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四

论文四

前几篇论文中的原理在政治方面的运用

“预防犯罪远胜于惩罚罪行。”

“因此,预防愚昧,从而预防犯罪的政治制度远胜于助长愚昧,因而必然制造罪行,然后又对二者都施加惩罚的政治制度。”

政治的目的是使治人者和治于人者都幸福。

因此,能够在实际上为最大多数的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创造最大的幸福的政治,便是最好的政治。

在上一篇论文中我们说过并能以实践证明,只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就可以逐步地把人加以培养,使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贫困、没有罪恶,也没有惩罚。因为这一切都是各种教育与政治制度的错误所产生的后果——这种错误则是由于人们对人性完全愚昧无知而产生的。

最重要的是使大家看清这种愚昧无知的状况,并说明采用什么方法可以产生上述卓越的效果。

我们也曾说过,人可以经过教育而养成任何一种情感和习惯,或任何一种性格。现在自命为了解人性的人没有一个会否认,任何一个独立社会的管理当局都可以使该社会的人养成最好的性格,也可以使之养成最坏的性格。

因此,如果世界各国政府有一项压倒一切的紧要任务的话,那便是毫不迟延地采取适当措施,使人民养成能够让个人和社会都得到最巩固和最丰硕的利益的情感和习惯。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远古时代的成就,探索这些成就自古到今的发展,看看其中除开实际增进世人幸福的东西以外,还有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以往写成的汗牛充栋的书籍以及目前仍然逐日印出来的无数书籍尽管炫示了那么多的学问,然而关于人类走向幸福的第一步的知识大众还是一无所知,或者是根本不加考虑。

我们所指的关系重大的知识是:“年老的一代可以把年青的一代培养成愚昧和不幸的人,也可以把他们培养成聪明和幸福的人。”我们如果加以考察的话,就会看出这项知识是经验所发现和证实的、简单而又伟大的宇宙规律之一。它一旦为人们所熟悉,就再也没有否认或争论的余地。首先从理论上掌握这项知识并在实践中加以采用的政府,便是最幸运的政府。

为了使我们祖国首先获得这种知识,我们便向不列颠帝国亲自执政的人提出一套办法,热烈地希望这一套办法能得到最充分和最全面的讨论。如果经过考察之后,发现它是唯一没有矛盾的、因而是唯一合理的治人的制度,那就可以稳健地、逐步地用这一套办法来代替目前有缺点的国家政治措施。

因此我们就来解释目前怎样才能实现这一原理而不至于伤及社会的任何部分,因为唯一成为困难的问题的,就是介绍并实现这一原理的时间和方式的问题。

上述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只要我们考虑到:尽管把极为简单的事实明白地说出来就一定能使人们洞若观火地看到这一原理所包含的真理,以致谁也不敢公开地加以攻击,尽管实现这一原理将使世人迅速地获得越来越多的目前还不能充分理解的种种利益,然而我们将在其中推行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社会,却是按照那些使其成员养成同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完全相反的习惯和情感的原理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从婴儿时期起,他们的身心在成长过程中始终都深受这些习惯和情感的牵制,以致只有真理所具有的那种纯朴和不可抗拒的力量才能把它们解开,才能暴露其荒谬性。所以为了防止由于变革太突然而产生的流弊,我们就必须使那些从愚昧中培养出来的人在思想上可以逐步地离开黑暗之乡而来到这一原理必将发出的智慧之光的照耀之下。这样说来,必须首先使真正的知识向这种黑暗之乡发出曙光,然后在住于其中的人茅塞顿开而逐渐能够接受它的时候,逐渐增强其亮度。

为了进行这一计划,我们必须注意不列颠人民的实际状况,必须揭露目前大家都在抱怨的一些首要祸害的原因。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祸害的基础是前辈传给我们这一代人的种种谬误所造成的愚昧状况,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每一个人的性格是由他自己形成的这一无比严重的谬误。因为当人们把这一最为自相矛盾、因而最为荒谬的概念继续强行灌输给后辈时,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任何基础可以树立真挚的爱和博大的宽宏精神。

但是只要消灭了这种海德拉[10]似的人类的灾祸,这种吞噬一切理性原则的恶魔,这种一向成功地把守住每一条能够通往真正的仁慈与善行的道路的妖怪,人类幸福很快就可以在磐石之上建立起来,永远不再消失。

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这个人类的大敌了。它一直躲在一张神秘的黑幕之后,避开了世人的耳目;让我们把它从黑幕后面拖出来吧;只要把它放在智慧的亮光下照一会儿,它就会自惭形秽似的立即消失,永不再现。

因此,作为建立合理制度的基层工作,我们首先要消除这一荒谬的理论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后果,我们还要把那些始终自相一致、因而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当作唯一神圣的东西教导给人们。

这一基本目标完成之后(要使人们成为理性动物,必须先完成这一目标,然后才能采取其他步骤),接着就要废除那些主要由于这一错误理论而产生的、目前风行一时的、训练着人民去做几乎任何一种犯罪行为的国家法律,因为这些法律能够万无一失地制造出一系列的罪行;这些罪行也就因此而产生了。

以上提到的法律中几项最突出的法律是:扶植和发展贩卖烈酒的铺子和小酒店——腐蚀愚蠢和不幸者的巢穴——以鼓励饮用烈酒的法律;以国家彩票的名义准许穷人赌博并使之合法化的法律;以赡养贫民的名义暗中破坏国家实力的法律,以及在现行不合理的立法制度下,被认为是维系社会所绝对必需的处罚犯人的法律。

我们周围有千百万件事实以层次分明而又响亮的语言向我们证明了这一推论的正确性,因此很难相信还有人能对它有所误解。

这些事实向宇宙大声疾呼:愚昧造成、助长并增加了一定会使个人和公众遭遇苦难的种种情感和行为;当人们遭受祸害的时候,愚昧非但不去消除祸害的成因,反而想出并施用种种惩罚。在肤浅的观察家看来,这些惩罚似乎减少了危害社会的祸害,而实际上却大大地增加了祸害。

相反地,智慧则追溯出每一种现存祸害的成因,并采取适当的方法来消除这个成因,然后智慧就可以万无一失地确信它的目标能够实现。

这样说来,智慧,也就是纯朴天真的理性会考虑目前在社会上造成苦难的各种情感和行为,会耐心地追溯出这种情感和行为的成因,并立即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来加以消除。

经过这样仔细研究之后就会发现,不列颠人民之所以有这些情感和行为是由于有了上面列举的和下面将要提到的法律。

因此,要消除折磨着社会的现有的祸害,就必须逐步地废除或修改这些不智的法律。不列颠宪法,就其现有的轮廓来看,特别适于实现这些变革,而不会产生那种强迫实行或准备不够的变革必然会产生的流弊。

