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业体系的影响

论工业体系的影响[1]

（附关于改良其中最有害于健康和道德的部分的建议）

三四十年以前，我国从事工商业与各行业的人，无论在帝国的知识、财富、影响方面或帝国的人口方面，所占的比重都是微不足道的。

在那个时期以前，不列颠基本上是个农业国。但从那个时期起到现在，国内外贸易惊人地飞速发展，使得商业的重要性在像我国这样一个具有政治势力和政治影响的国家中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

（1811年根据人口法所作的统计说明，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共有895，998户主要从事农业，1，129，049户主要从事工商业，640，500人服役于陆军和海军，以及其他519，168户。可以看出，从事工商业的人比从事农业的几乎多了一半。农业人口和总人口的比例大约是1∶3。）

这一改变主要是由于发明了一批使我国建立了棉纺织业的机器[2]，同时又由于美洲建立了植棉业。棉纺织业为了推动它日益扩大的活动，需要各种物资，这种需要几乎对以往建立的一切工业都提出了特大的要求，对于劳动力当然也是这样。各种各样花式新奇的和实用的棉织物很快就成了欧美人士喜爱的物品：这就造成不列颠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使得国内外最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为之瞠目结舌。

工业上这种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列颠帝国的财富、工业、人口和政治影响都急剧增长。得到这方面的助力以后，帝国才能跟多半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无视道德和穷兵黩武的国家[3]争雄达二十五年之久。

这些重要的后果虽然的确是巨大的，但也随着带来了许多恶果，其规模之大，使人对前者是否超过后者产生了怀疑。

以往，立法者似乎只是从一种观点来看工业，也就是把它当成国家财富的一种来源。

工业扩大后，任其自然发展时所产生的其他巨大后果，一直还没有引起任何立法当局的注意。但我们所谈到的政治和道德的后果，却很值得最伟大和最贤明的政治家竭尽心力地加以处理。

工业分布在全国各地，使居民产生了一种新的性格。作为这种性格的基础的原理十分不利于个人或一般的幸福，所以除非通过立法加以干涉和指导来遏止它的发展趋势，这种性格就将产生最可悲和最顽固的恶果。

工业体系对不列颠帝国的影响已经广泛到使人民群众的一般性格发生根本变化的程度。这种变化目前还在迅速发展中。不久以后，农民那种比较可喜的纯朴性格就将从我们当中完全消失。甚至现在就已经是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混入各行业和工商业所产生的习惯。

财富的获得以及由此而自然产生的继续增加财富的欲望，使许许多多的人对于本质上有害的、他们以往根本没有想到的奢侈品发生了爱好；同时也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癖性，迫使他们热衷于财富的积累，牺牲人性中最优良的感情。财富目前是从低级阶层的劳动中取得的。为了在积累财富的事业中取得成功，竭力排挤资格较老的对手的那些新竞争者，使低级阶层的辛勤劳动达到了真正受压迫的地步，使低级阶层在竞争风气日益加盛、发财致富日益困难，因而情况不断变化的时期处境十分悲惨，绝非在这些变化逐渐产生时期没有留心观察变化的人所能想像。所以低级阶层目前的处境比起工厂没有建立的时候，是悲惨和恶化得不能以道里计了，而现在他们的赤贫的生活却要指靠这些工厂繁荣昌盛才能维持。

为了供养由于这种劳动需求的增长而增加的人口，我国对外贸易就必须维持现有的规模，否则，在我国人民目前的情况下，这一部分增加的人口就会成为骇人的严重祸害。

可是我国的出口业非常可能已经到了饱和点，如果遇到其他具有和我们同等或更多的地区便利条件的国家出来竞争，它就会逐渐萎缩。

最近通过的谷物法[4]直接产生的效果将加速这种衰退，并会过早地摧毁这种贸易。这样看来，那个法案竟被通过而成为法律，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我相信努力促使议会通过谷物法的人不久就会认为绝对有必要把它废除，以便防止因为实行谷物法而必然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苦难。

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由国内现存的主要客观条件熏陶和培养起来的。不列颠低级阶层的人的性格现在主要是由各行业与工商业所造成的环境熏陶形成的，而各行业与工商业的指导原则则是直接的金钱利益，其他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都向这一原则让步。现在所有的人都孜孜不倦地学会了贱买贵卖。要在这种生意经中取得成功，交易双方必须学会十分厉害的骗人本领。因此每一行业中都养成了一种精神，破坏了坦率、诚恳的本质，而没有这种本质，人们便无法使他人幸福，并且连自己也无法享受幸福。

