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住在麦格福格先生家中
我离开大哥在伦敦的住宅，来到斯坦福德，我在那里发现麦格福格先生的企业完全像人家所说的一样，并且他的住宅既漂亮又舒适。我从这里开始进入活跃的生活，是十分幸运的。詹姆斯·麦格福格先生是苏格兰人，十分诚实，善于经商。他办事很有条理，心肠慈善，落落大方，乡邻和顾客对他非常尊重。由于他严守时刻，通情达理，那些提交货物供他销售的人也十分尊重他。我很庆幸有他这样一个人来做我的第一位老板。他告诉我，他从前在苏格兰依靠半个克朗[12]开始生活，用这个钱去买了一些东西来出售，把东西摊在一只篮子里沿街叫卖。他逐渐把一篮东西换成了一捆货物，带着它到各地销售，从经验中取得知识，并增添了存货，终于先买了一匹马，后来又买了一匹马和一辆有篷的货车。他在林肯郡和邻近几个郡的一些最体面的顾客中间定期巡回，直到后来，斯坦福德四周的贵族、主要的家族和农民们要求他在当地开设一家商店，销售最优良和最精致的妇女穿戴用品。由于他从前经商有方，他早已以买卖妇女服饰而遐迩闻名了。当我来到他门下时，他已经开业了几年，正在开始独资经营，达到全部用现金进货的地步，并且正在富裕起来。他娶了个光景很不错的中产阶级人士的女儿，看来他们俩日子过得很融洽，都很勤奋，总是一心扑在他们的买卖上，然而他们的人品又始终令人肃然起敬，作为零售商人来说确实是出人头地的。他们地地道道是这一类人中间的杰出人才，而没有这一类人通常表现出来的那种经不起推敲的自负心理。这时他们已经雇用了一名助手，名叫斯隆，大约三十五岁，是个单身汉；还有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少年，是麦格福格的侄子。
在这里，我立刻被安置为家庭的一员；在我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期间，他们待我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不把我看作从远处来的陌生人。麦格福格先生仔细地引导我了解日常的业务，教导我熟悉其中的详细情况，以便使我习惯于办事精确，井井有条。买卖是在考虑周密的一套制度下进行的，其效果非常成功。我想他们认为我是勤快的，也是留心听从指导的，因为麦格福格先生和太太都很少对我有什么挑剔或者说一些不愉快的话——麦格福格太太是常常照管店里的买卖的。
经营的商品都是从世界各地市场上能够采购到的质地最优良、最考究和最精选的产品；因为这家商店的顾客有许多是英国地位最高的贵族，他们往往有六七辆自备的马车同时停在商店门前守候着。麦格福格先生的商店已经成为高等贵族一个通常聚会的地点。经常光临的顾客中有伯利、威斯特摩兰、劳瑟、安卡斯特、布罗顿、诺埃尔、特罗洛普等家族，还有许多姓氏我已经记不起来了。这样，我就有机会注意这些人的风度，研究他们在不受拘束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由此我也熟悉了用不同方法制造的各种最精致的纺织品，其中有许多在拿放和保管时需要十分精心，才不致受到损伤。这些情况看来似乎琐碎，但对我以后的生活，即我后来成为经营规模颇大的工业家和商业家时却非常有用，因为这些经验给我将来同所谓广大世界进行的交往预先作了某种程度的准备。
麦格福格先生由于诚实和买卖爽气而深受这些人的尊敬，他还为当时的威廉·劳瑟爵士，即后来已故的朗斯代尔伯爵在乡间经管银钱出入。这位爵士和奥古斯塔·劳瑟夫人及其家属也是经常光临的顾客。在我离开斯坦福德之后，我从麦格福格先生那里得悉，威廉爵士曾赠送给他一只自己心爱的猎狗，麦格福格先生在不再经营买卖以后还时常用威廉爵士的猎狗出去打猎；他直到去世为止始终为大家所称道。
麦格福格先生的书房有许多精选的书籍，我可以随意取阅；因为我们主要的营业时间是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我待在斯坦福德的期间平均每天读书五小时左右。
伯利公园有一个入口在那市镇附近；到了夏季，只要天气适宜，我总喜欢一清早就走进公园，在当时园中很多幽雅的林荫道上散步、读书、思考和研究问题。在盛夏时节，我经常这样待在公园里，从清晨三四点钟到八点，又从傍晚六七点钟到暮色苍茫。我已经把塞尼加[13]的许多道德箴言抄写在我口袋里的一个本子上；在公园里反复思考这些箴言，是我的乐事之一；在我研究问题的这个公园里，我还阅读了许多卷我所能获得的最有益的著作。在我前面所说的清晨时刻，我常常只见到埃克塞特伯爵正在做他一天之中的第一次散步，我相信他是他的继承人的叔父；那个继承人就是坦尼森[14]的优美诗章中那位同磨坊主的女儿结婚的主人翁，同时他也是目前的侯爵的父亲。
这位老伯爵的习惯很奇特。夜里他睡醒一觉之后，绝不容许自己再度入梦。不论他在什么时辰醒来，不管是冬季还是夏季，他都立即起床，要是天气不好，他到书房去读书，天气好的话就散步，所以我往往在早晨四点钟看见他一早就在锻炼身体。他还有种种严守时刻的习惯：比如他吩咐仆役必须在下午三点时钟敲响第一下的顷刻把正餐的第一道莱从厨房向餐室送去，不管那时是否有人外出或者在家里的人是否到齐，他绝不等待。但是他周围的人都十分尊敬和喜欢他。我不时回忆起我在那个公园里享受的许多愉快而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时光。我时常在早晨欢呼日出，在傍晚观赏落日和冉冉上升的月亮。
在我当学徒的第二年，我们那个商店的圈子里又增加了人手，一个是麦格福格太太的妹妹，一个是她的侄女——前者约十九岁，后者约十岁。我们的乐趣也增加了，因为在家庭全体成员之间彼此都有好感。唯一的例外是那老光棍戴维·斯隆，他对自己和别人都很不满意，并且似乎妒忌全家人员普遍对我表现出来的那种亲切感情，也妒忌许多经常光临的顾客在可以选择的时候宁愿要我为他们服务的那种表示。他吝啬成性，自私的程度多少有点不适合于结交朋友。曾经发生过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使得他这些未能避免的缺点更加明显。他睡在同批发部相连的一个房间里，当批发部偶尔装满存货无法再容纳的时候，有时就把一些剩下的货物放进他的房间。在我所说的那件事情发生时，恰巧有一些昂贵的高级货物放在他房间里的桌子上。他非常当心自己的衣服，喜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它们新的样子。他刚刚带来一条长及膝盖下面的紧腿新短裤（因为当时还没有时兴紧腿长裤），上床时他把新裤子放在搁着那些货物的桌子上面。他就寝前灭掉灯火时，不注意让蜡烛的火花或剪下的烛芯落到了这些货物中间和他新买的裤子旁边。他睡着了，桌上有几件东西烧掉了，戴维新买的裤子也烧掉了，只剩下几粒扣子和一些残片。火烧的焦味马上惊醒了麦格福格先生和太太，他们立即喊报火警，大家穿着睡衣急忙起床，发现烟是从戴维的房间冒出来的，撞开了房门，睡梦中的戴维才陡然惊醒。桌上燃烧着的东西说明了火警的缘由，大家七手八脚地弄了水来，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危险过去以后，各人互相打量起来——但是戴维的形状特别惹人注目。他穿着短睡衣，戴着彩色睡帽，站在桌子旁边，脸色十分悲哀，正在把烧毁的衣服残片一点一点地拿起来检视——既不关心他已造成的危险，也不顾货物被火烧毁或遭到水渍而使麦格福格先生蒙受的损失——每次拿起一个残片或一个纽扣，他就叹口气说：“哎哟，我的新裤子！——哎哟，我的新裤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多次问他起火的原因，所能得到的回答仍然只有这句话，直到后来这种场面变得非常滑稽和荒唐，谁也忍不住对他嘲笑几句，最后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可怜巴巴地发呆，直到早晨。但是，可怜的人哪——“哎哟，我的新裤子！”这句话此后始终没有被人忘掉，不过只有那些存心想折磨他的人才会提到这个笑话，唤起他那苦痛的回忆。多年以后，当我们的社会地位都已提高时，我在曼彻斯特碰上他，他很激动地同我热情握手，异常恳切地说：“你能原谅我从前对不起你的地方吗？”我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对我不起的地方，所以我没有什么可原谅的。”“有的，”他说，“你有的，并且这件事时常使我感到很苦恼，你就说一声原谅我的话吧。”“不管可能是怎么回事，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但是，如果能使你感到满意，我真心诚意地原谅你，并且并不希望知道你哪一点对不起我。”这个可怜的人似乎确实卸掉了心头的重负，他再一次同我热情地握了手，带着满意的神情离我而去。
麦格福格先生是属于苏格兰教会的，麦格福格太太属于英格兰教会，他们相约早晨到一个教会去做礼拜，下午到另一个教会去做礼拜，并且总是带着我一起去。我听了一些互有争论的讲道，因为这些讲道往往是，而且实际上通常总是谈到他们自己教派的见解，或者反对一些对立的教派。但是，在我同麦格福格先生和太太在一起的四年期间，我从来没有听到他们两人之间有什么宗教方面的不同意见。
在此期间，我不断地努力去寻找纯正的宗教，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大惑不解，因为我发现我所读到的或者我从宗教讲坛上听到的全世界每一个教派，无不各自声称它自己掌握着纯正的宗教。我再三研究，仔细地把一个教派同另一个教派加以比较，因为我那时是非常倾向于宗教的，并且十分急迫地希望走上正路。但是，我倾听、阅读和思考得越多，就对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和异教越来越不满意。我开始认真地研究所有这些宗教派别的基本原理，并查考它们所根据的是什么样的原理。在我调查研究结束以前，我满足于这种想法：各个教派都是从同一个来源发展出来的，它们的变异起源于我们早期祖先们同样的一些虚妄的幻想；这些虚妄的幻想形成的时候，人类还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天性，没有经验，受到他们胡乱猜测的支配，这些猜测正像他们关于地球是固定不动的概念一样，最初几乎总是不符合真实的情况的。我抱着极端勉强的心情，并且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斗争，才不得不放弃我偏爱基督教的那种最先留下的根深蒂固的印象。但是，既然不得不放弃我对这个教派的信仰，我同时也就被迫丢弃其他一切教派，因为我已经发现，一切教派都是以同样荒诞不经的幻想为基础的，即认为“每一个人形成他自身的品质，决定他自己的思想、意志和行为，并且为自己的品质、思想、意志和行为向上帝负责，向他的同胞负责”。我自己的思考逼迫我得出与此大不相同的结论。我的理性告诉我：我无法造成我自己的无论哪一种品质，这些品质是“大自然”强加于我的；我的语言、宗教和习惯是“社会”强加于我的；我全然是“大自然”和“社会”的产儿；“大自然”赋予品质，“社会”引导品质。就这样，由于看出了各个教派的基本原理的错误，我便不得不全盘抛弃我对人类历来被教导的每一种宗教的信仰。然而，我的宗教感情立即被博大兼容的宽宏精神所取代，这种宽宏精神不是对一个教派或一个党派，也不是对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种，而是对全人类的，并且我抱有真诚的热烈愿望，想为人类做点好事。
然而，在我的认识达到这一步之前，当我仍是一个基督教徒，对于基督教安息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获有深刻印象时，我认为安息日在斯坦福德甚受轻视，于是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突然想起，要就这个问题写封信给当时的首相皮特先生。在我写给他的信中，我叙述了正在斯坦福德发生的亵渎神圣的情况，希望政府采取某种措施，强制人们更好地遵守安息日的惯例。我连续花了一些时间写这封信，在我把信送去邮局以后，麦格福格先生和太太问我什么事情使我那么兴高采烈。我说：“我已写了一封信给皮特先生。”“给皮特先生！”他们多少有点惊讶地喊叫起来，“你会有什么事情要向皮特先生申诉呀？”我说那是关于像在斯坦福德这样有许多人可耻地使用安息日的问题，有的人甚至在那一天还开门营业。他们俩面面相觑，露出了笑容，但在那时，我认为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了大约八天或十天，麦格福格先生带来了一张伦敦的报纸，对我说：“这里有你给皮特先生去信的答复。”我并未期望得到任何答复，所以大为惊奇，连脸都涨得通红。我问那是怎样的答复，他说那是“政府的长篇公告，劝谕各方人士要更严格地遵守安息日的种种规定”。我当然十分高兴，因为我完全相信我的那封信已经产生了这种结果。毫无疑问，像我当时所能写出来的那样一封信，多半在拆开以后会被丢进字纸篓里，皮特先生绝不会知道有这么回事。我的信在那个时期寄去，定然不过是一种巧合，因为据我现在所能记起的，那则布告是政府经过充分考虑的正式文件，大概在我把信送到邮局之前就已经作出那样的决定了。然而，当时这件事使我很高兴，也使麦格福格先生和太太感到吃惊。
在我三年期满以后，麦格福格先生希望我留在他那里，再给他当一年助手。在这期间，对于我所从事的行业，我已经获得了环境所能提供的全部知识，同时，虽然我在这个家庭里一直生活得十分愉快，我愿意再待多久就可以再待多久，但是我的希望却在于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扩大活动领域。因此，鉴于麦格福格夫妇和他们的亲戚始终如一地热情对待我，我只好吞吞吐吐地表达了我要回到伦敦去的愿望。他们非常友好地提出了挽留我的建议，但是我的决心已定，于是我带着麦格福格先生有力的推荐信，回到我大哥在伦敦的住所，这时我十四五岁。我留在斯坦福德的期间，一次也没有见到过以前所认识的任何人；但是有一天，在我路过当地最大的旅馆“乔治旅舍”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在门口同一位绅士谈话，那个人非常像我的父亲，我断定那绝不会错；在他们继续谈话的时候，我在他们旁边走来走去好几次，越来越相信他一定是我的父亲。他们的谈话终于结束了，于是我走到我猜想是我父亲的那个人跟前，以便接触他的目光，引起他对我的注意。但是在他那方面没有认出我的迹象，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我才发现我认错人了，虽然我当时仍然感到他活像我的父亲。我的失望是不难想象的。
由于同我的亲友暌离得那么久，我很高兴同我大哥威廉在一起度过几个月，因为我们两人之间始终存在着深厚的依恋感情。我花了一些时间去游览伦敦的名胜，熟悉它的主要场所，漫步公园，特别是在晴朗的星期天同我大哥和嫂子漫游肯辛顿花园。
就在这个时期，我看望了在威尔士的父母和亲戚。我在纽汤的家里住了一些时候，又在邻近亲戚的家里待了几天。我受到各方面不寻常的款待，并且同我的表弟、早先的同伴理查德·威廉斯一起待了一些时间，他当时住在蒙哥马利郡克里附近他父亲新购置的“老庄园”里。我也看望了在拉德诺郡的姐姐，她已同一位戴维斯先生结了婚。我在威尔士只逗留了很短一个时期，因为我急于想再次从事商业工作，而且我的存款也要求我只能付出有限的开支。于是我回到了我大哥在伦敦的寓所，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我只是又访问过纽汤一次。然而，现在我怀着强烈的愿望，想去看看从我第一次离开纽汤以后它怎样改变了原来的面貌，并且我希望，如果我的健康状况许可的话，我要在下一个夏季去走一趟。