但是,作为在全国开始实行改良的预备步骤而言,我们应当怀着今后绝不动摇的真心诚意宣布:绝不剥夺目前这一代中任何人现在所得到的,也就是官方或法律已经允许给他的利益。

全国性改革的下一步骤是使国教会放弃成为其弱点并使之遭遇危险的一些教义。然而为了预防任何时机未熟的改革所造成的流弊,国教会在其他方面应保持原状,因为在旧有的既定形式之下,它是可以实现极有价值的目标的。

为了使它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教会,一切所谓宣誓[11],也就是人们全都无法本着良心参加的信仰宣誓,都必须予以取消。这一改革也许比任何其他能够拟制出来的改革都更能使国教会和国家获得巩固。采取这种合理的方法可以立刻消除目前使人思想混乱并普遍引起纠纷的神学上的分歧。

全国性改良的下一步措施是废除和修改那些使低级阶层愚昧无知,使他们不知节制,并在他们中间制造懒惰、好赌、贫困、多病的现象和凶杀案件的法律。现在生产和消费烈酒是得到法律上的鼓励的;每年政府给贩卖烈酒的小铺和不必要的小酒店的老板发出数以千计的执照;国家法律现在明文规定发给这些执照,然而制定或维护这些法律的人也许没有一个想过,这些酒店每一家每天给公众增添了多少罪行、疾病和衰弱的体质,也没有想过它们给个人增添了多少苦难。

这样说来,我们难道还要继续让自己的同胞受到诱惑的包围吗?我们明明知道,就其中许多人目前所受的教育来说,他们是不能抗拒这种诱惑的;同时这种诱惑也会使被诱惑者从一种被周围的人的榜样和教导而引入的偶然神经错乱的状态,逐步沉沦到疯狂和疾病缠身的状态,使他们的体质比婴儿还要孱弱,这样又造成他们精神上的痛苦和恐惧,这些痛苦和恐惧暗暗地,然而极其有力地破坏人们能够为个人与公众幸福作出贡献的一切才能。

不列颠政府难道还能继续保存这种法律或者容忍这种训练人们去制定和实施这种法律的制度吗?

(1736年议会通过一条法案〔乔治二世九年第二十三号法令〕,法案的前言说:“饮用烈酒现已极为普遍,低级阶层中尤其如此。然而经常过量饮用则极其有害他们的健康,使他们不适于从事有益的劳动与工作,破坏他们的道德,诱使他们无恶不作。过量饮用此种烈酒的恶果并不只摧残目前这一代,而是要贻害后世,使本王国遭到摧残和毁灭。”于是明令规定,无执照者不得零售酒类,每张执照每年需缴五十英镑,并需遵守限制酒类销售的其他条款。

1736年1月米德尔塞克斯郡英王陛下治安推事们所作的一篇报告说明,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当时在威斯敏斯特、霍尔本、伦敦塔以及芬斯伯里区〔索思沃克自治市区与伦敦城区[12]除外〕内,共有七千零四十四家公开零售烈酒的酒馆与酒店;治安推事们认为实际上绝不止这个数目。)

关于这些法律的恶果,我们肯定地说得够多了,足以使人明白其真相了。因此让我们逐步提高酿造烈酒的税额,直到酒价过高,使一般人喝不起为止。同时我们也要逐步吊销贩卖烈酒的小铺和不必要的小酒店的现在业主的营业执照,并降低啤酒的酿造税和消费税,以便更容易引导贫民与劳动阶级革除喝烈酒的有害的习惯,逐步地完全摆脱这种犯罪的诱因和产生苦难的必然根源。

下一步改良应是废除国家彩票。

规定发行国家彩票的法律,完全是使赌博合法化、陷害不谨慎的人和掠夺无知者的法律。

如果一种制度能使国家欺骗和伤害国民,同时却希望国民不一定会养成骗人和害人的习惯,这种制度的错误该是多么严重!

我们可以断定这种措施对国家的岁入是有害的。

考虑过国库岁入的性质的人以及能够理解这一问题的人都知道:这种收入只有一个合法的来源——它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人的劳动;其他条件如果相同的话,从一定数目的人身上所得到的收入将和他们的体力、勤劳以及能力成正比例。

如果治理国家的法律是根据有关人性的正确知识制定出来的,同时全体人民又都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这个国家的实力,将大大超过一个人数相等、但大部分人民受到不良的教育、并且受到在愚昧无知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法律的管理的国家。

因此,在希腊小城邦还受到较为明智的法律的管理时,它们的国力就比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强大。

根据这一浅显明白的原理,废除一些法律就可以大大增加不列颠帝国的实力和财源。这些法律表面上看来满有理由是在每年给王国增加几百万(仅仅几百万)镑的收入,而实际上却在耗损国家的元气。因为在这种法律摧残人民的精力和能力,把人民弄得身心衰弱并训练他们作奸犯科以后,王国就会需要比几百万镑多得多的一笔开支去保护和治理他们。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连那些具有最平常的理解力的人,只要略有实际经验,也都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论点的正确性。

普遍改善不列颠人民情况所应采取的下一步骤是修改有关贫民的法律。制定济贫法[13]的动机无疑是纯正的、慈善的,然而济贫法的直接和肯定的作用则是几乎尽可能地伤害贫民,并通过贫民几乎尽可能地伤害国家。

这些法律表面上是在救济受苦受难的人,实际上却在帮助贫民养成最坏的习惯,犯下各种各样的罪行。于是,这些法律便使贫民人数增多,使他们的苦难加深。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来消除现存法律所造成的祸害。

慈善家说绝不能让穷人挨饿;政界贤达也欣然同意这一说法。然而这种迫使勤劳克己、品格较好的人去养活愚昧懒惰、品格较坏的人的制度难道是正确的吗?可是不列颠帝国的济贫法所起的作用正是这样。因为济贫法公开鼓励懒惰、愚昧、浪费和放荡的行为,而不鼓励勤勉和良好的行为。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所产生的祸害时时刻刻都在增加,都在害人。

因此就有必要立即拟定并实施某种能够遏制这些祸害的补救办法;因为济贫法虽然为害匪浅,但在不列颠人民目前的状况下,要把很大一部分人在传统的教育下认为必须仰仗其助力的制度立即加以废除,显然是行不通的。

我们应当用一种性质与之相反的制度逐步削弱济贫法,最后使之完全失效。

代替济贫法的适当制度我们已经部分地解释过了,现在还要进一步加以说明。这种制度可以称为“预防犯罪和培养人类性格的制度”。在稳定的、善良的政府之下,这种制度用来为公众谋福利比任何现存法律都更有效。

这几篇论文所根据的基本原理是:“整个说来,儿童们可以经过教育而养成任何一种情感和习惯”,也就是说:“可以经过培育而养成任何一种性格。”

重要的是:这一原理必须永记在心,其中的真理必须丝毫不容置疑地加以确定。在肤浅的观察家看来,这好像是一种没有什么价值的抽象真理,但是善于思索、善于严谨地推理的人很快就会看出,这是一种力量,它终将摧毁自古积累起来的愚昧和因之而生的偏见。

