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观问答

新社会观问答[1]

(1817年7月30日载于伦敦各报纸)

致编者函

编辑先生:

鉴于最近要召开一次会议[2],讨论我所提出的关于救济贫民和失业劳动阶级并革新其精神面貌的计划,我认为必须使大家预先进一步了解这个计划所根据的原理,以便往后能更全面地理解计划的细节。因此,早日发表下列文章,就将有助于实现我这一目的。

你的心怀感激的,

罗伯特·欧文

1817年7月25日于波特

兰广场,夏洛特街49号

致工业和劳动贫民救济协会委员会报告书中所提计划的补充说明兼答质难;关于弗赖伊夫人和其他教友会慈善家在纽盖特女监实行本原理后所得效果的叙述;个人经历概述

一般人都知道并且也承认,贫民和劳动阶级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正遭受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深重的苦难。但是国家具有极充分的条件可以解除他们的痛苦。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计划,使政府、教区或个人可以实现这些条件。这个计划已经广泛流传,并且如所预料,纯理论家或完全不了解实际情况,因而对这一问题无法具有实用知识的人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此外,关于细节方面也发生了许多误解,某些乐观和悲观的人都认为这是我这个计划必然会遇到的情形。为了用最直接的方式回答前一种人的反对意见,并消除后一种人的误解,我便以问答的方式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我的原理和计划现在已经更全面地摆在公众面前了,如果其中含有错误,或者计划不能实行,那么许多人就有责任加以揭露。但这计划经过考察后,如果证明原理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容易实行的,同时它又能使贫民和失业劳动阶级摆脱使他们受害匪浅的悲惨苦难和堕落状况,那么所有宣称希望改善低级阶层生活状况的人就同样有责任立即行动起来,使这一计划付诸实现;以便使得那些由于缺乏充分的卫生食品和适当的教育而普遍产生的不应有的苦难和堕落,不致在明年无益地继续下去。

问:你是新拉纳克工厂和新村的主要所有主吗?那里的事情由你一个人负责指导和管理吗?

答:是的。

问:你经营这个生产组织有多长时间了?

答:到八月间就十八周年了。

问:新拉纳克的居民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答:主要是纺纱工人,但也有铸铁匠、铸铜匠、铁匠、锡匠、磨坊修建工、木材旋工、金属旋工、锯木工匠、木匠、泥水匠、瓦工、油漆匠、陶瓷匠、裁缝、鞋匠、屠夫、面包工人、店员、农民、劳工、医生、牧师、青年人的导师、各部门的男女管理员、办事员和警察等,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各行业与工人的混合社会。

问:你在经营新拉纳克的工厂以前,是否具有在劳动阶级中工作的经验呢?

答:有的。去新拉纳克以前,我曾在曼彻斯特及其附近经营大型工厂有八年左右,工厂雇用了很多男工、女工和童工。

问:你这些年来在管理和照料这么多人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答:寻求改善贫民和劳动阶级的生活并使雇主获得利益的方法。

问:关于这一问题你现在得到了一些什么结论呢?

答: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很容易得到重大改善,他们的天赋能力对于他们自己和整个社会都可以作更有利的运用,而不致对任何阶级或任何个人造成任何损害。

问:在改善你所管辖的人的生活状况和道德习惯方面,你是不是获得了全面的成功呢?

答:获得了。就我所必须应付的障碍和我克服障碍的感化力的性质来说,不成功的例外比我所预计的还要少一些。

问:这些障碍是什么呢?

答:他们愚昧无知、教育不良,因而养成了酗酒、偷盗、欺骗和不爱清洁的习惯;他们的利益互相对立;他们具有教派感情;他们在政治和宗教方面都有强烈的民族偏见,反对外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的一切企图;此外,他们的工作的性质也是有害健康的。

问:你在克服这些障碍时所遵照的是哪些指导原理呢?

答:我所遵照的只是预防原理。我没有把时间和才能浪费在考虑千差万别的个人效果上,而是耐心地研究产生这些效果的原因,并努力加以消除。这样我就看出,同样的时间和才能用在预防的办法上比用在强迫和惩罚的办法上所得到的效果要大得多。比方说,在酗酒习惯方面,我发现受到熏染而养成酗酒习惯的人如果留在不断引诱他们保持这种习惯的环境里,那么从个人方面去下工夫完全没有用处。对这种问题我当时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在酗酒者清醒时使他们认识到消除这种诱惑的好处。这一点如果用适当和温和的方式进行,是不难做到的。第二步是消除这种诱惑。接着,恶习本身以及它所引起的一切无穷的有害后果可以全部消除了。整个过程完全理解了以后,事情便非常简单,而且具有普通才能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完全做到;社会也可以毫不走弯路地迅速得到改进。如果以往一直影响着人类行为的观念依然占优势,并且成为行为的准则,那么社会就不可能获得重大和巩固的改进。这些观念使人们只注意效果,同时由于缺乏有成效的探讨,于是人们便得出结论说:不论产生这些恶习的真正原因多么有害,人类都无法加以改变或控制。现在支配着全世界的正是这些观念。但事实证明,真理同这些观念完全相反。因此人们应当注意事实,而且只注意事实;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清楚地看出自己可以很容易地消除产生恶习、错误和犯罪的真正原因;而且不难以其他因素代替,其必然产生的效果是:整个社会普遍养成良好的习惯、正当的情感,以及仁爱、宽宏和高尚的行为;这种行为并不带有使人们冷酷无情,从而使他们对于因教育关系而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人采取不公正态度的那些偏见。根据这一点,我们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要改善人类生活状况而又不根据密切、正确而坚持不懈地注意事实的原则,那就是十分荒谬和无济于事的,正如同希望不毛之地和恶劣气候自动丰产、希望最黑暗的深渊不断大放光明一样;也正如同希望一个人在陷于愚昧之中、身受许多有害诱惑包围的时候比起他在个人利益、个人义务和个人感情都永远统一的环境下被教育得既聪明又积极的时候更善良、更聪明和更幸福一样。我们一方面让那些必然使人类陷于愚昧、放纵、懒惰、偏激、邪恶、犯罪和一切有害情欲的原因继续存在,同时又希望或期待人类的情形与此相反——这正像是违背全世界的一切经验而竟然幻想原因可以不再产生其自然结果那样地愚蠢。因此,对于那些受现有环境的影响而养成恶劣的品质(对他们自己比对旁人更加不幸)的人施加惩罚,是毫无正确的判断和毫无理性的行动。

