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罗伯特·欧文

〔苏联〕维·彼·沃尔金

一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是英国社会劳动阶层历史上的最艰苦时期之一。农民群众失去土地，小生产者由于产业革命而沦为无产阶级，这便在英国造成了就当时来说是很大的一批失去个人生产资料而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人。虽然资本主义大工业正在蓬勃发展，但是从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中腾出来的劳动力，仍然超过资本主义大工业对它的需求。新的工业技术设备使广泛使用女工和童工成为可能，因而更加削弱了工人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力量。另一方面，刚从自己的机房或田地来到工厂的工人，还缺乏后来使他们能够反抗企业主和争得劳动条件相对改善的那种组织性。英国当时没有在产业革命所创造的新条件下保护雇佣工人利益的法律。英国的立法不承认结社的权利，认为罢工是违法的“阴谋”。对雇佣劳动的毫无限制的剥削，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达到了前所未闻的地步。

1793年，英国同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展开持续多年的战争。在二十年的时间里，英国领导着欧洲大陆保护封建制度的专制国家的联盟。在进行这一具有反动历史作用的战争的同时，英国的内政也极为反动。战争时期颁布的镇压性法律，力图压制社会下层群众对于他们的悲惨经济状况的一切不满表现。但是，无论法庭或者死刑，都不能消除由农民失去土地和产业革命所引起的国内矛盾。战争不仅没有缓和这种矛盾，反而加深了英国内部的困难，引起赋税加重和食品价格上涨。群众的积愤沸腾起来，在工人阶级中间表现得最为强烈。英国著名诗人骚塞在英国与拿破仑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就指出有爆发革命的危险。保守派分子骚塞对于农民并不特别畏惧，因为他认为农民不够积极，而要发动他们起义，必须有特殊的条件。工人的情况就不同了。在骚塞看来，工人一向爱“捣乱”。工人毫不尊重上层阶级。工人的政治觉悟大大高于农民。骚塞认为，如果工场手工业制度继续发展，而工人数目又不断增加，革命就势不可免。

惩罚和恐怖并不能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群众的自发性抗议运动完全镇压下去。在战争期间（1793—1815年），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曾多次罢工，纺织工业和矿山工业的罢工声势最为浩大。1811—1812年，反对使用新机器的运动达到了最高潮。1812年，政府向议会提出一项法案，规定对破坏机器者处以死刑。在上院讨论这项法案时，拜伦出来为工人辩护。但是，他的论据当然动摇不了政府的多数派的立场。法案被通过了，于是1813年，有十八名工人因为破坏机器而被处死刑。

1815年，战争结束了，渴望已久的和平来到了。然而，和平并没有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继战争的年代而来的，是工农业萧条的年代。对军事物资的需求急剧减少；出口的增加也弥补不了上述需求的减少，因为所有的参战国都已经民穷财尽。失业多，工资低，赋税重——这一切激起了1815—1820年间的革命情绪的新高涨，使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急剧地尖锐起来。1816年，英国再次爆发反对使用机器的运动。第二年，即1817年，又发生了许多次不同性质的自发性运动，其中既有粮食风潮，又有捣毁庄园和游行示威事件，甚至有人试图举行起义。1819年，运动达到了最高峰。

1819年夏，伦敦和其他大工业中心纷纷举行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1819年8月，兰开夏郡的工人在曼彻斯特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政府怵于运动的规模，便决定使用恐怖手段加以镇压。8月16日，政府军队无端地攻击在曼彻斯特附近圣彼得广场集会的手无寸铁的工人。十一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就是这次无端攻击和平示威群众的结果。圣彼得广场的血腥屠杀，在历史上称为“彼得卢之战”（因为调来攻击工人的军队，曾在滑铁卢与拿破仑的部队作过战），它成了政府加紧镇压一切反对行动的导火线。英国政府通过议会，实施了一些禁止军事操练和携带射击火器、限制集会权利和出版自由的法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819年的运动是英国工人阶级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的示威运动，表明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时的英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完全认清自身的阶级利益，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是他们已经明白，他们亲身受到的痛苦和贫困，都同现存制度的基础本身相联系。除了提出经济性质的口号以外，他们还提出了一些成为宪章派纲领的先声的政治口号，比如提出了实施普选权、每年举行选举和无记名投票等口号。

英国最伟大的空想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观点，就是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中形成的。

欧文在1771年生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从十岁起就开始独立谋生，在一家小商店当学徒。在产业革命的条件下，他很快崭露头角，表现出巨大的组织才能，不到二十岁就当上了一家纺织厂的经理。1800年，欧文在新拉纳克（苏格兰境内）管理一家大工厂。在新拉纳克的活动，使欧文声名远播。欧文后来说，在产业革命时期发家的新兴资本家，是英国社会中最丧尽天良和最不学无术的人。同这些人相比，欧文就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是一位慈善的工厂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任务是“寻求改善贫民和劳动阶级的生活并使雇主获得利益的方法”[1]。

为了达到这个空想的目的，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方面最难以容忍的缺点：他改善了工人的消费品供应工作；创办了模范小学、托儿所、幼儿园和伤病储金会；把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为十小时四十五分钟，这在当时的英国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欧文的模范工业企业的盛名广泛流传开来。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欧洲大陆，人们都开始谈论新拉纳克的“实验”的成绩了。

欧文采取的慈善措施虽然十分广泛，但是取得的成就并没有使他自己感到满意。尽管欧文所进行的各种实验丝毫没有使新拉纳克工厂的收入少于同类其他工厂，可是欧文的创举却没有得到其他企业主的响应，甚至没有得到他的合伙人的同情。1815年，欧文提出“人道的工厂立法”的思想，并由此展开了更为广泛的活动。欧文的方案甚至在它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就是非常温和的。他要求禁止雇用未满十二岁的童工，规定十二至十八岁的工人每天最多工作十二小时，包括一小时半的休息在内。一直过了四年，即到1819年，在企业主长期反对之后，才由议会通过了一项内容已大大经过阉割了的童工法。

1817年，欧文热烈地参加关于失业及其消除措施问题的讨论。他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中，反对各种各样的治标办法，而提出一个“治本的”空想计划：在不摧毁现存制度的基础的情况下，通过成立劳动新村或劳动公社来根除失业现象。欧文确信，这种消除失业现象的办法不仅有利于失业者，而且对政府和统治阶级也有好处。据欧文的计算，为了建立这种新村，对每个失业者需要花费八十英镑。欧文写道，在现行的制度下，社会为每个贫民所花的钱比这个数目大得多，而且对贫民本人和社会都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但在新村里，贫民能够养活自己，抚育他们的子女，以后甚至可以归还社会为建立新村所投入的资金。

在1817年的报告里，欧文宣传劳动公社是消灭失业的手段的思想。但是，这个思想在他的意识中不知不觉地发展成为一项根据新的原则改造整个社会的计划。在他看来，公社制度是完全符合人的本性的制度。在继这个报告之后写给伦敦各报的信里，他已经从这个论点作出实际的结论。他把公社说成是一种“新社会体系”。他承认，大批成立起来的公社对于现存制度是危险的。但是，社会如果认清自己的真正利益，就一定会促使新设施代替有害的旧设施。用欧文的话来说，计划将保证“全人类的幸福”[2]。由此可见，早在1817年，欧文的著作就已经提出他的理想社会体系的主要论点。1820年，这个体系具备了完整的形式。

欧文的宣传得到了激进知识分子和熟练工人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拥护。但是，这还不是他宣布“新体系”所指望达到的目的。一个具有实践才能的人，需要的是实际的成就。为了用范例证明自己的思想切实可行，欧文决心建立示范性的公社。1824年，他抱着这个目的前往美国，在那里同他的信徒们建立了“新和谐”（“New Harmony”）共产主义移民区。欧文的很大一部分财产都在这次实验中花掉了。如同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建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的其他尝试一样，这次尝试也完全失败了。四年之后，即1829年，欧文回到英国。

从欧文开始宣传“新社会体系”以来的十二年间，英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英国的工业经历了一个高涨时期。产业资本的比重增加了。地主和商人寡头统治的旧制度开始出现裂缝。这在国内政治生活方面表现为向自由主义转变。这个时期给工人阶级带来的东西，是废除了禁止结社的法律，政府的恐怖活动有所收敛。工会可以合法存在了。就在这一时期，工人合作运动产生了，它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文的宣传有关，但在后来得到了独立的发展。

欧文遭到一系列的严重挫折回到祖国的时候，已经是将近六十岁的老人了。可是，他绝不愿放下武器。经过短期了解新的情况以后，他又以年轻人般的热情开始宣传活动。这一次，他从工人运动的各种新形式中去寻找实现自己目的的支柱。他积极参加从产生时起就受到他的思想的一定影响的教育组织和合作组织的工作，并从1832年起出版《危机》杂志，专门宣传合作社和交换市场的思想。按照他的计划，合作社和交换市场将会使劳动人民摆脱商人的中间剥削。1833—1834年，他提倡把所有的工人组织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联盟。他不只进行口头和书面宣传，还亲自参加创立交换市场和“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的活动，并且在这些组织中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欧文重视合作社和交换市场，首先是把它们当作实现他的社会理想的可行途径。因此，当感到实际的运动不符合他的计划时，他就在1834年以后离开运动，又去直接宣传普遍的和平改造社会的思想。从1834到1858年，即从他六十三岁到八十七岁期间，欧文办过多种杂志，出版了几部书和很多小册子，到处作报告和发表演说，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他的“新道德世界”的优点，抨击当代现实的罪恶和紊乱。在他生平最后的岁月中，欧文的运动具有纯粹的宗派主义性质。

只是死亡才使欧文停止了宣传。他在病重体衰，已经不能独自登上讲台的时候，还试图作最后一次讲演，但是这次讲演由于气力不足而没有讲完。

二

欧文的社会学说的主要论点，可以说在1820年以前就已经完全形成。1832—1834年他参加工人运动，给他的关于实现社会改造的方法的认识带来了某些新的特征，但并没有影响他对于人类社会的看法，即没有影响他对于人类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罪恶的起因的看法，以及关于应当由新社会体系代替现存制度的看法。以后二十几年，欧文只是把他思想中早已形成的体系加以更精确和通俗的说明而已，有时略加变动，有时补充一些新的论据。

虽然阶级斗争在他的周围展开，虽然他曾多年接近工人组织，可是他在社会理论方面一直到死还是一个唯理论者，始终是18世纪启蒙运动者的忠实信徒。早在他的第一部名著《论人类性格的形成》（1813年）中，欧文就肯定社会所遭受的苦难，是由“我们祖先的谬误”[3]、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无知所造成的。在欧文看来，谬误和无知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理性和知识则是幸福的源泉。归根到底，他把人的一切道德上的缺陷，都归结为愚昧无知[4]。在他著书立说的全部活动期间，欧文始终坚信这一“简单的真理”。根据这个观点，欧文认为过去时代的全部历史都是人类无理性的历史。因此，无怪乎说“比起人类历史开始有记载的远古时代，现在任何一个人丝毫也没有更接近幸福”[5]。按照欧文的意见，人类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幸福，是因为他们的理智被种种严重的谬见束缚住了。

