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伯特·欧文管理新拉纳克的三十年实验的记述
目的在于证明和发展下列原理：（1）“人应该养成他自己所需的本性”；（2）适当地应用机械力和化学力就“能够创造出极丰裕的财富，在数量上绰绰有余地满足一切人的合理愿望，而且使生产财富的人优先得到满足”。这就是人类现在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解决这两大问题是为使各民族都能得到和平和幸福，并保证后代的幸福不断增进。
记述
十年前在里子出版一本小册子，用了一个非常轻率的书名，叫做《新拉纳克——一项失败的事业》。但是作者的意图却是要证明新拉纳克不应当称为失败的事业。这本小册子是根据里子的地方当局正式派往新拉纳克的三名代表的叙述编写的。当时里子的地方当局摸不透怎样帮助本地区的贫民和失业者，于是决定派人到这个远近驰名的团体来收集必要的资料。
这三位代表是：已故的英国国教会教徒约翰·卡伍德；《里子信使报》（Leeds Mercury）的编辑、非国教徒[8]爱德华·本斯；约翰·卫斯理[9]所创立的美以美会教徒罗伯特·奥斯勒。这几人被派遣这一事实可以证明他们的实用知识和为人正直是显然受到里子市的完全信任的。
上述三人在新拉纳克逗留数日，非常仔细地考察了这个大规模企业的各个部分，然后向里子市当局提出了正式报告。上述小册子就是利用《里子信使报》上发表的这份报告，经过简单加工写成的。
可以设想这份报告现仍保存在里子市当局的档案里。
这几个人在访问新拉纳克以前与我素不相识，现在我就正是把他们写的这份报告当作真实可靠不偏不倚的正式文件加以引用。这个文件在他们访问时写成，至今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怀疑。
新拉纳克企业是已故的理查德·阿克赖特爵士在1784年或1785年创办。阿克赖特是新式纺纱机的发明者，并且第一个采用了这种机器。这种机器和经过改进的瓦特蒸汽机奠定了工厂制度的管理基础。他和人人皆知的戴维·戴尔[10]合伙，此人生于格拉斯哥，现已去世，是18世纪最讲仁爱的人们当中的一位。
原来打算办纺纱厂，目的在于谋取金钱利益。
我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们的合伙为时不久；一两年后，戴尔先生成了公司的唯一所有主。
他由于不熟悉生产工作，而且需要以全部精力从事格拉斯哥的业务，因而不能亲自领导工厂的管理工作，于是把这项工作委托给另一些人。这些人把这个企业作为一个普通纱厂进行管理。
1799年，也就是正好在半个世纪以前，我和几个伦敦人和曼彻斯特人共同购买了戴尔先生的工厂。但是，为使企业赶上王国南部纱厂的水平，我认为必须对这个企业进行全面的改组和重建。
购买工厂后不久，我同戴尔先生的长女结婚，并且离开曼彻斯特，成为这个苏格兰企业的唯一实际负责人，因为其他合伙人都经常住在伦敦或曼彻斯特。
购买这个工厂时我就怀着一个目的：买下一个设备良好的企业，我可以为社会的利益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的实验。这项实验是我早已开始并已获得显著的成就的，不过实验是在一位外贸富商德林克沃特先生设在曼彻斯特的雇有五百名工人的工厂中以较小规模进行的。
我的合伙人的目的是牟利。因此，我必须把这两种目的尽可能很好地结合起来。
我对人性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并且研究了人类的历史，从而断定社会一开始就把关于人性的虚伪的原则作为出发点，而且这种谬误又使人和民族的性格失去了本来面目。
因此，我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来就安排得很不好，所以人类一直受着深重的痛苦，而且要继续忍受这种痛苦。由此可见，如能消除这种谬误并公开确立与此相反的原则，就会导致巨大的普遍福利，并永远保证人们可以得到远远超过至今的无数发明，以及历代积累下来的知识所创造出来的幸福，因为世界现在仍然十分混乱，并且仍然像以往任何时期那样不幸。
我知道从摇篮时期起，就向人们不断灌输很深的成见，以及他们的主要谬误的一切实际后果；我也知道，人们因此而从内心深处对于一切真理中最宝贵的真理及其结论是多么深恶痛绝，——人们仇视这个真理是因为它会使主要谬误及其后果趋于破灭。我深深知道我要与之斗争的困难是多么大，同时，为了促使人类采取必要措施，以便人们在言行上都成为有理性的人，这些困难是必须克服的。
为了在全世界实现这个从谬误过渡到真理，从恶劣的秩序过渡到良好的秩序，究竟需要做些什么呢？
由于全世界的居民对于这一过渡抱有很深的成见——尽管这是从谬误向真理的过渡，从恶习和灾难向善行和幸福的过渡，由于他们仇视并力图消灭一切敢于突然和公开提议进行这种改革的人，因而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应该选择什么途径，去克服所有过去时代的重大的主要谬误，去清除人们生活中的恶的根源，去消灭人类过去和现在遭受不幸的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主要的根源呢？”