这是因为这一原理既是根据世界历史中一切主要事实推论出来的原理,所以加以最广泛的考察后,人们就会发现它和现存的每一桩事实都是符合的。因此,这个原理就适宜于作为一种新制度的基础;这种制度由于它的正确性和无比重大的意义,必然是不可抗拒的,它会很快地代替一切现存制度并将永远存在下去。

但在介绍这一制度的各个方面及其一切后果以前,我们还必须使公众从心底里相信它的正确性。

为了这一目的,让我们凭想像去考察世界各个帝国与国家,仔细地想一想生活在世上这些人为地划分出来的区域中的人的情况。

如果把每一个社会的民族性格同社会中支配人们的法律与风俗作一对比,我们就会一无例外地发现,二者是一模一样的。

以往,莱喀古士[14]所制定的法律和习俗使人成为尚武好战的模范和完善的战争工具,而目前在另一些法律与习俗之下,那里的人却被训练成几乎或完全不能打仗的专制主义的工具。雅典的法律与习惯培养了青年人,使他们具有像以往史籍所记载的那样多的一部分理性,而那里在法律和习惯完全改变之后,人们的理性却下降到最低点了。还有,以往优秀的美洲土著部落毫无畏惧地在人迹未到的森林中漫游的时候,人人表现出一种耐劳、精明、高贵和诚挚的性格;他们不能理解,一个有理性的人怎能希望占有超过一个人的本性所能享受的东西。现在在同一种土壤和同一种气候条件下,人们的性格却是由完全相反的法律和习俗所形成的,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尽可能取得多于任何人所能享受的一万倍的东西。

既然连最没有文化的人,通过其住所周围日常见到的事例也很容易看到教育对于人性的必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又何必列举这种影响所产生的说不尽的后果呢?

我们可以认为,没有人会这样缺乏知识以致设想,由于具有不同的人性,而且由于人性本身的力量,人才陷于愚蠢和贫困,并且具有使自己犯罪和受刑的习惯,或者成为崇尚时新、愚蠢而矛盾地自命不凡的人;也没有人会想像,由于人性本身的某种未曾明确的、盲目的、不自觉的而且与教育毫不相干的作用,才形成了商业界、法律界、教会、陆军、海军以及社会上私自违法的掠夺者的情感与习惯;同时也没有人会认为,由于不同的人性才形成犹太教、教友会以及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教派。不!除开在宇宙间一切化合物中永远可以找到的细微差别以外,每个人的人性都是完全相同的;它是毫无例外地、普遍地可以改造的。经过适当的培育,世界上任何一类人的年幼子女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其他一类人,甚至于相信并声称某种行为乃是正确和高尚的、是自己即使牺牲性命也要加以捍卫的,而这种行为却是他们的父母被教导得相信并说是错误和邪恶的,即使牺牲性命也要加以反对的。

你们这些为自己早年养成的教派或党派偏见的优越性辩护、反对别人经过教育而养成的教派或党派偏见的人,你们立论的根据是从哪里得来的呢?今天,即使最无知的人也几乎可以看清:你们没有受你们现在所痛责的一些概念和习惯,这里面并没有你们半点功劳。这样说来,你们难道不应当,难道不愿意以宽宏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由于所受的教育而具有与你们不相同的情感和习惯的人吗?让大家自己来公平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吧;这是值得十分仔细地研究的问题。研究之后,大家就会发现,正是错误的教育使年轻人对于人们早年养成偏见的真正原因有了错误的认识,因而才产生人生的几乎所有的祸害。

你们这些为早年养成的偏见的优劣辩护的人,你们所依据的原理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让这种丑恶的苦难的制度原形毕露吧!它是应当加以揭露的,因为在开始培养人的性格的时候,它就反复地教育了人,破坏了唯一能使他真正与人为善的那种纯洁的宽宏精神。人们一向受到的教育使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早年被人养成的那些情感和习惯才是正确的,因而是优越的。这种看法是整个社会不团结的主要原因,确实是同纯洁无瑕的宗教直接对抗的,二者永远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但是这种看法造成了多少苦难,这已是不能再掩盖多久的了。它已在加速地走向一切错误必然会遇到的下场,因为据以建立这种苦难的制度的极端愚昧无知已经大白于天下了,这样一来,支持它的人不敢出面为之辩护,任何有理性的人也都不会给予支持。

我们已经说明了愚昧无知在建立那些治人的制度,也就是迫使人成为无理性的、不幸的人的制度时所依据的谬误是什么;我们也为另一种制度提供了不可动摇的基础。这一制度不包含那种谬误,当它被人们充分地理解并实行之后,一定会训练人们“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行动和思考”。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解释这种没有谬误的制度,也可以说是没有神秘的制度。既然儿童们整个说来可以经过培养而具有任何一种性格,他们的性格又应当由谁来培养呢?

任何社会的成员所遭遇的苦难或幸福的性质和程度,取决于该社会各成员所形成的性格。

这样说来,培养各个国民的性格便是每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所在,因之也就是它的首要任务。如果任何一种性格,从最愚昧、最可悲的到最合乎理性、最幸福的性格都可以形成,那么采取能形成后一种性格并防止前一种性格的办法,便值得每一个国家最郑重地加以采纳。

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说,每一个要求治国有方的国家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培养性格方面。因此,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必然具有最优良的国家教育制度。

在胜任的主管人的指导下,可以制定一种国家教育制度,使它成为最安全、最简易、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政府工具,并且使它具备足够的力量去完成最宏伟和最有利的目标。

然而,只有通过教导,才能使世界上的人认识到他们目前的不合理的状态。在进行这种教导以前就推行上述国家教育制度,那便是行之过早的做法。

但是,不列颠政府可以稳妥地为贫苦而未受教育的人采取一种国家教育制度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单是这项措施,如果计划得好、执行得好,就足以实现最重大的有益的变革。

必须事先指出的是:为了形成一个教育良好、团结一致和生活幸福的民族,这种国家制度在联合王国境内就必须是全国一致通行的;它必须以和平和理智的精神为基础。此外,我们也绝不能有排斥帝国境内任何一个儿童的思想,理由是不言而喻的。

最近有人提出了若干全国性的贫民教育方案。但是这些方案并不适于实现国家教育制度所应完成的全部目标。

对于草拟和支持这些方案的人,我们的感想同任何对这几篇论文所阐释的原理早就有了深刻印象的人必然会有的感想一样。我们希望能使他们为社会所做的努力尽量广泛地造福社会。但要用来完成一桩伟大和重要的公众义务,他们想出来的计划却只能看成仿佛是上古时代拟订和发表的计划。