欧文认为，人从童年开始就被来自教派、阶级、党派和国家的四层谬见重重包围。人们透过这四层谬见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原来的真面目。这些谬见错综地结合起来，便使人们产生观点上的差异，互相敌视。为害最大的，莫过于来自教派的偏见[6]。有时欧文说得更加尖刻：人类的全部灾难的根源，就是一切宗教的基本观念中包含的各种谬见。宗教迷信是在人类理智发展的初期，由于无知而产生的。在宗教谬见的基础上产生了僧侣阶级，后来这个阶级本身又制造和散布谬见。僧侣阶级教人为恶，然后硬说人性本恶。僧侣阶级自己也对他们散布的那些胡言乱语深信不疑，并说这是“神的”真理。欧文得出结论说：必须消灭僧侣阶级这个“黑暗王国”，必须销毁使这个王国神圣化的神学著作[7]。

理性的社会制度应当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在欧文看来，支配现存制度的不是自然法（或神法），而是有害的人为的法律。现存的一切设施都在证明人类没有理智。欧文说，在人为法律的世界里，暴力和欺骗统治着一切。人为法律维护不义的事物，使压迫者执掌大权。这种法律的基本目的，是使人民永远处于无知和贫困之中。这种罪恶制度之所以长期存在，原因在于人的谬见已经根深蒂固，而人们的觉悟只能逐渐地提高。人正在从愚昧无知的野人慢慢发展为有理性的人。从这一观点来看，过去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过去时代的圣贤和学者宣扬真理，何以没有成功，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人类当时还没有成熟到能够了解真理的地步。人不应过早地突破无知的外壳[8]。

为了人们的幸福，就应当把他们的思想从错误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或如欧文所说，应当使思想“新生”。人们思想觉醒的时代就要来到了。任何有理性的观察者都一定清楚地看到：伟大的变革正在酝酿成熟，人类就要向前迈出一大步。不论愚昧无知的势力怎样力图阻碍真理，最后势必在经验面前让步。通过经验得来的知识将驱散无知的黑暗，把人从理智上处于沉迷状态中解放出来；研究自然法将会破除迷信，保证人类的理性获得自由。对宗教的敬意将逐渐消失，合乎真理的知识将日益推广。欧文确信，我们正在走向理性的时代，人类精神复兴的日子就要来到。理性的力量将粉碎目前占有统治地位的虚伪，确立自然法或神法，以取代不公正的人为法律[9]。

欧文认为，在人们的一切谬见当中，关于人的性格的错误学说对社会组织的影响最大。欧文说，按照普遍流行的观念，人的性格是人自己造成的，所以人要对自己的思想、愿望和习惯负责。由于人的性格不同，有的人受到奖励，有的人受到惩罚。人之成为好人或坏人，取决于他的自由意志。由于宗教宣传这种错误见解，便在人们中间产生了憎恨和复仇的心理，许多社会罪恶也由此产生。其实，人从来不能造成自己的性格，而且将来也永远做不到这一点。人的性格是由生活条件即环境形成的。人的本性原来是善良的。人具备成为善人的一切素质。恶的性格是由恶的生活条件造成的。为了使人的善良品质得到发展，就要有尽可能完全适应人性的新条件。

欧文的人性学说，也跟他的社会发展学说一样，追随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欧文不能摆脱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其他代表人物的社会理论所特有的那种矛盾。欧文宣称无知和谬见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从性格形成的学说出发，断言谬见也和一般性格一样，是由人的生活条件造成的[10]。为了改变社会制度，就要把人类的理性从谬见中解放出来；而为了使人类的理性从谬见中解放出来，就要改变环境的条件，即改变社会制度。欧文站在他所信仰的18世纪哲学的立场上，当然不能找到摆脱这种矛盾的真正出路，而且他也没有去寻找这种出路。他有时十分坚定地、几乎是固执地在一次讲演中多次反复说明关于环境形成性格的思想，但也同样固执地宣传：在人们懂得他所宣布的“简单的真理”以后，社会改造是不可避免的。

欧文坚信人都向往幸福。社会环境促使人们牺牲他人的幸福来谋取自己的幸福。于是，人们为了谋取幸福而进行斗争。在现有的条件下，这个斗争起着破坏作用，因为个人的幸福和其他一切人的幸福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必须把人们的教育和生活组织好，使他们意识到：每个人的个人幸福只有随着他人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幸福的增长才能得到增长。“对于人类大家庭最美好的东西，对于它的每个成员也是最美好的。”尽管这个论点跟上述的关于环境的见解相反，但是欧文却宣称它是一个真理，认为这个真理同几何学的定理一样，是可以用同样合理的方法证明的。

欧文就是根据这些论点建立他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的。如同圣西门和傅立叶一样，他也相信这门科学有远大的前途，将会成为“科学的科学”，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一个新的纪元[11]。十分明显，这决不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而是关于“自然的”、适应人性的社会制度的“科学”。欧文说，对于人性所持的错误观点，是道德堕落和产生违反自然的社会制度的原因。过去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社会都是一片混乱。社会从来没有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人们甚至从来也没有打算整顿社会，使它井然有序。在欧文看来，建立在真正认识人的本性的基础上的关于社会的“科学”，应当以整顿人的关系中的混乱状况为使命。这种科学就是关于真正的生产规律的科学，关于最好的分配方式、最好的教育制度和最好的管理制度的科学。

我们在欧文的著作中，没有见到他企图用自己的理论观点来概述历史发展的进程。对于这个问题，他只有一些粗略的叙述，没有构成体系，同他的社会学说的基本原则也缺乏联系。他把原始社会的状态说成是过游牧部落的生活。当时，人们能够过上动物般的生活，就多少感到幸福了；继之而来的是狩猎牧畜阶段，而当牧场开始不够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时，人类又从这个阶段过渡到农业阶段。人们由于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能够长久占有土地，所以都不愿意种地，于是达成一种默契，承认在耕种上付出过劳力的人有权占有土地。在欧文看来，私有制就是这样产生的。在评价初期的这种私有制的意义时，欧文有些动摇不定。有时他宣称土地私有制是暴力和不义的产物[12]。有时他又倾向于承认私有制在一定时期内是有益处的[13]。不管怎样，私有制后来发展成了人为的权利，而人的自然权利则作了它的牺牲品。

欧文对于历史问题一般很少感兴趣。他对于社会“混乱”局面的分析，是从英国在产业革命以后形成的各种关系开始的。这个分析，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都远远不如傅立叶的那种多方面而辛辣的批判。欧文的某些论点，证明他的经济观点有些肤浅。尽管这样，他的学说的这一部分还是很有价值的。

在1817年的报告中，欧文指出产业革命是折磨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罪恶的直接原因。在1817—1821年间的著作中，他又一再重复并发挥了这个论点。欧文断言现存贫困现象的原因，是新机器的采用使人的劳动的价值下降。新机器大大提高了英国的生产能力。欧文说，现在一个拥有二千五百名工人的企业所生产的东西，相当于苏格兰现在全体居民用五十年前通行的生产方式所生产的东西[14]。

欧文说，在采用机器以前，英国的大多数居民都以农为业。在工场手工业中，手工劳动占据优势。农业劳动和工场手工业劳动，报酬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同工资相适应。欧文多多少少美化了不久以前的过去，断言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居民福利较高的时期。赤贫现象是微不足道的。从事生产的，几乎全是成年男工。假定约有四分之一的居民从事生产劳动，而全体居民人数为一千五百万人，则从事生产者应为三百七十五万人。欧文又假定，“技术设备生产力”约为手工劳动力的三倍，即等于一千一百二十五万个人力。因此，生产力的总和等于三百七十五万加一千一百二十五万，等于一千五百万个人力，即与居民总数形成一与一之比。

技术发明的采用引起了空前未有的变革。新的技术扩展到一个又一个生产部门。技术发明使私人财富增加，而财富增加又刺激了新发明的出现。随着机器的采用，劳动时间延长了；生产部门开始使用女工和童工。然而最惊人的，是新技术设备所引起的生产力的增长。到1817年，人口仅仅增加到一千八百万人，而从事劳动的人数，则增加到六七百万人（等于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以前为四分之一），“技术设备生产力”增加到相当于两亿多个人力的程度。于是，人口总数与生产力之比，现在为一比十二，而劳动人口与生产力之比，现在为一比三十。全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增加了十一倍。欧文说，英国可以用自己的生产满足本国的全部合理需求，可以使自己的产品遍布世界市场。欧文认为，生产力的这样巨大发展本身，乃是一件大好事。欧文绝不反对机器。“社会希望以花费最少的人力劳动获得最多的有益产品。”然而他又深信，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正是这个过程导致贫困现象大大加深。技术发明使财富积聚在少数人手中，使大多数居民沦为奴隶[15]。

生产力增长带来的好处，并未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享有。机器本来是财富的源泉，反而成了贫困的根源。机器同工人竞争。由于机器的劳动代价低廉，机器便把工人从生产中排挤出去，并降低在业工人的“劳动价值”。工人无力抵抗机器的竞争。很大一部分工人，在生产上成为多余的人。按照欧文的意见，在同法国的战争结束后，采用机器的这一切后果特别清楚地表现出来。由于战争结束，对产品的需求减少了，失业和赤贫现象大为加剧，工资不断下降。工资总额的减少，又引起居民购买力的下降。数量迅速增加的商品，却找不到消费者。销售困难有增无已，甚至世界市场也吸收不了这么多的商品。供给超过需求，商品充斥市场，生产不断萎缩，失业人数增加。“世界上充满了财富……但到处却是苦难深重！”[16]

欧文写道，迄今为止采取的一切消除贫困和失业的措施都毫无效果，只要社会继续维持现有的生产制度，情况必然日益恶化。摆脱当前的危机，可能有三条出路：或者拒绝使用机器；或者让“多余的”工人死绝；或者建立一种组织，使穷人和失业者得到有收益的职业，同时使机器协助他们劳动，而不是取代他们劳动[17]。如果听任事态照旧发展下去，结果必然会使千百万人饿死。容许这样，就是违背情理的残暴行为。那么说，也许应该限制机器生产吧？欧文认为这条出路是行不通的。第一，因为要同其他国家竞争，所以不能这样做；第二，这等于重新回到野蛮时代去。因此，只有第三条出路可走，让机器为劳动者服务，而不叫它夺去劳动者的面包。欧文说，社会应该这样安排：使全体居民都能分享到生产力依靠科学的发展所取得的利益[18]。

人类的目的是谋取幸福，可是就实现这个人们向往的目的的制度来说，再也没有比世界各国现行的制度更坏的了[19]。在现行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主义和竞争，是违背人性的。在“神法”面前，人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大集体的一员[20]。自私自利的原则已经过时了。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根据自私自利的原则拯救不了社会，因为这个原则是一切灾难和恶欲的根源。只要还有人离开他人独自生活，社会罪恶就会加深[21]。在欧文看来，人类的一切设施都在证明社会制度缺乏理智。其中占据首位的要算私有制。私有制是敌对、欺骗、舞弊、卖淫、贫困、犯罪和不幸的根源。私有制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欧文确信，私有制对于上中下各阶级都是有害的[22]。只要私有制存在，人类就不能得到幸福。