问:你的一切实践都是根据这些原理吗?

答:是的,我所得的结果没有一次使我失望;相反,每一次都超出我最乐观的希望。我认为,这些成功并不是由于我有超人的天赋或者早年得到任何有利条件,因为我根本没有这些;这完全是由以下两种偶然条件而来的:(1)早年就被赋予一种能力,部分地看到了社会采取预防制度后将获得重大利益;(2)一贯地根据下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行事,即“人的性格永远是由外力为他形成的,而不是由他自己形成的”。

问:在你担任新拉纳克的地方长官时,当地居民向你提出过多少诉讼案件呢?

答:在过去许多年当中一件也没有。

问:当你注意到这个问题以后,你认为现在贫民和劳动阶级所遭受的苦难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答:这是因为我国现有的自然生产力和人为生产力的利用,对产品的需求来说是不得当的。目前有大量人类的体力和脑力所构成的自然力非但完全没有用于生产,而且对于国家形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方面的制度还使道德迅速败坏;而我们一大部分人为的或机械的生产力却用来生产对于社会没有什么真实价值的东西,而且生产时目前又给生产者和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带来了无数极为有害的祸害。这些祸害通过这些人传播到了全体人民身上。

问:你根据自己的经验,是否能提出一个方法,使这些生产力得到更有利的运用呢?

答:经验使我们认为这些生产力对于社会和个人都可以作更有利的运用,并且可以很容易地被用来迅速消除劳动贫民目前的苦难,使国家逐步达到空前未有的繁荣。

问:这一点要怎样才能做到呢?

答:要作好妥善的安排,雇用有工作能力的表面过剩的劳动贫民从事生产性的工作,以便使他们首先维持自己的生活,然后再为国家负担起自己应负的那一份开支。

问:有没有方法使劳动阶级中失业的人获得工作呢?

答:在我看来,国家具有充分条件,只要加以应用就可以办到这一点。这些条件包括:闲置未用和耕种不良的土地、经营无利的金钱、闲散的劳动力(他们败坏道德因而给社会带来各种罪恶),以及几乎无限的人为生产力或机械生产力(可以用来达到最重大的目的),等等。这些条件只要加以适当的组合和运用,就可以很快地解除国家的贫困以及随之而来的祸害。

问:怎样才能运用这些条件呢?

答:把这一切条件实用而有利地组合起来,以便建立有一定限度的公社,这种公社以联合劳动和联合消费为原则,以农业为基础;在公社中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和共同的。

问:你提倡这种组合人力的办法有何根据呢?

答: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人通过这种方式所得到的好处比他们完全为了个人而做任何工作时都优越。

问:这些优越的好处是什么呢?

答:根据联合劳动和联合消费的原则,以农业为基础组成的五百至一千五百人的公社,可以给劳动贫民带来下列各种好处,并且可以通过劳动贫民把这些好处推广到其他各个阶级,因为社会各阶级的各种真正利益都必然来自劳动贫民。在这个制度下一切个人的劳动都将在自然的和有利的方式下加以支配:首先是为他们自己的舒适生活丰富地取得一切必需品;其次他们就将获得条件,使自己改正目前不健全的社会制度强使他们养成的许多恶习(实际上几乎是全部恶习);接着就可以使年青的一代只获得最好的习惯和性情,这样就可以消除社会上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的条件,并代之以另外一种条件,其整个趋势将使人们团结在大家都能清楚地理解的总利益之下。往后他们就可以培育自己本质中远为可贵的部分——智慧的部分。这一部分本质加以适当的指导时就能发现还有多少东西可以实际用来促进人类的幸福。

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而生产必要的剩余物资来偿付购置整个生产组织(包括一切附属部分)的资金的利息,也就是说偿付资本的租金。最后,他们还可以根据自己财产价值的大小,为国家的紧急事件充分贡献应有的一份力量。在这种安排下,他们就可以给国家的政治势力增加一份现在很少有人能估价到的新生力量。

问:你所说的办法如果是切实可行的话,人们为什么又对这个计划提出许多反对意见呢?