我曾经自问：不管有怎样成功的机会，我有什么理由单枪匹马地对极其久远和遍布世界的那些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成见开火呢？
对于这些问题自然界作出了如下的回答：“我提示给你的原则是我的原则，因而它们是永恒的真理；由于承认这些原则而产生的秩序，给人类带来极其巨大的永恒利益，保证人类得到幸福。因此，你不要害怕，要始终按照这项原则行事。不要理睬任何暗藏的或公开的，而且必然是顽固的反抗。对于一般的无知和无意的谬误要宽容。在遇到阻挠时，不管它们怎样严重，都要坚韧不拔；真理的无知敌人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阻挠你许多年，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你就将最后获得成功，战胜你的同胞们现有的那种人造的不智。我告诉你务必确信这一点，我的这个保证将帮助你克服一切困难，直到各国政府和人民承认你的原则和秩序，并永远成为善良的和幸福的时候为止。”
从此以后，即使在目光短浅的人们认为我的事业毫无成功希望的时候，我也没有一次、没有一分钟发生过怀疑，动摇过下述的坚定信念：归根到底真理将战胜谬误，幸福将战胜苦难，将有可能使人们从小就处在合理的环境中，因而使自己成为明智而善良的人。
在八亿、九亿甚至十亿人反对的条件下，凭一个人的力量去进行旨在获得这一胜利的实际活动，这就必须把一切措施从头到尾仔细地加以考虑。用俗语来说，就是要“智谋像蛇，温顺如鸽”。
我在研究了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世界状况之后，头脑中产生了深刻的信念，认为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个人永远是他出生前后所存在的周围环境的产物。
这是一切与人类有关的真实而有价值的思想所由产生的根源；这是其他一切思想要成为真实思想就必须与之一致的那种唯一思想。
世人由于无知，正是把这样一种思想叫做我的“片面的思想”，他们不知道我的思想包罗着其他一切与人的生活和幸福有关的思想，不知道我的思想是它独自就能使其他任何知识都具有永恒价值的那一种知识。
我抱着这个经过全面考虑的唯一思想，1791年在曼彻斯特的一个纱厂开始进行实际工作（当时我二十岁）。这个纱厂当时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家工厂。我在那里一个人领导着五百名工人，其中有男工、女工和童工，很快我就作出了非常重要的改进。
我本着自己的唯一思想办事，用了六个月时间就把这个工厂的工人纪律大大提高一步，使得从来不过问我的管理工作而每年付给我三百英镑薪金的厂主把我请到他的庄园，亲口对我说，只要我肯留在他的厂里，他每年给我加薪一百英镑，直到我成为他的合伙人为止。这样的待遇，在当时对于像我那样年轻的人来说，确是异乎寻常的，那时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每年能挣得六十到七十英镑就心满意足了。
我连续四年管理这个企业，成绩不断提高。同时我还在柴郡的诺思威奇[11]经管这位企业主的另一家工厂。我所取得的成果坚定了我的信念：我的活动所依据的原则是到处都适用的。
过了四年，我与另外几个人合伙，在曼彻斯特创办几所工厂，总名称为“乔尔顿工厂”。1799年，在买进新拉纳克的企业以后，我们把这几个工厂卖给了伯利兄弟。他们后来扩充了这些工厂，至今还是这些工厂的所有者。
我在应用自己的基本原则中取得了知识和经验以后，在距今正好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新拉纳克开始实行我的具体措施。
工厂的工人是从格拉斯哥和其他地方招来的，除了少数例外，都是水平不高和道德不好的人，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棉纺织厂要想招雇另一种人是非常困难的。苏格兰的农民和一般工人都很机灵，他们收入很多，不会放弃挣钱多的工作而去找挣钱少的职业的。
除了工人本性上的这些不利因素以外，我还得同他们对我所持的强烈成见进行斗争。我的习惯与他们的不同，语言也与他们的两样，因为他们很多人只说吉尔方言[12]。我是英格兰人，他们是不喜欢英格兰人的。我不信奉当地居民的宗教，而在工厂管理中一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却只是一个非国教教派。在工人中间，存在着宗教的敌对和分歧；他们不知律己，行为放荡，不爱清洁，品格低下。
当我告诉亲友我要改善这些穷人的处境而且不用惩罚办法去改变他们及其子女的习俗时，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计划能够行得通，我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尝试，又使我赢得了一个幻想家的称号。但是，我丝毫没有气馁。
首先用了一些时间去了解应当克服的为数众多而又十分严重的困难。然后又必须去查明企业的资源，以便尽可能广泛地用在我所预定的双重目的上。