欧文说，在现存的个人主义制度下，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不正常的。在这种制度中盛行的追逐享乐的竞争和虚伪的宗教，也使男女之间的自然关系变得不正常。在欧文看来，目前的家庭形式是使人们服从国家和教会的非理性法律和教规的手段之一。现代的家庭生活充满着欺骗、伪善和暴力。婚姻不是基于情投意合，而是出于彼此欺骗，然而，这样的婚姻却不顾人性的意旨，硬要求双方白头偕老。尽管以必须教育子女为借口，但也丝毫不能为这种违反自然的关系推卸责任，因为在这种家庭里，子女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欧文在总结他对分裂社会的灾难所作的批判性研究的结果时，有时提到“三位一体的祸害”。在他看来，这“三位一体的祸害”就是宗教、私有制和现行婚姻制度。

关于商品流通制度的分析，在欧文对于现存社会关系的批判中占有十分显著的特殊地位。欧文对于这个问题的论点，尽管在理论上还很幼稚，但是仍然值得重视，因为这些论点是他的一项实际措施——组织交换市场——的基础。

欧文坚决认为，绝不能说目前生产的财富还不够。从这个论点出发，他有时作出如下的结论：当代的重大问题不在生产方面，而在分配方面。这个不正确的论断，虽然与他对社会祸害的本质所持的上述观点相矛盾，但却引起他去研究当时资产阶级改革家大感兴趣的“价值尺度”问题。欧文说，目前生产的足够数量的财货不能自由畅销，原因就在于交换的组织不完善，在于现有的“价值尺度”不完善。

欧文推断说，人们很早以来就互相交换经济财富了。交换的第一阶段是以物易物。在进行这种直接交换时，劳动是衡量物品价值的尺度。一定数量的劳动换来同等数量的劳动。随着需要和交往的发展，这种交换方式就变得不方便了，而为商业所取代。商业的原则是以最少的劳动所取得的财富，来换取尽可能多的东西。为了进行商业活动，就要求有人为的价值尺度——货币。在一定的发展阶段，这种制度是有益的。它曾促进人们的发明才能和进取精神。但是另一方面，货币制度也助长了人们的愚昧无知的自私心和个人主义。人们互相敌视，追逐财富，产生许多不义行为——这就是货币制度的自然结果。人们学会了很好地进行生产，却是忘记了合理地进行消费。人为的交换工具使人们有可能伪造财富的真实价值。货币可使坏人骗走人们手中那些用辛勤的劳动创造的财货，使社会上的最坏分子发财致富。欧文说，创造财富的人自然应当享有他创造的财富。换句话说，工人有权享有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企业主利用人为的价值尺度，不向工人付足他们的全部劳动价值。因此，在欧文看来，采用人为的价值尺度，才使剥削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这种人为的价值尺度还是一种极大的祸害的根源：它用一些价值较小的金属限制人们去创造财富。欧文得出结论说，人为的价值尺度阻碍进步，现在已是抛弃这种尺度的时候了[23]。

要做到合理地分配财富，使劳动者也能享有财富，就必须用自然的价值尺度取代人为的价值尺度。只有人类劳动才能作为自然的价值尺度，因为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每种商品的价值，都应当取决于制造它所必需的人类平均劳动时数。劳动本身的价值即工资，也应当用这种单位来确定。采用自然的价值尺度，可保证生产和消费的协调。市场上需求的大小，基本上取决于工人劳动所得的报酬。报酬不足，就会使市场缩小。在采用自然的价值尺度时，由劳动者的消费总额决定的商品需求量，可以同供应量保持平衡。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工人的报酬和福利也将提高。工人将从自己的劳动产品中取得“公平而固定的份额”，并从人为的劳动报酬制度的奴役下解放出来[24]。由此可见，欧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并不主张彻底行使工人享有他们的“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他让工人从产品中得到“公平的”份额，这就使企业主可以获得一定的利润。

欧文屡次谈到，自然的价值尺度是根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祸害的手段。他认为采用这种价值尺度，可以同时容许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存在。如果欧文只限于用这种计划来改造流通制度，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的理论只不过是广泛流行的那种力图不经过根本改变生产关系而企求铲除不平等祸害的小资产阶级空想方案的一个变种。其实，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欧文早在1817年批判社会制度时，就已经大大越出这个界限。1820年，他在提出“自然的价值尺度”理论的同一著作中，更发挥了共产主义公社的思想。欧文学说的这两个部分的相互关系，他自己也往往阐述得不够明确。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他的著作中流通制度的改革总是服从共产主义改造计划的，把它作为共产主义改造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走向彻底改变社会制度的基础的一个途径[25]。

三

欧文认为，旧制度是建立在谬见的基础之上的，充满着虚伪和无知、贫困和压迫、暴行和犯罪，他提出一种新制度来取代它，这种新制度是建立在真理和科学的基础之上的合理制度，以保证人人享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幸福为目的。在这种制度下，虚伪没有立足之地；在这种制度下，将不知贫困和非人道行为为何物；在这种制度下，既不会有奴隶和农奴，又不会有剥削关系。新制度的原则是共同劳动、共同占有、权利平等和义务平等[26]。在新制度下，个人利益将同公共利益一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不会再隔着一条鸿沟[27]。新制度将根除笼罩着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破天荒第一次组织有计划的经济活动。欧文说：“至今，人们只会在战争中联合行动，以保卫自己的生命和消灭他人的生命；而现在，为了维持生命的和平目的而共同进行生产，也同样是必要的。”

按照欧文的描绘，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是规模不大的劳动公社。欧文把这种公社叫做“社会分子”。同傅立叶一样，他也十分重视规定公社的人数和规模。在他看来，这是政治经济学的最困难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社员以多少为适宜，欧文自己也动摇不定。他在不同的著作中，提出过不同的数字：从五百人到一千五百人，从三百人到两千人，等等。这个数目中应当包括各种不同年龄的人，欧文按照年龄分配给他们各种社会职务。每个社员应当有半英亩到一英亩半土地。欧文希望这个标准以后能够降低。

同大多数的空想主义者一样，欧文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公社的外貌，以及公用建筑、住宅和厂房的布局。主要建筑群放在公社境内的中央，成一个正方形，其中的各种房屋又把这个正方形分成若干个小长方形。公共厨房、食堂、学校、阅览厅和会议厅，都设在中央地区这些建筑物内。正方形的四边是住宅、三岁以上儿童的宿舍、医院和招待所。正方形建筑群的周围辟有花园，花园的外围是工场、养畜场、啤酒厂、面包房、田地和牧场，花园中栽有排列成行的果树。

欧文说，在现在的个人主义制度下，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成为剥削大多数人的手段。而在公社中，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种积累。公社中的积累，只是储存产品以防歉收，或者用来同邻近公社交换。公社的经济活动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满足社员的需要。在现在的社会里，劳动者被截然分成两类，一类只从事农业劳动，另一类只从事工业劳动。这种划分使产业工人离开生活资料的产地，减少同大自然接触的机会，所以在经济方面和精神方面都是有害的。在欧文的理想公社里，也同在傅立叶的法郎吉里一样，这种区分将要消失。在他设计的公社里，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互相结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偏重后者。公社里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因而也将消灭城乡之间的矛盾，而把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中的优点结合在一起。

欧文对于公社的劳动组织的情景的描画，不像傅立叶叙述法郎吉那样的详尽。欧文说，既然全体社员的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所以他们都要从事一定的公益劳动。“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为自己做那种自己不愿为别人做的事情。”因此，公社里不可能有通常所说的那种阶级划分。但是，公社里有年龄的划分。欧文把年龄的划分叫做“阶级”，每个“阶级”的职责各不相同。欧文在写《新道德世界书》的时候，对这种按年龄划分职责的观点已经十分明确了。

第一“阶级”由公社中的五至七岁念小学的儿童组成；第二“阶级”的成员是七至十岁的儿童，他们已经获得一些有益的实际知识，并且参加家务劳动和园艺工作；第三“阶级”由十至十五岁的少年组成；第四“阶级”由十五至二十岁的青少年组成。每个人从十二岁起，除了学习科学知识以外，还要学习一种手艺；从事生产劳动的基本队伍是第五“阶级”，由二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组成。第六“阶级”（二十五至三十岁的人）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和分配公社的财物。这一组成员，每天只作两小时的直接生产劳动。但是，他们要负责监督和改进一切社会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第七“阶级”（三十至四十岁的人）负责管理公社的内部事务，组织和领导各部门的生产；第八“阶级”由四十至六十岁的人组成，主持公社的对外往来工作，比如接见社外代表，交换产品，成立新的公社，等等。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阶级”，是公社组织法的捍卫者[28]。

欧文虽然反对现存制度下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不良社会后果，但是他总是附带声明，社会不应当拒绝采用可以减轻人类劳动的发明。社会应当关心提高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制度则能保证机器在公社中不再是劳动的竞争者，而成为劳动的仆人。因此，在新社会制度下，人们将比现在更为广泛地使用机器。欧文确信，公社采用一切科学技术成就，就能在普通的劳动条件下生产出数量超过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即创造出无数的财富。应当指出，欧文认为农业生产的进步与其期待技术革新，不如指望精耕细作，依靠在土地单位面积上投入大量的人类劳动。在这方面，他甚至不惜采取技术上倒退的措施，主张不使用犁耕地，而改用铁锹翻地，即实行畦作制。按照他的意见，这是使任何数量的劳动者都能得到有益而固定的工作的可靠手段。他认为土地耕作方法上的这种改革，比克朗普顿和阿克莱的发明更富有效果。这就能用同样面积的土地养活比现在多好几倍的人口。

有一种十分流行的偏见，认为只有个人所有制才能充分刺激人们进行紧张的劳动。欧文坚决反驳了这种偏见，肯定公共利益比个人利益更能促进人们劳动。公社的管理机构，根据公民的能力和公共利益分配公民工作，按照他们的需要分配公社的劳动产品，并举办公共食堂[29]。公社有“无数的财富”，所以这不会有任何困难。任何人都有求必应，人人都能从公共仓库中领取他所需要的一切。另一方面，谁也不愿意超过需要多拿一点。积累财富将是不明智的事，就像在水量超过需要的地方贮水一样。

由于土壤、气候和其他条件的不同，每个公社的生产将与其他公社的生产有所不同。因此，每个公社的某些产品在数量上可能超过自己的需要。拿这一部分多余的产品去同其他公社交换，以取得本公社不生产的产品。所交换的产品的价值尺度应当是劳动，而交换工具则应当是代表一定数量劳动的货币符号。货币符号的担保品，是公社的库存产品。在新公社制度的基层组织跟旧制度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公社要向旧社会出售一部分产品，以便获得纳税所需的款项[30]。

欧文十分重视教育工作，这是和他的关于人的性格形成的学说契合的。教育是决定性格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未来的公社中，教育要同生产密切联系，因为生产本身就是教育的要素。每个儿童除了受普通教育以外，还要学习能够承担起社会交给他的义务的技能。欧文认为，这绝不是说要把儿童培养成只能从事狭窄的固定职业的工作者。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独立地和合理地思考并积极地从事社会活动的人才。一个人应当受到全面的教育，以便能够从事全面的实践活动。儿童应当从幼年起就受集体的道德教育。但是欧文认为，学校教育不宜开始过早，同时它应当尽可能采用直观教学法。大部分知识不应当在学校里从书本上得来，而是通过直接观察和研究自然界与生产过程得来的。儿童年龄越大，就越要积极参加生产。

