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脑”写作
合作，好像总是个好主意。两个脑子总比一个脑子强，尤其是这两个脑子还属于两个不同的身体。倘若两个脑子一起思考，两双手一起打字，这样写作岂不是更快捷、更顺畅吗？世上没有谁是完美的，倘若跟别的作家合作，集中彼此的智慧，相互取长补短，岂不是很好的组合？如果运气好，两人相互协作、携手共进，写起东西来会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没有弗莱彻（John Fletcher），博蒙特（Francis Beaumont）算哪根葱[24]？同样，吉尔伯特（William S.Gilbert）少不了沙利文[25]（Arthur Sullivan）、阿伯特（Bud Abbott）少不了科斯特洛（Lou Costello）[26]、哲基尔（Jekyll）少不了海德（Hyde）[27]、利奥波德（Nathan Leopold）少不了洛伊博（Richard Loeb）[28]。
哦，我所说的合作，是指两个作家一起工作。这话说起来明白，但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合作机会经常形形色色，啥样都有，就连无聊的鸡尾酒会上，都会有讨厌的家伙向你兜售。
“你知道，咱俩应该一起合作。”某个家伙在获悉我的职业后，会这么跟我说，“我有些你难以置信的故事。问题是：我有无数个创意，但自己不是作家，没法把它们写在纸上。所以，干脆，我把点子告诉你，你写出来，稿费我们平分，你觉得如何？”
“要不我们换换角色？”我会这么说，尤其是派对快结束时，“我把我的点子告诉你，你来写，然后稿费咱俩分，如何？”
不管用谁的点子，我都不会认为这是一种文学上的伙伴关系，倒非常像非虚构作家口中的“影子写手”。有时，它还真是这样。
比如，我就知道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出版商认定，自有人死亡开始，这个国家最需要的一本书，就是揭露政治阴谋的小说，且要由专事揭露丑闻的华盛顿专栏作家撰写。不幸的是，这位专栏作家不知是自己没法写呢，还是根本不会写，但他又很想署名，于是就很快找到一位能力很强的小说家，这个小说家负责所有的苦差事，包括编织情节、打造人物，最后敲出几百页平常的文字与对话。专栏作家则除了提供自己的名字以外，也把他知道的政坛秘辛分享给小说家，同时审阅手稿，确认书中涉及华府场景的内容没有明显的错误。
这样一来，这本书当然卖得不错，双方都赚了大钱，皆大欢喜。不过这个过程却不是合作创作，甚至比不上由人捉刀代写的某些电影明星自传——这些传记里明星至少还提供了相关事实和故事。合作创作，应该是两人旗鼓相当，对工作任务共同承担，而上面的例子当然不是。
这样的合作关系，似乎少见于小说、散文类创作，而多见于剧场创作中。我不大确定为何如此，可能是因为在剧场中，就算一个人写了整个剧本，他还是需要集体的协作。在把剧本搬上舞台的过程中，一定要根据相关人员的反馈进行多次修订。制作人和导演会要求改变，演员也会根据自己的表演体验提出台词上的改进。即便是在最后的演出阶段，不管在空荡荡的剧院进行彩排，还是在观众前公演，为使这个剧本走向成功，都要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改动。
因此，在戏剧方面的成功合作历史悠久。尤其是喜剧，有许多喜剧作家似乎不习惯独自创作。或许乔治·S.考夫曼（George S.Kaufman）[29]就是个最明显的例子。
我的编剧朋友比尔·霍夫曼（Bill Hoffman）花了三年时间，跟另外一位剧作家合作写剧本，发现合作非常成功。“我们俩总有一个坐在打字机前面，然后一起推敲剧本里的文字，再打出来。这个过程似乎很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我们俩又在一定程度上取长补短，他在构思剧情方面比我强一点，而我更擅长实际的对话处理。到最后写出来的时候，已分不出具体谁付出了什么，整本剧作里两人的努力完全交织在一起。”
我认识两个女性作家，芭芭拉·米勒（Barbara Miller）与瓦莱莉·格雷克（Valerie Greco）也是这样合作写小说的。她俩一人坐在打字机前，一人站在打字机旁，一字一句先讨论一番，达成共识，才敲出来。稀奇的是，我发现用这种方式创作舞台剧或是电视剧，很好理解。我看过两个情景喜剧作家，大口喝着咖啡，你一句我一句地插科打诨，就这么把剧本写完了，我看在眼里，不由觉得电视剧就该这么写才对。只是我想象不出，写一个短篇故事——或者，老天，一整部长篇小说——也能用这种方法。
不过，合伙写作在我们这行当里，也是有的。几年前，唐·韦斯特莱克与布莱恩·加菲尔德（Brian Garfield）决定联手写一本小说《通道！》（Gangway！），一个以老西部为背景（加菲尔德擅长描写背景）的惊悚喜剧（韦斯特莱克的拿手好戏）。
韦斯特莱克这样描述他们的创作过程：“首先，我们俩坐下来，详尽地讨论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然后我就把我们的讨论结果写成十五页的大纲。我把大纲交给布莱恩，他加入历史背景和所有的历史细节，这时故事大纲已扩展到四十页。他把这份大纲给我，我再删成二十五页。这时候，我俩曾考虑把它写成剧本，但没有获得认可，就决定先写出小说。