答:现在世界上的人对于以上所提出的组合办法还没有经验。我很清楚:大部分人将产生许多疑难和疑虑。但如果分别加以解释,这些反对意见就可以消除。我有近三十年的经验,加上我一直不间断地、诚恳地和不带偏见(我希望如此)地注意这个问题,因此我事先已经有了信心,认为这些反对意见是可以消除的。(https://www.daowen.com)

问:比方说,从济贫院和贫民习艺所[3]的普遍情形来看,能不能用一般的办法使贫民和劳动阶级联合在一起热情地工作呢?

答:按照贫民过去所受的培育以及即使是最好的济贫院和贫民习艺所的目前情况来看,这些救济机构产生了不利的后果是必然的事。贫民原先都普遍地生活在极端愚昧的状况中。他们被送到同一个地方以后,彼此便经常接触,但又没有任何一种大家都能理解的互相团结的原则。由于他们养成了恶习,同时又缺乏正当的培育,所以就不能从彼此的幸福中发现共同的利益。根据这些济贫院的现有组织来看,院方不可能采取有效措施来克服恶习或进行正当的培育。济贫院和贫民习艺所的创办人对于人性的知识只是一知半解,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正确原理更是一窍不通。但是建立起这种工农新村以后,就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像这样组合在一起的个人之间彼此对立的大部分因素就可以消除,并代之以能使他们互相帮助、利益一致的其他因素。

问:人们如果处在有着共同而互相结合的利益的公社中,还会像为个人利益那样勤勉工作吗?

答:据我看,他们不会那样勤勉工作的看法是一种流行的偏见,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在进行这种实验的地方,每个人都是心情愉快地劳动着。我们发现,人们为了共同利益在一起工作,比被雇去按天或按件挣工资而工作对自己和社会都更有利。当他按天受雇时,对工作不感兴趣,只是图挣工资而已;而按件工作时则劲头过大,往往工作过度,以致引起疾病、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如果他们和其他人在一个利益一致的公社里工作,那么这两种极端就可以避免了;劳动将变得既有节制又有效率,并且很容易管理和调整。此外,现在原理和实际办法都很明确,我们可以据此使年青一代获得从最懒惰的到最勤勉的任何习性。

问:但是这些人不会为了财产的分配和占有而争吵不休吗?

答:当然不会。目前个人的劳动和开销都支配得非常愚蠢、浪费而又要吃很多亏,以致人民大众不十分操劳和操心就无法获得充分的东西来维持一种一般过得去的生活。因此,他们便不得已而把自己费很大力气得来的财产捧在心上,守得极牢。于是在一个肤浅的观察家看来,这种感情便似乎是生来就深植在人类本性中的一样。但是任何结论都不可能比这更加荒谬。如果人们处在一个无须焦虑不安、只需有节制地工作就能得到丰富的生活必需品和享用品的环境中,他们就会受到熏陶,对于财产的分配不再发生争吵,正像对待现在大家都可取用的流水这类自然产物一样。他们也不会希望积累过量的财产,正如同他们现在不希求有过多的自然产物一样。我还要补充一句,在这计划下,每个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完全不必操心就可以获得自己享用的东西,其数量比他在现行贫民管理制度下费尽心血、备尝艰苦所得到的还要多。

问:才能高而又心地淳厚的人是不可多得的,这种生产组织是不是没有这种人就办不好呢?

答:关于这一点,我也是认为由于人们还没有充分了解这个计划所根据的和进行时所应当遵循的原理,所以便产生了一种误解。在济贫院等机构的管理制度下,行动不是协调一致的;每个人都感到本身的利益和旁人的利益相冲突。实际上这些机构是一般社会所流行的同类错误的结合体。在一般社会里,大家所处的环境使人人的意愿都互相冲突,以致具有非凡精力和杰出才能的人都无法施展其才能。但在另一种组合方式下,具有这种精力和才能的人就可以产生广泛和最有益的效果。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我可以断言,在这种新村的管理工作中可以采取一种方法和规章,使每个略具才能的人都能把这些新村管理得使他们所指导和照料的人个个感到满意,自己也会感到无上快慰,而且对于国家也有难以言喻的好处。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人在短期内就能担任这种管理工作,并且满足于这种新村所能提供的生活和享受而不要求任何报酬,这种生活费用每年还不到二十镑。

问:你所提出的这种办法会不会使人养成刻板式的呆滞个性,会不会抑制天才,从而使世界在将来失去进步的希望呢?