欧文坚决反对当时的各种宗教及其荒诞的迷信，反对它们的危害社会福利的教义，反对不学无术和品德恶劣的僧侣，但是他又认为在未来社会中，必须保存某种新式的宗教。未来的宗教是清除了各种偏见的合乎理性的宗教。欧文说，这些偏见必须连根铲除，人类应该重新得到思想的完全自由和人类的自然权利。公社里不应当有任何宗教上的偏执或派系纠纷，否则就不可能有和谐和快乐[31]。欧文的理性宗教的教义，实质上只不过是承认有一个人类理性所不能了解的万能的创造本原存在。但是，欧文并不认为一切人都必须遵守这个教义，因为在他看来，信仰的无限自由是使社会改造成功的条件之一。宗教应当宣传热爱他人，即使他不是信教的。欧文宣称，宗教的真正而主要的内容不在于词句、公式和仪式，而在于积极的爱的实践，在于主动地协助他人获得幸福。人在观察无穷的世界及其规律时产生一种无以言状的惊喜的感觉，这便是真正的敬奉神灵。显而易见，欧文所需要的宗教，是把宗教作为他所宣传的新社会和新道德世界的最高标准[32]。

在欧文的理想公社里，管理机构是非常简单的。我们说过，各种职责（包括管理职责）由不同年龄的各组人分担。在《致拉纳克郡报告》（1820年）和《新道德世界书》（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中，欧文都是主张这样做的。欧文指出，按照年龄原则选拔领导者有着无可置疑的优点，即在这种制度下，不会产生“选举与竞选运动的弊端”[33]。在欧文设计的公社里，如果不把各种按年龄划分的组的大会算作权力机关，那事实上就谈不到有什么专设的权力机关了。但是必须指出，在实践中，欧文却不得不放弃按年龄区分的原则，仍采用选举原则。根据“新和谐”公社组织法，公社的执行权属于社员大会选出的理事会，而各种专业的领导权则属于由各该专业部门的工作者选出来的人员[34]。

至于中央政权，欧文认为在建立公社时期，当新教育制度和新社会条件对社员尚未显出效果时，应该为它保留一定的权力。但是将来在新制度巩固以后，用欧文的话来说，公社就不会给中央政权添很多的麻烦了。公社的内部管理机构，将轻而易举地执行自己的任务，而毋需外来的帮助。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不需要法庭，不需要监狱，不需要刑罚；只有在人们不了解人的本性的地方，即在以个人竞争的愚昧制度为基础的社会里，才需要这些暴力工具。以关于人的性格的科学为基础的新制度，毋需使用暴力就能获得现在无法得到的成果。新制度可使现在需要用暴力手段来制裁的罪恶不能滋长。中央政权的重要职责之一是进行战争。但是，随着理性和科学的王国的建立，中央政权的这个最后职责也将消失。人们一旦认清战争的危害和战争行为的狂妄，就会设法防止战争。欧文的最终理想是各自治公社的自由联盟。

在新道德世界中，将产生和培养出新的人，即在身体、道德、智能方面全新的人。社会成员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彼此之间没有产生矛盾的根源，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实行以关于人的性格的科学为基础的正确教育——这一切将为人的本性和才能的充分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欧文说，现代的人同他所能发展到的高度比较起来，只不过是一小块残缺不全的碎片而已。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看到的，一方面是完全从事使人愚蠢的体力劳动的人，另一方面是欧文认为只能危害社会的人，即神学家、医生和法学家，等等[35]。在新社会中，在适应人的本性的新生活条件下，人将恢复自己的完整性。那时，不会再有只跟着犁走、翻一翻干草或在制造某些小物件时完成一些活计的这种活机器了。那时候的人，将不是从事有害健康的劳动、麻木不仁地看望着周围事物而不去了解也不加以研究的人，“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朝气蓬勃、实用知识丰富的劳动阶级。他们的习惯、知识、态度和性情，都将使他们之中最低劣的人也远胜于古往今来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任何阶级中的最优秀的人物”[36]。欧文说，同现代人的体力比较起来，将来人所具有的体力将是巨人般的体力。普遍的富裕将根除人们的自私自利的习惯。教育将使人们学会合乎理性地感觉、思考和行动。欧文确信，对人的本性的规律有科学认识的社会，与以前的一切社会不同，它将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四

欧文深信，他所宣布的伟大变革的时机业已成熟。变革是势所必然，问题只在于变革将怎样进行。欧文早在1817年就已经感觉到，不仅在真理的认识方面，而且在劳动群众的情绪中，都在酝酿着“伟大的变动”。他断言，劳动群众的困苦生活条件有引起以暴力推翻现存制度的危险[37]。在他看来，社会正走向混乱状态[38]。后来，他在谈到两个彼此对抗的力量时，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更为明确的意见。他说，这两个彼此对抗的力量，一方为政府和贵族，另一方为人民。政府和贵族由于密切勾结，还能掌握政权。同时人民也已经相当强大，足以团结起来，抗拒贵族的意志改造社会。欧文知道，双方都想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是与对方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就要引起革命。但是这条革命的道路，并不是欧文的道路。他害怕现存的制度被“外行而粗鲁的”人的双手所破坏[39]。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防止革命，争取用和平方法解除社会危机。

从欧文的唯理论观点来看，这种用和平方法向新社会制度过渡的可能性，是不容置疑的。欧文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使正确的原则获得胜利。而在欧文看来，任何党派里面都有能够领会这些正确原则的明智的、深谋远虑的人士。真理是人人都能接受的。人们为他们所错误理解的利益分离开来。实际上，富人和穷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有着共同的利益的。统治机构对一切阶级的幸福都起破坏作用。甚至在欧文的活动同工人运动有着密切联系的时期，他也坚决表示反对阶级斗争的原则。在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欧文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建立过一个包括各民族和各阶级的协作社。

从欧文对待阶级斗争的态度，自然引申出他对待国家的态度。不错，各国政府迄今所执行的，都是错误而有害的政策；但是欧文认为，这是错误教育所形成的错误观点的结果。既然一切有理性的人都能理解真理，既然社会改造符合一切阶级的合理利益，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不可能使政府站到改革方面来呢？应当开导那些没有理性的统治者。因此，欧文始终不渝地一再试图说服各国政府实行他的社会改造计划，结果都是劳而无功。1817年，他向英国议会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1818年，又向欧美各国政府和神圣同盟参加国的阿亨会议呼吁。三十年以后，即在1849年，他还力图证明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合理性的，力图说服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相信他的计划是合乎理性的[40]。

这些呼吁的一再失败，并未能治愈欧文空想的盲目症，虽然在他的言论中有时也可以听到失望的音调[41]。按照欧文的想法，由政府实行改革，是社会改造的基本的和最简捷的途径。欧文宣称，应当利用旧的政府，就像建筑铁路取代原有道路时利用旧的大车道一样[42]。无论什么样的政府，都不可能长期拒绝实行理性所指引的政策。即使为了自救，为了避免灭亡的危险，政府也应当接受合乎真理的制度。

国家的阶级本性如何，国家的政治制度如何，欧文认为从社会改造的利益来看，都是无关紧要的。在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权利和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年代里，欧文既承认宪章派的政治要求是正义的，同时又警告他们不要指望政治改革就会改善人民的状况。欧文认为，那种以为扩大政治权利就必然会改进社会机构的意见是错误的。他以美国为例来证明这一点。欧文指出，从美国的革命文献来看，它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最激进的原则之上的，但是那里却存在经济危机，日趋贫困的工人阶级，贫富之间的经常斗争。

在现存的社会机构下，任何一种政体（专制制度也罢，君主立宪制也罢，共和制也罢，民主制也罢），都不能保证人民的幸福[43]。欧文认为，能否组成劳动公社，并不取决于争得政治权利或普选权。

欧文认为，走上社会改革道路的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公社；公社保证失业者就业，成为以共产主义原则改造整个社会的起点。欧文说，新制度要从组织失业者就业开始[44]。国家应当从现在的占有者手中赎买土地，分成许多地段，并在这些地段上建筑必要的房舍，招集失业者作为未来新村的居民。但是，由于失业者是在恶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受过旧社会的虚伪恶习的熏染，所以为了重新教育他们，养成他们过公社生活的习惯，欧文有时主张把他们编成一支特殊的劳动大军。因此，政府最初也应当指派受过专门训练的官员来领导各个新村及其工作[45]。但是欧文相信，新的生活条件很快就会使公社社员变成能够按照理性来思考和行动的人。那时，公社就将合乎要求，变成理想社会的自治基层组织。

欧文相信，从旧社会过渡到新社会，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占有财富和掌握权力的人应当知道，人们绝不会打主意强行剥夺他们现在还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社会弊病将被消灭，而且不会对统治阶级施加任何暴力，不会使他们受到任何损失。消灭现存的反常制度，不是新旧世界斗争的结果，而是正确思想获胜的结果。社会一旦清楚地看到新组织能给自己的成员带来莫大的幸福，就会迫不及待地希望享受这种福利。只要成立一个公社，就足以促使人们愿意成立更多的公社，公社的数目便将迅速增加。经过不多几次试验之后，人人都会看清公社的优越性。在新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个人的性格和行为，将生动地证明新事物秩序的完美，于是旧社会就会很快消失。欧文在他的一篇著作中断言，为了改造社会，在欧美只需要五年，而在全世界也只要十年[46]。

欧文虽然断定由政府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改造社会机构，是社会向新制度过渡的最简单和最合理的方法，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他也十分重视个别人物或团体（一方面是郡当局或大资本家，另一方面是中等阶级或工人阶级的联合代表）的主动精神[47]。据说，这些人物或团体可以带头创办公社以作示范，而这种示范又会起巨大的作用。欧文自己举办“共产主义移民区”的试验，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在19世纪30年代初，这种思想曾经推动欧文支持工人的合作社和工联。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欧文由于接近工人运动，在这些年中曾对他在此前后所坚持的整套观点作了若干修改。

国家作为改良者的作用，在这个时期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受到怀疑。社会改造被看作是工人团体（工会和合作社）的独立活动的结果。欧文创办的《危机》杂志（1832年），在头几期中的一篇社论中写道，劳动阶级有力量和本领改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毋需富人的帮助；“如果政府不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就把这一事业担当起来”[48]。

因此，在1831年和1832年的两次合作社大会上，欧文和他的信徒们使大会通过了决议，主张采取立即建立公社的措施[49]。1832年这一年，欧文还在一篇讲演中满意地指出，在劳动人民中间正在展开一个运动，这将“导致建立一个人数多得惊人的新政治团体，其成员不是游手好闲的阶级，而是裨益社会的劳动者阶级”。欧文说，只有劳动者阶级才能实行必要的变革[50]。但是，欧文同时仍然相信，变革将是和平的和没有痛苦的；他仍然希望，政府无论如何都不会反对改革。

我们已经说过，1832年，欧文曾领导建立交换市场或劳动交换银行的运动。一些工人合作社，在这以前就作了组织专门机构来直接交换工人劳动产品的尝试。欧文通过自己的宣传，使运动的声势更加浩大，并从理论上论证这是彻底改变社会基础的手段之一，是向新社会制度过渡的途径[51]。