“我写了第一份草稿，只写动作与对话——没写人物所在的地点与穿着，只写他们干了什么，说了什么，我总共写了三万字，然后交给布莱恩。他添上了所有的背景及细节，把三万字翻倍成了六万字，再交给我。我修改后再交给他，他重新修改，最后把这堆东西交给编辑。”
“听上去，”我斗胆发问，“你们坐在打字机前写书，花了五倍的精力，却只写了一本。”
“对。”他同意，“而且只得到四分之一的乐趣与一半的稿费。”
我还认识两个作家，经常合作撰写短篇小说，先详尽地讨论情节，然后才由一个人坐下来写。他们俩的住处相隔三千英里，讨论完了，实际的撰写工作最终还得交给其中一人独立完成。在他们联手创作的众多作品中，以马·贝尔（Ma Bell）为主角的小说是最赚钱的。
几年前，我也跟人合写了一些小说，跟唐·韦斯特莱克合写了三本，跟哈尔·德雷斯纳（Hal Dresner）合写了一本，哈尔写完这本之后就跑去写剧本了。那时，我们几个都靠写色情小说过着很奇特的生活。这种小说，对这种作家合作有比较高的宽容度。
这类合伙写作也未必容易。我们不会事前讨论情节，也不会先发展出一个故事大纲，就是让一个人坐在打字机前，写好第一章，然后交给另一个人写第二章，写完之后，再还给我。就这么来来回回，直到十章写完，小说自然结束了。
这种写法很好玩。唐跟我都喜欢把对方逼到悬崖边，随意把对方的主角干掉。哈尔跟我设计了一种“轮舞”（la Ronde）的写作形式，这方式能把色情小说毫不费力地写出来——比如，第一章的主视角人物A跟B上过床，到了第二章，B成了主视角人物，到了第三章，跟B上过床的男人或女人又成了主角，继续把故事说下去。如此轮转……
这些合作模式实验，没过多久就走向了极端的归谬法（reduction ad absurdum）游戏，也就是“最伟大的情色小说扑克牌游戏”。这次荒唐的聚会，共有我们六个人参加，都是写拙劣情色小说的，都爱好这种通宵扑克大战。游戏前提是我们每人都一个钟头能写一章，游戏规则如下：五人围着楼下的桌子打扑克，剩下一人去楼上写作，一个钟头写上十五到二十页。等到夜晚结束，或者天已大亮，或者不管啥时候——我们每人都写了两章，这本书眼看就要写好了，就算那些牌桌上运气欠佳的人，也以胜利者的姿态，准备把这本书当战利品瓜分。
这精心安排的计划其实很快就出了岔子。前五章写得尚可，但我们有个牌友，显然是脑子出了毛病，连续写了两章后就回家了。不幸的是，他写的那两章完全是胡言乱语，接手的作者也没有吭声，勉强地写下去，企图续出合理的章节。一言以蔽之，这本书没有成功，而我也不记得我在牌桌上的表现如何了。
打从那时起，我只是在逃避工作时，才会采用“合作”的方式，甚至有时只是想想而已，并无付诸实践。倘若我真的想写什么，我迟早会坐下，把它写出来。换个角度说，如果我脑子里有个不错的点子，但又不想跟它纠缠，我就会考虑找人合作，这样就保证我未来不必亲力亲为去写它。
“我们应该就此合作。”会有某个朋友跟我达成共识。然后呢，我们会花个把钟头探讨一番各自的观点，就没了下文。虽然我们只是讲一讲，就转身干别的事情去了，但并不会因此有任何罪恶感。因为这种事儿将来总有处理的机会，比如两人都刚写完一本书，正好有空当啊；比如两人都有合作的心情啊，如此等等。
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个例子。当时我有一个极好的构思，想写一个发生在二战期间的针对全世界的阴谋故事，只是情节还未完全成形，而且这种故事也不是我擅长的类型。所以，我就告诉了布莱恩，提议合作写这本书，布莱恩愉快地表示同意，我们俩就此探讨了一番，然后就此结束。
当然喽，并非完全就此结束。几年后，这个故事另一些情节元素在我脑中成形，让故事比过去变得更好了，但这种类型毕竟不是我的强项。我先跟布莱恩谈过后，决定独自来写，因为要跟他合作，大约要等到猴年马月。后来我独立写完了这本书，只是这真的不是我擅长的类型，故事写得非常平庸。
这种情况下我再次寻求合作，这次我找的是另一位作家——哈洛德·金（Harold King）。他正擅长写这种类型小说，看了我的草稿，他非常喜欢，而且他自己也有很好的点子，可以加到书中，为书增添光彩。我们经过详尽的讨论后，他开始接手创作。这本书最终应该在今年秋冬季节出现在书店里。
最后一个例子是我最近正在着手的一个合作计划，这次就不是为了逃避工作，而是为了避免逃避。我有一阵子一直想写一本介绍经营素食和生态食物餐厅的旅游指南，但若没有谢丽尔·莫利森（Cheryl Morrison）的合作，我怀疑这想法肯定会无疾而终。这本书的难处在于它有很多零碎的活儿要做，而且需要做好几个月，要到处跑。而我案头总是有无数的当务之急。要不是与谢丽尔合作，这个想法最终肯定会被遗忘掉。对谢丽尔而言也是如此。
事实就是这样，只有我们双方都感受到对彼此的责任，合作才能完成。多半是因为双方都不想失信于对方，才会按分工逐步推进，直至完成。
我还没告诉你应该如何开展合作。其实，总的说来，我可能会建议你不要轻易尝试，除非你真的觉得与别人合作写书更有效率。虽说有成功的合作案例，比如弗恩·迈克尔斯（Fern Michaels）[30]、韦德·米勒[31]（Wade Miller）、曼宁·柯尔斯（Manning Coles）[32]、埃勒里·奎因[33]、伯迪克与莱德勒[34]，但多数情况下，找人合作，只是出于一个人创作的寂寞。两部打字机四手联弹的协奏曲有其自身的魅力，然而，对绝大多数作家而言，写作可能注定是个孤独的行业。就像死亡一样，这似乎是我们必须自己做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