不过严格地说，这种性格上的缺点不能归咎于具有这种性格的人，而应该归咎于他们受熏陶的那个体系所产生的无法抗拒的影响。

但是这种无限制地追求利润的原则，对于劳动阶级——被雇来在工业操作部门工作的人——的影响是更加可悲的，因为这些部门大部分对于成年人的健康和道德或多或少是不利的。然而做父母的人却毫不犹疑地牺牲自己孩子的福利，把他们送去就业。这些职业使他们的身心状况远远不如在一个有普通远见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系下可能和应当具有的状况。

距今不到三十年前，最贫穷的父母们认为他们的孩子十四岁开始正规劳动就够早的了。他们的看法很对，因为儿童在一生的那个时期由于在空旷地方游戏和运动已经给强壮的体质打下了基础。他们虽然没有个个都启蒙读书，却也学到了远为有用的有关家庭生活的知识。到十四岁时，这些知识当然都熟悉了，并且当他们长大成人、身为一家之主的时候，这些知识由于使他们知道怎样节省使用自己的收入，其价值超过他们在现存条件下获得的一半工资。

我们还应当记得，那时人们认为包括正常的休息和进餐的时间在内，每天十二小时工作就足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最强壮的成年人的全部工作能力。应当指出，那时候各地方的假日比现在王国大多数地方都多。

在那个时期，他们一般还受到某些地主的榜样的熏陶，而且所养成的习惯也互相有利；这样一来，连最下层的农民一般也被认为是体面人家出来的，而且可以算得是体面人家的一员。在这种环境下，低级阶层的人不但享受到相当程度的安乐，并且也常常有机会参加健康而合理的运动和娱乐。因此，他们对自己所依靠的人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的工作是自愿完成的。双方由于互助而出自天性地、最亲密地结合在一起，认为对方是境遇稍有不同的朋友。仆人所享有的实际享受和安适，的确常常比主人还大。

我们不妨拿那时的情形同现在低级阶层的情况比一比，同目前在新工业体系下培养出来的人性比一比。

在工业区中，父母们通常不分冬夏，在清早六点就把自己七岁或八岁的子女送进工厂，那时当然往往是摸黑，有的时候还得冒着霜雪。工厂里温度很高，空气对人的身体远不是最有利的。所有的雇工往往在这种厂房里一直工作到中午十二点，这时有一小时的吃饭时间，接着又回去待在厂房里，大多数人一直要待到晚上八点。

现在儿童们发现自己必须不停地劳动才能挣得最起码的生活。他们没法经常享受天真、健康和合理的娱乐。如果说他们以往一贯享受这些娱乐，现在就没有时间了。除非自己停止劳动，他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叫做休息了。周围的人也处在同样的环境下；这样，他们就从童年到青年逐渐地加入小酒铺搞的那种诱人入邪的买醉寻乐的事。这方面男青年特别多，但女青年往往也去。他们成天进行劳累的工作，缺乏良好的习惯，加上头脑又十分空虚，这一切都使他们走上这条路。

这种培养方式所造就出来的人，只能是身心俱弱的人。他们的习惯普遍说来对自己的安乐和旁人的幸福都是有害的，并且极容易窒息一切群体感情。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下，只见到周围的人像邮车一样急急忙忙地往前赶，追求个人财富；除了使人堕落的教区救济以外，谁也不管他，谁也不关心他的安乐、他的需要以至他的痛苦，而教区救济只能使人用冷酷心肠对待别人，或者使一方面成为暴君，另一方面成为奴隶。今天他为某个主人工作，明天又为另一个主人工作，接着又为第三个和第四个主人工作，直到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弄得支离破碎、只考虑个人眼前直接能从对方取得哪些利益为止。

雇主把雇工只看成获利的工具，而雇工的性格则变得非常凶暴。如果没有贤明的立法措施防止这种性格发展，并改善这一阶级的状况，这个国家迟早会陷入一种可怕的，甚至是不可挽救的危险境地。

本文的直接目的是实行改良，避免危机。达成这些目的的唯一办法就是制定一项议会法令，作出以下规定：

第一，机器厂房的正规劳动时间每天限于十二小时，其中包括一小时半的进餐时间。

第二，十岁以下的儿童不得受雇在机器厂房内工作，或者十岁至十二岁的儿童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https://www.daowen.com)