有一个时期，组织交换市场的思想把建立公社的思想推到次要的位置。我们所介绍的欧文关于价值和货币的学说，就是欧文的交换市场计划的基础。据欧文推断，在现存制度下，每个劳动者都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把劳动换成货币，而且在出卖劳动时还要受到一定的损失。劳动者得到货币，还要向商人购买用来满足自己需要的物品。由此可见，他无论是作为生产者还是作为消费者，总要通过中介人，而中介人便从中夺去他的一部分劳动产品。货币制度是欺骗劳动人民的工具。然而，生产者没有中介人是完全可以的。他们只要彼此直接联系，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在生产领域中，合作社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在流通领域内，交换市场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交换市场负有排挤商人的使命，就像机器排挤了手工劳动一样。合作社和交换市场彼此互相补充。

按照欧文的计划，交换市场活动的基本原则是生产者按劳动的估价彼此直接交换产品。1832—1834年间在欧文直接领导下经营业务的伦敦交换市场，既从合作组织收进商品，又从个人手里收进商品。由专门的估价员确定生产商品时所用的原料价格和所需的工作时间。然后，按照对交来的商品所估的“工作小时数”发给生产者劳动券，但要扣收十二分之一的管理费用。每人都有权凭劳动券从交换市场的仓库里换取所需要的，与劳动的估价相等的产品。但是必须附带说明，“劳动估价”实际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假定性质，因为原料和劳动都要先按通用的货币单位估价，然后再按六便士等于一小时的比例，把货币单位折成“劳动”单位。当然，只有独立手工业者和生产合作社能向交换市场出售自己的产品。对于没有生产资料的工人，交换市场本身是无力援助的。但是，合作市场既是合作运动的产儿，反过来又刺激了新的生产合作社的建立，而这些合作社则吸收了一定数量的工人。

交换市场在初期取得很大的成绩。它的劳动券很受私商欢迎。但是，在生产分散而无计划的条件下，组织“劳动”交换的计划中的内在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供求的相对平衡是在市场上通过价格的波动来达到的。以交换市场为媒介的交换制度，使市场失去了这种调节作用。本来以为实行新的交换制度之后，某种产品的生产和需要之间会自然达到一定的协调。其实，只要生产资料还是私有财产，只要生产还是无组织的，只要生产还不受统一的经济计划节制，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协调。进入交换市场仓库的，既有畅销的商品，又有滞销的商品。前一种商品很快就脱手了，但是仓库里却积压着难以出售或根本无人问津的商品。交换市场的主顾交来产品后领得劳动券，可是仓库里却没有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于是就不得不拿着劳动券去找私商。交换市场的收购和销售之间的比例失调现象迅速扩大。劳动券开始贬值。后来对所收商品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并进行比较严格的估价，结果引起了不满和争吵。供应食品的人，不再把销路畅旺的产品提供给交换市场去换取已经贬值的劳动券。交换市场不得不采取妥协办法，即在收进商品的时候，不仅计算“劳动耗费”，而且也考虑市场的需求；此外，还用现款收购某些商品。但是，各种办法都未能挽救住这一从根本上就有缺陷的首创事业。1834年，交换市场倒闭，积压的商品实行拍卖，欧文还拿出两千多英镑弥补亏损。

交换市场的倒闭，证明使十九世纪许多社会思想家感到困惑的一种思想，即在无组织的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组织交换”并消除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的思想，完全是荒唐无稽的。但是，必须再一次提请注意，欧文跟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不同，他决不是不了解单靠改良交换制度而不同时改造生产制度是不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的。在他看来，交换市场并不是万能灵药。在他看来，这只是应当全盘代替现存资本主义机构的一整套组织中的一环。无怪乎差不多在建立交换市场的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经过广泛考虑的（虽然是空想的）改组生产的计划。

在这些年里英国工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上述计划的产生。甚至工会运动的参加者本身，当时也没有完全认清工会的今后发展的道路。1832年议会改革的斗争及其使工人失望的结果，大大促进了英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提高。毫无疑问，那时工会里出现了想把工会变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机关的倾向。但是另一方面，在工会的最积极会员当中，也不乏欧文的拥护者，他们力图使工会沿着和平建设合作社的道路发展。因此，欧文产生一种思想，打算利用工会运动来达到彻底改造社会制度的目的，这是不足为奇的。关于改造社会制度的空想，他是从来没有放弃过的。

欧文的新计划的方案十分简单。这就是把工会改组为全国性协会（national companies）或同业公会，由它们掌握各有关生产部门。这样，工会组织似乎就会变成合作社组织。由协会的联盟掌握全国的生产[52]。各协会一方面这样地掌握生产，同时通过交换市场组织彼此之间的交换。这种合作制度是在旧的经济制度内部建立起来的，而不是用暴力摧毁旧的经济制度。当然，把社会看作是一些专业化工人协会的总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欧文的理想不相符合的，而且他本人对这一点也是认识得非常清楚的。欧文认为协会是走向彻底的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危机》杂志关于这一点写道，这还不是公社制度，但这是向平等迈出一大步[53]。

欧文在为实现“合作社计划”而斗争的时候说，迄今为止，世界都是由什么也不生产的人统治着，他们并且鄙视生产全部社会财富的人。富人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而劳动人民却被剥夺了联合的权利。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创造财富和知识的人，即生产社会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人，应当联合自己的力量建立统一的组织，加强自己的联盟，以建立一个开明而公正的人类生活制度。联合起来的“第四等级”，将是社会上最强大的等级，它的敌人能用什么来同它抗衡呢？欧文天真地希望，企业主也会参加劳动人民的这种联合组织，并会理解他们的利益是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一致的。在欧文看来，这是上策。但是另一方面，欧文也知道，情况常常会使企业主变为残酷嗜血的暴君。他们可能拒绝同工人结成统一战线。如果这样，工人就从自己人中选出新的领导人。欧文认为，工会向议会请愿是正当的做法。他警告议会说，财富和知识的创造者再也不能容忍现存的制度了，他们能够而且应该使社会过渡到正义的制度。如果议会不满足请愿书中的要求，他们无须议会的帮助也能实现这种改造。他们只要决定为自己生产一切产品，并通过劳动产品交易市场互相交换，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54]。

欧文的合作社计划，实际上是同请求维多利亚女王政府组织劳动公社的计划一样的幼稚。当然，在不需要大量资本和复杂机器的生产部门，组织生产协会和把工会变为同业公会的思想，是可能获得很大的成就的。无怪乎欧文的宣传，首先得到建筑工人工会的响应，他们在1833年成立同业公会。建筑工人通常为承包商工作，他们的同业公会可以提出排挤这些中介人而在同业公会和出包人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任务。然而，联合起来的工人不经过暴力革命剥夺资本家的生产工具，而能够掌握像采矿业、冶金业这种部门的生产，则是难以想象的。只有企业主以及为其利益服务的国家机关完全俯首就范，才能做到这一点。

欧文满怀着乐观的希望。他对建筑工人写道：“用不了五年时间，你们就可以实现这项为不列颠帝国全体居民造福的改革（即过渡到合作社制度）。”1834年，各工会联合成立了“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总工联）。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大联盟应当实现他的消灭资本主义和组织新社会的计划。但是，无情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欧文的空想愿望。资产阶级绝不愿意坐视工人阶级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而联合起来。承包商接二连三地实行同盟歇业，以回击建筑工人组织同业公会。建筑工人的工会由于缺乏足够的基金，不能坚持斗争，甚至还来不及显示出同业公会的作用就垮台了。“总工联”刚一成立，就暴露出内部的意见分歧，它的许多活动家都不赞同欧文的思想。不过，参加大联盟的许多组织都投入了罢工斗争，在大联盟中，阶级斗争和总罢工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同时，工人组织的领导者也受到了政府的迫害。

在实现合作社计划当中遇到的重重障碍，甚至逼得根本否定阶级斗争的欧文也承认：可以采用总罢工作为“和平地”影响统治阶级的手段。对于工人运动活动家遭到迫害事件，他在《危机》杂志上写道：“他们终生无所事事，只要你们也像他们那样歇工三天，就会使这些执迷不悟的人懂得，你们有足够的力量可以马上把他们变成卑贱的奴隶。”[55]但是，这番主张总罢工思想的言论，已经是欧文从事工人运动的尾声了。1834年8月，“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解散了，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

“联盟”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在自己的决议案中指出这一首创事业失败的主要原因。大会的决议声称：大联盟遭到了工厂主、社会的富有阶层和政府方面的反对，而且反对的程度比大联盟的创始人所预见的要强烈得多。实际上，这就是承认欧文的全部计划的内在缺陷。

欧文的理论体系，也同他的实践计划一样，有许多矛盾的东西。在19世纪来说，他的唯理论哲学是幼稚的和陈腐的。在19世纪20至40年代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他竟毫不动摇地相信和平改造社会的可能性，这是令人难于理解的。毫无疑问，同其他空想主义体系一样，欧文的学说也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特点。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了欧文的社会主义的严重缺陷。这些缺陷是：他对待资产阶级宽容，他的性格“驯顺温和”，他的原则“抽象”，他不理解历史的发展，他反对工人阶级的“愤怒”，即对阶级斗争持否定态度，他宣扬“慈善和博爱”[56]。

欧文的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尚未发展的最初时期”[57]出现的，这就是使它具有成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学派之一的特点的原因。欧文的思想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渗入英国工人阶级，在30年代初最为流行。“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的失败，是欧文主义发展中的转折点。后来，欧文主义的宣传再也不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了。英国无产阶级强大的阶级运动，即宪章运动，把欧文的空想主义推到次要地位。同一切空想主义体系一样，随着现实的阶级斗争的发展，欧文的体系也失去了任何历史根据，而他的学派则蜕化为反动的宗派。

虽然如此，欧文的历史功绩仍然是伟大的。他同其他伟大的空想主义者一样，对资本主义作了在当时来说是鲜明而深刻的批判。他不知疲倦地为他所理解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了四十年。他为共产主义——尽管是空想式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宣传了四十年。为在立法上限制每天的工作时间，为实行劳动保护，为对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为对儿童实施公共教育而坚持不懈和满腔热情地进行斗争。他也曾试图（在伟大的空想主义者中间只有他一人如此）把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虽然由于理论不充分而遭到了失败。在被科学共产主义誉为自己的先驱者的伟大思想家和活动家中，欧文完全有资格占有最前列的一席地位。

罗伯特·欧文传略

〔苏联〕费金娜

罗伯特·欧文1771年生于北威尔士的一个小城——纽汤。父亲是个手艺人，只能供儿子在乡村小学受初等教育。他四五岁时进乡村小学，七岁时就当低年级的小先生。他大量阅读各种书籍，以补充学校所学知识的不足。九岁时，欧文离开学校，到一家食品、小百货店工作，自谋生活，仍旧酷爱读书。

欧文十岁时离开父母，身上未带分文就去伦敦找他的大哥。从此以后，他便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从此再没有得到父母或兄长的物质帮助。欧文到伦敦后不久，就在斯坦福德一家批发商店里找到工作。他在这里工作了四年，利用老板的藏书继续自学。后来，他回到伦敦，在一家服饰品商店当店员，每年工资二十五英镑，并供给食宿。繁重的工作使少年欧文往往每天只能睡五小时。因此在1787年，他便欣然离开伦敦，到曼彻斯特找到了同样的工作，但是条件已经比较优越了。