离开职业休闲了一段时间以后，我需要寻找一个新的职位。通过麦格福格先生的推荐，我从弗林特先生和帕尔默先生开设的商店里谋得了一个职位，那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商店，坐落在老伦敦桥堍，在市区一端，俯视着泰晤士河。那是专为薄利多销赚得现钱而开设的一家商店，我相信它也是第一家这样的商店。这家商店财力已经不小，全部用现金进货，营业一直很昌盛。这商店最初是弗林特先生开创的，他赚得了以零售业来说被认为是很大的一笔财产；他有一个独生女儿，嫁给了帕尔默先生，而帕尔默先生以他的地位而言，是个很值得尊敬的、具有绅士风度的人，一个有实际经验的可靠商人。当弗林特先生去世时，这家商店和大笔资本留给了遗孀和女儿女婿。帕尔默先生有两个弟弟，现在已参加营业，最小的一个年龄和我相仿。这时店里的男女店员不少，还有几个年纪大的老助手，受雇照料业务上的各个不同部门。我过去的习性使我有条件在服务业务的零售组里成为有效率的一员。我在店里吃住，年薪二十五镑，我自认为经济宽裕，不必为生活发愁，因为我满足了自己的一切个人需求而外，绰绰有余。可是不久以后进入暮春时节，我发现这和我在斯坦福德所处的环境大不相同。顾客属于境况较差的阶级，接待顾客的方法也大异其趣。不容许用很多时间进行讨价还价，每样货物都有固定的价格，而同别的商店相比，价格是便宜的。如果对此有异议，或者踌躇过多，所要的那件商品就被收回来，因为从早到晚，店里一般总是顾客盈门，店员就去照料别的顾客了。
这家独具特色的商店的习惯做法，已普遍为人们所熟悉。要买的货物被拿到你面前，你要立即买下，付清价款，全都高速度地进行，就这样店里每天都做了数额很大的买卖。看来货物的买主比卖主获得的好处更多。但是，对于这家闹忙的店铺里的助手们来说，职务是非常繁重的。他们必须及早起床，吃早饭，穿着打扮完毕，赶八点钟开始在店堂里接待顾客，而穿着打扮在那个时候可不是什么小事。那时我虽然是个男孩，却也必须等待轮到我的时候由理发师替我搽粉，上头发油，卷起我的头发，因为我每边各有两大发卷，还有一条硬挺的小辫子，除非等到这一切都非常讲究地、一丝不苟地做妥，谁也别想出现在顾客面前。八点到九点之间，商店里开始挤满了买东西的人，人们越来越多，结果纵然店堂很大，也挤得摩肩接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很晚的时候，通常到十点，或者在春季月份直到十点半钟。午饭和茶点吃得十分匆促，每次两三个人、有时只有一个人溜走，去吃他或她能够最容易吞下肚去的东西，随即回来替换其他那些正在服务的店员。除了星期天以外，这个时节我们唯一能够按固定时间吃到的饭是早餐。在星期天，总是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大家吃得很痛快。但是当顾客们在十点或十点半钟离去时，在清扫店堂之前，还得开始去干另一部分的店务。服饰用品店经营的商品不计其数，这些东西摊开给顾客挑选的时候被抖开，扔在一起，搞得杂乱不堪，白天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地方归置和整理任何东西。这项工作要在十一点钟顾客走尽后关起门来才能进行，因此，等到店里的货物整理清楚，为第二天再经历同样的过程作好准备以后，往往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我从早晨八点开始，整天不停地奔走忙碌，到凌晨两点钟扶着栏杆走上楼梯去睡觉时，常常步履艰难，简直走不动了。这时我只有大约五个小时的睡觉时间。
我感到，像这样在一星期里天天紧张工作和劳累，是我的体格所不能长久支持的，于是在春季买卖结束以前，我就请求我的朋友留心为我另找一个职位。春季买卖结束了，业务逐渐变得不太繁重了。我们可以比较从容地用餐，并且在十一二点钟就寝，相比之下，这成了相当舒适的生活。别人待我挺亲切。帕尔默家最小的兄弟是个善良而漂亮的年轻人，他很喜欢我，我们俩成了亲密的朋友，星期天我们总是一起出去游览，并且随着比较不太忙碌的季节来临，我们开始以在户外运动或阅读的方法享受我们空闲的时光。他有良好的习惯，一举一动都逗人喜爱。有了这样的变化，我一天天越来越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我正在开始喜欢这种生活，已经忘掉我曾要求我的朋友留心为我另找职位的事儿了，这时，确实使我遗憾的是，我从哥哥那里得悉：住在勒德盖特山6号的旧友赫普廷斯托尔先生已经从一位萨特菲尔德先生处为我谋得了一个极好的职位，这位先生在曼彻斯特经营着一家批发和零售商店。信里还告诉我，那是一家第一流的商店，而他向我提供的条件，除了让我在他的商店里膳宿和洗涤以外，还给我年薪四十镑。这个职位诱惑力很大，所提的条件很宽厚，叫我无法推辞，尤其是因为我的朋友认为这个机会对我大有好处，已经告诉萨特菲尔德先生预料我会接受的理由。于是我只得硬着头皮事先通知帕尔默先生，说明我必须离开他了。然后，我相信我们彼此怀着遗憾的心情分了手。我感到恃别不愿同我年轻的朋友威廉·帕尔默离别，因为在全部空闲的时间里，他都是同我形影不离的。
在这个环境里，我被迫养成了办事敏捷的习惯，以及天天毫不间断地长时间勤奋工作的习惯。我还了解到与麦格福格先生的斯坦福德顾客们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社会阶级的特性，也懂得了怎样用另一种方式来经营商业。麦格福格先生的经商方式是体制明确、秩序井然的。任何时候，甚至最忙碌的时候都丝毫不乱，因为他店里的规矩是，除非等第一件货物收了回来，平整地放回原处，绝不拿出第二件货物放上柜台。这样，当顾客离去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因为一切都已井井有条。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我还没有讲出麦格福格先生性格中的一个可贵的特点，那就是他愿意靠他出售的货物取得适当的利润，而绝不愿意利用任何人的无知或缺乏经验。有一次我同他在一起时发生了这样一件坚守诚实的事例，这事教育我懂得了人性的刚直，并且当时使我颇感兴趣。那个时期有很多农场主很富裕，有一个林肯郡的富裕农场主去世了，留给他的遗孀和子女的财产很多，无论怎样合理安排也花不掉。不久以后，那位孀妇希望到麦格福格先生的店里来买一块他能提供的做妇女衬衫用的优等爱尔兰亚麻布。要知道，麦格福格先生习惯于采购他所能够见到的各种各样最优良的物品，常常跑到伦敦去采购这类东西，以便供应那些经常光顾他商店的名门贵族中的顾客。当时他店里有着各种所能织出来的最优良的爱尔兰亚麻布，这类货物当时价钱很贵。按照这位新近居孀的妇人的要求，麦格福格先生给她拿来了他曾购进的一种最上等的亚麻布，也就是当时所有制造厂能够织出来的最好的布匹。价格是每码八先令，包括他通常计算进去的微薄利润。那位太太把这纺织品看了又看，然后说：“你们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吗？这块衣料我穿在身上不够漂亮！”麦格福格听了这话十分惊讶，因为他知道这种织物十分精美，哪怕是全国第一位公爵夫人也会感到满意。但是他一向懂得人们的性格，说道：“我想起来了，上面的库房里我也许还有一块更好的料子——我去看看。”他走进去，拿来了一块同刚才售价八先令的那块相类的料子，他说道：“我找到了一块，但每码十先令，价钱也许高一些，您未必愿意出这样的价钱。”那位孀妇仔细端详了这块新拿来的织物，摇着头说价钱不算太高，这正是她想买的织物。麦格福格先生暗自发笑，他发现不出所料，这块织物这回是以价钱而不是以它本身的价值来评定优劣了，就像他屡见不鲜的那样。但是，我上文说过，他绝不愿意利用富人或穷人的无知或缺乏经验去谋取利益，所以在开发票的时候他把所谓每码十先令的这块料子仅仅要价八先令，说他不愿意要她出更多的钱，因为这个价钱已经让他可以获取适当的利润了。那位孀妇没有再吭声，但是她以后再也不来光顾了。买卖公道，其给果大抵如此。
现在回过头来继续我的叙述。我离开弗林特与帕尔默商店，搬去住到曼彻斯特的萨特菲尔德先生那里。他的商店当时在零售行业中首屈一指，但是作为一个批发货栈却并不怎样值得夸耀。总的说来，它经营得挺不错。萨特菲尔德先生在他的行业中不善于精挑细选地批进商品，然而在销售方面却颇有办法。麦格福格先生擅长进货。凡对当地商业来说是经过审慎考虑的对路货物，几乎都能毫不费力地销售出去，不给售货员带来什么麻烦；而如果货物不是精心采购的，销售的困难就大为增加。进货精明的店主几乎肯定会生意兴隆，而考虑不周的买主往住无法积累资金，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因此，麦格福格先生离开商界隐退时，拥有一个零售商当时被认为是很大的一宗财富。他留给他的遗孀每年一千多镑的收入，还有其他馈赠。另一方面，虽然萨特菲尔德先生开设的商号更大，他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劳动，备尝了许多忧虑，却一生只是勉强支撑，除了赊欠无法进货。我知道，继承他事业的儿子比他幸运。不过在他的店里我也过得很舒服，并且取得了熟悉另一个社会阶级的新经验。萨特菲尔德先生的顾客一般属于中产阶级上层，即富裕的工商业家的家属，这是介于麦格福格商店的顾客和弗林特与帕尔默商店的顾客之间的一个阶级。这样，我也开始熟悉了这个阶级的思想和习惯。
我们生活得很好，彼此和睦相处，那些在营业中当助手的年轻人大都出身于体面的家庭，举止端庄，在各自的营业部门负担的工作都不太重。因此，我不久就适应了我的朋友为我安排的变动。有了年薪四十镑，加上膳宿和洗涤，我认为自己是够富裕的了。我的享受和收入超过了我那有节制的生活习惯所需要的水平，因为我从来不习惯喝任何种类的烈酒，食品总是吃得不多，而且质量是最简朴和最容易消化的。
这样的生活一直继续到我十八岁的时候。我们商店所出售的物品中，有一种做女帽底衬或架子用的金属丝。制造这些女帽架金属丝的是个机械工人，他有一点创造能力，好动脑筋。当他把每星期供应的金属丝架子送来时，我负责把它们接收过来，他就向我讲起曼彻斯特已经怎样在开始引进一些伟大而卓绝的新发明，使用新奇的机器来纺纱等等。他说，他正在尽力想法去观看和了解这些新机器，并说如果他能办到，他就可以用它们来做一种很好的生意。这个金属丝制造商名叫琼斯，时常在谈话中补充这类的内容。后来他终于告诉我，他已顺利地看到了这些机器运转的情形，并且他肯定能够制造和开动这种机器。但是他没有资本，而没有资本他就无法着手进行。他说只要有一百镑，他就能够开始干起来，并且很快就能积攒足够的资本继续干下去。最后他说，假如我愿意预付一百镑，我将分得将来赚到的巨额利润的一半，如果我肯同他合伙的话。他使我相信他已获得了一项重大的秘密，如果得到他所说的帮助，他就能够很快办起一个颇有前途的企业。我写信给我在伦敦的大哥威廉，问他借给我所需的款项是否方便，他立刻给我寄来了一百镑。这时我必须按照契约，把情况通知萨特菲尔德先生，因为我将要进入我自己兴办的新企业了。我相信这使他极感失望，因为这时我已经成为一名可靠的得力助手，我的服务工作深得他的主要顾客的欢心。在我提出通知到最后离开萨特菲尔德先生的商店期间，琼斯和我已经同一位建筑商达成协议：他将建造一个宽大的机械工场，租给我们使用，其中包括几个纺纱车间。等我离开萨特菲尔德先生时，这座建筑物已经完工了。不久我们就雇用了大约四十个工人来制造机器，还赊购了木材、铁和铜供制造机器之用。
可是我不久就发现，琼斯仅仅是一个会操作机器的机械工人，根本不懂得怎样管理工人，也不知道怎样经营他已开创的那样规模的企业。
关于这种新机器，我一窍不通，从未见过它怎样开动。我对于需要些什么东西，毫无所知。但是，既然聘用了这么多人来为我们做工，我知道他们的工资是必须付给的，同时，如果不去妥善地照顾他们，我们的企业必定很快就要停顿，而以我们的破产告终。琼斯几乎全然不懂簿记、财务或怎样督导工人。因此我担负了管账的职务，支付和收入全部款项。工场里的事务从头到尾都是我一把抓。我很机灵地到各个部分去察看工人，虽然实际上我是个外行。但是，由于用心观察每一件事，我维持了整个企业的秩序和有条不紊的生产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业务进行得比我预料的要好得多。我们生产一种纺绩棉花用的机器，技术名称叫“走锭精纺机”，我们把它们推销出去，看来生意做得很好。同时，因为我已发现我的合伙人缺乏营业能力，我战战兢兢地开展了这项业务。
我们开张了不多几个月，一个拥有中等财产的资本家认为这家企业很有发展前途，申请琼斯允许他合伙以增加资本，因为他满以为琼斯是个能力很强的企业家，如果能够诱使我脱离这家企业，那么他（那个申请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就可以很容易地担负起我所做的工作。他们吞吞吐吐地向我透露他们的打算，因为他们凭自己的印象，认为我会极不愿意离开一个兴旺发达的前景如此光明灿烂的企业。他们马上向我提出了一些条件，我后来发现，假如我拒绝接受，他们当时一定愿意加码，以便把他们认为是兴隆的企业搞到手，而这个企业如果继续得到妥善的照料和有效的管理，本来是会兴隆起来的。但是我非常高兴同琼斯分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为了偿付我在企业中的股份，他们提出给我六架我们正在制造以供销售的那种纺纱机、一架卷线车，以及一架用于把已制成的一束束棉纱包扎成捆以供销售的包装机。这时我大约十九岁，就不得不拿着这些机器作为发展前途的开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社会上谋生了。
当我离开萨特菲尔德先生的商店时，我必须寻找新的住所，这是我生活道路上尚未尝试过的又一步。萨特菲尔德先生的商店坐落的圣安广场里，住着一位老孀妇，她给人提供寄宿和伙食。当我去要求寄宿时，她那里已经住下了两位体面的旅客；我发现我可以独自占用一间卧室，和这两位正在为几家有地位的制造厂出外推销商品的先生共同使用面临广场的一个起坐间，享用同他们一样的膳食，费用为每星期半个基尼[15]。我接受了这些条件，发现房屋清洁，招待很好。早餐是茶或咖啡等等，午餐是烹调精美的刚起锅的大块带骨腿肉，每天还有一份布丁或馅饼，下午是茶，晚餐是上好的面包、乳酪和黄油，还有一杯啤酒。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的生活，单就吃喝方面的生活来说，没有比这更好或更使我满意的了。但是，这位老孀妇如何能够一直像这样继续供应我们，还能从我们身上赚出她自己的生活费用，我却始终不清楚。也许那所房子是她自己的，那时食品（1789—1790）价钱便宜，而工业奢侈品还没有出现。她看起来总是那么心满意足，乐呵呵的。我们都是单独就餐，在我继续同琼斯合伙的期间，我就一直住在这个地方。现在，如果要享用圣安广场那样的膳宿待遇，我想那得每星期付三十到四十先令。
我同琼斯先生合伙时期曾收到我早先的师傅麦格福格先生寄来的一封信，他逐渐老了，也富起来了。他希望我加入他的企业，向我提出了一项具有强烈诱惑力的条件。他表示愿意提供全部资本，立即给我一半利润，并在几年之后把这已经很有根基的企业全部划归我的名下。我真诚地感谢他那十分慷慨的建议和好意，但当然不得不加以谢绝。其后我屡次回想，假如我接受了这笔交易，我一生的经历就会变得怎样迥然不同；而跟我同等年龄和处在我同样境地的一百个年轻人中，大概是会有九十九个喜出望外地愿意承接他的企业的，而且在一千个人当中恐怕不会有一个人予以拒绝。
假如我当时接受了这个建议，我也许会同麦格福格先生的内侄女结婚了，因为在许多年以后，她自己向我透露，当初虽然我们年纪还小，她已对我很有感情；那样，由于我们会成为麦格福格先生和夫人去世以后的财产继承人，我很可能会以斯坦福德地方富裕的布店商人的地位而终其一生。然而，后来的情况却不是如此，这是因为，为我准备好的是一个不同的活动领域。
当我脱离琼斯先生和机器制造业的时候，我租赁了一座新建的大房屋，那时人们正开始把这种房屋叫做工厂。它位于安科茨巷里面。我从一个名叫伍德拉夫的营造商那里租下了这座房屋，后来我搬去同他在一起吃住。琼斯先生和他的新伙伴答应给我的六架纺纱机，我收到了三架，另外还有那卷线车和包装机。以这点本钱为基础，我在这座大房屋的一个大房间里的一小部分，开始独立经营业务。