以上所说的是牧师贝尔博士[15]、约瑟夫·兰开斯特先生[16]和惠特布雷德先生的计划。

贝尔博士和兰开斯特先生的教授贫民读、写、算的体系,证明以前的训练儿童的方式中存在着极端愚昧的情形,因为这些新教学体系仅仅在教导方式上对以前的教导法有所改进。

兰开斯特先生的计划中关于房屋的安排和其他许多细节,在某些方面比贝尔博士的计划更适于教授上述初级课程。可是后者所提出的某些细节也是非常好的、很值得采纳的。

但是国家教育的要义是使年青一代养成有助于个人与国家的未来幸福的观念与习惯;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把他们教导成为有理性的人。

一个普通的观察者也定能看清楚,不论是用贝尔博士的体系还是用兰开斯特先生的体系,都可以教会儿童读书、写字、算算术、缝衣服,然而又使他们养成最坏的习惯,使他们的思想永远不合理性。

读书和写字仅仅是传授正确的或错误的知识的手段,我们教儿童读书写字时,如果不同时教他们怎样正确地运用这些手段,它们比较起来就没有什么价值。

如果我们把儿童周围的人和事物充分地、明白地解释给他们听,并教导他们作正确的推理,学会怎样辨明普遍真理和谬误,那么即使他们不识一个字、不会算一笔账,他们所受的教育也比那些被迫相信、其推理能力又被极端荒谬地称为学问的那种东西所破坏或摧毁的人要强得多。

大家都会立即承认:教导儿童的方式是很重要的,是值得人们近来这样重视的;那些发现或采用改良方法,促进人们获得知识的人是造福同胞的大恩人。然而教导的方式是一回事,教导本身又是另一回事,二者之间不啻天壤之别。最坏的方式可以用来进行最好的教导,最好的方式也可以用来进行最坏的教导。如果用数字来表明二者的真正价值的话,教导的方式可以比作“一”,而教导的内容则可以比作“百万”:前者只是方法,后者则是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

这样说来,全国贫民教育制度如果应当采取最好的方式,那就无疑地更应当采用最好的内容了。

我们要让贫民受到合理实用的教育,否则也不要单单教导他们意识到自己沦落的程度,借以嘲弄他们的愚昧、贫困和苦难。因此,为受苦受难的人着想,要么就是继续让贫民(如果你们现在能够这样做)尽量像野兽一样处在最为卑贱的无知状态中,要么就是立即下决心使他们成为有理性的人、成为有用的国民。

如果我们能够丢开民族偏见,考察一下我们引以自豪的某些贫民教育新体系中的教学内容,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内容几乎是糟糕透顶的。如要证实这个说法,我们只需走进任何一个所谓国民小学,请老师让我们了解一下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就行了。老师把孩子们叫了出来,向他们提出一些连学识最渊博的人也无法作出合理答复的神学问题;但是孩子们随口就把原先所学到的话答了出来,因为这种似是而非的学习所要求于学生的只是死背硬记而已。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一个学生对各种观念进行比较的天赋能力,也就是推理能力被摧毁得最快,而同时他却有记性,能记住互相矛盾、毫不连贯的东西,那么,这个学生就是所谓全班头一名学生。在这种情形下,本来应当用来进行有益的教导的时间,实际上就有四分之三是用来摧毁儿童智力的了。

对那些习惯于仔细观察不列颠帝国各阶级和各教派中老老小小各种人的面容的人来说,看一看这些学校中可怜的儿童的面容确实是一件虽然令人伤感然而是很有启发性的事;孩子们的面容显然说明,他们的脑筋由于受到用意善良但是极端错误的教育而受到了损伤。

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因为这是在以往无数事例之外新增加的一个显著的事例,它说明儿童很容易经过教育而接受任何一个教派的观念,从而养成任何习惯,不论它们怎样违反他们的真正幸福。

那些被人训练得真正从良心出发相信目前困惑世人的教派谬见的人,看到我们这样大胆地把他们所学的那一套信条的弱点揭露出来,最初会觉得极不愉快并感到可怕,而揭露谬见所根据的证据愈是彰明昭著、愈是无法反驳,这种感觉也就愈加深刻、愈难忍受。

然而如果让他们开始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些问题,研究一下自己和周围的人的看法,他们就会意识到前辈用以教育他们的种种荒谬和矛盾的思想。这时他们就会对长期以来欺骗自己的谬见感到憎恶,并且怀着无法抑制的热诚,要尽一切力量来消除使人类遭受这么多苦难的原因。

以上所谈的一定足以公正地说明这些新教学体系的教导方式与内容的真相了。

把人们认为适合儿童学习的东西教给儿童时,教师的教学方式已经由于牧师贝尔博士和兰开斯特先生的创议而有了改良(我们不难断言,这种改良不久就会得到很多补充和修正),可是他们各自的教学体系帮助人们把谬误铭刻在幼儿与儿童的易于接受教育的头脑之中,这些谬误则是从那愚昧无知助长一切荒谬事物的时代里流传下来的。

惠特布雷德先生的贫民教育计划显然是一位热心而颇具才能的人想出来的。但是由于早年所受教育的错误,他的思想却是杂乱无章的。这一点在他的计划里以及他把计划提交给下院时所发表的讲演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篇讲演清楚地说明了从小在培养惠特布雷德先生的那种教学体系中训练出来的人可望提出的举办贫民教育的一切理由。

惠特布雷德先生的计划则说明他所接受的那些原理的荒谬性,并且说明他对贫民的习惯和感情,以及能使贫民成为对自己和对社会都有用的人的唯一有效的培育方法,都缺乏实际知识。

如果惠特布雷德先生不是像几乎所有的两院议员那样一向受到缺乏理性根据的,使他们对于人性无法获得广泛的实际知识的种种虚妄理论的熏陶,他就不会把一个全国性的贫民教育计划单单提交给牧师、教会执事和教区监督去领导和执行,因为他的计划看来一定是违反这些人的眼前利益的。

他一定会首先拟订一个计划,使牧师、教会执事和教区监督看到,惠特布雷德先生希望由他们来监督执行的那个教学体系如果通过他们的合作得到实现是显然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这个计划还使他们事先受到训练,能胜任愉快地监督执行一般说来他们现在还没有条件去监督执行的事。因为,按照这些人以往所受的教育来说,他们一定是缺乏成功地管理教学工作所必需的实际知识的,所以如果试图实行惠特布雷德先生的计划,就会在整个王国内造成一片混乱。

我们只要注意这一问题就会看到,任何教派如果由于提出了冠冕堂皇和神秘莫测的教义(最善良和最正直的人对这些教义也会持有不同的看法)而要求独占特权,不把以往和现在都符合于人民群众自己的信条的教义教给他们,而要对他们宣讲另外符合该教派信条的教义,这样做,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将来都是不符合这个教派的利益的;我们还会看到,目前甚至一部分最有学问、最为明智的国教徒实际上都对根据正确的政治原理拟订的低级阶层教育计划感到害怕。国教徒之中存在着这种害怕的心情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受到他们那种培育和处在他们那种环境之中的人,绝大多数必然会怀有这种心情。这样说来,不论是哪一类人有什么必要去激起公众对他们的愤慨呢?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动机,跟那些指责和反对国教谬见的人是同样正确,因而是同样善良的。让我们永远记住,有权力宣传教义的机构如果用来教导不掺杂矛盾与冲突的、不言而喻的真理,是可以变成真正有价值的机构的。

