的环境，罪恶就不会产生；代之以适于养成守秩序、讲规矩、克己稳重、勤勉耐劳等习惯的环境，这些品德也就可以形成。采取公平和正义的措施，你就很容易取得低级阶层的充分和完全的信任。这一切如果根据始终不渝的仁爱原则有条不紊地进行，同时又保留并尽量宽大地运用那种防止罪恶直接危害社会的方法，那么甚至成年人现有的罪恶也可以逐步消除：因为除了不可救药的疯人以外，即使性情最坏的人也无法长期地拒不接受那种坚定明确而又正当的百折不回的好心好意。这种做法一且付诸实践，就会证明是最有力和最有效的做法，可以匡救罪恶，矫正一切有害的和不正当的习惯。
上述实验说明，这并不是一种假设和空论。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些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不论在什么时代、对什么人以及在什么环境中都能适用。最明显地运用这些原理就是采取合理的方法，消除犯罪的诱惑，增加犯罪的困难，同时要适当地指导个人的活动能力，要使他们得到应有的无害的娱乐和消遣。必须留意消除那些引起嫉妒、不和与恼怒的原因；培养能使社会全体成员彼此团结和信任的情感。这一切都要本着百折不挠的仁爱精神去做。这种精神要能充分地显示出来，说明有人诚恳地希望增进而不是减少他们的幸福。
这些原理最初在新拉纳克村社运用时，客观条件是令人十分气馁的，但是坚持了十六年以后，它们却使村里一般人的性格完全改变了（村里居民共有两千多人，另外不断有新住户搬进来）。然而目前的时代并不是传布新奇迹的时代，所以这里并不妄称在这种环境下所有的人都变得聪明善良了，或者根本没有错误了。不过确实可以说，他们现在组成了一个颇有改进的社会。他们最坏的习惯已经革除，次要的恶习在继续运用同样的原理后不久也会消失。在上述时期中，几乎没有按法律惩办过一个人，他们也几乎没有人申请过教区救济金。在他们的街道上看不到一个醉汉，儿童都在不用任何惩罚手段的陶冶性格的机构里受到教育和培养。整个村社呈现出一片勤勉、节制、安适、健康和幸福的景象。这些都是而且将来也永远是采用上述原理后必然会产生的效果。这些原理如果审慎地予以运用，将有效地改造现在最邪恶的社会，培养年青的一代，使他们具有值得想望的任何一种性格，而且规模大的改造和培养比规模小的改造和培养实行起来要容易得多。但是要在实际方面成功地运用这些原理，就必须对准备在其中实行这些原理的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既全面又细致的观察。必须准确地找出社会上最流行的祸害的根源，并且立即采取显然是十分简易的方法来消除这些祸害。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最最轻微的改动，只要是足以产生良好效果的，就该在某一个时候付诸实现；的确，如果有可能的话，这种变革应当缓渐得几乎没有人能够觉察得到，然而又始终朝着人所想望的改良方面稳步前进。通过这种做法实际上可以得到最快的进展，因为在缓渐的变革过程中可以消除反抗的意识，可以有时间让人们运用理智去削弱由来已久的有害的偏见。消除了第一种祸害，第二种祸害就容易消除了，而且容易的程度将不是按照算术级数的比例，而是按照几何级数的比例增加的，最后这种制度的领导人对于自己的事业给人们所造成的深远的利益将会感到难以言喻的满意。
只要根据这些原理行事，这种大好事业就不会发生任何倒退的情况，因为改良的范围愈大，改良的成效就愈能巩固。
那么究竟还有什么原因使得这样一种制度不能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呢？无疑地只有一个原因，即大家对这种办法缺乏认识。因为，既然有了预防犯罪的可靠办法，我们能够设想不列颠立法者一旦明白了这种办法之后，还会加以抑制，不为全国人民运用吗？不会，我相信王公、大臣、议会以及任何教派或政党都不会公开承认自己有意要根据这种显然不公正的原则行事。当人们把能够采用而不致危及国家安全的实际改良办法对他们作了解释以后，他们难道没有多次诚恳而热心地表明自己愿意改善帝国臣民的生活状况吗？