答:在我看来,情形恰恰与此相反。新村所提供的条件将从一切方面鼓励大家,使他们只培育和发扬个性中最优良的一面,办法是:使居民受到用其他方式无法获得的有价值的教育,同时还给予他们以充分闲暇,无忧无虑地根据天性之所近,发展他们的能力。当他们这样在早年养成节制的习惯,并对事务具有正确认识,同时又充分相信自己的努力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的时候,用我们现在的概念就很难想像受那种培育和处在那种环境下的人能做出些什么来。至于可能产生刻板式的呆滞个性的问题,我们不妨稍微想想人们成为新村居民后的情形,考虑一下他们在将要遇到的环境下所形成的性格必然是哪种性格。他们从出生起就将始终受到仁慈的待遇,并将受到理性的指导,而不会受到纯粹的贪欲、懦弱和愚昧的指导;他们所养成的习惯没有一种会再需要去掉;他们的体力也将受到锻炼而得到应有的精力和健康;他们的智能将从世人以其经验和创造才能获得并加以证实的一切有益事物中取得正确的论据,他们的思考力将被训练得只会作出公正而不矛盾的结论,同时每个人又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这些结论,并和其他的结论比较,因而就可以用最简单而迅速的方式纠正在其他情形下可能发生的错误。这样培养出来的儿童,以及处在这种环境下的成年人,很快就会成为一批身强力壮、积极有为和精力充沛的人,而不是刻板式的呆滞人物。他们由于教育而具有最仁慈和最和蔼的性情,他们的教育也使他们不存在自私的动机,因此便不可能存在任何专门为个人打算的想法。只有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目前笼罩着全社会的阴暗气氛以后,人们才能部分地认识这种新村的好处。在那里,有天才的人绝不会受压抑,而会得到一切帮助,使他们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发挥能力,并为人类创造最大福利。总之,经验将证明,反对《新社会观》的意见中最无价值的,就是认为新村不能也不打算教育人们在科学、艺术和一切知识中得到最大发展这一意见。

问:这种新村是不是很费钱,兴建时要不要花许多钱,这笔钱容易筹措吗?

答:这方面的开支将证明是最经济的,这笔资金可以毫无困难地随时筹得。我国和其他各国的战争开支所引起的大量预定收入已经没有了,接着便出现了最严重的贫困现象。唯一补救的办法是大大增加开支,把它用在至少可以再生产出投资利息的劳动方面,以及在业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报酬方面。这种新村提供了投资条件,其保证对于国家来说应当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像这样花费的每一先令都将使国家有所收获、有所改进,将使受雇者获得丰富的生活资料,并使其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此外还将使投资获得五厘利息,而财产的内在价值则每年都将迅速增长。假使国家情势允许像这样缓慢地进展,那么我只要看到国家试办少数几个新村也就满足了,因为我很清楚,大家都会看到这种计划同雇佣劳动阶级的其他一切计划比起来具有许多便利和优点。但我知道,我国和欧洲的特殊环境都不能容许像这样缓慢地进展。我们必须使体力劳动恢复价值,而这一点又只有在田地里工作才能做到。大家充分而清楚地了解实行这一办法的方式以后,就会马上发现:在我们现有的知识中,没有任何办法能像这个计划这样为个人和国家产生无穷的利益。有了这种信念以后,人们就会感到一种迫切的需要,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要求支出大笔费用,以便迅速推进这些为劳动阶级和年青一代增进健康、安乐、进步和幸福的救济机构的兴建工作。

问:如果建立了许多这样的新村,会不会使已经充斥的工农业劳动产品更为增多,以致找不到市场,因而伤害国家目前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呢?

答:对于这一部分问题现在任何人看来都没有足够的理解,还需要更好地认识一下。试问对社会有用、为人们所喜爱的产品会不会嫌多呢?如果生产这种产品所花费的费用和劳动最少,使劳动阶级遭受的痛苦和道德堕落的程度最小,同时对较高阶级的财富报酬又当然最大,这难道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利吗?如果所有的产品在生产时所费的劳动都最少,而其方式又使生产阶级得到最大的享受,那便一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要实现这种令人向往的目标,最好建立工农业相结合的新村、贫民工艺社、郡立或地方劳动贫民生产组织或任何其他名称的机构。诚然,当这些机构的数目增加时,如果社会允许的话,它们就可以与现有的工农业体系相竞争。如果社会不允许的话,它们也能只限于生产自己直接需要的那些数量。根据自身的组织性质,这类机构不会有任何理由生产不必要的剩余物资。但是当社会认识了自身的真正利益时,就会容许这种新的生产组织逐步代替其他组织;因为后者是极其使人道德堕落的,并且跟工农业雇工的提高和福利是直接对立的,因而跟其他较高阶级的福利和幸福也同样是对立的。我们完全知道工业体系中的居民陷入了怎样的痛苦和罪恶的境地,我们也知道农业劳工的愚昧和堕落,唯有把社会上这一部分人像这样重新加以安排才能消除这些严重的祸害。

问:这些生产组织会不会使人口的增加超出生活资料所能供应的限度,以致对社会的福利来说人口增加得太快呢?