曼彻斯特当时正大闹技术和经济改革，结果使这里有了世界上最大的棉纺织企业。1789年，十八岁的青年欧文辞去商店的工作，从哥哥那里借了一百英镑，和一个朋友合办一家生产走锭精纺机的小工厂。但是过了几个月，他的合伙人为了吸收另一个更有钱的企业主参加，便把他排挤出去。欧文利用分得的三台走锭精纺机，自己办了一家小工厂，共有三个工人，由他自己领导，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这时，欧文的组织才能已被人们所赏识。一家大纱厂的厂主德林克沃特请他去当经理。欧文应邀开始管理一个有五百名工人的工业企业，当时他还不到二十岁。他很快就改进了生产过程，提高了产品质量。后来，他甚至成了这个企业的股东，但还是离开那里，尽管德林克沃特愿意取消原来的聘约，提出只要欧文继续留任，可付给他任何高额的薪金。这时，欧文在纺织业方面已经是知名人士，不久就成了一家大公司——“乔尔顿公司”（Chorlton Twist Company）的一位经理。

欧文在曼彻斯特期间，继续丰富自己的学识。不久以后，他便在曼彻斯特知识界享有声望。1793年底，他加入曼彻斯特“文学哲学协会”，并积极参加协会的工作。这个协会联系着当地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知名人士。欧文曾在协会作过多次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报告。这个时期，对于他的未来活动，毫无疑问有很大帮助。

欧文的实业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在格拉斯哥旅行期间，他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格拉斯哥的一个大企业主和慈善家戴维·戴尔的女儿。他又到新拉纳克（在苏格兰）去参观戴尔同环锭精纺机发明人阿克赖特合办的纱厂，在1799年以自己与人合办的一家公司的名义，从他未来的岳父手里买下了这个工厂。欧文接管这个企业后，迁居老拉纳克（在苏格兰），并在同年——1799年——与戴维·戴尔的女儿结婚。

1800年1月6日，欧文在新拉纳克开始担任拥有两千名工人的大纱厂的经理，同时又是这家工厂的股东。他的社会活动也就在这里开始了。

欧文把本厂的每日工作时间缩短为十小时又四十五分[58]，为工人的子女举办托儿所、幼儿园和模范学校，设立工厂商店，工人可以从这里买到比当地一般零售价便宜百分之二十五的食品和服装。厂方批发买进优质商品，由工厂商店零售给工人，所得到的少量利润，在支付一切开支后，每年约盈余七百镑，用作学校经费。欧文非常重视教育，认为它是培养性格的手段和改造社会的前提。虽然欧文的教育思想并没有在新拉纳克完全实现，但是新拉纳克的学校制度使得欧文的声名鹊起。欧文在著作中经常强调，儿童幼年生活中的印象容易在他的意识中长期保留下来。欧文说，德育应当从幼年开始，同时教育者所应依靠的不是儿童的记忆力，而是儿童的想象力，要唤起儿童对事物发生兴趣。新拉纳克的教学，对各种年龄的儿童都规定有娱乐和休息课目；年幼儿童的学习，全都是游戏课目。学校不收未满五岁的儿童；为这种儿童专门设立游戏园。在游戏园里，教导儿童不要欺负自己的小朋友，而应尽力协助小朋友，使他们快乐和高兴。1816年，欧文在新拉纳克创办一所幼儿园，儿童在这里不同书本子打交道，而去认识日常生活事物。激发儿童的好奇心，为的是通过亲切友好的谈话来回答儿童提出的有关各种事物的性质和用途问题。

在1806年危机时期，工厂暂时停止生产，但欧文仍然全额支付工人的工资。尽管欧文采取了这一切措施，工厂的利润仍然很高，因为欧文是一位优秀的组织者，而他的工厂管理也是十分出色的。但是，因为他用一部分利润创办的事业，在他的合伙人看来是没有生产利益的，这就造成他同这些股东之间的意见分歧，妨碍他执行规模日益扩大的计划。

其他股东的股份占资本总额的九分之八，所以表决权操在他们手里。欧文不愿意在管理企业方面没有行动自由，因而在1809年，提出以有利于原业主的条件，把工厂买了过来。欧文组织了新的合伙公司，自己的股份比以前增多了，但是他的新的合伙人仍然占有多数。新公司存在到1813年。严重的意见分歧再度爆发，迫使欧文在1812年辞去经理职务。他的合伙人坚决要求投标拍卖工厂，企图廉价把它盘下来。但是，他们的打算落空了。欧文又与同情他的计划的一些人，组织了新的合伙公司，在原公司宣布拍卖时买下这个工厂。

从1813年起，欧文除继续领导工厂以外，还常常离开新拉纳克，日益把时间和精力用来广泛宣传自己的思想。他的头两部著作即《关于新拉纳克企业的报告》和《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后一著作引起了社会上的广大人士的注意，并曾多次再版。1816年初，在欧文创办的教育和教学机构的新建筑物落成时，他发表了《在新拉纳克性格陶冶馆开幕典礼上的致辞》。从此以后，欧文的声誉更高了，希望了解欧文的工厂管理方法和社会措施的个人和代表团，纷纷来访问新拉纳克。

1815年以后，欧文领导了争取工厂立法和限制每日工作时间的斗争。在格拉斯哥的一次公众大会上，欧文提出一系列改进棉、毛、麻、丝纺织企业的童工和成年工人状况的措施。欧文没有得到企业主们的支持，于是他到伦敦去，向政府和议会提出一项法律草案，其中规定：禁止雇用不满十岁的童工，限定不满十八岁工人的每天工作时间为十小时半以内，禁止未成年工人的夜班劳动，保证他们能够受到学校教育。为了监督这些规定的实施，欧文建议建立工厂监察员制度。为了搜集关于成年工人和童工状况的资料，欧文走访了许多工厂区。他查明了剥削工人（特别是童工）的一些可怕事实，如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四至十五小时，使用八岁的童工，厂房不合卫生条件，进行体罚等等，都是到处存在的普遍现象。欧文利用统计材料继续为争取通过自己的法律草案而奋斗。为了进行更广泛的宣传，他出版小册子《论工业体系的影响》，阐述他旅行调查以后所得的结论。1816年，下院成立一个审查法案的委员会，欧文向该会提供了他在旅行期间搜集到的材料并陈述了新拉纳克的劳动条件。但是，害怕自己的专横可能受到哪怕是微小限制的工厂主们，发动了反对这项法案及其起草人欧文的运动。他们想尽方法诬蔑欧文，破坏他的名誉。为此，有一伙工厂主前往新拉纳克，去搜集关于欧文的无神论思想方法和他袒护非国教徒等材料。

欧文为了维护这项法案，作了两年不屈不挠的斗争，因为法案在工厂主的压力下一再遭到砍削。1818年，他两次发出保护这项法案的呼吁书：一次是给首相的，另一次是给反对法案的工厂主们的。

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的法案终于在1819年成为法律，这时欧文对它已经兴趣索然，表示自己对所通过的这种形式的法律不承担责任。

差不多在为改善劳动条件而奋斗的同时，欧文还为实现他所制订的消除失业的计划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17年3月他向工业和劳动贫民救济协会成立的工业贫民救济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书，成了欧文活动的一个新方向的起点。他在报告书里提出了成立以工业为副业的农业合作公社使贫民就业的计划。

1817年8月，他发表一篇演说，攻击占有统治地位的教会和一般的宗教教义，尖锐地揭露它们所宣传的荒诞迷信和谬见。欧文在这篇演说里宣布，他不信奉任何宗教。欧文的这篇演说，使他失去了统治阶级中的很多朋友。

欧文的反宗教声明，加深了新拉纳克工厂的合伙股东对他的不满。但是，他在1818年出国到大陆上的法国、瑞士和德国旅行时，似乎还没有什么情况威胁他在新拉纳克的活动。他在这几个国家考察了学校教育事业，结识了一些政治活动家，并向神圣同盟阿亨会议提出两份《关于劳动阶级的备忘录》，在其中重申了他的学说的主要思想。

欧文回到英国以后，继续领导新拉纳克工厂数年，同时越来越注意宣传自己的思想。1819年和1820年，他先后两次竞选议员，但都没有成功。在这两年中，他写成了使他成名的《致拉纳克郡报告》，他在这篇著作中阐述了他的社会理论和以合作新村为基础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计划。他把这份报告呈送给拉纳克郡的一个谋求解救居民贫困问题的委员会，当然不会收到任何实际效果。

在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欧文运动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合作社组织在欧文思想的鼓舞下相继成立。但是，欧文本人在这些年还很少参加这种运动。他在同其他股东取得最后协议，辞去新拉纳克工厂的管理工作以后，于1824年到了美国，试图在这里实现他建立合作新村的计划。他在印第安纳州从腊普派（或称和谐派）教会手里买下三万英亩土地和地面上的建筑物，成立了“新和谐公社”。一直到1829年，欧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只是偶尔回英国办理新拉纳克工厂的事务。他同这个工厂最后断绝关系，是在1828年。但是，“新和谐公社”的实验也同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建立类似公社的其他一切实验一样，在1829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几乎使得欧文的全部财产荡然无存。他所建立的公社解散了。欧文把一部分土地租给愿意保持公有经济的人，其余的大部分土地都不得不分散出卖。欧文的“共产主义”创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是这个失败由于宗教上的意见分歧、民族偏见、特权阶级人物的个人主义倾向（他们加入了公社，但不愿意同劳动阶级人物同样劳动）、消费的增长超过生产等等而提前到来了。

欧文打算在墨西哥获得土地以便进行新的实验，但是没有成功，于是他把四个儿子留在美国，自己回到英国去了。这四个儿子随父亲迁到美国以后，就在那里定居。

欧文在美国发表的最后一次长篇演说，是谈论宗教问题的。这是他同坎贝尔牧师的辩论，后来出版了单行本。

欧文回到英国以后，继续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进行斗争。他在进行反宗教宣传的初期，倾向于无神论，而到后来，他的言论令人感到有越来越强的自然神论的倾向。

欧文的家庭生活始终没有摆脱不和睦的苦恼，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无神论观点同他的笃信加尔文教的妻子的宗教观点的矛盾，以及妻子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而引起的。欧文专心致志于范围日益扩大的活动和经常外出旅行，留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他按照自己的思想生活，并为这些思想而生活。

欧文在自己的子女中，只得到长子罗伯特·戴尔·欧文的支持和拥护。他是父亲在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方面的助手，曾积极参加欧文在美国进行的实验工作，以及《危机》杂志的工作，担任杂志的合编人。罗伯特·戴尔·欧文著有一部自传，名叫《我的经历》（Threading my Way），在1874年出版。

19世纪三十年代，是英国合作社运动和工会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的合作社常把消费合作和生产合作的职能结合在一起。欧文曾积极参加与这些运动有关的许多创业活动。一些合作社受他的思想的影响，后来都以组织欧文式的公社作为自己的任务。

1832年，在欧文的领导下，创办了“全国劳动产品交换市场”，根据劳动估价交换产品。这个市场得到工会和合作社组织的支持。市场设在夏洛特大街，这里就成了欧文主义在伦敦活动的中心。