这些机器开始运转，我雇用了三个工人来操作机器，那就是，依靠机器把事先准备好的所谓粗纱纺成棉纱或棉线。棉纱刚纺成的时候，是圆锥形的纱团，要把它在卷线车上绕成一绞一绞的纱束，每绞一百四十码长。我完成了这项操作以后，把一绞绞的棉纱包扎成捆，每捆重五磅，然后把成捆的棉纱一一用纸整齐地包好，出售给一位米切尔先生，他是从格拉斯哥来的一些制造业厂商的代理人。这些厂商把棉纱卖给平纹细布的织布厂，或者自己织成细布。英国细布的织造，当时尚在摇篮时期。最早的英国细布是在我充当麦格福格先生的学徒时织造出来的，织造人是柴郡斯托克波特的奥尔德诺先生，该地离曼彻斯特约七英里，他想必大约在1780、1781或1782年就开始经营这门制造业了。追溯织造细布的历史是有意义的。
我刚到麦格福格先生那里去的时候，别的地方还没有细布出售，只有东印度群岛出产的，它以“东印度细布”闻名；可是当我仍和麦格福格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奥尔德诺先生开始制造一种纺织品，为了有所区别，他称之为“英国软细布”。这在市场上是一种新商品，他把这种宽不到一码的细布卖给麦格福格先生，每码收取九先令或九先令六便士，麦格福格先生再以每码半个基尼的价格卖给他的顾客。就是这个价格，那些贵族也热切地寻求并且很快地买光了这种细布，于是麦格福格先生从奥尔德诺先生那里得到的货源变得供不应求。他不得不频频乞求奥尔德诺先生把每周的订货量增加一两匹，却常常达不到目的。在现今人类理智错乱的情况下，追求时髦及其荒唐可笑之处所产生的无比强大的影响就是如此，其结果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时渴求以每码十先令六便士购买这种新织物的那批人物，现在对它已经不屑一顾，而目前穷人出每码两便士的价钱就能买到质量要好得多的织物了。
我已讲过，我的三个纺纱工人正在我的三架纺纱机上把粗纱纺成棉纱线。我没有制造粗纱的机器，不得不买进粗纱，这是一种用以纺成棉纱线的半成品。我结识了两位勤恳的苏格兰青年，名叫麦康内尔和肯尼迪，他们曾经和我差不多同时也开始小规模地制造棉纺机器；这时，在加工棉花为纺纱机作好准备方面，他们已经进展到能够制造一些机器来生产粗纱的程度，从而把生产出来的粗纱出售给纱厂主，获得厚利。我是他们最早的和最经常的顾主之一，我记得我付给他们每磅粗纱十二先令，在我把粗纱纺成棉纱线，包装成五磅一捆出售给米切尔先生的时候，是每磅二十二先令。这是1790年的事。
麦康内尔和肯尼迪两位先生的棉纺工厂，就是这样开始发迹的；这个厂家后来兴建的那些豪华的建筑物，以及他们赚得的巨额财富，就是靠这样的基础来实现的；这也就是我自己在曼彻斯特和在苏格兰新拉纳克的事业所依靠的基础。当时，他们只能制造粗纱，不能最后制成纱线，而我只能最后制成纱线，没有能力制造粗纱。
这些正是属于这样一种情况：不知不觉，也不受我们的控制，小小的开端竟产生了我们最初万万没有料到的结果。
正像我所预料到的，琼斯和他的新伙伴正在迅速地陷入混乱和财务困难的状态。他们告诉我，他们没有能力履行他们和我达成的协议，此后我再也没有收到他们欠我的其余三架纺纱机。我相信他们最后宣告破产，琼斯又去干他制作金属丝女帽架的老本行了。
既然我不可能从我以前的伙伴得到另外几架机器，我就决心用我已经得到的那部分设备尽最大努力把业务搞好。由于有三个工人为我纺纱、卷线和包装他们纺出的纱线，并每星期把它卖给米切尔先生，我每星期获得大约六镑的利润，自认为这样的成绩对一个年轻的创业者来说是蛮不错的了；这是因为，我已把我所据有的大建筑物的其余部分出租给一些房客，他们支付了我的全部租金，而我以这个办法自己留用的那部分房间就不用付钱了。
大约在这个时期，棉纺业获利十分丰厚，已经开始引起许多拥有资本的人的注意。阿克赖特先生如果说不是这种新式棉纺机器的发明者，也至少是首先采用它的企业家，他已经在曼彻斯特建立了一家棉纺厂，由一位名叫辛普森的先生担任经理。另外还有一位德林克沃特先生，他是一个富有的曼彻斯特工厂主和外贸商人，创立了一家制造细纱的工厂，正在乔治·李先生的监督下开始安装机器，李先生在那个时代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科学人才。乔治·菲利普斯先生（后来成为爵士）想在索尔福德兴建一家大厂；他在德林克沃特先生不知道的情况下，同乔治·李先生组成了一个合伙企业，名叫菲利普斯与李公司，后来许多年它一直是曼彻斯特有名的一家大公司。李先生已经通知德林克沃特先生，说他必须脱离他的工厂，因为他已组成了这个新的合伙企业。虽然德林克沃特先生是个出色的制造粗斜纹布的工厂主和第一流的外贸商人，并且这时已成巨富，但他对于棉纺业的事务却一无所知，因此，李先生这样突然抛弃了他的工厂，使他非常狼狈，当初要不是指望得到李先生的持久效劳，他本来是不会开始建立这家工厂的。
在这种对他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他只得登报招聘一位经理去主管这家已在创办的工厂。他的广告在一个星期六出现在曼彻斯特的报纸上，但是在下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到我的工厂去以前，我没有见到也没有听说有这则广告。那天，当我走进纺纱车间时，有个纺纱工人说：“李先生已经离开了德林克沃特先生，他已登报招聘一位经理。”我只说了声“他将怎么办呢？”就去做我自己的事情了。但是（我不知道当时我怎么会起这个念头的），我一声不吭，戴上了帽子，直接前往德林克沃特先生的办公室。尽管我那么年轻，又缺乏经验，我还是向他应征他登广告招聘的那个职位。当时发生的情形给我留下了经久不灭的印象，因为这些情形导致了将来重要的后果。他立刻说：“你太年轻，”——那时我脸色红润，看起来比我实际的年龄更小一些。我说：“那是四五年以前向我提出过的反对的理由，我料不到现在还会向我提出这一点。”“你有多大？”“今年5月整二十岁，”我回答。“你平常每星期喝醉几次？”（这是那个时期曼彻斯特和兰开夏几乎人人都免不掉的共同习惯。）我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喝醉过。”这个出乎意料的问题窘得我满脸通红。我猜想我的回答和态度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因为下面一个问题是“你要求多少薪金？”“一年三百镑”是我的回答。“什么？”德林克沃特先生有些吃惊地重复着我的话说，“一年三百镑！今天早晨来找我求职的人不知有多少，我想他们提出的要求加起来总共也到不了你要的数目。”“我不能受别人要求的约束，”我说，“少了我不能接受。我靠自己的企业现在就赚那么多。”“你能向我证明这一点吗？”“能，我可以让你看看我的企业和我的账册。”德林克沃特先生说：“那我倒愿意跟你去，让我亲眼看看。”我们来到了我的工厂。我说明了我的企业的性质，打开了账册，证明我的话并不虚假，结果使他非常满意。他然后说：“关于过去的品格，你能提出什么证明呢？”我向他提起了萨特菲尔德先生、弗林特与帕尔默商店，以及麦格福格先生。“某一天你到我那儿来，我给你答复。”这是为了让他有时间去进行调查。
我在指定的时间去看他。他说：“我愿意按照你的要求，给你一年三百镑，我还愿意按成本价格买下你的全部机器，同时我将要求你马上负起管理工厂和大约五百名工人的责任。”我相应地作了安排。德林克沃特先生关于怎样管理工厂，一窍不通，不过随着业务的发展，他一直按照需要供给资本，并在产品脱手和得款以后，提取他的资金。李先生在我被叫去接替他的职位的前一天就已经走了，因此，我是在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得到一点指导或解释的情况下担任这个职位的。工厂位于离德林克沃特先生办公地点有一段路程的另一个城区；当我到达工厂时，我立即发现自己置身于五百名正在机器上忙碌着的男女工人和童工的中间，那些机器有许多我几乎没有见过，它们同从棉花到成品纱线的纺制过程并没有什么正规的联系。我抱着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种心情暗自思忖：“我怎么到这里来了？我用什么办法可以施展我的本领来管理这些工人和这个企业呢？”到这个时期为止，我一向喜欢潜心思考，性情孤独，极为敏感，同陌生人讲话很少能不脸红，尤其是同一位异性说话的时候，除了在我经历过的那些商业部门中日常服务的时候不算；而且，我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因为我知道自己所受的教育很不够，质量也差。所以，对于我自己不假思索或考虑，居然凭一时的冲动，求得了这个职位，我不禁大为惊讶。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必须完成的工作在许多方面是完全陌生的，否则我就绝不会试图去担当这项工作了。我唯一的经验是在零售商店服务过，此外就是同琼斯合伙干了几个月，这个短暂的时期用来记工资账目，监督工人的劳动，以及靠一百镑的资本经营生意。如果我在申请当经理之前看到了这个企业，我是绝不会想到要去采取这种十足冒昧的行动的。李先生在我承接这项工作的前一天已经离开工厂，德林克沃特先生没有同我一起来到工厂把我介绍给任何人，就这样，我必须在得不到指导的情况下担负起这个企业的管理工作。我必须采购原料，制造机器，因为工厂里还远远没有装满机器，另外要把棉花制成棉纱，销售棉纱，还要记账，发付工资，以及事实上担负有史以来建立起来的第一家用机器纺绩细棉纱的工厂的全部责任；而开始兴建这家工厂的，却是当代一位最有科学头脑的人士，他受过高级教育，被认为是一个造诣很深的人，一个颇有才能的数学家。这就是我还不满二十岁时必须去管理的工厂，这就是我必须去接替的人物。
德林克沃特先生已经聘用我的消息在曼彻斯特传开；人们听说担任他那家新工厂的全部指挥工作的仅仅是个没有经验的孩子，而这家新工厂当时被认为简直是机械工业和制造业的一个奇迹，因此，据我后来获悉，一些头面人物认为他已丧失理智，预料他非遭受失败和大失所望不可。言归正传，我已经到了那里，去担任这个艰难的任务，并且谁也没有给我什么帮助。我立刻下决心作出最大的努力，开始仔细查看正在进行的一切事情的全貌和细节。我神情严肃，非常细致地审察每一件东西，细看了李先生留下的关于机器的图样和计算出来的结果，这些东西对我大有用处。早晨我和最早的一批人一起进厂，晚上我把厂房锁起来，自己掌握钥匙。我天天这样默不作声地检查和监督，继续进行了六个星期。对于向我请示的问题或其他问题，我仅仅作了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对任何事情发过一道直接的命令。但是，到这段时间结束时，我觉得自己已经精通我的职务，可以准备对每个部门发出指示了。我以往的习惯给我行动的精确性打好基础，也便于我在某种程度上做到办事妥善，这是当时从事棉纺业的人所不习惯的。我不久就看出了各种工序中的缺点，以及机器的某些部分在制作方面所需要的修改——那些机器同当时到目前已经取得的进展相比，毕竟还是处于粗陋状态。这个工厂或称为棉纺工厂兴建的目的，是要制作最纤细的棉纱或棉线，李先生已经达到了当时被认为十分了不起的纤细程度，已经成功地生产了技术上所说的每磅一百二十绞的细纱。但那时质量很差。凭我在麦格福格先生训练下学到的本领，能够正确而严谨地经营和保管精致的昂贵商品，我不久就改进了我们的制品的质量。厂里存放着在李先生管理下制造出来的大批尚未出售的棉纱，其纤细程度从七十绞到一百二十绞不等。
德林克沃特先生夏天住在他的乡间住宅里，冬天住在他城里的住宅里。这时他正住在乡间，每星期两次来到同他冬季住宅毗连的他的办公室和仓库。他绝不到工厂里来，几乎总是希望在他身临办公室的日子在那里见我，并且要我把逐个星期的产品货样带去。他发现质量逐渐改进了，采购产品的顾客宁可要新纺出来的纱支，而不愿买进旧的存货。根据别人给他的报告，他还发现受雇的职工很守纪律，并且他们还对我所实施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式深感满意；因此，对于他不顾舆论反对而请来管理他的新工厂的那个孩子，他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更加满意。我具有一些有利条件来弥补我知识和经验的不足，这些有利条件来源于我早年跟着麦格福格先生获得的关于鉴别精致高档纺织品的训练，以及早年由于克服了宗教偏见而获得的关于人类天性的知识。
到这个时期，我已经觉察到环境对我自己和别人的行动所产生的经常不断的影响，并且通过把我自己同别人作一番比较，开始意识到在我们最初的机体上被造成的差异。从我的头脑中清除了宗教偏见及其对通情达理施加的影响之后，我的头脑在重新安排各种概念方面变得不那么复杂了，并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认为人不能形成他自己的机体或其任何一种品质，这些品质是按其性质或多或少受到每个人生活中所遇环境的影响的，除了这些混合起来的环境赋予个人的控制能力以外，个人对环境没有其他的控制能力，但是社会对环境却有着势不可挡的影响；因此，我是通过与别人不同的途径以及用宽宏得多的精神来观察同属人类的其他人的秉性的。既然知道他们并不塑造自己，也不塑造他们所处的环境或条件，并且知道，这些条件结合在一起必然要迫使他们变成那种模样，我不得不认为，我的同类是由他们降生以前和以后那些不受他们控制的环境所塑造的，除了上述有限的控制能力而外，他们没有其他控制环境的能力，因此，我也不得不怀着无限的宽宏精神对待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动。这种关于我们的共同天性的了解，使我很早就习惯地认为人是他的机体以及自然与社会在他周围形成的条件的必然产物，并惯常用这种认识带来的精神去看特和对待所有的人。结果，我的意境逐渐变得宁静了，愤怒与敌意在我心中熄灭了。
对于人性的这种了解，使我长期以来不知不觉地具有一个超过别人的优点。我对待我所交往的一切人的态度是那么自然，以致一般总能获得他们的信任，并招致他们仅以善良的品质来对待我；因此我往往颇为惊奇地发现，我竟比教育程度远远胜过我的别人格外容易达到我的目的。通常我总获得一切人的善意对待；并且，除了我后来公开反对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以及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制度，从而引起最陈旧的偏见来反对我的新社会观之外，人们无论男女或属于什么阶级，一般都是喜爱我的。
由于我有这种不知不觉地胜过别人的能力，在我管理工厂的头六个月之内，我对工人已经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使他们完完全全受我的影响，他们的秩序和纪律超过曼彻斯特市里或附近的任何其他工人，至于他们有条不紊的工作作风和严肃态度，更是当时别人无法仿效的榜样，因为在那个时期，工人比后来任何时候挣的工资都多，也远比现在更其不愿受到约束。
我还把工厂重新作了安排，总是使它秩序井然，因此它随时都处于能够让任何方面的人士前来参观视察的状态。
但是在那个时期，棉纺厂把所有的生人拒之门外，不准任何人入内。各工厂都谨慎地防范人们擅自闯入，外面的门总是锁着的。德林克沃特先生本人从我负责工厂以来还没有进来过，在我继续管理工厂的四年间，他只来过三次，每次都是同一些对他有影响的外人一道来的。第一次他带来的是著名的天文学家赫谢尔，第二次是萨金特·海伍德先生，即他的女婿，第三次是彼得·马斯兰先生，苏格兰某地下院议员的父亲。当时彼得·马斯兰先生是新出现的棉业界巨头之一。
现在再接着前文叙述。德林克沃特先生必然已从某个消息来源得悉我的管理工作的详细情况，以及我在工厂里获得的进展和实行的变革，因此，在最初六个月结束时，他派人来请我到他的乡间住宅去，说是想告诉我一些事情。