答:我对这方面完全不担心。每一个从事农业的人都知道,目前的农业雇工每人所能生产的食物都比他所能吃的食物多五倍或六倍。因此,在土地尚未充分开垦的时候,农业雇工所得到的便利条件纵使不比现在更多,自然界中也不会有“人口对生活资料产生压力”的必然趋势存在。毫无疑问,以往一直迫使人口对生活资料产生压力的是那种跟社会的普遍福利相冲突的个人利得原则所产生的人为供求律。根据个人利得原则行动的必然结果是,人们在平常年景中总是把粮食的供应限制到刚够世界上的现有人口按照当代的习惯消费的数额上。因此,在丰收年景里,粮食就会根据丰收的程度而发生剩余,粮价也就因之跌落;在歉收的年景里,粮食则会根据歉收的程度变得又少又贵,因而跟着就会发生饥荒。但是对这一问题有任何了解的人都丝毫也不会怀疑:人们在世界上最严重的饥荒发生前的一个时期里,都具有充分的条件可以生产出绰绰有余的粮食储备,只要他们知道怎样作出适当的安排。不论考虑过这一问题和写文章讨论过这一问题的聪明人怎么想法,人口实际上每年总是一个一个地增加的,我们也知道增加的最大限度——它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而且只能如此。然而人们以他的天赋能力加上现有科学知识的帮助,在适当的指导下进行生产时,就足以使他生产出比他所能消耗的多十倍以上的粮食。因此,在全世界还没有整个变成一所精心培植的种植园的时候,害怕人口过剩产生祸害的想法,经过适当和正确的考察以后,就会证明只是人们想出来的鬼怪,只能使世界保持不必要的愚昧、恶习和犯罪行为,只能妨碍社会达到其应有的状况,也就是使人们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能在相互充满着善意和仁爱的贤明制度下变得积极、高尚和幸福;这种制度可以很容易建立起来,并且扩展到全社会的每一个支系中。

问:像这样改变低级阶层的一般习惯和现有安排,是否会使体力劳动涨价呢?

答:我的宗旨是综合各种方法完成我个人认为国家的现状所必然要求的目标,同时还要避免社会由于贫困和道德极度败坏而产生的激烈解体;这种贫困和道德败坏时时刻刻都在发展,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遏制,就会一直发展下去。我看到贫民和劳动阶级所处的环境必然会使他们和他们的后代遭受苦难。如果再任其自流地让他们像这样长期继续下去,他们就会进一步堕落,并以暴力推翻整个社会制度。为了防止这种灾难,就绝对必须改变他们的习惯。但如果不改变关于他们和年青一代的现有生活安排就办不到这一点。如果我所提出的计划在各部分和整个组合方式上都比以往所提出的任何计划完整得多,甚至是完整得无法比拟,如果立即逐步实现这种计划并不会使社会受到丝毫震动,或过早地扰乱现有制度,那么现在就已经是时候了,现在的环境已经有充分准备来接受这种计划了。我有充分的信心认为,这种制度纵使人们由于错误的个人利益而企图加以阻挡,纵使有各种各样的反对,也必然会实现并巩固地建立起来。这种制度的确有这样一种性质,一切的反对都只能加速它的建立,并使它的原理在整个社会中更普遍和更深入地巩固下来。在将近二十年当中,我一直默默地为这一目的准备条件,而且准备得很完整了,足以实现打算达到的一切目标;因此在我国和其他国家中,人的未来的福利可以说已经得到了保障,不会再怕遭到意外了。让劳动阶级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进行联合劳动和消费,对他们的后代进行适当的教育,同时又把他们安置在事先为全体居民安排好的环境下,便可以创造并保持当前社会的安全、个人的现在与未来的安乐与幸福,以及全体人类的终极福利。因此,我可以深信不疑,现在不论人们怎样勾结起来,都无力阻挡这种制度的巩固建立。说完这段话以后,我还必须补充一点:关于这一问题我所得到的认识,是长期和广泛的经验使我无法不得到的认识。一般人在同样环境下也必然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我相信这些原理没有一条需要有任何创见才能提出,自从远古以来,贤人哲士就一再主张和反复推荐过了,甚至就是把这些原理在理论上加以组合也不是我首创的。据我所知,早在1696年约翰·贝勒斯[4]就发表而且极其精辟地向人们推荐并主张实行这些原理。他没有借助于任何实际经验,但是极其明确地按照当时已知的事实说明了怎样才能运用这些原理来改进社会。这就说明他的智力足以考虑人们要到一百二十年之后才能考虑的问题。他的著作看来是十分新颖而又有价值的,所以我发现以后就一字不改地把它重印出来,以便和我关于这个题目的论文装订在一起。从效果上讲,这个计划如果比以往人们所想到的任何其他计划都准能对人类产生更实际和更持久的利益,那么原来发现这一计划的一切功劳便完全应当归于约翰·贝勒斯。

问:你是不是肯定地认为土地、劳动和资本能在一种新组合方式下加以运用,使其对各方面都产生比现在更有价值的后果呢?

答:如果我在长期的经验和广泛的实践中得到了任何明确的认识,那么我就可以有把握地作出不怕任何人反驳的结论:任何一定量的土地、劳动和资本都可以加以组合,其所能供养的人数至少可以超过其现有人数的三倍,而其享受则可以等于目前我国已有的办法所能维持的十倍。土地、劳动和资本的内在价值自然也能以同一比例增加。因此,我们现在就具有充分的条件,可以毫不迟延地促使国家的繁荣达到我国空前未有和其他国家闻所未闻的高峰。任何人如果认为这些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空话,或者认为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计划,那么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这些计划是我在耐心不倦地注意寻求正确而实际的论据、并经过无穷无尽的各种试验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后才得到的结果,这样就使那些书生之见的理论受到纯正的真理的考验。在这一过程中我越来越相信单纯的理论是错误的,而且对人类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什么真正的价值。然而关于我所说的一切,我并不期望大家怎样信任,而只是希望我的说法能使大家公平地试试这个计划。如果我错了,其损失和不利影响跟我们的目标比起来是很小的;但如果我对了,那么公众和世界就确乎能获得裨益了。我个人并不要求什么,除了善意和互相友好的帮助以外,我绝不接受任何人的任何东西。我只要求能容许我使贫民和劳动阶级解除目前的苦难,并确实地为富人和一切较高阶级服务。因此,我希望指派胜任愉快的实业家来考核我所提出的一切细节。我从经验中得知,唯有采取这一实际办法才能使公众理解这个终将证明是广泛而重要的问题。