像在当时的所有纱厂一样，这里的工人在许多方面也是处在恶劣的、有害的和低下的条件之中。我打定主意要逐步用良好的、有益的和高尚的条件来代替原来的条件。最初十年做的就是这项工作。(https://www.daowen.com)
但是，无论工人还是我的合伙人，都对这样改变旧习惯和旧秩序抱有强烈的成见。最后，我的合伙人害怕我的改进工人道德面貌和改善企业的计划需要花钱很多，因而不敢和我合作了。
这时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为这个制度奠定了基础，如果我留在厂里，我以后就实行这个制度，因为我确信它将使我的合伙人和工人都得到极大的好处。但是，如果他们无意同我走这条道路，我就准备离开这个企业，或者把工厂买下来，同时提出了我盘出或盘进的价钱。当时，我确定价钱为八万四千英镑。
我们是用六万英镑从戴尔先生手里买进这个工厂的。到这时工厂已由我管理十年了。按这个价钱计算，扣除资本的五厘年息以后，十年的利润应为六万英镑。我的合伙人同意了我出的购价。我组织了一个新公司，参加这个公司的，除我以外，还有一位原来的合伙人和两位格拉斯哥的大商人。
接着，我开始实行新拟定的措施。日常的经验向我证明，随着工人所处环境的改善，工人本身和他们的行为也在变好，所以我便加速实行这些起了良好效果的措施。这时我在公司中的股份最多，所以对于可能发生的亏损也承担着最大的风险。
最有害的情况是无知的工人对于子女进行恶劣而错误的教导，所以我开始创办一个专门的机关，使儿童尽量从最小的时候就开始在这里培养性格，同时我还要求儿童的家长给予我从小就监护他们子女的权利。但是，在这个机关的建筑工程还没有完成一半的时候，我的合伙人就反对继续建筑，他们认为开办纱厂是为了赚钱，他们不能同改善居民的性格这种空想计划发生任何关系。
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时，我宣布我只能按照自己的办法继续管理工人和经营工厂，如果他们不满意我的措施，我就准备再提出一个盘出或盘进这个企业的价格。这个提议马上遭到了我的合伙人的拒绝，他们背着我另搞一套，可是当时我不知道。后来他们决定六个月后公开拍卖这个企业。这一切都是在第二次合伙公司成立四年后发生的。
后来才查明真相，原来我的合伙人想排除我而由他们自己占有这个现已十分赚钱并已驰名遐迩的企业。他们用尽一切手段，在全国各大工商业城市的富翁面前破坏工厂的声誉，放出各种流言，说他们盘出这个企业情愿只收四万英镑，这个数目还不到他们当初盘进这个工厂所付价款的一半；还说我的改善居民性格的计划是空想的和行不通的。
当发生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我找到了另一些合伙人，他们是人道主义者；他们愿意在我从拍卖中买到这个企业时同我合伙购买，并允许我到那时按照自己的愿望继续实行我所拟定的改进计划。这些人问我，这个工厂据我估计值多少钱，在公开拍卖时我准备出多少价钱。我回答说，工厂的价值超过十二万英镑，因为它装备了新的机器，厂房也已显著扩大，各方面都实行了巨大的改进，工厂的产量已大大增加，产品质量也有所改善，但是，最重要的是工人的品质改好了，因此企业的价值已大大提高。
在举行拍卖以前，人们都没有料到我的原来合伙人也会前来参加，或者，人们无论如何也认为他们所出的价钱不会超过他们所保证的卖出这个工厂情愿收取的数额。但是，到了拍卖那天，他们自己就出价十一万四千英镑，然而他们落空了。拍卖完毕以后，他们中间的一个最有经验的人立刻告诉同我们双方都有友谊关系的格拉斯哥市长说：我用十一万四千英镑买到这家工厂，要比工厂的实际价值少花二万英镑！！请看，这就是作为目前不合理制度——贱买贵卖制度的基础的良心，这个制度对于人的优良天性曾经起过并继续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这几个商人在我们合伙营业的四年当中获利达十五万英镑以上。但是，当他们弄巧成拙而感到灰心失望的时候，听说灰心失望对他们起了很大作用，以致拍卖后不到一年，两个格拉斯哥商人都相继死亡。
我邀请的新合伙人，大多数是有名的慈善家；他们同我合伙，是为了用自己的资本帮助我实现我所进行的伟大实验。自幼培养人的性格的机关这时很快就建成了。1816年1月1日我为它举行了开幕式。全区的人都被请来参加开幕式，除了乡村居民以外，本郡行政中心拉纳克城的德高望重的居民也都出席了。在宽敞的讲堂和毗连的大厅里，聚集了一千二百多人。所有的地方，包括两个大厅的走廊，都挤得水泄不通。
在我发表的演说（演说词的抄件我立即送交政府；后来由朗曼公司出版，销行很广，并曾多次再版）里，首次公开而明确地阐述了我多年来埋头工作所依据的原则和应用的实际方法。在演说中我还详细说明了将来打算做些什么[13]。
正是在这次公众集会上，我首次对公众讲述了建立合乎理性的幼儿学校所应依据的原则和实际方法，这是一直没人思考过的。第二天，破天荒的第一所这种学校开学了。
我拟定的办学原则和实际方法无人知晓，因此，为了管理学校就必须挑选一位喜爱儿童和愿意按照指示办事的人。我选择了詹姆斯·布坎南[14]，他是一位贫苦的织布工人，就这样在名义上成了幼儿学校的第一名教师。但是，他在任职的时候没有任何教学经验，也不知道应当怎样去做。