第三，男女儿童在阅读和写作能力还不能实际应用、算术四则还不能理解、女孩还不能缝制自己日用衣服以前，不得受雇在任何工厂工作（这一条在规定的时间以后实行）。

这些措施如果不受党派感情或狭隘而错误的个人目前利益观点的影响，而只从国家的观点出发，就将证明对儿童、父母、雇主和国家都是有利的。但由于目前我们所受的教育，许多人都不能把遍及全体的问题和一党一派的事分开，而另一些人则只能从目前金钱利益的观点来看问题。因此我们就可以作出结论：将来会有各种各样的人部分地或全部地反对这些措施。因此，我就极力使自己走在他们的反对意见的前面，预先作出答复。

儿童对于上面所提的计划是不会提出任何异议的，因为我们很容易教他们认识到这些措施对他们无论在童年、青年、成年还是老年时代都是非常有利的，经验也将证明这一点。

在无知和恶习中长大，因而陷于贫困的父母会说：“不送孩子去做工挣钱，一直养到十二岁，我们养不起。所以不准我们把孩子在这个年龄以前送进工厂的那一部分计划我们表示反对。”

如果以往最穷最苦的人都是把孩子一直养到十四岁不送去正式工作，那么现在这些人为什么不能把孩子养到十二岁呢？推卸这种责任的父母如果不是愚昧无知，不是养成了使自己的智力降到比许多动物的本能还低的恶习，他们就会理解：强迫孩子过早地到那种环境中去劳动，就等于把他们的子女送到一种准会妨碍发育、准会使身体特别容易生病、使脑筋特别容易受伤的环境中，同时也会使他们无法获得本来应有的强壮体格；没有这种体格他们就享受不了多少幸福，反而必然会成为自己、朋友和国家的负担。父母这种做法还使孩子没有机会养成操持家务的习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高额的名义工资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享乐，而且在劳动阶级中没有这种知识也不能享受多少家庭幸福。

儿童如果这样过早地受雇，就不能得到任何普通的初步书本知识。同时他们由于不断地与教育同样不良而愚昧程度也不相上下的伙伴交往，非但得不到这种有用和有价值的知识，反而会养成极有害的习惯。因此，我们的确可以说，父母从子女过早的劳动中取得的每一个便士，不但会牺牲未来的许多英镑，而且也会牺牲孩子们未来的健康、安乐和善良品行。这种有害的制度如果不用一种较好的制度来代替，流毒就会蔓延，并且会一代一代地愈来愈严重。

我料想雇主们对于以上所提的儿童进厂年龄以及让儿童事先养成良好习惯并取得初步普通知识这两方面不会有任何反对的意见。因为，根据可以充分确定这一事实的经验，我毫无例外地发现，儿童到十岁时再让他每天经常工作，要比在任何更小的年龄工作有利。同时，不论儿童或成年人，教育受得最好的，工作也做得最好，并且要指导他们去做每一件正当的应做的事也远比旁人容易。投资大的工厂的厂主，也许会反对减少现在通常规定的每天的工作时间。他们的理由充其量不过是这样：建厂资本的租金[5]或利息，应当从产品数量中收回。如果不允许厂主从厂内工人身上取得人性能够支持得住的全部时间的劳动（比方说每天工作十四至十五小时），而限制他们每天从工人身上取得十二小时的劳动，那他们的产品的主要成本就会因为产量减少、所负担的租金或利息的比例增大而增加。但是，这条法律如果像上面所提的那样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普遍实行，那么这些工厂的产品的主要成本最后不论产生多大的差额，都将由消费者负担，而不会由厂主负担。如果从国家的观点来看，每天十二小时的劳动比更长时间的劳动在经济上将取得更多的东西。

但是，我相信任何工厂要是作好安排让雇工每天劳动十二小时，就都能够替厂主生产出同每天让雇工工作延长到十四至十五小时的工厂所生产的完全一样便宜或差不多一样便宜的纺织品。

即使情形达不到上述的程度，但由于人民的习惯和生活方式有所改变，就必然会使他们增进健康，享受安乐，获得有用的知识并使济贫税减少，这就足以抵偿国家在任何商品的主要成本上的微小增加。

我们能不能想像，不列颠政府会拿少数人的微不足道的金钱利益同千百万人的实际福利相对抗呢？

雇主要是不得不为了国家利益照他应当做的那样对待雇工，这对他是不会有什么损害的。自从普遍设置昂贵的机器设备以来，人性所受的强制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一般所能忍受的限度。结果就给个人和公众都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从国家的观点来看，这一措施几乎比以往许多世纪的其他一切措施都更可悲。它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家庭生活习惯遭到了破坏。它剥夺了他们受教育和享受合理娱乐的时间，它剥夺了他们的实际利益，并且由于使他们养成了上小酒铺买醉寻乐的习惯而毒化了他们社会生活中的全部享乐。