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只有一种切实可行的、因而也是合乎理性的改革可以在帝国境内试行而不致产生危险；这是所有的人和所有各方面都可以参加的改革，也就是在教育和管理不列颠全体人民群众中贫苦无知、未受教育或教育很差的这类人方面进行改革；为此可以拟制一个对任何人或社会上任何方面都没有丝毫危险性的简单明了和切实可行的改革计划。
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排斥任何方面的陶冶低级阶层的性格并普遍改善其生活状况的全国性计划。我根据毕生献身于这一问题的经验，毫不犹豫地说：任何社会的成员都可以逐步加以培养，使其生活中没有游惰、没有贫困、没有罪恶也没有惩罚，因为这一切都是世界上通行的各种制度中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它们都是愚昧必然会带来的后果。
用合乎理性的方法来培育任何地方的居民，他们就会成为有理性的人。为受到这种培育的人提供正当而有益的工作，他们就会非常愿意做这种工作而不愿意做有害或不正当的工作。对各国政府来说，提供这种培育和工作会带来无法估价的好处，而且也是简单易行的。
正如前面所说的，合乎理性的教育是通过全国性的性格陶冶制度来实现的。有益的工作则由各国政府提供，它们在全国对劳工的需求不足以使全体劳动阶级充分就业时，为剩余的一部分人准备好就业机会：这种就业应该来自有用的全国性的事业，应该使公众从其中取得的利益相当于举办这些事业所需的费用。
全国性的性格陶冶计划应当采纳教育方面的一切现代改良措施，不必考虑任何个人的体系，不应当排斥帝国任何一个臣民的子女。不符合这种精神的做法，对被排斥的人来说便是褊狭不公的做法，对社会来说也是有害的做法；这一点异常明显，因此教会或政府方面如果还有任何权贵愿意尝试这种做法，那就说明我把本国同胞的品质看错了。我们若是继续强行宗教排斥，就肯定会使目前的教会迅速地遭到毁灭；甚至会危及我们的世俗制度，这一点岂不是普通人都看得非常清楚的吗？
但是有人也许会说，大臣和议会有许多其他的重要问题要讨论呢。这显然是事实，但他们难道不是永远有国家大事要照管吗？难道还能提出任何问题比这个影响到帝国每一个人的福利和性格形成的问题对社会有更深的利害关系吗？人们如果理解了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它能提供办法，增进我们这些王国的岁收，它比现在可能拟制的任何实际计划都要优越得多。然而，有关岁收的考虑尽管重要，同我国同胞的生活、自由与安乐比起来，就必然显得是次要的了，因为这一切目前都由于缺乏有效的立法措施来预防犯罪而时刻受到损害。像这样一种对全民福利至关紧要的事业，难道还能再耽误吗？难道还要耽搁一年，让人们把罪恶强加在幼儿身上，等到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以后，他们又由于被人教会了犯罪而遭受死刑吗？这是绝对不行的。像这样拖延下丢的话，本着严肃无私的正义感来说，受到法律制裁的应该是没有采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办法来防止罪恶的现在议会中的人们，也就是当代立法者们，而不是那些贫穷的、未受教育的、无人保护的罪犯；这种人如果能用语言来形容自己以往的岁月的话，就会使人看到他们经历了灾连祸接的一生，而这些灾祸完全是由社会的错误造成的。
对于这些重大问题还能作出许多补充，使黄口小儿也能认识清楚。由于明显的理由，在这里只作了一些概略的叙述。我希望这些概略的叙述足以使各方面仁人志士在这个旨在保存为社会所珍惜的一切事物的重大措施上热诚地团结起来。
下一篇论文将说明新拉纳克目前所实行的提高居民的物质享受及其道德品质的计划；此外，还要叙述一个全面的、实际的制度，采用这种制度，就能使同样的利益逐渐扩大到整个联合王国的贫民和劳动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