国教会的首脑人物及其追随者预见到,全国贫民教育制度如果不由国教中人直接支配和管理,就会迅速而彻底地摧毁他们自己的以及其他每一个教会的谬见。这种远见说明他们的眼光比主张兼容并包的教派高明。国教首脑们明智地看出,理性和矛盾是不能长期并存的;其中的一方必然会推翻另一方而占统治地位。他们亲眼看到了理性在稳步前进,最近的进展还很迅速。他们也知道,理性的日益壮大的力量是再也不能长久抗拒的。现在他们看到这一场斗争已经输定了,所以他们企图破坏兰开斯特教学体系的这一徒劳的尝试便是他们阻挠正向四面八方广泛发展的知识得到传播的最后一次努力了。(https://www.daowen.com)

他们把牧师贝尔博士的向贫民的儿童传授英国国教全部信条的体系建立起来,这不过是想把自己一直感到害怕的变愚昧为理性、变苦难为幸福的时期稍微推迟一下而已。

然而办不到的事我们就别做,那是徒劳无益的;当国教会还坚持其体系中有缺点和有害的部分时,我们就无法引导它真心诚意地采取违反其表面利益的行动。

这几篇论文所主张的原理绝不容许我们对任何一类人使用任何欺骗办法;这些原理只许我们在实践中采取无限诚恳和坦率的办法。这些原理不会造成任何不符合人类幸福的情感;它们所传授的知识会使人们看清楚,唯有把大人强制小孩接受的教育中一切虚伪和欺诈的成分铲除无遗之后才能获得人类的幸福。

因此,让我们根据这一精神向国教会公开宣告,全国性兼容并包的贫民教育计划将无可置疑地肃清各种体系中所存在的一切谬见。在这一计划完全奠定之后,任何违反事实的信条都不能长久维持下去。

这种兼容并包的贫民教育制度已经推行,而且已经在支持者的心中生了根,甚至连计划的草议人也无法再加以控制了。它将很快地得到显著的改进,以致迅速地加快步伐后,它将巩固地建立起理性和幸福的统治。

既然看到和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同样明白地告诉国教会——提醒它注意自己的实际情况——热诚地帮助教会人士平静地消除那些造成国教的弱点和危险的国教体系中的矛盾;使国教体系中只留下能够胜利地抵御外来攻击的理性原理——更确切些说,只留下能够胜利地防止人们试图进行任何攻击,甚至防止人们去考虑进行任何攻击的理性原理。

这样一来,各方面明哲审慎之士便不想破坏这种全国性的机构,而要竭尽全力来使机构的各个部分十分协调、十分合理,以致每一个善意的人都会热情主动地予以支持。

这是因为要在我们帝国境内实现任何实质上的改良而不伤及社会上任何一部分人的话,第一个重大的步骤就是要使国教会看到:以诚恳合作的态度来推动一切计划中的改良,显然是,而且肯定是符合它的利益的。国教会一经建立在真实的、恢弘的、纯朴的宽宏原理之上,全国国民的一切可贵的品质不久就会得到提高。用和平方式可以轻而易举、万无一失地实现这种变革。如果各方面明辨稳重之士现在不予协助,那么每一个心平气和的观察者都可以看清:目前不必要地遭受苦难的人为了获取实际上可能获取的幸福而进行斗争,这已是不能长期推迟的事了。因此,预先考虑并指导这种感情,便是真正明智的持政之道。

对于善于思考并关心时局的人来说,当前的时代确是极其引人注意的时代。现在显然正在发生一种极为重大的变革,然而人们由于教育不良,也许还几乎没有察觉到这种变革。因此,不列颠议会必须采取有很好根据的、及时而又果断的措施来指导这种变革,使国家摆脱现存制度的错误。

这样说来,每一个有理性的人,每一个真正爱人类的人便一定会希望,不列颠帝国的政府、议会、国教会和人民能真诚合作,团结一致,为自己和全世界未来的幸福奠定广阔而巩固的基础。

同胞们,不要说这件事是做不到的;因为采取明确的方法使人养成合乎理性的性格以后,我们的前面就会出现一条康庄大道;循着这条大道走去,就不但可能,而且肯定会把这件事情做成。同时人们也会发现,这条道路是人类迄今走过的道路中最安全和最愉快的一条道路。它直接通往智慧和真正的知识,并将使人看到古代希腊、罗马人以及其他古代文明民族引以自豪的成就只不过说明了人类幼稚的智慧何等软弱无力而已。走上这条道路的人将发现它是一条笔直和明确的道路,谁也没有迷失正道的危险。同时它也不是一条狭窄的或排斥他人的道路;它不容许排斥任何人:肤色不同和思想分歧的人都能在这条道路上通行无阻。它对全人类都是开放的,而且也十分宽广,纵使世界人口增加一千倍也能全部容纳。

我们很清楚,那些除了愚蠢和矛盾之外从小没有被人灌输过其他东西的,因此一直在充斥着愚昧、谬见和排外思想的黑暗迷津中彷徨的人,听到我们现在的公开宣言,一定会认为它是一种幻想。

但是如果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已知事实都证明:从人类诞生之日起直到现在为止,年老的一代总是教育了年青的一代,使后者具有现在所具有的情感和习惯,而且目前这一代以及今后每一代都将以同样的方式教导其后代,那么,我们便有坚定不移的信心说:将要发生的事比已经预告或许诺的事还要多得多。这些原理是从永不变更的自然规律中推论出来的,是一视同仁地向全体人类说明了的。当人们一旦愿意在世界上公开确立这些原理之后,我们就想不出还会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止人们为实现一切明智和正义的目标而热情诚恳地团结合作——不仅一国的同胞之间如此,而且彼此间的仇恨已经发展到极度愚蠢可悲的地步,有时甚至发展到十分疯狂的地步的那些王国和帝国的统治者之间也是如此。

同胞们,以上所说的便是公开承认这些简单明了和不可抗拒的真理之后,必将得到的某些重大的后果,但这不过是略举一二而已。事实将证明以上所说的不是嘲弄人的、不兑现的诺言,而是能够迅速有效地在全人类中建立起和平、友爱和永存不息的慈善精神的。

公开承认并普遍实行这些原理就是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在寻求的无价的秘诀;它将产生的效益,目前还没有人能够预料。

现在让我们说明这些原理怎样才能立即以最有利的方式普遍实行。

前面已经说过,“具有最优良的教育制度的国家,便是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如果这几篇论文的推论所根据的原理是正确的,那么这种看法便也是正确的。然而,直到目前为止,不列颠政府对于千百万未受教育的贫民竟没有任何国家教育制度!!(后代人会相信过去有这种事情吗?)不列颠人民的思想和习惯的培养问题,现在是任其自流,往往是落在帝国中最不胜任的人的手中;结果是目前到处都充满了严重的愚昧和纠纷!!