那时我还只是个所受教育很少的笨拙的青年人，对我教育上的缺点十分敏感，讲话不符合语法，说的是一种威尔士的英语；这是因为人们在纽汤说的语言不够完美，是威尔士话和英吉利话的颇有缺陷的混合物；而我接触到的社会还仅限于一个零售店的助手所耳闻目睹的社会。同时我还由于非常敏感，在陌生人中间的心理反应和动作显得很不自在；我对自己的讲话和行动总感到不满，常常很讨厌地脸红起来，这种毛病无论怎样拼命努力也克服不了。事实上，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充分表达我内心的思想，这使我在陌生人面前总感到局促不安，当我同那些按照流行的教育观念可以说是受过系统的良好教育的人在一起时，尤其如此。我还没有到德林克沃特先生在曼彻斯特的住所去过，因此，当我被约请到他乡间住所去看他的时候，我无法猜测这种突如其来的举动目的何在，对后果摸不着头脑，委实有点慌乱不安。可是，当我到达那里，被引进德林克沃特先生的办公室时，他说：“欧文先生，我请你来是为了向你提出一个对你我都很重要的事务问题。我留心观察了你为我服务以来的办事方法，并且对此深有了解，我对你的一切工作非常满意。我现在希望你下定决心永远留在我这里。我已经答应今年给你三百镑；如果你同意继续留在我这里，我明年将给你四百镑，第三年五百镑，另外，我有两个儿子正在长大成人，到第四年你要和他们一起同我合伙经营，你可以得到四分之一的利润，现在你是知道那时可能会有多少利润的。这个建议你看怎么样？”我说：“我认为这是十分宽厚的，我愿意接受这项建议。”
“那么，”他回答说，“协议就趁你在这里的时候订立，你可以带一份合同回家去。”当协议写好，两份都签上字以后，我怀着对这次拜访感到很满意的心情回到家里。
这时我不满二十岁，已经处于有充裕的收入维持自己生活的地位了。如前所述，我生于1771年，而这件事发生在1790年初。我还被授予了充分的权力，可以按照我自认为有助于促进工厂利益的方法办事。我想要使那在我指导下制造出来的棉纱同过去在李先生管理时纺出的棉纱有所区别，于是，在那些供销售的五磅棉纱包（人们也管它叫“捆”）外面，经准许打印上了我的名字。新纺出的棉纱以高价很快脱售，而价格较低的原有存货销售缓慢，直到很久以后才全部销掉。
在这个时期，供新机器纺绩的棉花是从我们英属西印度群岛、从南美洲以及从法属波旁岛购进的，通常被称为奥尔良棉花。当时尚无使用北美洲棉花来纺绩的事。从北美运来的棉花不适合当时使用的机器。当时纺出的最精细的棉纱和棉线是这个工厂的产品，是用从法属岛屿购进的棉花制造的；到那时为止机器生产的绞数最多的，亦即最精细的纱线，在技术上“称为120”，这就是说，每磅需要由这个数量的、每绞长840码的纱绞组成。在那个时期，这些纱线是按照公布的价格出售的，价格表上从最低到最高的绞数列出每种绞数的价格，并根据每家工厂产品的质量，质最次的从公布的表上的价格减去百分之若干，或者质量非常好的，在那价格上增加百分之若干。但是，只有德林克沃特先生的新细纱能够达到比表上高出百分之十的价格，并且就是按照这个标价也销售得很快；而在李先生任经理时指导下制造出来的质量，难以迅速地按表格价格出售。这真成了超过兔子的乌龟；因为李先生天赋颇高，具有作为科学机械师和工程师的了不起的才干，这是我自愧不如，万万不能企及的。但事实却是，在曼彻斯特公众和最早的一批苏格兰制造细布的工厂主（他们是我们的主要顾客）的评价中，我已经成为一个精细棉纱制造者而居于很受尊敬的地位了。
前面已经提到过，我必须购进我们工厂所需的棉花。我一直对这部分的业务极为注意，当时棉纺厂主向其购买这种原料的棉花经纪人都一致认为我即使不是市场上棉花质量的唯一最出色的鉴定人，也是少数几个权威鉴定人之一。
在我经常向其购买棉花的经纪人中间，有一位罗伯特·斯皮尔先生，他在这行业中地位很高，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正直人士。在1790这一年或者是在1791年初，最早的两包美国海岛棉花由美国种植者在利物浦的代理人交付给斯皮尔先生，请他要求一位有资格的棉纺厂主试验一下它的质量，并对它的价值提供意见。斯皮尔先生向我提出了这个要求，并且说，拥有这种棉花的几方面的人不了解它能派什么用处，也不知道它对棉纺厂主有多大价值，因此请我用它加工纺纱，并在试用以后按棉花的质量定出价格。棉花包打得很松，每包约重一百五十磅，一半夹着棉籽，同最优良的奥尔良棉花相比，光泽差得多。这是从美国第一批运来，要在新机器上通过卷轴而不是用手工纺纱杆或手摇梳棉机纺绩的棉花。我叫人把两袋棉花摘拣干净，进行加工，纺出来的棉线比用法属岛屿的棉花纺出的好，但颜色暗得多，因此很不中看。我把它卖给一个名叫詹姆斯·克雷格的苏格兰工厂主，由于色泽的关系要价比较低，于是他就成为用美棉纺织的棉纱织成平纹细布的第一个工厂主。我多少有点感到诧异的是，克雷格先生不久就从苏格兰回来，向我要求再购买一些他曾向我买进的那种色泽暗淡的棉纱。我对他说，在他离开的时候我都卖光了，他显出很失望的样子。“我们很快就能够按通常的价格向你提供色泽光洁的棉纱，”我说。“你干吗要这样失望呢？”
“我确实大失所望，”他回答说，“因为那证明是我所见过的最优质的棉纱。”“可是色泽呢？”我说。“哦，”他说，“那无关紧要，因为它即使不比白色美观，也同样可以漂白的，所以我才打算来向你买这种棉纱的全部存货。”于是我充分懂得了海岛北美棉花的优良品质。这是北美棉花的长纤维品种；后来，经过一段时期之后才发明了纺绩高地棉花或短纤维棉花的机器，这种短纤维棉花现在已大宗输入我国，并在北美南部各州大规模种植了。
从那个时期到现在，棉纺业不断扩大，这是现代的奇迹之一，我突出地和积极地参加这个行业达四十年之久，在这个期间，无论在整顿和管理庞大的工厂方面，还是在改善所雇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方面，我都带头作出了榜样，最初只有极少数较大的厂家起而仿效，后来其他的厂家也慢慢地如法炮制了。
我很早就注意到人们十分关心死的机器，忽视和漠视活的机器。在我目前正在谈到的那个时期，我还是初出茅庐，对一般的社会了解得很少。我所熟悉的社会只是零售业的顾客，或者我作为老板店铺的低级伙计所接触到的社会；这是因为我离开了萨特菲尔德先生的商店和我承担的任务不过一年多一点，就去经管破天荒第一家开始用机器纺绩细纱的工厂了。我的生活是逐日密切地注意业务，只有在我离开麦格福格先生前往弗林特与帕尔默商店任职时用几天工夫去探望纽汤及其附近的双亲和亲戚除外。这样，我从十岁起仿佛就是生人中间的一个生人，人们只认为我是个做买卖的青年，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我自己来思考和非常生疏地观察周围的事物。由于潜心注意业务，我简直不了解那些俨然在社会上享有某种地位的家族的习惯和风尚，因此我这时深感这方面的不足。其原因在于，那些按现有教育观念来说曾获得良好教育的人士以及在商界颇有地位的人士这时开始希望和我结交。然而，既然知道我自己在这些方面缺陷很多，我总不愿接受邀请，而且除了女顾客以外，我对女性可以说是茫然无知。这也使我不敢贸然同任何一家子结识。在这些问题上我过分敏感，达到忐忑不安的地步，因为那时我异常尊重那些受过教育的富裕阶级以及在他们之上的一切阶级的造诣。我未来的历史将要表明，我是多么不幸地误解了他们通过所谓优良教育而取得的成就啊。
大约在我开始管理这家工厂的一年之后，我对大不相同的棉花质量已增多了知识，改进了所用机器的精密度，并修改了原料在纺绩棉线或棉纱成品时必须经过的工序。同时，我已想出了办法，可以把纺出的棉纱的细度从每磅120绞增加到300绞以上，从而使佩斯利及其邻近地方的苏格兰工厂主能够开办庞大的新工厂织造各种优质的平纹细布。我厂纺绩的棉纱的质量十分高超，因此很容易按超出价目表定价百分之五十的价格脱手，在工商业多难的1792年影响一切制造品的价格并使业务规模庞大的许多家工厂破产以前，即使我们的全部机器充分运转，生产出来的棉纱也供不应求。
我出五先令一磅的代价购进棉花，纺成每磅几乎达250绞的细纱供织造细布的工厂主应用时，我以每磅九镑十八先令六便士的价格卖出，根据这一事实读者也许可以略知我为德林克沃特先生经营的工厂该是多么兴旺发达了。这样的细纱在1792年初卖给了克尔巴昌的亚历山大·斯皮尔斯，他把它织成细布，其中第一匹作为英国棉织业的莫大珍品，当礼物呈献给了年老的夏洛特王后。我后来进一步把棉纱的细致程度提高到每磅300绞以上，如果这样的棉纱在上述同一时期出售，那就可以每磅不止卖三十六镑。然而，工厂的这种昌盛景象受到对法战争的妨碍，我记得就是同等绞数的细纱，此后也永远卖不到这样的高价了。
我获得了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细纱纺绩者的美誉，在我继续经营德林克沃特先生的工厂的时期，我一直享有这种声望。这家工厂当时坐落在曼彻斯特的班克托普，我相信它还在那里。那时人们惯常称之为“班克托普厂”。
在普通绞数和细度方面勉强可以算作我的竞争对手的，是一位阿奇博尔德·布坎南先生，后来他同格拉斯哥的柯克曼·芬利先生在埃尔郡合伙开棉纺厂。他（布坎南先生）是苏格兰迪安斯汤已故著名的史密斯先生的亲戚、前辈和导师。那个时期布坎南先生纺出的棉纱质量按超过价目表百分之十的价格出售，而德林克沃特先生的棉纱却以超出表价百分之五十的价格畅销市场。
举出这些事实是为了说明嗣后的活动，因为棉纺业任何部门的最出色的制造厂商在那个年代都成了社会上赫郝有名的人物，我在曼彻斯特公众的心目中已经是相当著名了。
在那时代，有两个机构在曼彻斯特非常引人注目，它们各以自己的特色享有声誉和名望。一个是“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学会”，当时由现已去世的颇受尊敬的珀西瓦尔博士任会长。另一个是“曼彻斯特学院”，由本斯博士主持；这所学院在他逝世以后迁往约克，请韦尔比洛夫德先生担任院长；学院的宗旨主要在于培训唯一神教派的牧师。
在这个时期，教友会教徒约翰·多尔顿，即后来颇负盛名的哲学家多尔顿博士以及一位温斯坦利先生，都在本斯博士所主持的这所学院担任助教，他们是我的知己朋友；晚上我们往往在他们的屋子里碰头，经常兴致勃勃地热烈讨论宗教、道德和其他类似的问题，也讨论化学和其他科学方面的新发现，在这里，多尔顿第一次提出了他那在当时尚未明确的原子理论。我们开始自认为哲学家。偶然我们也吸收一两位朋友来参加我们这个小圈子，但这被看作一种难得的恩遇。在这个时期，科尔里奇正在一所大学里攻读，当时就被认为能言善辩，是个天才。他请求准许参加我们的讨论会，希望在讨论时同我见面，因为我是这几个人中唯一反对所有教派的宗教偏见的；然而，我对自然和社会真正形成人们性格的情况既然有所了解，这时就已经养成了对对手采取宽容和仁爱的态度，总是友好而和善地提出我的反对意见。科尔里奇先生口若悬河，善于巧妙地把许多字眼拼缀成铿锵的语句，可是我话语虽然不多，却直接说到节骨眼上，总能把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他有口才和学问，但有力的论证却显然在我这一边。多年以后，当他名气更响并被人更加交口称誉的时候，我送了他一本我所写的《论性格的形成》；在他读过以后我下次和他碰头时，他说：“欧文先生，我真正感到自愧。我写文章和讲话，一向用很多词句来求得所谓生动有力，流畅典雅，另一方面，我发现你所说的话倒是直截了当，明显易懂，要中肯得多。我决定努力从中吸取教益。”
同我朋友多尔顿和温斯坦利（后者是曼彻斯特最有成就的一位内科医生某博士的姻弟）的这些友好会晤和讨论，一直继续到引起院长本斯博士的注意时为止；由于他担心我会使他的助教改变对他那种正统观念的信仰，他要求我们不要那么频繁地在学院里举行聚会。然而，这种聚会继续在别处举行，并且我从与会的一些人士那里获得了“推理机器”的称号，因为他们说我把人变成了一架纯粹由自然和社会陶铸出来的推理机器。这所学院在我仍然待在曼彻斯特的期间搬到约克去了，现今在那里还叫做“曼彻斯特学院”。
不管我的见解多么违反公认的标准，“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学会”还是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加入该会为会员，对此我表示同意。这样，我就被介绍认识了许多学有专长的主要人物，特别是医药界的专家，而那时医药界在曼彻斯特地位很高，它的主要成员是这个城市的贵族。这个时期的制造商一般都埋头从事业务，知识不多，思想活动有限，充其量只熟悉与本身业务直接有关的职业界。对外商人，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则多少比较先进一些。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就这样被介绍认识了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学会的杰出人物，因为在我成为该会会员不久以后，我便被邀请担任它的委员会的委员，而委员会这个组织则由公认为学会中杰出的、最有能力的会员构成，经常在学会定期召开的会议之后立即开会。这个组织或委员会那时包括珀西瓦尔博士（主席）、费里尔博士、霍姆博士、巴兹利博士、外科大夫辛普森以及化学家亨利先生。由于感到我缺乏这样一些人平常所受的教育，我无法了解他们为什么把我吸收进学会和委员会。有一次在学会开会期间，在会长担任主席的一天晚上，会议谈到了棉花问题。我以前从来没有在会上发过言，也没有听见自己在公众面前发表讲话的声音，更没有想要听到那种声音的念头。我过分羞怯和敏感，根本不觉得有任何这样的心愿；可是这一次，使我惊奇和心慌意乱的是，帕西瓦尔博士说：“我看见一个年轻朋友在场，我相信，如果他愿意就这问题告诉我们一点宝贵的资料，他是能够做到的。我指的是以其在棉花精纺方面知识渊博而闻名的欧文先生。”我害羞得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并且为了我这样当众暴露出自己的无知和笨拙而自怨自艾。要不是发生了这件事情，我或许永远也不会企图当众发言了。我意识到我自己比那天晚上就这问题发表意见的任何人都更了解这种原料的种类、质量和历史。这一印象促使我企图为该会就这问题撰写一篇论文，随后这篇论文就在该会下一次的会议上宣读和讨论了。学会会长总是希望提掖和鼓励已经加入该会的年轻会员，因此他在会议结束时为了那篇论文对我表示感谢，说那是一篇包含实际经验的非常有用的文章，从而给了我很大的荣誉。我并不以为我应当得到这种夸奖，而是把它归因于会长的善良心肠。正是在会议讨论了这篇论文之后，我才被邀请参加委员会的，因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得在该会的每次会议期间撰写一篇论文。
在嗣后的一次会议上，当我已经多少增加了一点自信时，费里尔博士宣读了一篇论文，其主题在于企图证明，任何人凭他自己的意志都可以成为天才，各行各业的任何人只要下定决心，勤奋努力，都能养成这种本领。这篇文章很有学问。费里尔博士是地位较高的副会长；在他宣读之后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而同历来整个的做法相反，在会长照例发表意见，说那是值得重视的有分量的论文后，谁也没有站起来发言。每个会员有权带一两个朋友与会，那天晚上我是带了约翰·多尔顿和温斯坦利先生一起去的，认为他们会对辩论发生兴趣。由于看来谁也不见得会带头讨论，我觉得很失望。左等右等，直到我认为会长因为无人发言似乎要结束会议——虽然那是一次全体会议——的时候，我只是为了引起辩论，免得我的朋友失望，才站起来说：“会长先生，这是一篇十分博学而颇有独创见解的论文。然而，在倾听论文宣读的时候，我想到自己向来总是竭力希望成为一个天才，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这一目标，可是我始终没有成功。因此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在我们饱学的作者的理论中一定存在着某种错误没有得到解释。”说了这几句，我坐了下来。费里尔博士站起来答复。他面红耳赤，或者可以说是由于强自抑制感情而涨得满脸通红，以致引起了会员们的注意，并且只是结结巴巴地作了一点杂乱无章的答辩。这时，为了使他摆脱窘境，一些会员开始发言，接着就展开了讨论。然而，从那个夜晚起，费里尔博士始终没有忘记我那简短的发言，因为他此后并不像从前那样对我非常亲切和友好了。拉弗瓦西埃[16]和夏普塔尔这时已使化学成为专门学者喜欢讨论的课题，我也稍稍加以注意。一天夜晚，当他们的发现成为讨论的话题时，我说：宇宙在我看来是个巨大的实验室，万物都是化合物，人不过是一种复杂的化合物。从那个夜晚起，人们管我叫“企图用化学来制造人的哲学家”。