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中，我不得不每天到学校去，教他怎样执行我托付给他的工作，而主要的是使他理解这种制度的真谛和对待儿童的适当方法。由于他读书太少，一切都需要学习，所以让他明白怎样领导儿童班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儿童班是本厂学校最初分成的三个班中的一个。
当詹姆斯·布坎南还在接受指导的时候，他在实现我的观点方面取得的不太显著的成就已经引起了布鲁姆勋爵和现已去世的银行家兼议员约翰·史密斯先生的注意。他会同现在的兰斯登侯爵、本杰明·史密斯先生、英格兰银行的前出纳主任亨利·赫思先生、东印度史学家詹姆斯·穆勒先生[15]和其他一些人向我提出要求，要我把这位教师让给他们。我回答说：“我很愿意让，因为在我的领导下教育出了一些教师，可以代替他。”后来我感到遗憾，觉得不应当叫布坎南离开，因为他只是刚刚有了工作能力，还不能完全独立地创办和管理学校。他在威斯敏斯特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永远成了儿童教育制度的一个污点，但绝不能认为它稍稍正确地反映了这种教育制度的本来思想。
正是这个不能令人满意的威斯敏斯特学校，却给威尔德斯皮恩先生提供了关于这种教育的知识。
第二所幼儿学校是由教友会的几位会士在伦敦东部开办的，由威尔德斯皮恩先生[16]主持校务。我发现威尔德斯皮恩先生比出身贫苦的布坎南聪明能干，深信他善于教导儿童，所以在我当时常去伦敦的期间，屡次参观他的学校，对他向我询问的问题都给予指导。
布坎南是一个十分诚实正直的人。他虽然是新教育事业的第一位教师，但是不想把这项发明据为己有。
在詹姆斯·皮坎南离开新拉纳克以后不到两年，那里的幼儿学校在我们工厂的一位学员领导下办得更加完善而出名，吸引了各国和各界的人士前来参观。在我以后所见到的学校中，没有一个能和这所最初创办的培养儿童优良性格（这是创办这所学校的唯一目的）的学校相比。
在我离开工厂以后，这所模范儿童学校变得远远不符合我创办它的初衷了。这是由于新任教师虽然是一个在某些方面相当能干的人，但是他完全不能胜任交给他的工作，因为他没有学识，缺乏在模范学校里教育和培养幼儿所需要的品质。
我所以要把这个学校的起源和成就讲得如此详细，是因为这件事情常为有关人士所讹传；关于办学的思想和学校的建立，就有很多地方被传错了，结果学校的真正的原则和办法，至今还没有被人很好理解。
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仿效这种儿童学校办学引起了许多责难。按照原来的设想，这种学校是培养儿童的聪明、善良、仁慈和理性，以及训练他们适应全新的社会状态的第一个实际步骤。这种新的社会状态所依据的原则，是来自对人的本性和对唯一能够合理培养人的性格的实际方法具有正确的具体认识。这种新式的儿童学校既然是要把儿童训练成正直、善良和诚实的孩子，所以它就同目前这种无知、虚伪和欺诈的制度格格不入，但是可以预料，它将成为和平而有效地消灭这种制度的第一个步骤。而且，世界的一大幸事是，这种学校已经表明，人的任何性格，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不论是高尚的还是低下的，是多么容易形成，因而它是可以消灭这种制度的。
自从在新拉纳克开办这所工厂以来，在培养年轻工人和年老工人的善良情感、良好习惯和行为方面，都取得了非常迅速的进展。在这里，用去了一望而知的大量经费，给工人的子女创造了非常良好的环境和新的秩序，使白天在工厂或机械厂做工的青年人有可能更好地利用晚间的余暇。
当时，我的几个合伙人约定他们的资本年息不超过五厘，而且不反对用其余的利润为居民造福，所以村里的住宅、街道、公园和广场都得到了扩充，有了秩序，并且受到了良好的维护。采取了各种措施使居民得到一切日用必需品和各种便利设备，同时这些东西都是质量最好的，并且按照批发价格出售。我发现工厂中的青年工人和老年工人的健康，由于每天长时间在震耳欲聋的机器旁边工作而受到了损害（因为当时工厂主在每天的工作时间和可以招雇的童工的年龄方面，是不受法律限制的），就把各种年龄的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为每天十小时半，而我们同行的许多竞争者却迫使各种年龄的工人每天工作十三小时，有的甚至工作十四小时。
早在开办这家工厂以前，我就向议会和社会各界指出，亟须对工厂工人的年龄和每日的工作时间加以限制。大约就在这同一时期，我曾敦请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向下院提出关于改善工厂中童工和其他工人的状况的法案[17]；这个法案是由我起草的，而且事先得到了两院的一些主要议员的赞同。这就是人所共知的罗伯特·皮尔爵士法案，但是经过两院讨论以后，却被修改得面目全非。这个法案本应在1816年通过。如果那时通过了这个法案，那么，使工人阶级的本性受到如此严重的歪曲并使工人阶级的状况陷于如此严重的恶化境地的那种工厂制度的许多弊病就会得到防止，而贫苦救济费的开支以及灾难和犯罪的次数也会减少。
新拉纳克居民的性格和状况得到了改进，这是由于实行了上述的措施和对居民进行如下的管理而得到的。这种管理所依据的原则尽管居民和社会都不了解，但是它认为一个人的性格不是由他自己创造的，而是外力为他创造的。这种改进使工人产生了比较高尚的情操，使他们具有了我认为是任何一洲的工人都从来没有过的那种行为和幸福生活。工人们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说，他们感觉自己的幸福超过了他们的一切希望和企求。