问:假定这计划的各部分都无可非难,那么实现时对那些领受教区救济[5]的贫民又将如何处理呢?

答:首先,通过一个议会法案,使贫民由国家管理。其次,由国家担保,陆续借足款项兴建新村,并预备耕地;在资本和利息没有偿清以前,由国家为这些新村做担保。采用这种方式,整个过程对各方面来说都将十分简易、公平而又合理;我国人民也就可以使政府在实行这项计划时不受到任何有关方面的反对。

本月24日星期四早晨写完以上各点以后,我完全没有料到在准备发表以前会有两桩事情要发生。可是它们都发生了。这两桩事情都很重要,我认为把其中一桩加以叙述是有好处的,而对另一桩作出解释则是有必要的。说出之后有好处的那一桩事情本身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趣,所以我就毫不迟延地把它公开出来。幸而它并不会引起不同的意见,其中只包括一些单纯的事实,任何人如果肯花费时间去参观一下首都各主要监狱,便都可以看到并且可以进行调查。

我从各方面听说波尔特里区圣米尔德雷德大厦的弗赖伊夫人[6]在纽盖特女监中做出了极为有益的成果;按照事先的约定,我昨天和弗赖伊夫人一起去了,并由她陪同参观了女监的全部监房,里面收押着各种各样不幸的女犯。我所得到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她们的成分复杂,而且性格各不相同。当我们从一个监房走到另一个监房时,到处都看到每个女犯毫无例外地以亲热的眼光投向弗赖伊夫人,流露出极其明显的亲切感情。这些人在入监时不论表情多么冷酷,这时没有一个不对弗赖伊夫人为她们所做的一切表示爱戴和仰慕,其表情之强烈绝非言语所能形容。她们怀着愉快和踊跃的心情准备真心诚意地遵从弗赖伊夫人的劝告,即便是受过最好教育的儿童在听父母的教导时能够这样愉快和踊跃,也是值得称道的。这些可怜的女犯知道她的愿望时,显然感到一种由衷的安慰,因为她们可以用立即满足她的愿望的行动来表示她们的感激。弗赖伊夫人对每个女犯说话时,态度和声调都是充满信任、仁慈和同情心的;而她们回答时流露出来的感情非常温顺,当人们受到这种合理的待遇以及别人用这样合理的方式对自己说话时,都会而且永远会流露出这种感情。弗赖伊夫人离开监狱时,大家的眼睛都盯着她,直到看不见为止。监狱的监房和犯人全都十分整洁;这群以往十分堕落的可怜虫全都十分守秩序、守规矩、有礼貌,甚至还充满愉快的满意心情!多年来我就有一种习惯,经常从下层阶级人们的神色上揣摩他们的心情。但在我们访问过的许多监房中,我却丝毫看不出任何人对弗赖伊夫人的愿望有任何抗拒的表情。相反,每个女犯的表情和态度都强烈地表示出她们完全服从这种仁而有方的新型管理法。我所听到的唯一意见只是没有工作的人的意见:“我们没有工作。”凡是有工作的人都比我想像中的、在这种情况和条件下并用这种设备工作的人要愉快得多。接着我们就到女校去。刚一进门,孩子们(已决犯和未决犯的女儿)就都注视着她们的女恩主,这时她们的神情就像我们所能想像的,人们望着优秀、聪明和仁慈的人时所流露的神情一样。这些孩子都十分整洁,有些孩子的面貌还很惹人喜欢。学校的秩序非常良好,看来管理得很不错。我不禁把这些不幸的可怜孩子的现状同她们以前的情景做了一个对比。她们一定经历了一场天大的变化!从污秽、恶习、恶行和犯罪行为中,从堕落和悲惨的深渊中,一跃而进入整洁、习惯良好和比较舒适而愉快的环境!若不是经验早就使我明白了这里所实行的原则极简单而又肯定有成效,我一定会问:有哪位高深的政治家到这里来了?这得花多少钱?需要百折不挠地进行多少年积极而坚定的工作才能得到这样惊人的(甚至英国政府和议会在成立以来的许多世纪中也是一直企图实现而没有能够实现的)改进呢?而当我听到下面这样简单的叙述时,又会感到多么吃惊呢?这种从苦难深渊中一跃而进入上述情况的变革,是弗赖伊夫人和教友会少数几个慈善家在三个月当中,在完全没有增加开支的情况下十分满意地完成的!我们离开了女监,到男犯所住的监房和庭院等地方去。首先我们到少年犯的院子里,在这里看到了根据弗赖伊夫人的请求而设立的学校,那时刚刚下课。当老师的那个人问,要不要把孩子召集起来;在得到她的同意后,马上就把孩子们召集起来了。他们那种样子是多么忧郁呀!这是一群简直没有人样的青少年,极其明显地说明了管辖他们的政府根本没有对他们尽到责任。比方说,有一个男孩只有十六岁,却戴上了脚镣手铐!他犯了重罪,受到了严重的惩处。这种事情在进行适当培养和预防的制度下就不会发生。