对于偷了几个先令、伤了一下猫狗，甚至伤了一根嫩树枝的人倒定出严刑峻法来把他们监禁、充军或处以死刑；然而对于没有法律禁止就会贪得无厌的人却又不制定法律加以约束，使他们不能为追求利润而剥夺千百万同胞的健康，剥夺这些人获得知识和将来进修的时间，剥夺他们社会生活中的享乐和每一种合理的享受。我们难道能够这样做吗？这种做法是不可能长期继续下去的。它将用自身所产生的实际罪恶来医治自己。如果政府不加以适当的指导，这种治疗就将以对公众福利极为有害的方式进行。

一般人对计划中建议国家出资兴办并指导低级阶层的教育事业的部分也许最感兴趣。我们非常希望这一措施能带来的巨大实际利益将得到更广泛的考虑和了解，以便彻底清除反对最激烈的人们目前对这一问题所抱的错误观念。

一个人如果从小没有受到许多错误的教导，那么他只要对于世界以往的事情稍微有些普通知识，并且对于周围小党派和教派中的人所表现的人性有一些亲身体会，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儿童经过教育可以养成任何习惯和情感。这些习惯和情感同每个人身心两方面的天生倾向和能力，以及他所处的一般环境结合起来就形成一个人的全部性格。

因此，问题很清楚，只要引导人们注意采取理应能使年青一代养成最好的习惯和最公正、最有用的情感的立法措施，并格外注意那些处境不良、没有这种措施旁人就容易教他们养成最坏的习惯和最无用、最有害的情感的人——只要这样做，人性就可以改善，并且可以形成全人类的利益和幸福所要求的性格。

请问那些根据政治家唯一应当遵从的开明原理研究政治学的人：如果有一种人养成了一种习惯，使他们身体健康、节制有度、勤劳奋发，并能掌握判断事物的正确原理，得到预见的能力，养成一般的良好品行；而另一种人所受的培育则使之愚昧、懒惰、放荡，判断力有毛病，并养成了一般的坏习惯；从国家的观点来看，这两种人的区别究竟何在呢？根据他们为国家所能产生的真正价值和政治力量来说，前一种人的一个是不是比后一种的好几个都强呢？

在不列颠帝国境内难道没有千百万人可以分成这两种人吗？如果能有一种变革对这些人的福利发生这种根本性的影响，并通过他们对整个帝国每一个成员的福利都发生这种根本性的影响，那么国家和政府的首要任务难道不是应该立即采用能够实现这一变革的措施吗？

由于某一政党想把自己那套原则强制灌输给青年人，或者由于另一政党害怕这种改良的立法制度好处太大，将使提出提案的大臣获得太大的名声和势力，我们便不坚持要采用这样的重要措施，从而使国家的最高利益受到损失，我们难道能够这样做吗？

我相信，这些错误实际上不久就会消灭。那时政府将不再被迫牺牲广大人民群众和帝国的福利与美德来满足那些培育不良、连自己的安全和利益都认识得不对头的少数人的偏见。

比以往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好的、极其明显地能为千百万同胞谋更大福利的措施，绝不能因为国内某党某派错误地以为这个计划必须由他们一手指导，否则将削弱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响而长久地拖延下去。毋庸置疑，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凭自己的智慧绝不会把这种指导权完全交给任何一个政党。另外有一些人所受教育的原理同这种措施的原理完全相反，因而可能认为对全国贫民与低级阶层实施的教育制度如果由政府批准，并由国家指导和监督其施行细则，就会使大臣弄权、为害不浅，我们也绝不能因为这些人的缘故而拖延不予实行。

人们如果排除了党派考虑，诚心诚意地希望为同胞造福，没有个人打算，并希望支持和加强政府，使政府能更好地采取有效和决定性的措施来普遍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么上面所说的那些看法就不可能在他们心中存在。

千百万被忽视的贫苦无知的人民以往所形成的习惯和情感，一直使他们变得卑贱不堪。我现在以他们的名义吁请不列颠政府和不列颠人民齐心协力建立一种制度，使目前没有受到任何良好和有用的教育的人受到教育；此外还要用一种明白、易行和实际的预防制度来遏制愚昧，以及由于愚昧而产生的，并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迅速加剧的贫困、邪恶和痛苦，因为常言道：“从小训练，到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