这种幸福生活的真正原因，居民本身和社会都不知道；但是，效益卓著的成果就连偶然来访的局外人也都看得十分清楚，以致本企业及其附属设施开始以“幸福之乡”而著称。居民健康状况的改善，他们的丰衣足食和幸福生活，使我感到了惊讶，因为必须看到，我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比起各国政府可以而且应当为整个社会做的事情要少得多。实际上，这种成果是不难取得的，并可从而创造出强有力的新的幸福源泉。
在这不多几年当中，我为这些居民所做的一切都是工厂制度所容许的。可怜的工人们虽然感到了满意，他们拿自己的工厂同其他的工厂企业相比，拿自己同处在旧条件下的其他工人相比，认为自己受到的待遇比别人好得多，认为自己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因而感到十分满意，但是我认为如果能够使用各国政府所拥有的大量资金为全人类创造幸福，那么，相形之下，他们的生活还是十分可怜的。
我未能对这些纯粹的工厂居民做出更多的事情，因为工厂不是社会的真正基础。归根到底，我为这些人做了些什么呢？为了改进他们的状况，虽然花费了一点钱，实行了一些措施，可是他们的实际状况怎样呢？
工厂工人是向我乞求恩惠的奴隶；我可以随时解雇他们，所以他们知道，如果被我解雇，他们的生活就比享受有限的幸福生活时要困苦。
然而，这些居民中为数二千五百名的工人每日为社会生产的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要用六十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曾经自问：这二千五百人和六十万人之间消费的财富相差多少？想到这里，我就比以前更加看清了那种使所有的人，特别是生产阶级，受到这么多灾难的现存制度的一切错误和极端无知，但是社会所拥有的可以创造普遍幸福的大量生产资料和潜力，却完全不受重视。
如果不是利用机器（虽然利用得不够好）生产了这些新的财富，那么，反对拿破仑并维护贵族原则的欧洲战争就不可能打起来。然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工人阶级创造出来的。这种情况促使我去研究为生产财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的科学成就，例如一百年来取得的机械发明和化学发现，以前是没有一个人料到科学会提供庞大的富源的。结果我发现，科学如能得到合理利用，它保证各国人民永远康乐是绰绰有余的。
根据我以前在曼彻斯特管理五百人，以及这时在新拉纳克管理二千五百人的经验，我确立了人的性格形成的原则和具体方法，并且实际证明了对于任何居民都可以轻易而准确地培养出任何一种性格（好的、坏的或中等的），同时能够始终保持每个人的本来的特点。至今每个地区居民的性格都是由那里的政府和僧侣阶级培养出来的；然而人的性格是应当由整个社会来形成的。
我从上述经验中知道了可以为居民创造财富并使他们养成能够保证人人幸福、繁荣和康乐的那种性格的一些原则、具体方法或手段。这时我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以后应当做些什么呢？我个人的地位，在一般的世人看来，是令人羡慕的，但是我看到和感到，世人都生活在谬误之中，因而处境也很穷困。我认为，如果我牺牲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开始宣传我所拟议的那种奇特的新办法，使世人承认它们，那么，谬误就可以克服，穷困的处境也可以消除。牢固占据我的脑海的这个思想，使我决定把新拉纳克交给我的合伙人管理，我自己则不管世人的个人期望，而公开教导他们懂得那些能够永远保证所有各民族和人民和平、康乐、善意相待和幸福的方法。经过几年的准备（其间我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为的是使我的合伙人不致因我离开工厂而受损害），我把我在企业中的股份卖给我的合伙人，最后在1829年离开了工厂。我在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里管理这所工厂，至此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在全部这段时间中，我在实践上始终不渝地诚恳坚定地采用一个高尚、纯洁而仁慈的原则：一个人的性格是外力“为他”创造的，而不是“由他”自己创造的。这个原则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师法的一个最重要的神圣原则，因为一切永恒的真理都是神圣的。
这个新的管理方式，在其他原则的强烈反作用下，在非常不利的环境中被应用了三十年之久。它对二千五百名居民的精神、政治和物质状况，究竟产生了什么结果呢？