(甚至最近所做的一些尝试都是根据一种狭隘的原理进行的,这种原理使人沦为凭体力迅速活动的无理性的军事机器。)

这种愚蠢的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应当立即为劳动阶级安排一种国家教育制度。只要计划得宜,这种制度可以给我们带来从未实现过的最有价值的改良。

为此,我们应当通过一项联合王国全体贫民与劳动阶级教育法案。

这一法案应当规定:

第一,指派适当人员掌管政府这一新设部门;该部门终将证明为最重要的政府部门,所以受命领导这一部门的人应当是德高望重、才具过人的人。

第二,建立讲习所;凡属行将培育王国下一代臣民的身心的人,都应当在讲习所里学好教学法与教学内容。

这是而且也应当被认为是帝国境内实际上最受信托和信任的职位,因为只要这种任务完成很好,政府就一定容易接近人民,当政者也会感到十分满意。

目前我们王国之内还没有任何人受到训练,能根据全人类的利益与幸福来教育年青的一代。教育下一代是最最重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给这个问题以应有的考虑之后就可以看出,年轻人的教育必然是社会的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唯一基础。如果这种教育还像以往一样任其自流,而且往往由社会上最不胜任的人掌管,那么社会就一定要继续遭受由于这种幼稚无能的做法而目前仍然在遭受的无穷苦难。反过来说,年青一代的教育如果规划得好、执行得好,那么国家往后所做的事情就没有一桩能有重大的危害性了。这是因为年青一代的教育的确可以说是一种创造奇迹的力量,是值得议会给予无比深切的注意的;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人训练成害人害己的恶魔,也可以训练成无限仁慈的造福者。

第三,在联合王国内遍设讲习所;地点方便,并有足够的规模,可以容纳一切需要学习的人。

第四,给讲习所供应必需的开办费和维持费。

第五,订立计划;计划中的教学方式同各种现行的以及可能拟制的教学法充分比较后,应表明为最优良的教学方式。

第六,给各讲习所指派适当的教师。

最后,讲习所中关于身心两方面的教材应在实质上有利于个人和国家,因为这是或者应当是建立国立讲习所的唯一理由。

为了制造人类手中空前强大的谋求幸福的工具,以上就是必不可缺的各项规定的大纲。

针对目前公众的思想状况,最后还要提出一项全国性的改进措施,即通过另一项法案,以便经常搜集有关联合王国内劳动的价值与劳动的需求的精确情报。在采取本文将要提出的为那些一时找不到工作的人安排劳动的措施之前,有必要取得这种情报。

这一法案应当规定:

第一,收集各郡或郡以下地区的精确的劳动状况季度报告。报告由教会人士、治安推事或其他更为称职的人编制。报告应包含以下各项:

一、在报告期间该地区的体力劳动的平均价格。

二、各地区依靠日常劳动或教区救济为生的人数,以及在报告期间失业但能劳动的人数。

三、报告期间半失业的人数,以及半失业的范围。

以外还要规定搜集一种报告,说明各人以往的一般工作,并对各人今后仍然能做的工作的性质与数量作出最有根据的推测。

人们对于政府这一十分必要的部门缺乏应有的考虑,使得数以千计的同胞陷于悲惨的境地,同时也使帝国的岁入蒙受巨大的损失。

我们已经说过(因为这一点很容易证明),各国的岁入全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人的劳动。不列颠政府尽管有它的错误,仍然不失为历来规划得最好和最为开明的政府之一;但是这个政府不必要地大量浪费人的劳动,而且是在财政极端困难、需要全国每一个人作出最大努力的时候浪费人的劳动。

这种人的劳动的浪费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不公道的:不但对国家来说是一种失策,而且对身受其害的人来说也是极其残酷的。

把从古到今一直支配着人类的一些基本谬误所造成的各种恶果的详细情况全部查明是异常困难的,世界上的人也没有充分准备来接受这种说明。因此,我们现在只把其中某些最直接和最明显的恶果概略地说一说,它们都是同各国政府忽视失业者和贫民的劳动被误用或被闲置这一问题有关的。

前面已经说明,任何国家的当政者都能轻而易举地、所费无几地使国民养成正当的情感和最优良的习惯;政府如果不去进行这项工作,就是始终忽视它的重大责任和利益所在。现在不列颠就有这种忽视的情形。当政者非但不作任何努力来为帝国臣民取得这些难以估价的利益,反而定要心甘情愿地让一些势必造成非常有害于国家和个人福利的情感和习惯的法律继续存在。

这种法律有许多通过其必然产生的效果,明确无疑地向无人保护和未受教育的人说:“保持愚昧吧,让你们的劳动受愚昧的支配吧;因为当你们依靠这种劳动便能维持生活的时候,尽管你们生活在赤贫、疾病和苦难之中,我们总不会为了你们或你们的任何活动操心。但当你们不能再找到工作或谋得生活所需时,就到教区去请求救济吧,那时你们就会无所事事地得到供养。”

在我国体力劳动现在是有价值的,也可以说我们永远都能使体力劳动具有价值,然而甚至在我们这种国家里也有千千万万名男人、妇女和儿童一天又一天地在愚昧和闲散中受人供养。凡是对人性有所认识的人都不会认为,长期在愚昧和闲散中受到供养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能不养成犯罪的习惯。

(为一百万臣民提供正当职业而不去维持这一百万人的愚昧、闲散和罪恶的生活,这样做估计对政府财政究竟有多大裨益——算一算这笔账也许是很有趣的,对政府来说也许是很有用的。

像这样就业的一百万人,在贤明的政府的指导下,每人每年为国家挣得十镑,或者说总共每年挣得一千万镑,这是否说得过分呢?每人每星期挣钱不到四先令,每年就可以得到一千万镑。而且联合王国任何一部分人,包括老老小小不能劳动的人在内,都能在适当的安排下平均每人每星期为国家挣钱四先令以上,此外还能产生一系列数不尽的更有利的后果。)

那么联合王国为什么还有闲散的贫民存在呢?唯一的原因是这么大一部分人一向被容许在完全愚昧无知的状况下长大成人,而且当人们教育他们或者很容易教育他们愿意从事劳动的时候,却没有为他们安排有用和生产性的工作。

在明智而正当的法律和培育下,所有的人都很容易获得一种知识和习惯,从而能够(只要他们得到许可)生产出远远超过生活与享受所需的产品。所以世界上土壤肥沃的地区的任何居民都可以经过教育而过富裕幸福的生活,不受邪恶和苦难的挫折。

不过,马尔萨斯[17]先生有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即世界上的人口总是使自己适应为维持其生存而生产出来的食物量。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同一块土地由聪明而勤劳的人民耕种时比由愚昧而管教不良的人民耕种时能多生产多少食物。这种差别也许是无限与一之比。