三十年代初期，欧文也曾积极参加工会运动。1833年，按照欧文的方案，成立了“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联盟的宗旨是联合全体生产者，彻底改造工业制度和社会制度。1834年2月，这个联盟通过了一个宪法或章程。按照这个章程，每个生产部门都成立独立的总部，各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各有自己的机构和管理委员会。在每个区，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区部组成区中心委员会，由这些中心委员会的代表组成全联盟的最高理事会，再选出由四名理事组成的执行机关。“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显然受到了欧文思想的影响。

这一切空想事业很快都失败了。从1835年起，失望的欧文便离开了工人运动。因为对政治改革和政治斗争采取否定的态度，欧文没有参加宪章运动。

欧文组织劳动公社（“和谐大厅”或称“皇后林”）的最后实验，从1839年开始，一直继续到1845年。但是，欧文的一些新创举只是再一次证明：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条件下改造社会的尝试都必然破产。从1844年到1847年，欧文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他在美国讲演和作报告，表现出了他那种年龄所罕见的精力。1848年革命期间，他正在巴黎。他在这里出版各种小册子，宣传他的体系，想把路易·勃朗、拉马丁和法国当时的其他政治活动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欧文虽已年迈，但几乎在去世前几天还继续不倦地进行活动，不过已经远远离开了当时的工人运动。他给官方人士写过无数的信件和呈文，论证他的从道德和社会方面改造人类的学说。他召开过“世界改革家”代表大会、社会活动家代表大会等，在这些人数不多的会议上作报告和发呼吁，阐述他的道德观点和经济观点。欧文在他生前的最后五年，醉心于招魂术，从此在他的思想中招魂术现象同他的社会理论结合起来了。他的报告和讲演已经不着重经济和政治问题，而专谈道德问题和同宗教的斗争问题了。

日益衰落的欧文主义这时在伦敦的活动中心，是“文艺科学社”。到这里来的欧文主义者，极力想使欧文相信他还领导着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但在实际上，欧文主义早已过时了。

1857年，英国成立了“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欧文给该会送去五篇报告，在协会的会议上宣读了两篇。次年，在利物浦召开的该会代表大会上，他还想作报告，可是刚说了几句话，就因为体力不支而中断。

欧文的最后一部著作是他的《自传》，在1857年出版；《自传》的第二卷于1858年他逝世前不久出版，其中附有早已发表过的重要论文和报告。欧文在1858年11月17日逝世。

欧文著作目录

1812年

1.A Statement regarding the New Lanark Establishment.

《关于新拉纳克企业的报告》，1812年匿名发表。

1813—1814年

2.A New View of Society；or Essays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Human Character.

《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1813/14—1840年间屡次再版。

1815年

3.A Bill for Regulating the Hours of Work in Mills and Factories，1815.

《调整工厂工时法案》，1815年。

4.Observations on the Cotton Trade of Great Britain，1815.

《论大不列颠的棉花贸易》，1815年。

5.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

《论工业体系的影响》，1815—1818年间屡次再版。

1816年

6.An Address delivered to the Inhabitants of New Lanark on Jan.1，1816.

《1816年元旦向新拉纳克居民的致辞》，1816—1841年间屡次再版。

7.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State of Children in Manufactories.Parliamentary Papers，1816，v.Ⅲ.

《工厂童工状况调查委员会报告》，载《1816年议会记录》，第3卷。

1817年

8.Report to the Committe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Relief of the Manufacturing and Labouring Poor，referred to the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the Poor Laws.1817.

《致工业和劳动贫民救济协会委员会报告书，提交下院济贫法委员会》，1817年。

9.New State of Society.Mr.Owen's Second Address，delivered at the“City of London Tavern”on August 21，1817.1817.

《新社会状况。欧文先生的第二次演说，1817年8月21日在“伦敦中心区酒家”发表》，1817年。

10.A New View of Society，extracted from the London Daily Newspapers of July 30 and Aug.9 and 11，1817.

《新社会观，摘自1817年7月30日、8月9日和11日伦敦市的各日报》，1817年。

11.Peace on Earth—Good Will towards Men：Development of the Plan for the Relief of the Poor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Mankind.1817.

《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与人：论救济贫民与解放人类的计划》，1817年。

1818年

12.A Letter to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on the Union of Churches and Schools.1818.

《关于教会和学校结合问题给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信》，1818年。

13.A Letter to the Earl of Liverpool on the Employment of Children in Manufactories.1818.

《上利物浦伯爵书论工厂雇用童工问题》，1818年。

14.Reply on behalf of the London Proprietors to the Address of the Inhabitants of New Lanark.1818.

《代表伦敦企业主答新拉纳克居民》，1818年。

15.Two Memorials on behalf of the Working Classes；the First presented to 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 and America，the Second to the Allied Powers assembled...at Aix-la-Chapelle.1818.

《代表劳动阶级提出的两份备忘录；第一份提交欧美各国政府，第二份提交神圣同盟的阿亨会议》，1818年。后来收进《理性制度的问答》，作为该书的附录。参看本目录第60条。

1819年

16.Proposed Arrangements for the Distressed Working Classes...in Three Letters to Mr.Ricardo.1819.

《在给李嘉图先生的三封信中……关于安排贫苦劳动阶级的建议》，1819年。

1821年

17.Report to the County of Lanark of a Plan for Relieving Public Distress and Removing Discontent.

《关于消除社会贫困和不满的计划给拉纳克郡的报告》，1821年出版，1832年再版（即本选集第一卷所收《致拉纳克郡报告》。——中译者）。

1823年

18.An Explanation of the Cause of the Distress which Pervades the Civilized Parts of the World...1823.

《关于世界文明地区普遍遭受穷困的原因的解释》，1823年。

19.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at the Several Public Meetings，held in Dublin...on the 18th March，12th April，19th April and 3rd May.1823.

《关于1823年3月18日、4月12日、4月19日和5月3日在都柏林召开的几次群众大会的报告》，1823年。

1825年

20.Address to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on its Second Annual Meeting.1825.

《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二次年会上的演说》，1825年。

21.Owen's American Discourses：Two Discourses on a New System of Society，as delivered in the Hall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欧文在美国的演说，在美国众议院发表的两篇关于新社会制度的演说》，在1825年曾出版数次。

22.Speech by R Owen at New Harmony，April 27，1825.

《罗伯特·欧文1825年4月27日在新和谐公社的演说》，1825年。

1827年

23.Address delivered by R.Owen at a Public Meeting in Philadelphia，June 25，1827.1827.

《罗伯特·欧文1827年6月25日在费城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827年。

24.An Address to the Agriculturalists，Mechanics and Manufacturer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827.

《对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农民、技工和工厂主的讲话》，1827年。

25.Memorial...to the Mexican Republic and to the Government of Coahuila and Texas.1827.

《给墨西哥共和国以及科阿韦拉和得克萨斯政府的备忘录》，1827年。

1829年

26.Debate on the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held in the City of Cincinnati...1829 between R.Owen and A.Campbell.

《1829年罗·欧文同坎贝尔在辛辛那提市关于基督教验证论的辩论》，从1829年到1900年曾屡次出版。

1830年

27.The Addresses of R.Owen...Preparatory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Practical Plan for the Relief of All Classes.1830.

《罗·欧文为准备推行解救一切阶级的实际计划所作的演说》，1830年。

28.Lectures on an Entire New State of Society.

《关于新社会全部状况的讲演集》，在1830年出版，1841年再版。

29.The New Religion，or Religion Founded on the Immutable Laws of the Universe.1830.

《新宗教，或以宇宙的永恒规律为基础的宗教》，1830年。

30.Outline of the Rational System of Society.

《理性社会制度论纲》，从1830年到1871年曾多次出版，并被译成几种外文。

1832年

31.Association for Removing the Causes of Ignorance and Poverty by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Address to All Classes in the State...by R.Owen.1832.

《通过教育和劳动消除无知和贫困的协会。罗·欧文……向全国各阶级的讲话》，1832年。

1833年

32.The Address of R.Owen delivered at the Great Public Meeting held at the National 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Charlotte Street，Fitzroy Square，on May 1，1833.1833.

《罗·欧文1833年5月1日在菲茨罗伊区夏洛特街全国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所作的演说》，1833年。

33.Address to the Operative Builders，Aug.26，1833.cf.Postgate，R.W.，Revolution from 1789 to 1906.London.1920.

《1833年8月26日对建筑工人的演说》，参看波斯特盖特：《从1789到1906年的革命》，伦敦，1920年。

34.Lectures of Charity delivered by R.Owen at the Institution of New Lanark.

《罗·欧文在新拉纳克性格陶冶馆所作关于慈善的讲演》，1833年出版，1834年再版。

1835年

35.Lectures on the Marriage of the Priesthood of the Old Immoral World，delivered in the Year 1835，before the Passing of the New Marriage Act.

《1835年新婚姻法通过前关于不道德的旧世界中神职人员的婚姻问题的讲演》，1835年出版，1840年再版。

1836年

36.The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containing the Rational System of Society.Part Ⅰ.

《新道德世界书》（内载关于理性社会制度，第一篇），在1836—1840年间曾屡次再版，并被译成几种外国文。

1837年

37.Essay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Human Character.cf.A New View of Society（No.2）.

《论人类性格的形成》，参看《新社会观》（本目录第2条），1837年出版，1840年再版。

38.Six Lectures delivered in Manchester previously to a Discussion between Robert Owen and J.H.Roebuck.

《罗伯特·欧文同罗巴克展开论战以前在曼彻斯特所作的六次演说》，1837年出版，1839年再版。

39.Robert Owen and Roebuck J.H.，Public Discussion.

《罗伯特·欧文同罗巴克的公开论战》，1837年出版两次。

1838年

40.The Catechism of the New Moral World.

《新道德世界问答》，1838—1840年出版数次。

41.A Development of the Origin and Effects of Moral Evil and of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Moral Good.1838.(https://www.daowen.com)

《论恶行的起源和影响以及美德的原理和实践》，1838年。

42.A Dialogue...between the Founder of“The Association of All Classes of All Nations”...1838.

《“各国各阶级总协会”创办人与……的对话录》，1838年。

43.Exposition of Mr.Owen's Views on the Marriage Question.1838.

《关于欧文先生对婚姻问题的观点的解释》，1838年。

44.The Marriage System of the New Moral world.

《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在1838—1840年间屡次再版。

1839年

45.Robert Owen on Marriage，Relig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and on the Necessities of Immediately Carrying into Practice the Rational System of Society to Prevent the Evils of Physical Revolution.1839.

《罗伯特·欧文论婚姻、宗教和私有财产，兼论立即实行理性社会制度以预防实际革命所产生的灾祸的必要性》，1839年。

46.The Temple of Free Enquiry，a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Consequent on Laying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the Manchester Hall of Science，with an Address by Robert Owen.1839.

《自由探讨的神殿。关于曼彻斯特科学宫奠基后活动的报告，附罗伯特·欧文的演说词》，1839年。

47.Report of the Discussion between Robert Owen and William Legg，which took place...March 5 and 6，1839.

《关于罗伯特·欧文同威廉·赖格在1839年3月5日和6日展开论战的报告》，1839年。

1840年

48.Manifesto of R.Owen，the Discoverer and Founder of the Rational System of Society and of the Rational Religion.

《理性社会制度和理性宗教的发现者与奠基者罗·欧文的宣言》，在1840—1841年间出版数次。

49.Socialism，or the Rational System of Society.Three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Mechanic's Institute...30th March，3rd and 6th April，1840.