全体居民的性格改变了：从懒惰、肮脏、嗜酒、愚蠢和不道德变成了非常勤勉、不饮酒、积极、清洁和有道德。他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甚至远远超过他们在最近所处的经过改进的环境中所能达到的地步，他们最近所处的环境，如果和人们所应处的环境相比，顶多也还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环境。这个情况证明，人们的天赋品质是善良的，只须他们得到应有的对待。
在这个工厂出生并自幼在为培养性格而开办的新式学校里受到培训和教育的儿童，比任何一洲的同一阶级的儿童都好得多，而在某些方面甚至高于任何一个社会阶级的儿童。这一点非常明显，以致我们高等贵族的许多妇女在看到这些儿童的举止、风度和知识时，都含着眼泪对我说：“欧文先生，只要我的孩子能像这些儿童一样，我随便花多少钱都可以。”许多信仰不同的教会人士参观了工厂，其中有几位说道：“欧文先生，我没有想到这一生能够亲眼看到这种全新的人。”还有些人在考察了学校的制度和参观了整个工厂以后说道：“欧文先生，这对我说来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和全新的人类；即使是我完全信任的兄弟，如果把我在这里所看到的成为日常现象的这些情况写信告诉我，我也不会相信他。只有经过实际考察和亲眼观看，我才深信这种善意相待、这种高尚的美德和幸福的生活是可以达到的，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间是可以达到的。”
有几位仍然健在的有爵位的人士，经我同意来到我这里住了一个短时期，亲眼看到了我在教育和对待儿童与少年方面为取得他们所说的魔法般的效果所采用的方法，后来他们在自己的家庭中应用了这些方法。凡是应用了这些方法的家庭，都获得了同样的效果；凡是有幸在出生以后就受到这种教育和指导的儿童，直到成年都明显地保留着这种教育的良好效果……[18]
如果我的意见能像1817年我在伦敦、1822—1823年我在都柏林的几次群众大会上所发表的那样被采纳了，那么，到现在就可以节省一亿五千万英镑以上的开支，并防止无数的犯罪和灾难发生。但是显而易见，社会生活中的现存制度必然要改变，这不是依靠什么人来促成，而是出于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由这种制度所产生的无知、贫困、谬见和痛苦的日益增加而引起的。社会在走向真知的过程中是不能继续容忍这种制度的。
在新拉纳克的实践中应用这些原则所进行的政治变革，得到了如下的结果：消除了居民当中的争讼事件；没有侵犯邻人财产的情形了；不同教派之间逐渐建立起良好而诚挚的关系；居民每星期自动报名去帮助和慰问老弱病残的人；济贫税和外来的慈善救济金都完全不需要了。
工人每月只付儿童教育费三便士。为了培养儿童的优良情操和实用技能，以及使他们能够成为有用和幸福的人而对他们进行的教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完善。要求儿童的父母交纳三便士，只是为了使这种教育不被他们看成完全是慈善事业。虽然公司为教育每一个儿童要每年付出两英镑的费用，但是鉴于这种教育对于儿童及其父母和整个企业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可以说任何开支也换不来这样大的好处和利益。
政府不正视关于环境影响人的本性这门科学所具有的好的和坏的强大力量，并从而忽视培养和妥善形成本国人民的性格，而使人类失去多少财富和幸福，这一点是没有受过合理教育的人无法正确估计出来的。只是由于当权人士的智能没有得到合理的培育，他们才犯了像忽视依靠社会力量来教育居民这样一个重大的错误，而社会是可以轻而易举地为每个居民培养良好而高尚的本性和优良的实践技能的。
由此而使生产的财富减少的数量，要超过最大胆的估计。实际上，社会由于不知道本身在生产财富方面和培养全人类的体、智、德、行的高尚品质方面具有无限的力量而每天受到十分令人惋惜的损失，并在全世界居民范围内破坏人们走向高度的完善和幸福的可能性，倘非如此无知，人类是肯定可以得到这种可能性的。
现在当回顾这项事业的政治方面时，我应该指出，在我进行实验的三十年当中，我一次也没有请过律师或法官来对任何一个工人起诉，在这个期间也没有任何一个工人被法庭判过罪。工人们真正为自己而工作，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教育和管理自己。他们所以感到满意，感到比较幸福，完全是由于用妥善而良好的环境代替了恶劣而有害的环境，完全是由于根据新的原则对他们采取了前后一贯的管理制度。这个新原则是：人的性格不是由他自己形成的，而是外力为他形成的——最初是由上帝或自然界形成，上帝或自然界创造了天赋品质，人带着这种天赋品质降生，然后由社会予以形成。社会在人出生以后，对这种神造的材料进行明智的加工或糊涂的加工，给它添上可以叫做人为性格的那一部分东西。
一个伟大的真理由此证实了。这个真理就是：合理组织的社会从今以后可以通过一种途径，就是环境对人类的神造材料施加适当影响的途径，而使一切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得到一种教导，从而变成善良、有用、聪明、知足的人，并且能够根据神造材料特定的优劣高低而享受不同程度的幸福。同时，社会也能防止人们变成无用、有害和不幸的人，而目前到处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成了世界的沉重负担。