这是因为人类的生产食物的能力是无限的。我国各岛这种生产力近来增长得何等多啊!然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还很幼稚。可是,即使是我们这种生产食物的能力和布须曼[18]以及其他野蛮人比起来,或许也还是一千与一之比。

人类的食物也可以算是由一些元素组成的化合物。化学每天都在增加我们关于这些元素的性质和结合情况以及如何控制它们的知识。现在人类还无法断言这种知识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或者最终会达到什么境地。

还可以指出的是,海洋也是个无穷无尽的食物来源。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世界人口还可以听其自然地增长好几千年,而在那种根据我们所主张的原理建立起来的政府制度下,全人类都可以继续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没有任何苦难或邪恶的行为来阻碍他们享受这种生活;在这些原理的指导下正确地利用人的劳动,就可以绰绰有余地使全世界人民得到人生的最高享受。

那么,当人的劳动可以很容易地用来消除苦难时,我们难道还要继续让苦难在社会上占优势、继续让人的劳动无比荒谬地使用掉或浪费掉吗?

每一个具有足够体力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劳动都可以用来为公众造福。以往一直支配着世界的种种制度是极端荒谬和愚蠢的。关于这方面的最有力的证明莫过于这一事实,即富裕、积极和有力量的人竟默然同意维持愚昧无知的人过着闲散和罪恶的生活,而不想办法把他们培养成勤劳、聪明和可贵的社会成员,尽管顺利地实现这种变革的方法始终是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我们并不打算建议不列颠政府现在就直接雇用全部劳动人民。恰恰相反,我们有把握预计,一种全国性的贫民与低级阶层的教育制度将产生卓著的效果,以致除非劳动的需求骤减,从而贬低劳动的价值之外,贫民与低级阶层不久就可以找到足以维持生活的工作。

为了防止由于劳动的需求与价值发生这种不利的波动而造成罪恶与苦难,真心诚意地关心国民生活的每一个政府的首要职责应该是不断地安排对国家真正有用的职业,使申请各种职业的人马上可以受雇。

为了使申请这种国家安排的工作的人只限于从私人方面得不到工作的人,为公家劳动所得的工资一般说来应当比工作所在地区的为私人劳动所得的平均工资定得低一点。这种工资参照郡或地区的平均工资季度报告是很容易加以确定的。

如果执行得当,这一措施对劳动价值所起的作用就可以相当于偿债基金对证券交易所所起的作用。同时,由于公家劳动的价格绝不能低于劳动者的节俭生活所需的费用,这里提出的计划将永远有助于防止国家对社会上生活最无保障的那一部分人过分地进行有害的压榨。

国家安排的工作的最明显的、首先是最好的来源也许是兴建和养护道路。在整个王国内,这种工作是永远都会有的。把公共道路养护得远远高过目前任何一条道路的水平,将是真正符合国家经济原则的做法。如有必要,往后还可以安排运河、港口、船坞、造船以及海军器材等方面的工作。然而我们认为,这些方面的工作并不需要许多。

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不懈地专心去做(其实任何有益的事都要我们坚持不懈地专心去做才能完成),这里提出的把国家临时安排职业定为王国制度的计划初看起来将要遇到的困难就会很快地全部克服。

在对劳动力需求极为有限的时期,看到勤劳的人由于得不到正规的工作和往日的工资而困苦不堪,这的确是令人感到辛酸的。在这些时期中,他们向各种各样体力劳动的管理人提出无数请求,希望得到任何可以维持生活的工作。提出这种请求的人,为了寻求工作,往往从岛国的这一头奔到另一头!

这些流浪者力图使自己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成为有用和正直的人时,他们的家属或是随着一起走,或是留在家里;不论是哪种情形,在生活奢华和无忧无虑的人看来,这些人天生竟能忍受他们一般所经历的贫困和痛苦,是难以置信的事。

然而,像这样到处奔波、忧心忡忡地努力寻求工作以后,申请者往往是空手而归。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维持诚实与独立的生活。他们也许和旁人一样有心向善,能从事伟大和慈善的事业。然而他们除了忍饥挨饿、申请教区救济、从而忍受极大的屈辱以外,只能依靠自己的本领,采取所谓不正当的办法为自己和家人谋得面包。

某些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人生来十分敏感谨慎,不愿采取上述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维持生计,结果便是真正地忍饥挨饿了。然而这种人并不很多(但愿如此)。至于由于衣、食、住的条件太差,不敷生活所需而失去健康的人,以及由于半饥不饱的生活而疾病缠身、不得终其天年的人,则肯定是很多的。

其中最愚蠢而又最没有出息的人,就去申请教区救济;不久,他们就不想工作,成为永远仰赖他人赡养的人并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屈辱地位。从此以后,他们就拖儿带女地始终成为国家的负担和严重的祸害。至于这一阶级中还有体力和脑力,还保留着一些推理能力的人,便或多或少地看出了社会对待他们以及遭受同样苦难的人是极其错误和不公道的。

以上所说的感情会驱使人的本性力图报复,这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我们有千千万万个同胞受到这种思想和环境的驱使,以致纵有死刑始终紧紧追随,几乎不能侥幸逃脱,也要反抗他们深受其苦的那些法律。一批私自劫夺社会的人就是这样产生并成长起来的。

前面已经说明,我们的同胞很容易被培养成勤勉、聪明、高尚和可贵的国民,难道我们还要继续不让他们受到国家的教育吗?

诚然,这几篇论文所提出的一切措施,只是针对现行制度中的错误的一种折中的办法。但是由于这些错误现在几乎普遍地存在,并且只能用理智的力量加以克服,同时由于理智在实现最最有益的目标时是渐进的、是逐步地证实一个又一个的重要真理的,所以能够全面而细致地考虑问题的人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唯有采用这类折中办法才有理由希望在实践中获得成功。采用折中办法能把真理与谬误一起提到公众的面前;只要真理与谬误同时清楚地出现在公众的面前,真理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最为贤哲的人既然看清楚了现行制度中的许多矛盾,要使公众接受这几篇论文已经部分地作了解释的一些重大的真理,看来就容易做到了。我们满怀信心地预计,人们不再由于愚昧无知而使旁人不必要地遭受苦难的时期不久就会到来,因为人民大众会受到教化而明白过来,会清楚地看出,这样做必然会给自己造成苦难。

(一旦公众思想上有了准备,可以接受这一制度之后,我们将充分地解释实施这个制度的细节。)