西德默思[7]勋爵知道我对他个人无意冒犯,所以是不会见怪的。人们知道他的性情是和蔼可亲的。但在这一案件上,内政大臣却比那个儿童的罪恶大得多。在严格的公平意义上讲,如果说强迫和惩罚的制度是合理的和必要的,那么,西德默思勋爵就应当代替这个儿童来戴脚镣手铐。内政大臣早有权力可以使这个孩子和全帝国所有其他的儿童都养成更好的习惯,并使他们的环境能把他们培养成有道德的人,这项权力早就应当加以运用。

接着我们离开了这些孩子去参观已决、未决和判处死刑的男犯的情形。这边监房的一切东西都使人们在感情上和常识上感到极端难以忍受。这正说明根据理性和非理性原理所得出的实际结果,已经形成而且永远会形成怎样一个对比。我希望政府人员现在能来考察这些突出的事实。如果他们和这位女慈善家一起来考察,我相信他们会认识到她在实际行动中的指导原理,并会在未来的全部措施中加以采用。那时他们只会感到万分满意。

监狱的看管人员承认,几个月以前,女犯的情形比男犯现在的情形更加恶劣,这两种人当时都被说成是不可教化的。但现在女犯的情形已经完全改观了,而这只用了短短的三个月时间!纵使有了这样的事实,人们仍然说男犯是不可教化的!然而我们不能责怪任何一个看管人员,因为看来他们都是根据指示执行任务的人。

让国家的大臣们到这里来看看吧,他们马上就会发现最强有力的政治工具一直放在自己和自己的前任手里,但却束之高阁而不用。他们如果对这一问题作了应有的研究,然后再始终不渝地在仁而有方的精神下适当运用他们的权力,根据预防的原理立法,那么国家的穷困马上就会消失,下层阶级的愚昧、贫困和苦难就会奇迹般地顿时绝迹。那时他们想要找出别人对他们任何一项措施的不满、反对或怨尤,都会是劳而无功的。目前的时代比任何时代都宜于进行改革,而目前的一切情况也迫切要求开始进行改革。

我在这里唤起世人注意!有人说,要使儿童养成良好习惯和正确行为是困难重重的,甚至在他们受到相反的成见影响以前也是这样。但以上所说的事实都证明,根深蒂固和长期保持的堕落习惯也可以很容易、很迅速地用一种仁慈的制度来克服。这种仁慈制度,如果以适当的方式加以指导并坚持实行,我们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人有意长期拒不接受。

如果我们能充分理解并正确运用这一原理,那么它给人们带来的实际幸福比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强加在人的头脑中的一切道德和宗教体系所带来的都多。

以往世界被毫无用处的空谈所困扰——被喋喋不休的废话所困扰;事实证明这些空谈都是无济于事的。今后,行动将使方案成为不必要;将来人类的管理制度将完全按照它们的实际效果来评价。

现在我必须提出前面所说的有必要作出解释的事情。在“乔治和鹰”[8]举行的那次会议前后,我发现有些秘密使者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旁敲侧击地进行劝说来阻挠我的事业。他们这些话对于以往表示赞同我的计划的人显然发生了预期的影响。这一切都非常自然,任何一个普通人像我这样攻击人类的错误和偏见时,都不可能不步步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

那场论战中所用的武器不论怎样不公平和不合法,只要是用来攻击个人的,我就置之不理。我以往和现在很少考虑个人得失的情况,并不亚于任何对手已经做到的和所能做到的。我把个人当作工具,正像应当把我的对手们当作工具一样来推进措施,谋求我们的共同利益和公众的普遍利益。不管个人怎样爱好虚荣和自高自大,我都一直这样使用;在确实达到目标以前,仍将继续这样使用。

但由于现在所流行的这些荒唐而可笑的中伤言语,目的在于阻挠我所从事的工作,所以就必须加以驳斥。这些言语决定了我当时所考虑的即将采取的下一步骤。

这一步骤是:8月14日星期四的那一天将在伦敦中心区酒家举行公开集会,讨论我要提出的关于消除国家目前的贫困、革新贫民精神面貌、减低济贫税、消除贫穷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一切有害后果的计划。在那个会上,我将邀请各方人士以及他们所能征集的同道,把他们反对我的一切意见都提到公众面前来。我希望能尽量使他们感到满意。他们对于这次集会可能还不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所以我就准备给他们提供一些线索,让他们找出我以往的全部错误。