在我继续待在曼彻斯特的漫长时期，我一直是经常参加该学会及其委员会活动的成员，并为每次会期撰写人们希望我提供的论文；但究竟写了哪些题目，我现在记不起来了。然而，那时我感到会议很合胃口，也对我颇有助益；它们使我熟悉了社会上一个新兴阶级的思想、习惯和偏见。我说偏见，那是因为文人学士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也有从所受教育中得来的强烈的偏见。
我继续在职业上运气亨通地取得进展，直到1792这一灾难性的年份来临时为止，这个年份妨碍了棉纺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经营这一行业的人或多或少遭了殃。全王国从事各种工商业的人有很多破了产。德林克沃特先生资本雄厚，经得起商界的这场急剧变化而没有遭受重大损失；与此同时，我仍旧领取全薪，德林克沃特先生对我的一切业务经营到那时为止还是非常满意的。
他有一家棉纺厂在柴郡的诺思威奇进行生产，它从事技术上所谓水纺或者说类似阿克赖特在曼彻斯特的克伦福德和别处用机器操作的经纺。这家柴郡棉纺厂是由一个上了岁数的人经管的，他负责厂务已有若干年头了。德林克沃特先生看到我在曼彻斯特的精纺工厂作出的成绩以后，希望我也去检查、整顿以及在总的方面指导那家出纱数量比我们曼彻斯特工厂低得多的经纺工厂。像我这样一个青年，要负责指挥柴郡工厂的老经理，那可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使，但却是这样做了。以前的经理仍旧负责，但他要在我的指挥下行事。我每隔两星期骑着马到那边去监督和指导，这在我和德林克沃特先生共事的期间一直是如此。每逢轮到的那个星期的同一天，我骑马作这种旅行，途中必须穿过当时一片很大的公地。在仲夏晴朗炎热的一天穿过那片公地时，发生了一件当时给我深刻印象的事情，这件事我想要等将来能够显出它的重要意义并比现在叙述起来更有用处的时候加以说明。我在这里指出来，只是为了提醒自己，免得在适当的场合把它忘诸脑后。
当我的这些业务情况正在顺利地和幸运地发展的时候，德林克沃特先生的家庭里出现了一些对我的未来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事件。(https://www.daowen.com)
德林克沃特小姐正达到成年年华；虽然我现在不记得是否见过她，但我可以断定，抛开大家估计她父亲能够和势必会给她的大宗财产不谈，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女郎，因为人们经常赞扬她，而且她还受过精心安排的良好教育。因此她被认为是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头等商业或同行家庭出身的青年的对象和匹配。有一位先生——我已忘记了他的姓名——是曼彻斯特的外贸商，他风度翩翩，在社会上颇有地位，住在德林克沃特先生所居市镇的邻近，常常对她大献殷勤。虽然他的年纪要比她大十岁或十二岁，这位小姐却并不厌恶他，因为他脾气温和，他的风度对异性有吸引力。人们开始认为他们的关系已成定局了。在他们这件事情上，正像其他许多人也往往有这样的遭遇一样，真正的爱情所经历的道路并不是没有坎坷的。我这里必须重新提起在这段叙述的前面部分中提到过的一个人名，此人是制造英国细布的实力最为雄厚的数一数二的工厂主，在柴郡和兰开夏享有崇高地位，正如前文所述，麦格福格先生就是常常向他购进布匹，并恳求他在每周订货的数量外多增加几匹的。这就是曾经显赫一时的极有魄力的塞缪尔·奥尔德诺，他在不久以前即连续两年每年以获利一万七千镑而闻名遐迩，因此当时人们都认为他非常有钱，是织造业和商界的大人物。他从棉纺厂购进棉纱，靠织造细布获取了这些利润。他以为纺纱厂商获利颇丰，也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不满足于当时他那种经营得不错或相当不错的事业，而是野心勃勃，希望不但是个最大的细布织造厂主，而且成为一个大纺纱厂主。他在精心规划的场地中间兴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棉纺厂，工厂的环境非常优美，因为他在这些事情上总是很讲究的。他实际上正在作好准备并大踏步地取得进展，要成为第一流的、主要的“棉纺大王”。然而，由于他在建造厂房、安装机器、购买周围的土地以及在斯托克波特及其附近建造了华丽的楼房和作了考究的布置，以便进行庞大的纺织事业和便于成品的销售，大手大脚地花费了他的资本；于是，当1792年难熬的时候到来时，他的计划铺得太广，弄到非作出重大牺牲就无法为实现计划而提供资金的地步。人们后来普遍地揣测，为了防止这种趋势，他认为如果同德林克沃特小姐结合，他依靠她父亲的帮助，也许能够不受阻碍而继续实行他的计划。他是个精神饱满、健康和仪表堂堂的男子，但也许还比德林克沃特小姐目前的求婚者大五岁。然而我猜想他断定，“怯懦的感情争取不到美丽的姑娘”，因此他立刻向德林克沃特先生提出要求，请准许他向他的女儿求爱。这个要求使德林克沃特先生深感荣幸，因为奥尔德诺先生这时在棉织业红得发紫，仅次于德比郡的阿克赖特家族和斯特拉特家族。
人们都认为那位年轻的小姐最初没有怎么热情地接待他。但是做父亲的虽然喜爱他那些儿女，却野心勃勃，性情固执，通过向她指出巨大财富和尊贵地位的美好前景，终于能够克服她的勉强心理。她自己无权掌握财产，无法抗拒他的权威，因此她就向她父亲的愿望屈服了。奥尔德诺先生随后受到父亲和女儿两人的盛情款待，被承认是后者未来的丈夫。
在某一个时候，一切事情对奥尔德诺先生来说似乎进行得相当顺利，并且在某一段时期内还对德林克沃特先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期间，他了解到了德林克沃特先生聘请我经管工厂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当时却成为阻碍他（奥尔德诺先生）实现野心的绊脚石。他强烈要求把两家工厂的全部业务完全归他掌管，而按照协约应于下一年开始的我参加合伙的关系则妨碍了他独揽德林克沃特先生产权的图谋。
奥尔德诺先生认为这道难关应当不惜以任何代价加以克服，因此他下定决心要想尽办法来对付我。德林克沃特先生在三年期间只是为了向我介绍著名的天文学家赫谢尔，才到过他设在曼彻斯特的这家工厂一次；这时他请我到他的乡间住所纽沃尔别墅去，而这个地方从他自动提出订立协议的那天起，我一直没有再去过。我已点点滴滴地听到了一些那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的事情，也知道奥尔德诺先生的野心不小，因此我猜想他们多半要提出什么新的建议了。我口袋里带着协议书，来到纽沃尔别墅。我被带进德林克沃特先生的书房时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现在我已深信不疑，几方面都是把这一天看得十分重要的。他说：“我请你来是为了解释一下近来在我家庭里发生的一些意料不到的变化。著名的奥尔德诺先生就要成为我的女婿了。你知道，他是英国首屈一指的细布工厂主，并将成为棉纺业的巨子。他已表示强烈的愿望，想把两个工厂的全部业务保留在我们这个家族手里，可是你根据我们双方的协议，有权在明年成为我那工厂的合伙人，而这项协议却妨碍他实现远大的抱负和作出相应的安排。他希望从你那里弄清楚，你愿意以什么条件留任工厂经理，同时放弃在我们企业中实行合伙的协议。如果你肯放弃合伙的权利，你可以提出你自己的薪金数额。你现在一年拿五百镑，你只要说个数目，我一定照付。”他看来万分焦急地想听我的答复。我说：“我随身带着协议书，就在这里，现在我把它烧了，因为我绝不愿意和任何不想同我推心置腹协力奋斗的人有什么瓜葛；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你出多大薪金，我是不能继续担任你的经理的了。”于是协议书当着他的面付诸一炬。对于这种断然的行动，他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在我这方面来说，这是发泄气愤，不是权衡得失以后作出的行动。我的性格和以前所处的环境使我产生了这些反感，并且当时我也不可能采取其他的行动。这些反感又一次彻底改变了我未来的命运。
德林克沃特先生说了许多话，想改变我的决心，但毫无效果。我的意向牢固地停留在我的反感迫使我作出的决断上了。于是他说：“我希望你留下来，等我们能够物色到另一位经理的时候再离去，我必须仰仗你去寻找一个胜任的人员。”对此我表示同意。然而，在这事件发生之后过了好几个月，我才遇到一位具备必要的资格，能够像当时那样经营这种企业的人员。
当我即将脱离德林克沃特先生的企业的消息传开时，塞缪尔·马斯兰先生和其他一些人已经购买了曼彻斯特附近乔尔顿的大片房地产，打算在上面兴建一座新的城镇；于是他来向我接洽，说他将在这片地产上建造几家规模宏大的工厂，如果我愿意同他合伙，他就去筹集资金，将来给我三分之一的利润。这是个非常慷慨的建议，但由于他没有自动提出给我一半利润，我的反感促使我断然拒绝了。
这里又出现了我无法避免的与稳妥判断背道而驰的感情冲动的巨大影响。在我当时所处的环境下，接受马斯兰先生的建议是符合我的利益的，因为我此后作了比这不利得多的安排，同两个虽有资本但在业务上毫无经验的年轻人进行合作。我们决定兴建工厂，平均分配利润，并由我负责以“摩尔逊—斯卡思—欧文”商号命名的整个企业的经理工作。我开始在塞缪尔·马尔兰先生和他的合伙人卖给我们的土地上兴建乔尔顿工厂，但是在工厂正在建立的期间，我作了新的安排，这就势必使我未来的生活走向另一个方面。新的安排是同伦敦的博罗代尔和阿特金森两位先生的企业以及曼彻斯特的巴顿家族的企业达成协议，这两家企业都是实力雄厚的老厂，我同他们用“乔尔顿纺纱公司”这块牌子进行新的合伙，由我担任经理，副经理由托马斯·阿特金森充任，他是博罗代尔与阿特金森商号的老板之一的兄弟。
在我通知德林克沃特先生说我必须离开他的企业将近一年之后，我才能够找到任何有能力充任我的职位的人员，但由于我必须开始担任我的新职，我不得不把职位给了一位汉弗莱斯先生，他是工程师，曾经在我主管的工厂里担任过安装机器和其他的机械技术工作。经过我的介绍，德林克沃特先生接受了他。
接着我必须监督当时被认为是一家大厂的我们工厂的兴建事宜，安排所造机器的装配工作，然后使整个工厂运转起来。我于1794或1795年与德林克沃特先生分手，过了两三年以后我们的新乔尔顿工厂才正式开工。
我兴建工厂和购置机器，并不是为了同德林克沃特先生进行竞争，因为除了没有坚决维持他自己同我订立的协议以外，他对我和蔼可亲，心胸宽大，所以我不想损害他。我们在乔尔顿工厂采用的机器，适合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厂商制造印花用的织物的需要，也宜于他们织出几种细布。托马斯·阿特金森先生经管账册，我负责购买棉花，把它纺成棉纱，然后销售出去。后者的职责使我遍访了兰开夏的织造业城镇，并且隔了一段时间以后还到了苏格兰西部。有一次在作这样的旅行时，我必须到布莱克本去一趟，因为我们有几位主要的顾客住在那里经营织造业，其中有伯利和霍恩比两位先生。那次我租了一匹马骑到布莱克本。当我拜访上述两位有钱的顾客时，他们的工厂的一位年轻先生问我是否愿意早晨跟他去打猎。我对狩猎一窍不通，没有心思去作这种消遣，所以拒绝了，说我在曼彻斯特只租了一匹驽马，让它驮我到布莱克本来，它是不适合打猎用的。“噢！”他回答说，“这不成问题，我有一匹跑得飞快的猎马可以供你使用。”当时我再也想不出什么推托的话，而那样的盛情接待又不合我的心意。因为我无法言之成理地拒绝我们的一位最大顾客的这项建议，我只好接受了。第二天早晨他派人把猎马牵来，我骑上了它；由于毫无经验，不知道该怎样骑这种马去打猎，我内心深深地感到，如果不摔断腿和胳膊，甚至丢掉性命，我是断然回不来了。我在人们发现猎物的前一刻到达围场，在这关键时刻，我看到骑术非常高明的当地教区的牧师就在我的身旁。他岁数不大，被公认为跟随猎狗冲劲最足的骑手。当狐狸在另一边被惊出巢穴时，他和我正处在我认为是一堵不可逾越的围墙的这一边。“开始吧，”牧师对我说，他策马奔到围墙跟前，潇洒利索地飞身越过围墙。我的马（我发现那是一匹有经验的猎马，虽然我并非有经验的猎人）立即追随牧师奔去，我现在也不知道当时是怎样继续骑在马鞍上的，但实际的情况是，在一阵猛烈的震动以后，我并没有摔下马来。牧师已经跑出老远，我起初驰过一片坚硬的场地，然后是所谓真正的野兽出没之所，这场狩猎连续进行了几个钟头。我体重较轻，胯下的坐骑调养得十分精壮，是匹训练有素的猎马。我听任它自择路径，不久就发现，关于挑选哪一条路最好，它比我高明得多。牧师和我立刻就冲在围猎战斗的前头。我们形影不离，因为两匹马似乎彼此认识，并且我们都亲眼目睹了杀死猎物的动人场面。打猎到傍晚方告结束，那时我平安无事地回到旅舍，并不感到过分倦乏。当初我刚越过围墙，发现自己安稳地坐在马背上时，我的恐惧就烟消云散了。我很信任那匹马，并且使我觉得惊奇的是，我竟爱上了打猎这种娱乐。这样，我破天荒第一遭体会到了空气、运动和刺激给我带来的乐趣，这种乐趣引起许多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追随猎狗，其结果使那些从未体验到它对人们逐猎时的心情和此后食欲所产生的影响的人为之诧异不止。
然而，我醉心于这种奢侈的生活，是生平仅有的一次。也并非得不到鼓励，因为我在布莱克本的所有的朋友和熟人第二天都交口称誉我上一天在猎场上的表演，赞扬我能同牧师并驾齐驱，而牧师在整个地区的很棒的骑手中间，被认为在机智老练和精确判断猎狗的动向方面是数一数二的，并且总是一马当先，领导全场的狩猎活动。我充分了解我自己是怎样不配承受这些赞扬，又深知我多么得力于那匹借来的猎马。
新开设的乔尔顿纺纱公司这时开始声誉鹊起，营业相当兴旺。由于在格拉斯哥及其周围有许多客户，我就有必要到苏格兰去拜访他们，并力图扩大我们的业务联系。在我首次去北方的途中，普雷斯顿一位拥有大企业的工厂主要求和我结伴同行，他在王国的那一部分并没有什么业务需要处理，而只是想去观光一下他以前没有到过的那块地方。我们一起登程，那时出外旅行可并不容易。邮车还没有设立，我们乘坐四轮马车不停地跋涉了两夜三天，从曼彻斯特前往格拉斯哥，因为那时道路崎岖，并且我们还必须在午夜左右爬过一座名叫特里克斯通的著名的险峰这一障碍，当年旅客经过那里，莫不胆战心惊。然而，我们终于平安抵达格拉斯哥，那时大约是早晨五点钟，马车停在那儿的旅馆里还没有人起床，我的旅伴和我便下车在格拉斯哥著名的草地上散步，因为那是夏季的一个温暖的早晨，天气晴朗。后来在草地四周紧挨着盖起许多房屋，空旷宜人的景色就消失了。
当时还存在着旧式的洗衣房，一般的办法是把要洗的衣服放在桶里踩踏。洗衣妇做这项工作时总是卷起她们的衣服。经常有许多妇女干这种活儿，然而主要是一些老太婆。那时时间还早，气候温暖，除我们而外没有人在外面遛弯儿。我们信步走去的从城镇到河岸的那条路经过这些洗衣房的旁边，但洗衣工作是在房屋外面的露天进行的，过往的行人都看得见。我们俩都对这种洗衣的方法感到新奇，并且在我们走近她们以前根本猜想不出那么许多人一清早踩在桶里忙着干些什么。当我们走得更近的时候，看见这些妇女裸露着双腿，她们的衣服高高卷起，超过正派的行动准则所允许的程度，或者说在我们看来根本没有那种必要，我们就格外惊讶了。我的朋友停住脚步，脸上露出十分惊奇的神情说：“欧文先生，难道这些真是娘儿们吗？”我说：“她们看起来像是娘儿们，虽然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演；可是这些人一定在奉行着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地方的风俗习惯。”这一推测我们得到了证实，因为在我们走上前去从她们身边经过的时候，她们毫不在意，仿佛我们并不是在她们的近旁似的，而且并不改变她们在桶里踩踏和转身的姿势。我在我们走过她们的边上之后说：“这些妇女显然认为这样做是稀松平常的事。毫无疑问，她们从小就习惯这样做，没有我们英格兰人看见这种做法时产生的反感。这是千百件事例中的另一个事例，证明我们在人生的初期就可能受到教育去判定任何习俗的正确或错误，并可能从中得到可贵的教训，因为像你所见到的那样，看起来她们谁也不觉得或认为她们正在做的事情有什么奇怪或不对的地方。”