这个从1799年继续到1829年的三十年实验，在生产和财务方面收到了哪些成果呢？这个企业由一个纱厂和一个制造纱厂自用机器的工厂组成。企业附设一所培养人的性格的新式学校。学校有两所造价很高的大厦，设备齐全，装饰完美，备有直观教学所需要的一切贵重仪器和图书。教学经费每年不下一千二百英镑，另外家长每年为每个儿童交纳三个便士学费。企业也用了很多钱去改善村庄、住宅和街道，修筑新的道路，建造花园和广场，以及整顿工厂的各部分。此外，在美国禁运棉花[19]以及棉价高得使精明的厂商不能购买棉花的四个月期间，还向工人支付了七千英镑的工资。在这个时期，厂里没有开工，工人除维护停工的机器，使它们保持清洁和完好以外，没有做过任何的工作，可是工资照付，不打折扣。
上面已经说过，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到十小时半，而且在三十年当中，除去美国禁运棉花的四个月外，工人始终都有工作可做；工资从来都按时发放，丝毫没有减扣。除偿付一切开销和支付资本年息五厘以外，还有三十万英镑以上的利润分给了股东。
其次，在这个时期刚开始时，工人们都债台高筑，生活十分贫苦。但是在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衣、食、住都很好了。他们的子女受到的教育比已往任何时候工人子女所受的教育更好，而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任何其他社会阶级的子女所受的教育还好。除了所有这些改进以外，儿童的家长还在我这里存储了三千英镑，我在离厂的时候都还给了他们。
我发现企业的货币收入大大超过任何人有权从别人的劳动中取得的收入，所以我在离厂以前曾向两位前来看我的股东建议，把企业交给工人管理，使他们在支付五厘资本利息的同时能为自己的利益经营这个企业。我并且表示，在工人们还不能借助于他们委派的经理来自己经营这个企业的时候，我仍继续经营。但是，这项提议立即遭到拒绝，于是这个企业仍为股东的利益继续经营，直到现在即1849年，依然如此。
对于我所采取的措施还可以补充许多细节。这些措施是由一个愿望决定的，那就是用居民的周围环境来教育他们。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措施得到了惊人的成就。我在已出版的各篇著作中，对某一些措施作过说明；在我进行实验时期所写四篇《论人类性格的形成》的文章中，以及在培养性格的学校开幕时我所发表的演说里，又对另一些措施作了阐述。如果我在这里再叙述一大堆细节，就有使本文过于冗长的危险。只须谈一谈我取得的如下结果就够了，这些结果是由于我采取了合理思想所要求的、以一贯遵循无误的自然法则为基础的措施，并对待工人比较公平合理而取得的。在我开始实验的时候，工人们很糊涂，很懒惰，不讲道德，劳动效率低，不爱清洁，有宗教偏见，喜欢为信仰而争执；他们对我像对外国人一样毫无好感，对我准备进行的改革也非常不高兴。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
（1）全体居民的品格，在体、智、德、行方面都逐渐地显著变好。
（2）由于有了根据新原则举办的幼儿学校和培养性格的机构，这些工人的子女养成了新的性格。这种新性格优于已往任何时期工人子女的性格，而在某些重要方面甚至优于任何阶级的儿童的性格。
（3）我初来时所存在的那些恶劣的、无益和有害的状况，有许多都已逐渐消灭，而代之以别的好得无法比拟的状况。
（4）随着良好的情况取代有害的情况，个人奖惩的办法逐渐减少，最后几乎完全废除。在学校里，对于自幼就在这些学校受教育的儿童不施行个人奖惩的办法；组织得合理的社会是根本不采用这种办法的。
（5）宗教上的争执和仇视心理逐渐消失，对其他教派的教徒善意相待的精神开始在全体居民中占上风。
（6）我在进行实验的三十年当中，从来没有找过法官，也没有请过一次律师。同样地，这些受到新方式指导的工人也一次没有受过法院的处罚。
（7）全体居民不但心满意足，而且时常公开宣称：对于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和据以管理他们的原则，都感到愉快和满意。他们的唯一愿望只是要使所有的工人都能得到这样的好处。
（8）为培养儿童的新性格，家长每年只为每个儿童支付三便士。儿童在学校学习的整个期间，都感到十分幸福，所以从来没有人请过一天假，而且不想请假。
（9）培养性格的机构，按照儿童的年龄和成绩，分成三个学校。学校的经费由公司负担，除家长每年为每个儿童支付三先令外，公司每年共花费一千二百英镑。
（10）每天的工作时间，不问工人的年龄大小，一律缩短为十小时半，并且不减少工资，而我们这一生产部门的同业，却强迫工人每天工作十三或十四小时，甚至十五小时。
（11）向居民供应一切日用必需品和许多使生活舒适的物品，同时物美价廉，最为适用，照本出售，公司毫不取利。
（12）住宅、街道和广场，为了工人的利益而维护得整整齐齐；还给每家划出了不大的花园。
（13）在美国禁运棉花的四个月内，所有工人的工资都完全照付，毫未减少；在停工期间，共支出七千英镑的工资，而工人却什么工作也没有做。
（14）培养性格的机构有两座宽敞的大厦，连同设备和家具，造价为一万英镑。