我出生在蒙哥马利郡的纽汤。十岁左右离开那里,来到伦敦。不久以后就到林肯郡斯坦福德城詹姆斯·麦格福格先生的商店里一共待了三年多。后来又回到伦敦,在伦敦桥附近的帕尔默与弗林特商店工作了一个短时期。后来我又到曼彻斯特去,在约翰·萨特菲尔德先生的商店里待了一个时期。不久又离开他,开办了一个小规模的机器制造和棉纺企业,其中有一部分时间和琼斯先生合股经营,另一部分时间则是我一个人独资经营;那时我还是一个少年。后来我经理曼彻斯特已故的德林克沃特先生在该地和在柴郡诺思威奇城的纺纱厂,这工作我一连担任了三四年。接着我跟曼彻斯特的摩尔逊和斯卡思两位先生合股经营纱厂;我建立了乔尔顿工厂,并跟伦敦的博罗代尔与阿特金森公司以及曼彻斯特的巴顿公司合开了一个新公司,名为乔尔顿纺纱公司。过了一个时候,我们就购买了新拉纳克的工厂和有关设备,十八年来我一直在那里的公众面前工作,我现在已经四十六岁了。这就是我一生的全部线索,任何人如果有意的话,都可以加以利用。我提出这些不是因为个人的行为(不论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能使我所提的原理和实际办法的真伪改变分毫。这些原理和实际办法完全只立足在本身的基础上,并终将经受住时代的震撼而不动摇。我提出这些,也不是说我的行为比同一年龄和在同一情况下的其他一般人的行为更优越、更聪明,因为我在任何时期对于我自己的行为和我个人都从没有过自抬身价的做法。我之所以提出这些,只是希望那些有意攻击我的人把一切能用以攻击我个人的材料全盘托出来,以便结束这些不足挂齿的无谓的人身攻击,使我能继续前进,完成真正具有实际功用的事业。让他们把我个人不合他们口味的言行在这种公众聚会上统统提出来吧。我只要求:攻击要公开、公正和直接。然后我再来答复,而且我也能驳倒他们。在目前这个时候,我绝不要求任何情面。让他们用尽全力准备取得自己所想望的一切胜利吧。我不会要求或接受任何宽恕。我的目标早就确定了。我下定了决心绝不饶恕现行的世俗、政治和宗教等制度中所存在的任何错误和流弊,直到它们暴露无遗、各方面都群起要求消除,连那些对它们感到强烈兴趣并愿意予以支持的人也要求消除它们为止。卢比孔河已经渡过了[9],公众不久就会亲身体会到有益的效果。

罗伯特·欧文

7月26日

补白——本计划更完整的叙述和透视图以及实际利益的全部详情不久就可以公布于世。

[1]欧文于1817年3月向下院济贫法委员会提出救济计划,没有得到该委员会的支持。为争取实现其理想,欧文在报刊上发表其计划和有关论述,并在公开集会上讲演,与反对派展开争论。1817年夏欧文购买数以万计的载有以上论述及集会活动的伦敦报纸,邮寄全国各教区牧师和各城市的主要官吏与银行家、两院议员以及其他知名人士,并曾自费印行几万份广为宣传。——译者

[2]即8月14日在伦敦中心区酒家举行的公开集会。——译者

[3]参见本书第28页注①。——译者 《危机》第6期,1833年10月12日。
“夏洛特街机关”,指欧文在1832年成立的“全国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次年迁到夏洛特街新址,这里是欧文主义者在伦敦活动的中心。——俄译者

[4]约翰·贝勒斯(1654—1725年),英国经济学家,强调劳动对财富形成的意义。1696年贝勒斯发表《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Proposals for Raising a College of Industry of All Useful Trades and Husbandry)。这本小册子叙述了一项“富人可以获利、穷人赖以温饱、儿童能受良好教育”的改革社会的空想计划,引起了欧文的注意。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证了贝勒斯这篇文章和其他一些著作,称他为“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真正非凡的人物”(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35页,第309注,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译者

[5]参见本书第77页注。——译者

[6]伊丽莎白·弗赖伊夫人(1780—1845年),英国教友会“慈善家”,曾从事监狱改革事业。——译者

[7]西德默思(1757—1844年),1812—1821年任托利党政府内政大臣,执行金融寡头和土地贵族集团的反动政策。他对人民采用高压手段,从而在曼彻斯特发生了1819年8月16日的“彼得卢大屠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举行集会、要求政府进行改革的工人和一般市民。群众横遭杀害,死十余人,重伤数百人。——译者 英国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在1834年实行的黑奴解放,只是空有其名,实际上并没有阻止继续从非洲输入黑人(虽然1807年就已明令禁止)和走私贩卖黑人(一直继续到19世纪中叶)。——俄译者

[8]“乔治和鹰”即伦敦中心区酒家;1817年7月24日,欧文曾在这里向少数人发表他的消灭失业的计划。——译者

[9]卢比孔河在意大利北部。古罗马两执政恺撒和庞培争雄时,此河为意大利同恺撒统治下的高卢之间的分界线。之后庞培为罗马唯一执政,企图剥夺恺撒的兵权。公元前49年1月恺撒率其军团下决心渡卢比孔河,向罗马进军,终于击败庞培,成为罗马的独裁者。渡河时,恺撒大呼:“骰子掷下去了。”(意即已做决定,不能更改)因此“渡过卢比孔河”一语表示下定决心,或采取断然行动。——译者 《危机》第27期,1834年4月1日,参看本卷第216页注。莫莉是玛丽的昵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