《社会主义或理性社会制度。1840年3月30日、4月3日和6日在……技工训练所发表的三次演说》，1840年出版，1841年再版。

1841年

50.An Address to the Socialists on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the Rational System of Society...delivered in May 1841.1841.

《1841年5月……关于理性社会制度的现况向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演说》，1841年。

51.Address to the Tories，Whigs，Radicals...to All Producers of Wealth and Non-producers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on the Necessity of Providing a Sound Practical Education...for the Population.1841.

《关于必须为居民提供健全的实用教育问题对托利党人、辉格党人和激进派……对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财富生产者和非生产者……发表的演说》，1841年。

52.A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les and Plans on Which to Establish Self-Supporting Home Colonies and Signs of the Times.

《论建立自给自足的国内移民区的原理和计划以及时代的标志》，1841年出版两次。

53.Lectures on the Rational System of Society，derived solely from Nature，as propounded by R.O.，versus Socialism derived from Misrepresentation...1841.

《关于罗·欧文所提纯粹出于自然的理性社会制度与出于谬见的社会主义的演说》，1841年。

54.Public Discussion between John Brindley and Robert Owen...What is Socialism？...held in Bristol...Jan.5，6 and 7，1841.

《罗伯特·欧文和约翰·布林德利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公开论战，1841年1月5日、6日和7日于布里斯特耳进行的公开论战》，1841年出版两次。

1842年

55.The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Parts Ⅱ，Ⅲ.1842.

《新道德世界书》，第2篇，第3篇，1842年。

1844年

56.The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Part Ⅳ—Ⅷ.1844.1849.

《新道德世界书》，第4—8篇，1844年。1849年收集成书出版。

1849年

57.Letters on Education...addressed to the Teachers of the Human Race in all Countries.1849.

《教育问题书信集……致各国人民的教师》，1849年。

58.The Revolution in the Mind and Practice of the Human Race.1849.

《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1849年。

59.A Supplement to the Revolution in the Mind and Practice of the Human Race.

《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补遗》，1849年出版，1850年再版。

1850年

60.Catechism of the Rational System.1850.

《理性制度的问答》，1850年。

61.Robert Owen and James Bronterre O'Brien，State Socialism！1850.

罗伯特·欧文和詹姆斯·布朗特尔·奥勃莱恩：《国家社会主义！》，1850年。

1851年

62.Calculations Showing the Facility with which the Paupers and Unemployed...May Be Enabled to Support Themselves within Most Desirable Circumstances by Cooperation.1851.

《关于贫民和失业者……通过合作办法能够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自行维持生活的设施的估计》，1851年。

63.Letters on Government as It Is and as It Ought to Be，addressed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British Empire.1851.

《论政府的现状和应有状态。致不列颠帝国政府函》，1851年。

1853年

64.The Future of the Human Race.

《人类的未来》，1853年出版，1854年再版。

1854年

65.The New Existence of Man upon the Earth.8 Parts.№ 1—5，1854；№6—8，1855.

《人在地球上的新生活》，共八篇，1854年出版第1—5篇，1855年出版第6—8篇。

66.Robert Owen's Address to the Human Race on His Eighty-fourth Birthday，May 14，1854，with his Last Legacy...1854.

《1854年5月14日罗伯特·欧文八十四岁诞辰对人类的讲演及其最后遗著……》，1854年。

1855年

67.Inauguration of the Millennium.1855.

《千年至福的开始》，1855年。

68.The Millennium in Practice.1855.

《实现中的千年至福》，1855年。

69.Report of the General Preliminary Meeting on the Coming Millennium，1st Jan.1855.

《1855年1月1日关于即将来临的千年至福总筹备会议的报告》，1855年。

70.Tracts on the Coming Millennium.1855.

《即将来临的千年至福论丛》，1855年。

1857年

71.The Life of Robert Owen Written by Himself，with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and Correspondence.

《罗伯特·欧文生平自述和著作通信选集》，第1卷，1857年出版，1920年再版。

1858年

72.The Human Race Governed without Punishment.1858.

《不以惩罚制度管理的人类》，1858年。

73.Supplementary Appendix to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Life of Robert Owen vol.I.A.1858.

《罗伯特·欧文生平自述和著作通信选集第1卷附录增补》，1858年。

译成俄文的欧文著作，只有《论人类性格的形成》一书。本书曾出版数次：1865年和1881年，在彼得堡由И.И.比利宾出版；1893年，在莫斯科也由И.И.比利宾出版；后来在1909年，收入B.B.比特涅尔编的《知识通报》，在彼得堡出版。

罗伯特·欧文主编或参加出版的期刊

1.The Crisis.1832—1834.

《危机》杂志，1832—1834年出版。

2.The New Moral World.1835—1845.

《新道德世界》，1835—1845年出版。

3.Weekly Letters to the Human Race.1850.

《给人类的每周通信》，1850年出版。

4.Robert Owen's Journal，explanatory of the means to well-place，wellemploy and well-educate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1850—1852.

《罗伯特·欧文氏杂志》，说明世界各国人民获得良好境遇、良好职业和良好教育的方法。1850—1852年出版。

5.Robert Owen's Rational Quarterly Review and Journal，1853.

《罗伯特·欧文氏理性评论季刊》，1853年出版。

6.Robert Owen's Millennial Gazette，1856—1858.

《罗伯特·欧文氏千年至福新闻》，1856—1858年出版。

关于研究欧文的文献

К.Маркс.Капитал，т.Ⅰ.М.，1949，стр.101，50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2、615—616页。

К.Маркс.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индифферентизм，Маркс и Энгельс.Соч.，т.ⅩⅤ，стр.92.

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6页。

К.Маркс.Письмо к Кугельману от 9 октября 1866 г.，Соч.，т.ⅩⅩⅤ，стр.418.

马克思：《1866年10月9日致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3页。

К.Маркс.и ф.Энгельс.Манифес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1938，стр.135—14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9—504页。

Ф.Энгельс.Полoжение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Англии，Маркс и Энгельс.，Сoч.，т.Ⅲ，М.-Л.，1930，стр.517.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5页。

Ф.Энгельс.Антн-Дюринг，Маркс и Энгельс.，Соч.，т.ⅩⅣ，стр.19，31，152，264—268，298，311，358.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31、153、273—276、310、322、340页。

Ф.Энгельс.Развитие социализма от утопии к науке，Маркс иЭнгельс.，Соч.，т.ⅩⅤ，стр.509，516—518.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07、214—218页。

Ф.Энгельс.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книге“Крестьяиская война в Германии”，Маркс иЭнгельс.，Соч.，т.ⅩⅤ，М.，1933，стр.142.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页。

В.И.Ленин.О кооперации，Соч.，изд.З-е，т.ⅩⅩⅦ，1936，стр.396.

列宁：《论合作制》，《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8页。

В.И.Ленин.Три источника и три составных части марксизма，Соч.，изд.4-е，т.19，стр.7.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А-н.Арк.Роберт Оуэн.Его Жизнь，Yчение и деятелъность，М.，1937.

阿尔科：《罗伯特·欧文及其生平、学说和活动》，莫斯科1937年版。

М.Беер.История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Англии，М.-П.，1923—1924.

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С.Вебб и Б.Bебб.История тред-юииоиизма，М.，1923.

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В.П.Волгин.Истори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идей，ч.2，М.-Л.，1931.

沃尔金：《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二部，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31年版。

А.И.Герцен.Роберт Оуэн，Соч.，т.7，Жеиева，1879.

赫尔岑：《罗伯特·欧文》，《赫尔岑全集》第7卷，日内瓦1879年版。

Н.А.Добролюбов.Роберт Оуэн и еro попытки обществениых реформ.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т.Ⅳ，М.，1937，cтр.339.

杜勃罗留波夫：《罗伯特·欧文及其社会改革试验》，《杜勃罗留波夫全集》第4卷，莫斯科1937年版，第339页。

9.Доллланс.Роберт Оуэн，Харьков，1923.

多列安斯：《罗伯特·欧文》，哈尔科夫1923年版。

Дж.Д.Г.Колл.История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Англии，Л.，1927.

柯尔：《英国工人运动史》，列宁格勒1927年版。

Дж.Д.Г.Колл.Роберт.Оуэн，М.-Л.，1931.

柯尔：《罗伯特·欧文的生平》，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31年版。

В.Либкнехт.Роберт Оуэн.ЕгоЖизн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威廉·李卜克内西：《罗伯特·欧文及其生平和社会政治活动》，俄文版。

Max Beer.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in England，Stuttgart，1913.

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斯图加特1913年德文版。

G.D.H.Cole.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London，1922.

柯尔：《英国工人运动史》，伦敦1922年英文版。

G.D.H.Cole.The Life of Robert Owen，London，1930.

柯尔：《罗伯特·欧文的生平》，伦敦1930年英文版。

R.E.Davies.The Life of Robert Owen，London，1907.

戴维斯：《罗伯特·欧文的生平》，伦敦1907年英文版。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Since 1917），London，vol.ⅩⅣ，pp.1338—1346.“Robert Owen”.

《英国人名辞典》（1917年以后），第14卷，伦敦英文版，第1338—1346页“罗伯特·欧文”条。

Edouard Dolléans.Robert Owen，Paris，1907.

多列安斯：《罗伯特·欧文》，巴黎1907年法文版。

Edouard Dolléans.Individualisme et socialisme.Robert Owen，Paris，1907.

多列安斯：《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罗伯特·欧文》，巴黎1907年法文版。

The History of Cooperation in England：Its Literature and Its Advocates.2 vols.，London，1908.

《英国合作史及其文献和鼓吹者》，两卷，伦敦1908年英文版。

Lloyd Jones.The Life，Times and Labours of Robert Owen，2 vols.，London，The Labour Association，1900.

琼斯：《罗伯特·欧文的生平、时代和活动》，两卷，伦敦劳工协会1900年版。

W.Liebknecht.Robert Owen.Sein Leben und sozialpolitisches Wirken，Nürnberg，1892.

威廉·李卜克内西：《罗伯特·欧文及其生平和社会政治活动》，纽伦堡1892年德文版。

J.McCabe.Robert Owen，London，1920.

麦凯布：《罗伯特·欧文》，伦敦 1920年英文版。

Frank Podmore.Robert Owen：a Biography，2 vols.，London，1923.

波德摩尔：《罗伯特·欧文传》，两卷，伦敦1923年英文版。

Raymond William Postgate.The Builders'History，London，1923.

波斯特盖特：《建筑工人史》，伦敦1923年英文版。

William Lucas Sargart.Robert Owen and His Social Philosophy，London，1860.

萨加特：《罗伯特·欧文及其社会哲学》，伦敦1860年英文版。

Helene Simon.Robert Owen；sein Leben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ie Gegenwart，Jena，1905.

西蒙：《罗伯特·欧文的生平和他对现代的意义》，耶纳1905年德文版。

Helene Simon.Robert Owen，Jena，1925.

西蒙：《罗伯特·欧文》，耶纳1925年德文版。

Beatrice Webb.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London，1893.比·韦伯：《大不列颠的合作运动》，伦敦1893年英文版。

Sidney webb.Socialism in England，London，1899.

悉·韦伯：《英国的社会主义》，伦敦1899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