（15）然而，这个企业所得的现金利润，扣除上述的特别开支和资本的五厘年息以后，三十年共达三十多万英镑，都分给了各个股东。
对于利润所做的这项报道一定会符合庸俗无知的人和政治经济学家的商人想法，总之，一定会符合所有那些把所谓贵金属看作真实的或可靠的价值，而把其他东西看作不可靠的或有名无实的价值的人的商人的想法，他们的这种看法是金属货币流通的拥护者的信条。
但是问题在于，这三十万英镑的利润既可在创造了非常微少而有限的实际价值的同时获得，又可在创造了数量非常庞大的实际价值的过程中得到。
换句话说，在不合理的金属货币流通制度之下，利润绝不能作为衡量所创造价值数量的标准。有时创造了很少的价值或完全没有创造价值，但是可以获得巨额利润；也可能相反，创造了很多价值，但没有得到任何收益。我们可以说，质料优良的纺织品或毛纱、棉纱、麻纱、丝和用来制造衣服的其他纱线，都有真实的、毫无疑义的价值；这种财物可能生产了很大数量，可是按黄金计价就会出现如下的情况：厂商生产了很多年纺织品，但是可能得不到一点以黄金形式表现的利润。其实纱的内在价值比黄金要大，生产了这些质量很高、数量又多的纱是创造了大量的价值，但是连一盎司黄金形式的利润也可能得不到。
只要人类的头脑不摆脱金钱的这种无理统治，人们就不能犹如有理性的人那样思考和行动，而世界也只能是一所疯人院，经常处于无政府状态和动荡不安之中，每个人都公开地或暗地里与他人为敌，其实对人人有最大好处的是经常的亲密而真诚的团结。
新拉纳克在这三十年中间创造真实价值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阿克赖特发明新纺纱方法使一个人从纺一根纱改为同时纺数根纱以前，具有某种质量、强度、长度和重量的一定数量的纱就具有同它的实际效用相等的一定的内在价值；所谓实际效用，就是它能够变为有用和有价值的纺织品或其他商品的性质。这种始终不变的内在价值，在呢绒或其他纺织品未被使用以前是衡量所生产的实际财富数量的标准，而与价格无关，因为价格完全是由人为的荒谬社会制度和无知的社会所造成的。这种物品的任意数量，在任何时候都代表着不变的价值额，而不管它的价格等于一盎司黄金还是一吨黄金。凡是具有实际价值的其他一切物品，也都是这样。价格的波动是由黄金或其他某种人为的原因造成的，因为供给消费的实际财富是具有固定不变的价值。最有价值的财富是日用必需品，比如良好的食物、衣服、住宅和教育设施等。有了这些东西，再加上良好的环境和个人自由，哪怕世界上没有一盎司黄金或白银，人人也都能智力发达并得到幸福。如果不是罗伯特·皮尔爵士和拥护金属货币流通的人们的那种固执思想作怪，即使完全没有黄金和白银，现在就可以人人得到这些东西。所有这些东西是劳动在机器协助下取得的普通成果。
新拉纳克的二千五百名居民一天所生产的真正价值，在二十年以前，也就是在创办这家工厂以前，需要六十万人才能生产出来。由于纺纱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二千五百人的目前生产量，大概等于上述时期一百万人的生产量。
这是我国偏僻地区的一个企业所取得的成就。从应用阿克赖特和瓦特的发明以来，这样的企业和新设施在大不列颠飞速增加，在目前即1849年，机械科学和化学科学提供的人造劳动力，已等于十亿个受过正式训练的成年手工劳动者，并且完全听从人的支配，不要利润，不要工资，不要食物、衣服或其他物质支持，而只要燃料、油料和数量不多的奴隶——男女工人和童工，以保持机器的清洁和看管它们。
在整个文明世界，这种机械奴隶和化学奴隶迅速增加，而对于活奴隶的需求却日益减少。因此，从政治经济学家所宣传的原则来看，说现在应该把这些活奴隶杀光，以节省维持他们闲暇时的生活和防止他们可能作恶而支付的费用，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活奴隶不能既有闲暇而又不为害，而养活他们和在他们中间维持秩序，则既要花钱又要费力。
确实，那些自认为有理性和自命思想健全的人，在社会具备了各种条件时，如果继续像他们在培养人的性格、创造价值和实行管理时那样行事，那就证明他们只适于住在大疯人院里，而且在某些场合还大有穿上紧身衣的绝对必要性。
社会具有极为广泛的条件，能够在最有利的环境和可以永久团结一切人的方式下，为人们形成比较完善的性格，生产丰富的财富和建立良好的政府。但是，这些疯子却继续付出越来越多的巨款，采用各种各样的措施，来直接促使无知、贫困、恶意、犯罪、惩罚、傲慢、压迫、憎恨和从贫富悬殊的生活中产生的无数祸害，永久存在下去。
1849年的社会就是这样，它自认为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有理性的。其实，在理性刚一闪现时就暴露出人对自己及其同类的折磨超过其他各种动物，暴露出人虽具有各种条件，但不如其他动物有理性。
能否找到一些办法，使人能够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以往的无知和谬误，而成为有理性的人，成为其他动物的明智模范呢？现在有许多种其他动物，在行为上要比人类规矩、善良，而且比人类幸福得多；根据人过去的历史来判断，整个人类至今显然不如它们。
人类很侥幸，在整个文明世界正迅速发展的一些事件，必然使社会达到预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