直到这时为止，北方和南方之间的交往同不久以后有了邮车，从而改善了苏格兰公路这一变化相比，是非常有限的。英格兰人初次来到格拉斯哥时蓦地见到这种做法，大为惊异，这种情况引起那里对这习俗进行了改革，现今除了在偏远的乡区外已经很少看到了。在我首次访问格拉斯哥时，那里的居民并不意识到这种举动有什么不妥；当那片草地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走来的人们时，我看见那种洗衣的动作还在继续，那些洗衣妇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然而，我以后见到的洗衣动作却不如这次有声有色；所以，作为地地道道的生客，我们是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开始认识苏格兰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踏进一家苏格兰人的房屋，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我此后会对这个地方产生那么大的兴趣。
从那个时期到现在，格拉斯哥以及总的说来苏格兰的种种改进措施也许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所望尘莫及的。
这次到格拉斯哥的访问是我个人历史上出现一个新局面的起因，并成为一个对我此后的活动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我已提到过我认识了曼彻斯特的棉花经纪人罗伯特·斯皮尔先生，他曾交给我两包最早输入我国的美国海岛棉。我也认识他的一个妹妹，她在曼彻斯特和他住在一起。当时，这个妹妹恰巧在戴尔先生家作客，而戴尔先生当时是苏格兰工商界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一位大工厂主、棉纺厂老板、商人、银行家和传道士。他有五个女儿，最大的当时大约十九岁。在格拉斯哥，当我有一天正在该市最知名的地方“十字路口”附近步行时，我遇到斯皮尔小姐伴同戴尔小姐在一起。斯皮尔小姐很高兴见到一位从曼彻斯特来的熟人，叫住了我，同时介绍我和戴尔小姐相识。我同斯皮尔小姐谈了一会儿有关我们在曼彻斯特的许多朋友的情况。隔了一刻，戴尔小姐问我是否见过克莱德瀑布和她父亲的工厂，因为如果我没有，并且希望去参观一下的话，她愿意把我介绍给她的叔父，他是工厂的经理之一，就住在那里。我对她表示感谢，并说我还有个朋友和我一起在格拉斯哥，我们都想参观瀑布和工厂。她说她要知道我们参观回来后有什么感想。经过她对我和我的朋友作了介绍，我们欣赏了那处在我们看来是新奇的景色，参观了詹姆斯·戴尔先生指导下的工厂。我们了解到，原来他是戴尔小姐的父亲戴维·戴尔先生的同父异母的兄弟。那家企业叫作“新拉纳克工厂”，当时包括一个原始性的苏格兰制造业村落以及四个棉纺厂。参观以后，我站在厂房前面对我的朋友说：“我看到过许多地方，唯独喜欢在这里尝试一下我早就反复筹划的、希望有机会付诸实践的试验”，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丝毫的机会能够赖以满足我的愿望。在回到格拉斯哥时，我拜访了戴尔小姐，感谢她盛情地为我向她的叔父所作的介绍，说明我是多么高兴地看到了克莱德瀑布的壮丽景色和工厂的厂址。她在家里。她的父亲出门去忙着处理他的许多工作了，她正要带她的几个妹妹到克莱德河河岸的草地上去散步。她说那种散步令人赏心悦目，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也许喜欢享受一下。对于这个建议，我欣然同意了，这是我第二次接近我未来的妻子，也是第一次同她在一起散步。她惯常清早同她的妹妹在那里信步漫游，因为草地就挨着她们的住宅。在我返回曼彻斯特以前，我们后来又见过一两次面；在我们分手时她说，当我再次来到格拉斯哥时，她将乐于同我会见。
在这次访问格拉斯哥的期间，我扩大了我们同苏格兰那些工厂主的业务联系，他们早先根据我主管德林克沃特先生的工厂时从该厂卖给他们的每捆或每包棉纱上的印记，已经熟悉我的名字，而这一点正是给我作了有利的介绍，便于我取得成功，其结果使我在曼彻斯特和伦敦的合伙人莫不为之惊异。
我的那些合伙人认为，每隔半载我深入到苏格兰去作这些旅行是有好处的，因为要求购买我们的产品的订单不断增多；当时为了便于识别而称之为“乔尔顿纱捻”的棉纱大部分是由格拉斯哥和佩斯利的厂商购进的——剩余的部分在曼彻斯特和其他兰开夏城镇出售。
斯皮尔小姐探望戴尔小姐后已经归来；当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滔滔不绝地谈起她那格拉斯哥的好友如何和蔼可亲，品性如何善良，还着重提到她的动人之处和她的地位，谈到格拉斯哥市内及其周围的青年有多少人希望成为她的求婚者。可是斯皮尔小姐说，她在那些人中间还没有发现一个有资格得到鼓励的人选，因为在许许多多已经热情地向她求爱的人当中，她还没有见到一个她可以同他缔结婚姻的男子。她说，戴尔小姐认为他们多数是注意她那笔预计可以继承的财产。当我这时又要去苏格兰时，她请我替她转一封信给她的朋友，我一口答应在抵达格拉斯哥时就把信交出去。在那个时候，远居两地的朋友要互通书信，那可是一件耗资不小的奢侈事儿。用便士计值的邮票制度那时还没有设计出来，朋友之间大量实行着私人邮递。时至今日，根据国内取得的成功经验来看，用便士计值的邮票制度将在海上和陆上普遍推广，以便利环球的交往，最后势必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感情上消除有关异域的概念，从而使全世界的人类在兴趣、语言和感情上融为一体。这显然是眼前社会的首要目标，而电报的发明则将成为加速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当我第二次抵达格拉斯哥时，我去拜访戴尔小姐，向她递交斯皮尔小姐的信，她收下了信并十分高兴地把它读了一遍。戴尔先生又是在外面照料他那企业的一些部门，我还没有同他见过面。我现在记不得当时的情景是怎么发生的，反正有人提议到草地上去散步，于是我便伴同戴尔小姐和她的妹妹走向克莱德河的河岸。参加散步的人似乎都兴高采烈，结果有人主张，如果早晨天气晴朗，第二天一早就出门到那里去散步。
当我继续留在格拉斯哥的期间，我们是常常这样去散步的，并且同样那几个参加的人几乎总是在这些短途的出游中聚在一起。当我必须返回曼彻斯特时，戴尔小姐要求我把她的复信带回给斯皮尔小姐，我照办了。
我发现，这第二次到格拉斯哥的访问正在开始从我心中萌发出一些并非单纯对业务的关注所能比拟的情感。既然我这时在曼彻斯特的一家最受尊敬的工厂里作为一个合伙人而有了经济基础，并且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一帆风顺，我便觉得有心想要物色一个配偶。但我还是初出茅庐，在结识女性方面往往畏缩不前，并且除非我获得鼓励来克服自己的羞怯心理，我那软弱的感情使我难以有所进展。在这个时期，我作为单身汉正住在“乔尔顿邸宅”里。这是一座旧的宅第，不久以前由乔尔顿庄园的前业主明查尔太太所占用；那片庄园当时已经按照规划要划出地皮开辟几条街道，并将像现在这样成为并入曼彻斯特市的一个范围不小的市镇。在离“乔尔顿邸宅”不太远的地方，住着一家颇有社会地位的富户，那个人家有三四个女儿，但是没有儿子。当时长女是个受过良好教育、颇具才艺的十七岁的美貌女郎，不管是谁，见了她没有不夸奖的，因此她成了高门大户的青年所热烈追求的对象，而她自己的门第又是曼彻斯特市内及其周围的最有根基的世家之一。我多次在教堂里以及偶然在曼彻斯特经常举行的公开音乐演奏会上见到这位少女，凡是瞥见她的人莫不赞美她的俏丽和风度而为之神魂颠倒。她的家庭地位远远超过我当时在社会上还自认为相当不错的声望，因此她是不可能认识我的，而我自己也绝不希冀有这样的可能，因为我当时还不敢认为自己有多么大的势力和地位。然而有一天，当我碰巧待在乔尔顿邸宅的家里时，两位女士——一位年龄较大，一位年轻——突然来访，要求让她们参观一下那座老宅子的旧花园，对此我当然乐于同意，并领她们穿过林间曲径。这些客人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小姐和她的姑母。我过分胆怯和害羞，不敢同她们交谈，同时也过分深信不疑，想象不到除上述的目的而外她们还有其他任何目的。这样，我由于极端无知和胆怯，就让她们像来的时候那样匆匆地离去了，而她们所拜访的竟是像我这样的傻瓜，这种结果肯定使她们非常失望，因为在我的举止或言谈中根本没有一点向妇女倍献殷勤的形迹。事实上，我的脑子里连一忽儿也没有想到她们前来拜访除参观花园以外还有其他什么目的。我后来得知，可惜知道得太晚了，这位妙龄女郎曾对我的品德留下美好的印象，有一段时期认为我比所有那些急于想征得她同意的求婚者更合她的心意。甚至在她这次对我访问以后，我也根本不知道她那一往情深的心理，更其没有猜想到这一层；我在这个时期畏缩不前，并不认为我有资格同她本人或她家里的人接近。如果我当时对世事有充分的了解，又有足够的自信去谋求联系的手段，我本来是可以联系上的，而那种联系势必可以适应我天生的一切情感并满足它们的需要。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环境不利于这样的发展，并且有另一种命运在等待着我。
在这一件事发生以后不久，曼彻斯特的一个富商兴建了一座精心设计的、造工考究的房屋，他从洪都拉斯进口了桃花心木，用以制造门和窗子的框架，主要的房间都镶有厚厚的平板玻璃。这座房子有一大片用墙围起来的花园和娱乐场。它那时坐落在曼彻斯特市外大约两英里的地方，虽然它现在是被一个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包围起来了。房屋的业主给它起个名字叫格林海斯，它刚刚各部分建造完工，一共花了五千镑，这时业主去世了，撇下了一个遗孀和许多孩子，而这一家子还没有谁在新居里住过一天。他们打算把它卖了；由于它是个大宅，那就可以很容易隔成两半，一家住半边，我自己住另一部分——给我全套单身汉的设备。于是，一位马歇尔先生和我自己便出钱把它买了下来，各占一半。我从乔尔顿邸宅搬出，在格林海斯这所房屋里住了两年，雇用两个上了年纪的已婚的人来照料房屋、花园和马厩。我在结婚以前就这样度过了两年，享受着对单身汉来说相当舒适的生活。那时期我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年老的女管家在早餐以后总跑来问我午饭吃些什么，我的回答是“一份苹果布丁”——这是她的拿手好戏，——“另外你随便看着办吧。”在我还没有结婚的期间，这个惯例始终没有打破。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业务和读书方面，没有那份心思去考虑吃喝之类的琐琐碎碎的问题。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访问格拉斯哥的中间，我偶然见到斯皮尔小姐。当我有一次去拜访她时，她问我对她那位格拉斯哥朋友戴尔小姐有些什么看法。我说，根据我们在她妹妹的陪伴下在格拉斯哥草地一带散步时获得的不多几次见面的机会看来，她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年轻小姐。她接着告诉我，她父亲笃信宗教，是独立派的一个教派的领袖，负责管理苏格兰各地大约四十个教堂，每礼拜天都在格拉斯哥向他的会众讲道。又说他当过格拉斯哥的地方行政官，深受远近居民的尊敬，在苏格兰的不同地点，他拥有规模庞大的企业。还说戴尔太太是在戴尔小姐十二岁那年逝世的，从那以后她就负责照管她的几个妹妹和家务。她是个异常善良的年轻人，凡是认识她的人都喜爱她。斯皮尔小姐还补充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值得让你知道的秘密，或者说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乐于知道的，如果他们像我一样深切了解戴尔小姐的话。可是，除非我认为你像我设想的那样对她深感兴趣，而且一定是如此，否则我就不能向你透露口风。我不知道是否现在就该向你透露，然而我觉得，让你知道这个秘密，是有利于双方的幸福的。”“请你把秘密告诉我吧，”我说，“因为我很感兴趣，急于想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特别是在你刚才表达了那番话以后，我的心情更其迫切。”“那好吧，由于我相信你不会不成体统地利用这个秘密，我就决定告诉你。我想那是大约一年以前的事，那时你碰见戴尔小姐同我一起在格拉斯哥的十字路口附近走着，我叫住你谈了一会儿，戴尔小姐作为我的朋友，自动提出要把你介绍给她的叔父，让你参观一下工厂和克莱德瀑布。”“这件事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说，“因为她对一个陌生人所表现出来的亲切态度和好意，使我很受感动。”“当我们分手时，”斯皮尔小姐接着说，“她向我打听你是谁，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你的全部情况。当我满足了她的询问时，她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如果我要结婚的话，他倒可以做我的丈夫。’我告诉你这话，因为我知道你是会正确地加以利用的。你已经见过她几次，可以判断出她是否对你抱有同样的感情。可是我知道，从那以后她已经几次拒绝了有人向她提出的本来可以得到她父亲同意的婚事。”我感谢斯皮尔小姐给我传达了使我非常高兴的消息，并对她保证，我一定只是为了促进双方的幸福才加以利用。这项消息导致我下定决心，要到苏格兰去寻找配偶。如果我还蒙在鼓里，我认为自己是绝不会贸然想到要在戴尔小姐身上打主意的。她父亲虔诚地信仰宗教的性格、他那崇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我还同他并不相识这一切，本来都会使我感到为难，不敢追求这种成为他的东床快婿的地位。我那时暗自忖度，纵然我能征得戴尔小姐的同意，也没有多大希望可以克服我在前进道路上所见到的种种困难。然而，我必须带着斯皮尔小姐的信札和口信去拜访她。我在苏格兰又受到她的热情欢迎，但她的父亲仍旧没有在家。我发现她们照旧早晨到克莱德河岸上去散步，并且在这次访问期间我时常走过去同她们待在一起，觉得没有遭受冷遇。那几个妹妹开始让戴尔小姐离开她们单独同我散步和交谈。因为她们有四位，可以看到她们或前或后地同我们保持一定距离。在这些散步的期间，我了解到戴尔先生想要放弃经营工商业的生活，因为他正在步入暮年，又没有儿子继承他的事业。他有过一个儿子，但不幸夭折。由于他发现新拉纳克的工厂经营得不像预计的那样顺利，同时全国各地新建的工厂正在实行种种改革，增加了竞争能力，他担心无法长期同它们匹敌，所以想把他的工厂出盘。
我慢慢地鼓起勇气，探问戴尔小姐芳心是否已有所属，她坦率地说没有。然而，当我要求她允许我向她求爱并同意我作为她的恋人时，她说，不管她对一个与自己的幸福关系如此重大的问题有什么想法，她估计难以劝说她的父亲同意把她许给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甚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外乡人。她又说，由于他秉性善良，是个仁慈的父亲，她的婚姻问题不应当不征求他的同意，可是她又看不出有征得他同意的希望，因此她打算永远不结婚了——她相信，像她已经发现的那样，他是绝不会违反她的意愿，强迫她出嫁的。“然而，”她补充说，“如果你能想法克服我父亲的反对，那就绝不仅仅是消除我这方面可能存在的对你所提要求的任何障碍的问题了。”