这是因为根据世界上现存的事实而得到的广博知识使那些还未丧尽其推理能力的人清楚地看到这一情况,即人人都坚决相信,除开自己以外,所有其他的人在基本原理方面都大大地受了欺骗。同时,人人都极其惊讶,因为世界各民族竟把十分矛盾的东西当成宗教或政治上的真理。大多数人现在也能了解:这种错误的看法是千百万人出自良心的坚定信念;这些人刚生下来的时候,具有和他们一样的天赋的才能。他们在旁人身上清楚地看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智力失常现象,然而纵使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却被人教得相信自己不可能像旁人那样受骗。幼儿的心里极容易留下这种印象,不论这种印象将要造成最愚昧的还是最开明的制度的信徒。

因此,全世界的人都充分地意识到自己那个教派(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相信这是得天独厚的教派)以外的一切培育人的体系中所包含的种种矛盾。可是世界上最大的教派的人数和其余一切教派的总人数比起来却是很少的,而其余的教派也都受到教育,认为这个大教派的观念是极端错误的,完全是由于前辈的愚昧或欺骗而产生的。

人类由于重重的精神上的束缚一直处在黑暗和苦难之中。目前,在撤除最后一层精神上的束缚之前,需要做的只是平静和耐心地进行说理,使公众安下心来,以便防止不这样做就可能在过于突然地出现充分享受合理的思想自由这一前景时产生的那些恶果。

为了解除最后一层束缚而不致发生危险,必须适宜地运用理智来启发每一个教派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受了欺骗)想一想,如果千千万万数不清的跟他们一样地被人教育出来的人都像他们所相信的那样,完全受了欺骗,那么天下又有什么力量能防止他们自己同样地受骗呢?

十分希望沿着平坦而又简单的理性道路前进的人这样思索之后,不久就会明白:他们在本教派范围以外所看到的各教派的矛盾,正和其他各教派在这一范围以内很容易见到的矛盾一样。

但是我们不要认为,像这样大胆而公开地把灌输给当代人的种种严重错误揭露出来的做法会立即适合世人的口味,作这种估计是违反常理的。

然而祸害的成因还未消除时,祸害就会存在,人们就不能合乎理性,当然也不能幸福。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就像极其关怀病人利益的医生一样,用这种难吃的解药时一直只用自己认为足以解毒的最小剂量。现在他等待着服药后的结果。

如果药力还不足以消除心理病态,他保证要加大剂量,直到公众的心理巩固地、永久地获得健康为止。

[1]见本书第83页注。——译者

[2]欧文的岳父戴维·戴尔。——译者

[3]英国教区以救济贫民、反对流浪为名,建立济贫院。19世纪的济贫院除收容贫民、孤儿外,往往兼收精神病人与罪犯,同罪犯教养院没有多大区别。参见本书第77页注。——译者

[4]由英王颁发特许状成立的有议员选举权的市。——译者 “戈迪俄斯之结”,据希腊传说,是弗里吉亚国王戈迪俄斯打成的绳结。戈迪俄斯在他所建立的戈迪翁城祭祀神庙时奉献一辆牛车,用很复杂的绳结把车轭紧捆在车辕上。神示说,谁能解开这个结,谁就能统治全世界。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出征波斯时,用宝剑斩断了这个绳结,由此产生“斩断戈迪俄斯之结”这句成语,意思是用断然手段解决复杂的问题。——中译者

[5]即性格陶冶馆,于1816年元旦正式开放。——译者 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圣经公会”创立于1804年,以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传播“圣书”为目的。“圣经公会”的活动受到英国资产阶级的支持,达到了很大规模:19世纪就建立了一千多个辅助会,在世界各国设有广泛的代理机构,设有专门的印刷厂和仓库。——俄译者除此处及上文两处外,原书不分章节,未立标题。我们在下文可以另起章节的段落前,择要分别排空行,不加标题。——中译本编者

[6]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宇宙神宙斯之子,据传曾在世间完成了十二件艰巨的工作。——译者

[7]印度神名,是毗湿奴神的一个化身,相传每年例节用车载神像,游行市中,信徒献身车下,可以升天云。——译者

[8]参见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以赛亚书》,第28章,第10、13节。——译者 欧文指的是法国议会、英国议会和美国国会。——俄译者

[9]欧几里德是公元前3世纪杰出的数学家。他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教学并设立了一所学校。由他集大成而写下的几何学著作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研究几何学的基础。——译者

[10]海德拉是希腊神话中的九首海怪,斩其一首,复生二首;用来比拟难以一举根绝的灾祸。——译者

[11]1672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规定官员就职时宣誓信仰英国国教并接受圣礼等。该法案于1828年废除。——译者 吉尔方言或威尔士语,是古代不列颠人语言的残余,在英国的威尔士地方仍有人说这种话。——俄译者

[12]此处伦敦城区指伦敦郡中最小的自治市区,也是伦敦的中心商业区。前面的威斯敏斯特、霍尔本、芬斯伯里等,都是伦敦郡的自治市区。——译者

[13]英国从16世纪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开始有济贫法,此后历经更改或补充,直到20世纪才被三四十年代的有关公共福利设施的法律所取代。济贫法规定各教区征收济贫税,教区中无法维持生活的居民可以通过济贫法得到教济。济贫院、贫民习艺所等就是以救济贫民为名建立起来的。参见本书第28页注①。——译者 欧文指的是他的《1816年元旦在新拉纳克性格陶冶馆开幕典礼上的致辞》,即《1816年元旦向新拉纳克居民的致辞》。——俄译者

[14]古代希腊的斯巴达国家制度的创立者,据推测,他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译者 塞缪尔·威尔德斯皮恩曾向欧文学习新拉纳克幼儿园实行的教育方法。——俄译者

[15]安德鲁·贝尔(1753—1832年),英国牧师,曾在印度任随军牧师,1789年在马德拉斯任孤儿院院长。由于师资缺乏,不得已采用学生互相教学制,获得了显著成效。回伦敦后发表小册子解释互相教学制,但未受人注意。后来约瑟夫·兰开斯特根据他的原理改良他的体系,获得成功,并得到非国教教徒的大力支持。于是国教会也支持贝尔,成立“全国普及贫民国教教育协会”,由贝尔任主席并兴办学校。在这一过程中,贝尔派与兰开斯特派发生冲突。欧文在下文中所说破坏兰开斯特教学体系指的就是这一冲突。——译者

[16]约瑟夫·兰开斯特(1778—1838年),英国教育家,教友会教徒,曾根据贝尔的互相教学制原理兴办贫民学校获得成功,受到贝德福公爵、惠特布雷德和其他许多人的注意。在他所兴办的学校里,招收信仰基督教的各种教派的学生。这就使他与国教会发生冲突。1818年他去美国,曾在美国和加拿大兴办学校,后死于纽约。——译者

[17]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年)是英国牧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其极为反动的《人口论》一书(1798年)中提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长。”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贫困罪恶是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要避免劳动者的贫困,唯有使他们的人口减少。欧文驳斥了马尔萨斯的谬论。——译者

[18]南部非洲的一种土著居民,现居住在博茨瓦纳和纳米尼亚。由于受到殖民者的迫害和排挤,他们大部分人至今仍过着集体游猎和采集生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