我不能进一步再提什么问题，而是完全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从来没有见过戴尔先生，他也不认识我。我不知道他是否听到人家提起过我的名字。由于我的情感迎来了坦率诚恳的态度，我这时堕入了，而且深深地堕入了情网。爱情是启发人们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的神奇力量。在这个问题上，要完全依靠我自己来确定对策。“你必须想法征得我父亲的同意，否则你就永远也得不到我的同意。”戴尔小姐就是这样决定的——怎么才能水到渠成呢？接连几天，每当我考虑到这个问题，我总认为那是一重不可克服的难关。原先我不知道怎样谋取适当的介绍，后来我想我可以假借名义，去探问一下我听说他打算出盘新拉纳克工厂的消息是否确实，如果实有其事，他想按照什么条件脱手。这是我偶然想出来的巧妙办法，于是我就到他总管理处的会计室去拜访他。他冷淡地接待我，不禁使我疑虑丛生，并且他还要求了解我的商业情况。我说我在格拉斯哥风闻他想出卖新拉纳克的工厂，所以我特地来了解一下这个传说是否属实，如果他真要出盘，他准备提出什么条件。我那时大约二十七岁，从容貌上看还不到那个岁数，因此他露出狐疑的神情说：“你是不会想买我那些工厂的，你年纪太轻，这样艰巨的工作你干不了。”我说：“我同一些年岁比我大的人有合伙关系，也同一些资本雄厚的人合作，并且我们在曼彻斯特已经大规模地开展了棉纺业务。”这番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比较充分地深谈起来。他说：“你参观过新拉纳克的工厂没有？”我回答说，我已大致看了一下，但并未观察它们的详细内容。他说：“我愿意介绍你去仔细看看，再回曼彻斯特去向你的合伙人提出报告。倘若他们想成为我这家企业的业主，我便准备同他们就全部产权问题进行磋商。”根据他的态度来看，我想他并不以为我是在认真洽谈那笔买卖，然而，当我得到他的许可去彻底考察他的工厂时，我乘驿马从格拉斯哥经过大约三十英里的路程前往新拉纳克，那时在这条路上有三道征收高额通行税的关卡。我离开格拉斯哥时没有带零钱，身边只有基尼和半基尼的金币。价值一镑的硬币尚未采用，市面上很少见到金币。当我来到第一道关卡时，我拿出一个半基尼的金币让收税员找还零钱，他翻来覆去地审视了半天，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似的，并且说：“你没有钞票吗？”在这个时期，苏格兰的通货是当地银行发行的钞票。我回答说：“没有——半基尼是我身边最小的零钱了。”“那就把账挂上，等你回来的时候再付。”“可是，”我说，“我回去的时候说不定不走这一条路。”“我还是碰碰运气，不接受你那劳什子的钱币为妙。我不懂得金币是怎么回事。”在第二和第三道关卡，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这样，我作为一个外乡人，居然能够免税通行，而收税员为了避免收下半基尼的金币，也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我现在相信他们谁也没有见过金币。当时我断定，我已走进一个相当原始的地区了。
在我离开格拉斯哥以前，我已把我会见她的父亲和动身去新拉纳克的情形通知了戴尔小姐，就此开始了我们的通信联系。在抵达曼彻斯特时，我把在苏格兰发生的事情向我的合伙人作了汇报，可是没有料到他们会立刻希望着手进行谈判。我参与经营的两家工厂各有一人自动建议同我作伴，并催促我立刻回到格拉斯哥去。我们经新拉纳克入境，我的合伙人看到那里的情形和工厂的大致轮廓，感到很高兴。接着我们到了格拉斯哥。在这个时候，戴尔小姐已经把我们俩往来的前后经过告诉她父亲，但他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说我是个外乡人，对我的情况完全不了解——一个择地而迁的冒失鬼（我猜想，这含有从英格兰到苏格兰来找老婆的意思），她的那些替我吹嘘的话他不想听。他希望有一个诚实的苏格兰人继承他的事业，一个他对其有所了解并能信任的年轻人。我是曾经借口要买新拉纳克的工厂而同他接触的，但他料想我说不动任何方面的有充裕资产的人来买这些工厂——如此等等。戴尔小姐把这番话统统告诉我了，她说她认为没有希望可以劝他同意我们的婚事，而得不到他的同意她又绝不结婚，所以我们最好是断了这个念头，并建议我在英格兰物色一位更好的太太。
在我的合伙人约翰·巴顿先生和约翰·阿特金森先生以及我自己到达格拉斯哥时，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拜访了戴尔先生，说明我们的姓名、所代表的合伙人和我们访问他的目的。他显然由于我们来得突兀而感到惊异，并对我们的解释表示满意，因为在那个时期，伦敦的博罗代尔与阿特金森商号以及曼彻斯特的巴顿先生的企业在工商界地位很高。他说他要作一些必要的调查，把问题仔细考虑一下，欢迎我们第二天再去细谈。我们在他指定的时间去拜访，他说：“我对你们的社会地位感到满意（他自己是苏格兰银行在格拉斯哥的两位董事的领袖），我愿意同你们探讨你们想买进新拉纳克的土地、村落和工厂的问题，整个企业的一切设施将原封不动地保持现状。”我们问起他估计这项产业的代价如何。他说他自己确实不知道该估多少价钱。他的产业是由他的异母兄弟和一位威廉·凯利先生代管的。他本人难得到那里去，即使偶然去一趟，待的时间也很短，因为他主要的业务是在格拉斯哥。可是他说：“对于这笔产业目前的价值，欧文先生比我了解得更清楚，我希望他提出一个他认为对买主和卖主来说两不吃亏的公平价格。”我多少有点感到诧异，并且因为他专门提到我，要我照顾各方面的立场，承担这笔交易的一切责任重大的后果，觉得有点不知所措。根据我有机会对那企业所进行的仅仅是非常一般性的视察，我作出了这样的估计说：“照我看来，六万镑的总额，每年支付三千镑，二十年偿清，这样的定价似乎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价格。”
戴尔先生一向以诚实爽直的性格名闻遐迩，因此他受到普遍的信任和尊敬；作为进一步的证明，使我伦敦和曼彻斯特的工商业伙伴感到出乎意外的是，他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是这样，我愿意接受你提出的建议，要是你的朋友也赞成的话。”而同样出乎我意外的是，他们表示愿意接受这些条件；这样，三言两语就把新拉纳克的企业从戴尔先生那里转到“新拉纳克纺纱公司”的手里了。
当我在那从普雷斯顿来的朋友陪同下第一次参观这个企业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我有朝一日会成为它的部分业主并最后成为唯一的经理。
这事发生在1797年夏，即大约在我开始经管德林克沃特先生的工厂之后的第六个年头，那时我大概是二十八岁。
这里存在着种种机会的新的凑合，根本不受我自己力量的支配，但在其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已给我自己和别人带来异乎寻常的后果，并且还会给全世界的整个人口带来远为离奇的后果。
新拉纳克村的中心有两片花园，这些花园里盖有两所大的单幢房屋，一所由戴尔先生的孩子们在夏季占用，另一所由工厂的经理们占用。在移交产权的时候，戴尔小姐、她的妹妹和几个佣人正住在这所房屋里，她的叔父、婶母和他们的家属占用着在附近花园里的那所房屋。新的商号决定立即接管整个的产业，因此戴尔先生要派人马上去关照他那些女儿离开她们的夏季住所，回到格拉斯哥。我们都反对他这样做，希望她们继续住下去，直到按照季节通常该离开的时候为止。由于我要接收工厂和附属的房屋，我留在仅仅一英里以外旧拉纳克的克莱德斯戴尔旅馆里，等她们按照过去的习惯到一定的时候搬走。对此，戴尔先生最初表示反对，后来总算同意了。那一家人就这样继续待了大约六个星期，这时戴尔先生派人来接她们回去，我想多半是他知道了戴尔小姐和我在这种安排下经常有机会互相见面——我们多次和她那几个妹妹在一起散步，欣赏克莱德河岸上的绮丽风光，日子过得非常愉快。然而，戴尔先生仍旧反对我们想要结合的任何打算，在这些年轻小姐回到格拉斯哥后他的这种态度表现得十分强烈。可是我在格拉斯哥有两个热心朋友，他们对戴尔先生有很大影响。这就是同戴尔先生一起担任皇家苏格兰银行董事的斯科特·蒙克里夫先生和他的太太，两个上了年纪的很受尊敬的人，他们同戴尔先生和他的家属相当要好，而且两家是近邻。这两位成了戴尔小姐向他们吐露我们衷曲的知心人。
她在新拉纳克同我分手以前，说她绝不违背父亲的意愿擅自决定终身大事，然而，除非她能劝他同意接受我做他的女婿，否则她誓不出嫁。我有理由可以相信，在她回到格拉斯哥时一定会向她父亲剀切陈词，因为他一向对自己所有的孩子很有感情，非常钟爱，特别是对她这个比其他孩子大几岁的长女。我必须屡次回到格拉斯哥同戴尔先生商谈产权的具体转移问题，并了解与产权有关的许多事项，以及教区和郡内的情况，这就使我们频繁地发生事务性的联系。他对我那种不即不离的冷淡态度逐渐有所减弱，在我们见面时他变得自在一些，并终于不再那么拘谨，居然笑脸相迎，隔了一段时间以后甚至显得态度友好，几乎是充满热诚了。我发现斯科特·蒙克里夫先生和夫人每天都在为我们施加影响；他们终于消除了戴尔先生对我们婚姻的一切反对意见，并商妥把我们结婚的日期定在9月30日。
与此同时，我同戴尔先生在一起，变得越来越随便，并不感到拘谨了。他开始在他的住宅里热情地接待我，对我日益信任。我这时的财产已经攒积到三千镑。戴尔先生提出要给他女儿三千镑作为妆奁，并向我建议，以假定我的财产逐年有所增加为前提，我应当作好安排，让她和她的儿女在我去世以后每年有三百镑的收入。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计较，完全让戴尔先生和斯科特·蒙克里夫先生去安排，因为我曾自动提出，戴尔小姐嫁过来的时候不用带任何财产。既然这些问题都已安排妥帖，在我们婚期到来以前，戴尔先生对于我们结婚的计划不但喜形于色，而且非常满意，仿佛他以前从来没有反对过似的。他的一切偏见都已烟消云散，我开始逐渐取得了他的欢心。
我们的婚礼在格拉斯哥草地附近夏洛特大街的戴尔先生的邸宅举行，而格拉斯哥草地正是我们最初开始倾诉情愫的地方。仪式，如果可以称为仪式的话，是按照苏格兰的婚礼习俗举行的，结果使我颇为惊异。他们决定由牧师鲍尔弗先生为我们证婚，他是戴尔先生的老朋友，属于正规的苏格兰教会，而戴尔先生则领导着一个不信奉国教的独立的教派。
当我们在结婚那天早晨大家聚在一起等待仪式开始时，戴尔先生把他的女儿交到我的手里，由戴尔小姐的那几个妹妹充当新娘的女傧相。鲍尔弗先生要求戴尔小姐和我站起来，分别问我们是否愿意做对方的丈夫或妻子；他说，问到的时候只要点头表示同意，不必多说话，“这样你们就结了婚，可以坐下了”——仪式到此全部结束。
我对鲍尔弗先生说，仪式的确很短。他发表这样的意见：“通常要比这长一些。我一般总要对两位年轻人讲讲他们结婚后应负的责任，长篇大论地勉励一番。但是，由于戴尔先生依然健在，并且在场参加婚礼，我对他的那些女儿就不能冒昧地这样做，理由是：我知道他事先一定很满意地给了她们一些他认为必要的和充分的指点了。”我颔首表示同意，并且说，既然他相信这样办完全妥当，我也同样相信如此，对于他给戴尔先生和我们自己的祝贺，我十分感激。戴尔先生的马车在门口等着把我们载往以曼彻斯特为终点的旅程的第一段，早饭一吃完，我们就出发了，同行的有一个陪伴戴尔小姐到英格兰去的女仆。在苏格兰，为男女双方主持结婚仪式的牧师总从新婚夫妇的挚友或从他们本人那里收受某种礼物。这次我向戴尔先生打听这一风俗的内容，请教他送什么礼物较为合适。他说这件事由他负责办理；后来我们了解到，他送了鲍尔弗先生一整套连带礼帽等等在内的衣服，这套衣服对一位牧师来说是顶顶考究的了，因此它成为他终生最漂亮的服装。他对戴尔先生这份珍贵的礼物，真是爱护备至，虽然他们是不同教派的牧师。
到了第一站，我们打发戴尔先生的马车回去，然后乘驿马经过十分窳劣的道路前往曼彻斯特。邮车还没有设立起来；当时旅行所经的旧的路线与现今沟通格拉斯哥和卡莱尔的路线截然不同。在抵达曼彻斯特，经过乔尔顿区前往当时我们的住地格林海斯时，我们必须路过著名的亨利先生为制造浓缩醋精而建造的矮小房屋；由于附近没有其他建筑物，在那厂房呈现在眼前时，我指出这就是我们未来的住所——希望了解我新婚的妻子对此有何感想。她显然没有料到她会发现我竟住在一所那样很不起眼的房屋里，因此她说，她认为我过去对她描述的那所房屋不是这个模样。我看得出来，那个老仆看见她年轻的女主人就要住进这样差的房屋，显然大失所望。在我们从旁经过之后，她们才发觉我形容我的住所的那番话是开的玩笑；过不多久我们就驰进了格林海斯的场地，穿过一部分精心设计和布置得像温室花圃那样的地段，走进了房屋，房屋内部装修考究，陈设雅致，我的妻子和仆人看了异常高兴。我们就在这里度过了蜜月。
离开新拉纳克以前，我已经在那里按照戴尔先生移交时保持的原有管理系统尽量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帖，希望他们会把工厂继续经营下去，取得勉强说得过去的成绩；但是我们不久就发现，两位经理之间感情并不融洽，而且他们也没有能力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把这种企业管理好。在这一时期以前我继续担任乔尔顿工厂的经理，托马斯·阿特金森先生一直负责经管账目。这时我认为我有必要返回苏格兰，直接指挥新拉纳克企业的生产和我们在苏格兰的一般业务；认为偶尔在其他合伙人协助下进行工作的托马斯·阿特金森先生应当担负起乔尔顿工厂和兰开夏业务的管理事宜。这样的安排经合伙人商量同意以后，我就在结婚三个月之后带同我的妻子和女仆回到格拉斯哥。我们受到戴尔先生热情和亲切的接待，而我自己则大约在1800年1月1日开始接管新拉纳克的企业。
我说“接管”，其本意并非企图按照当时一般工厂的经管方式，单纯成为棉纺厂的经理，而是要在人事的处理方面采用一些我在德林克沃特先生的工厂里曾经在工人中间行之初见成效的原则，要改变其所处环境看来对新拉纳克全部居民的性格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由于一系列不受我控制的事态的发展，我这时有了可以一试我想望已久的实验的基础，但是没有料到我会有权付诸实施。
在我着手工作时，我发现其中充满着难以克服的障碍。以前几位经理对经营管理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满脑子是一些同我的想法直接对立的思想和习惯，我料想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什么帮助。厂里的工人受恶劣环境的包围，这些恶劣的环境强有力地影响他们去养成不良的品性和行为。我不久就看出，在我能够获得预期的成效以前，有很多措施要取消，也有很多措施要兴办。那些职工以前是从可以派人劝诱前来的任何地方仓促招集起来的，他们绝大多数懒散、狂妄、虚伪，缺乏真诚的感情，常常佯装信仰宗教，认为这样就可以掩盖他们的缺点和不道德行径，并获得宽恕。我第一个目标是要查明我必须对之作斗争的一切错误，而在我调查每一部门的时候，我认为所需的变革可以说是漫无止境的。我不久就发现，要符合我的观点，要使公司取得经济上的效益，整个企业非改组不可。因此我开始审慎地为预定的改革奠定基础，希望使不同部门的旧的主管人员成为我实现这一目标的推动力量。可是我不久就发现，他们囿于自己的看法和旧日的偏见而不能自拔，要想推行新的措施，那就必须聘用一些新人，因为旧的人员宁可离开他们的职位，而不愿从事他们认为行不通的、我所期待的那种改革。在他们看来，改革的计划就是实行不了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我建议要实行的和我打算用以管理职工的原则。也就是由于同样的无知，现今公众还认为我的意图是不切实际的。
我不久就发现，我需要克服职工的一切不良习惯和作风。在整个企业里，他们放荡不羁，行为不端，只有极少数是例外。有一位主要经理的兄弟惯常沉溺于所谓“狂饮作乐”，即接连几个星期无日不酩酊大醉，在这整个期间抛开他的本职不管。盗窃盛行，发展到了灾难性的巨大规模，因而戴尔先生的财产已经在各方面遭到掠夺，几乎已成为公有财产。职工原本是不问好歹从其他任何地方搜罗来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很难说动生活有节的殷实人家离开他们的家园来到当时人们所经营的棉纺厂工作。
既然这时我认识到世界各地环境对人性的影响，我便首先注意发现那些存在于职工中间的不良环境，考虑怎样在最短时期以较好的环境取而代之。有两种管理职工的方法摆在我面前。一种方法是同那些必须努力摒弃坏环境的职工进行斗争，而他们是由于自身无知，才受坏环境的包围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不断地找他们的岔子，使他们经常处于抱有敌意和恼怒的心理状态：使他们许多人以盗窃罪受审，使一些人身陷囹圄和流放异乡，并在那个时期使其他一些人被判死刑，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我发觉盗窃是大量的，没有办法制止他们的这些行径。这是社会上一向惯用的做法。或者采用第二种方法，那就是我必须体谅这些实际上处境不幸的人，即受无知和邪恶环境影响的可怜虫，他们耳濡目染四周的有害环境，逐步变成目前那个模样，对此，只有社会（如果有任何一方的话）应当负全部责任；因此，不是折磨那些个人，监禁和流放一部分，处死另一部分，使全体职工经常处于荒谬的骚动状态。我必须改变这些有害的环境，代之以良好的环境，从而在适当的自然程序中，按照其不变的规律，用可以由优良环境造成的优良品性来代替低劣环境所造成的低劣品性。这就是为了一切人的幸福应当在实践中普遍采取的方针。
这后一种方法要求人们以无限耐心、克制和坚决的态度去了解人性以及有关环境影响人性的知识。有了这些条件，某种最后的胜利必然会随之而来。另一方面，第一种方法即使坚持到底，也不会保证取得成功，而且只要继续实行下去，就一定会使社会陷于形形色色无止无休的混乱、对抗和敌对情绪之中。
然而，有了无限的耐心、克制和决心以后（而且我们知道一身而兼有这些品质的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前所未闻的），又从哪里可以获得关于人性以及关于环境影响人性的知识呢？这是全世界人士至今长期未发现的、值得了解的重大秘密。
这项秘密只能产生于一个来源，即发现这样的认识：“每一个人的性格是由上帝或自然以及由社会造成的；无论过去或现在，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能力塑造他自己的品质或性格。”
这时我依靠自然界逐步给我的教导，通过体验和思考，已经获得了这种知识，它是由我所经历的环境迫使我印入脑际的。现在应当证实一下，它是否已经给了我耐心、克制和决心，可以顺利地进行我的工作，因为我业已决定要根据这些新的观点来管理新拉纳克的全体居民，那就是说，要采用上述第二种方法。为此我必须把计划安排得又深又广，使它们同保证企业获得利润的措施结合起来，足以满足我那些商业合伙人的要求，另外是开头的工作不宜做得太多，免得他们和公众抱有成见，大惊小怪。
詹姆斯·戴尔先生和凯利先生是没有办法理解我的观点或帮助我实行我的计划的。他们因此离开了新拉纳克，回到格拉斯哥去开始各自从事不同的职业。这时，从前我曾向德林克沃特先生推荐以接任我那职位的汉弗莱斯先生来信要我介绍工作。汉弗莱斯先生无法维持棉纱的质量或保持我移交给他时工厂一般的管理水平。德林克沃特先生已经发现奥尔德诺的经济地位不像他预期的那样殷厚，因此奥尔德诺先生和德林克沃特小姐的婚姻没有缔结成功。德林克沃特先生对业务深感不满，出盘了工厂，于是汉弗莱斯先生便丧失了他的职位。我聘请他在我的指导下管理机器，留用了几年，直到他受人怂恿离开我手下去接受他认为较好的职位为止，但这一变动使他倒了霉。
戴尔先生对棉纺业很不内行，以前一向把他几家工厂（因为除新拉纳克之外他还有其他棉纱厂）的管理权托付给他能聘到的经理；到了这个时候，各行各业正在改进机器，这种改进势必立刻使戴尔先生的经理们用以管理他各个工厂的方式不能适应时代的步伐。他有一家工厂设在牛顿—道格拉斯，同威廉·道格拉斯爵士合伙经营；一家设在埃尔郡的卡特林地方，与巴洛奇迈尔的亚历山大先生合伙经营；另一家设在珀思郡；第四家设在很远的北方，同乔治·麦金托什先生合伙经营，后者是用印度橡胶制成“胶布雨衣”和其他产品的首创者的父亲。我劝戴尔先生遇到买主就把这些工厂尽快脱手，他听从了我的建议。
我这时必须认真地开始进行我的伟大试验，——它将通过实践向我证明我不得不深信不疑地认为是真理的永久原则的那些原理，即由此开创一切持久不变的、伟大的有益事业的那些原理是否正确——开始为人类的幸福进行那种在世界任何部分从来还没有实行过的最重要的试验。这是为了证实：改造人类的性格以及更好地建设和治理社会的途径是通过虚伪、欺诈、暴力和威吓，使他们保持愚昧无知和屈服于迷信的状态，还是本着以正确认识人性为基础的忠实、宽厚和仁爱的心地，通过依据那种认识来组织社会上的一切机构的办法。事实上，这是要证实：用优良的环境代替不良的环境，是否可以使人由此洗心革面，清除邪恶，变成明智的、有理性的、善良的人；人从出生到死亡，始终苦难重重，是否能够使其一生仅为善事和优良的环境所包围，从而把苦难变成幸福的优越生活。正是这样一些问题，使我内心对我即将从事的工作的重大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任何反对意见、任何障碍或挫折都不能使我舍弃这种工作。
我向朋友和至亲提到我打算根据正义和仁慈的原则开始实行一种新的管理制度，逐渐在管理职工方面废除惩罚条例，这时他们无不意存讥讽，把我设想我能实现这种“异想天开的”计划的行动称作天真，并且竭力劝我不要企图推行这样一种毫无实现希望的计划。然而，我已决心准备进行这项艰巨的工作，勇敢地面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困难；我在管理德林克沃特先生工厂的职工方面曾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一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这个时期新拉纳克的职工连同家属大约有一千三百人，各家各户都住在村子里，另外有从各教区领来的穷苦儿童四五百人，他们的年龄似乎在五岁至十岁之间，但据说是在七岁到十二岁之间。按照戴尔先生的指示，这些儿童在衣食住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的计划是想在漫长的工作日之后晚上教他们读书，并指导一些年龄最大的孩子练习写作。但是，在孩子们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这种教学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收不到任何实际的效果，因为我发现，他们谁也不懂得他们试图阅读的课文，许多人在上课的时间都睡着了。
导师是个很好的男教师，按照旧的一套方法进行教学，爱护和体谅学生，但是他要在这样的情况下照顾四五百个儿童，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新拉纳克的整个体制是在戴尔先生十分亲切的关怀下规定的，但情形很糟，工厂由一些平庸的人建造和管理，他们仅仅习惯于简单粗糙的做法。因此我作出决定：戴尔先生同教区商定的关于录用儿童的协议不再继续执行，此后不应当再接受穷苦儿童；应当改善村子里的房屋和街道，建造较好的新住宅，以接纳代替穷苦儿童的新职工家庭；要整顿工厂内部，用新的机器替代旧的机器。但是这些变革必须逐步进行，靠企业的利润来实现。
我的第一项工作是作出安排，用好的环境代替职工所处的恶劣环境。等到我们能使社会上的各界人士有根有据地合理进行思考，人们就会立刻发现，整个社会所必须学会去做的工作就是以优越的环境代替低劣的环境，并确实认真负责地开始付诸实践。事实上，这是人类现今必须记取并在全世界积极实行的一堂课业。这是因为，每个人一生处于什么样的环境或境遇，他就像顺应自然规律那样万无一失地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他为邪恶的环境或境遇所包围，他的思想和行为也一定非常低劣；当他一生所处的环境只是优良的环境时，他的思想和行为就一定是健全的。因此，人类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坏的环境，什么是好的环境？怎样才能在有利于全体人类和得到普遍赞同的情况下和平地以善代恶？”当社会所应依据的首要原则为人们所理解，并始终如一地应用于实践时，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也便于实行了。
信奉宗教并注意它那些被严格遵守的礼节和仪式，是苏格兰人的性格和社会据以形成的基础。在苏格兰各地，无论过去或现在，信奉宗教对于促使任何人能够成为现今称作高尚正派的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种信奉宗教和注意其仪式的行动被许多人一致认为是必要的。克己自制和正确的行为却远远没有那么受到尊敬。
然而，由于世界全体居民的性格以其各种形式植基于迷信并植基于各人自己形成其品质及其感觉、思想、意向与行动的能力这一谬误观念，那种性格是以假乱真的，是虚妄的；其结果，全世界从东到西、从北到南所能看到的，仅是一种表面的、虚假的和荒谬的性格。谁来克服这种普遍的错误和重大的弊病呢？
在新拉纳克的这项试验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的第一步，以便改变在此以前社会从一开头就以此为依据的基本原理；其他任何试验都不能比较顺利地证明下述原理所包含的真理：个人的性格是由外力为他形成的而不是由他自己形成的；社会现在拥有最充裕的手段和力量来很好地形成每个人的性格，其办法是根据社会的真正原理来改造社会，使它在其各部分和各部门始终与那基本原理相一致。如果全世界的当局一旦能够相信，由于把社会置于其真正的原理之上，会使所有的人永远享受不可估量的利益，那就会很容易给所有的人塑造一种可贵的优良性格，并纯粹用良好的环境来建设社会。
然而，在我必须开始我的试验的过程中，我不仅要反对人们怀疑我那即将着手进行的事项所依据的基本原理的精确性，而且为了维护原理所包含的真理，要反对我打算加以驳斥和克服的那些最顽固的偏见。我必须对之作坚决斗争的恶劣环境是广大职工的无知、迷信以及由此产生的不道德行为和坏习惯，是他们非忍受不可的自早至暮的艰苦劳动，是他们为了自己的消费而必须购买的各种物品的劣质和高价，是他们家庭中从儿童出生经历幼年和童年对其养育和训练所作的低劣安排，是他们对一个英格兰厂商所抱有的成见，因为他们看到我将要采取他们称之为新花样的措施，会认为我也是个冷酷无情的、苛刻的老板。
除了工人们周围的这些恶劣的环境而外，我觉得作为未来一切胜利成果的基础，有必要使企业不仅能够靠本身的力量维持下去，而且能够产生充足的盈利，让我得以实现我所设想的改善环境的变革。我的合伙人都是商界人士，除将本求息外还希望获取利润。因此我必须调整全部的业务安排，大力改变房屋建筑的布局，逐步更换工厂的全部机器。
工人们有组织地反对我所提出的每一种变革，不遗余力地阻挠我那目标的实现。由于他们自然不喜欢新的措施和所有改变他们习惯的企图，我为此预先作了准备，并适当地估计到这些障碍。我打算争取他们的信任，而根据苏格兰工人阶级把英格兰当作外国并把我看作从外国来的生人这种成见来看，要得到他们的信任是极端困难的。我的语言自然不同于他们讲的低地苏格兰语和高地的凯尔特语，因为他们中间混杂着许多苏格兰高地人。所以，我从中挑选一些凭其天生的能力或地位而颇有影响的人，煞费苦心地向他们解释我希望实现的改革用意何在。我耐心说明，他们将为他们自己和儿女获得持久的较大利益，要求他们帮助我开导其余的职工，使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便于接受我企图作出的新的安排。
用这些办法，我开始慢慢对其中一些成见最少、十分通情达理的人产生了影响；但他们大多数人存有疑虑，认为我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不过是想从他们身上尽量榨取利润罢了。这种猜疑长期没有消除。在教导他们养成清洁的习愉，要求他们一举一动都要遵守秩序和制度方面，我也遇到很大的困难。然而每年大体上都能看到明显的改进。
家家出售烈性酒类的零售商店是叫人很伤脑筋的。所有卖出的商品均按高价赊欠，以弥补所承担的巨大风险。商品的质量极次，但它们按过高的价格零售给工人。我安排开设高质量的店铺，供应食品、衣服等等他们所需要的各种货物。我在主要的市场上用现金购货，并大规模地订购燃料、牛奶等等，而把这些质量最好的商品按成本价格出售。这种改革的结果是整整节省了他们百分之二十五的开支，更不必说供应他们的是优质商品，而不是他们以前仅能买到的质量极次的商品了。
在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提高他们的衣着水平和家庭的一般舒适方面，效果不久就变得相当明显。
这一措施也有助于减轻他们对我的成见。但是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广大的职工才能相信我是认真地采用种种办法来改进他们持久的生活条件的。最后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克服了他们的成见，并使我能够获得他们的充分信任。那时是1806年，我们正在从美国采购大量的棉花，由于他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政府之间存在着外交分歧，美国对它自己的港口实行禁运，不准棉花出口，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这种禁运可能会持续多久，或者它最后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各类棉花的价格立即猛涨，棉纺业厂商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大棉纺厂主必须作出决定，究竟是停止机器运转和解雇工人（他们多数是这样做的），还是以高价买进的原料继续进行加工，冒那种在一旦禁运撤销时原料和成品价格突然猛跌的风险。有些厂主采取这一种方针，有些厂主采取另一种方针。
我们是大规模从事棉纺业的厂主，继续进行我们的业务是带有很大的冒险性的。至于说解雇工人，在我看来将是一种残酷的、不正当的行为，因为那时超过半数的工人已经按照我的意愿受过训练，而且他们如果遭到解雇，就会在生活上备尝严重的痛苦。因此，我决定停开全部机器，保留工人，继续付给他们全部工资，让他们只是擦拭机器，使它保持随时可以开工的完好状态。在禁运没有撤销以前，我是一直这样做的。美国政府结束禁运，是在四个月之后，那个时期新拉纳克的职工虽然没有正式工作，却领取了七千多镑，任何职工的工资并未扣掉一个便士。
这种做法赢得了全体职工的信任和爱戴，从此以后他们不再阻挠我进行改革，而我则在自己认为那些合伙股东可以允许的范围内从各方面继续把改革进行下去，直到他们错误的想法阻拦我更进一步的时候为止。
在我离开曼彻斯特并在新拉纳克站稳脚跟成为唯一的主持业务的股东之后不久，有人提出建议，想要向我们的曼彻斯特商号即乔尔顿纺纱公司购买我们的乔尔顿工厂，谈判的结果是把工厂卖给了布莱克本的以前顾客伯利先生和霍恩比先生，他们大加扩充以后，现在还保有这些工厂。这样，在五十多年以前，我在曼彻斯特的经商股权结束了；从那个时期到目前，该市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在商界或同行业的头面人物，即使现今还有人活着，也是寥若晨星，对我毫无所知的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