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创意性剽窃
几个月前，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的作家朋友布莱恩·加菲尔德打来的。他提到近期读到我发表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推理杂志》上的一个中篇小说，觉得写得非常好。你可想而知，我听了大为开心。
但他接下来的声音透着些许不安。“我太喜欢这篇小说了。”他说，“我在想办法偷走它。”
“偷走它？”我说，“偷走它？”
“哦，这是合法的偷窃。”他向我保证，“书出来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只得引用奥斯卡·莱文特（Oscar Levent）的名言来回击。“模仿，”我指出，“是最真诚的剽窃。”
“我非常赞同。”布莱恩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的中篇小说《像一只街头的狗》（Like a Dog in the Street），写的是一个国际恐怖分子，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所捕获。他的同伙为救他，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放了一枚炸弹，威胁若不释放恐怖分子，就炸平半个美国东海岸。以色列不得不放了这家伙，但释放前，给这家伙打了一针狂犬病毒，其症状在三十天之后才出现，一旦出现，就必定死亡。
故事中狂犬病毒这个元素，是我多年前就有的构想，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小说放进去。布莱恩想盗用它，我不是很乐意。等他的小说过段时间后出来，我读过了，才松了口气。在他的故事里，美国情报机构迫于恐怖分子的要求，不得不释放一个敌方的间谍。他们当然不想放过他，于是释放前先给他下了毒，等他逃到东柏林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药性才发作。这时有人来找他，告诉他可以得到解毒剂，前提是他再次自首，他只好照办，结果却发现自己被耍了，所谓毒药根本就不致命。
布莱恩完全正确——他的创作是合法的剽窃，我称之为“创意性剽窃”。他的故事直接起源于我那个中篇，但经过他对创意的改编，已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他的改编方式，让我想起我的故事也不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这要追溯到1961年，我看了一部名为《本·卡西》（Ben Casy）的电视剧。在该剧的第一集里，文斯·爱德华兹（Vince Edwards）扮演的主角被一个狂犬病患者挠伤，出于某种医学原因，他不能打狂犬病疫苗。他不得不等上三十天，才知道有没有患上狂犬病，假如患上，那他就必死无疑。剧中提到的医学信息，还有对其戏剧性的应用，在我的脑海里徘徊很久，直到最终我把它写进小说。当我在小说中借用这个元素的时候，我并没有剽窃《本·卡西》，正如布莱恩没有剽窃我的小说一样。
很多作家都爱读书。我觉得，我们的故事创意，有很大比例来自我们阅读中受到的启发，这是自然的事。但是，在合法“剽窃”与非法剽窃之间，在单纯剽窃与有创意的“剽窃”之间，都要划一条界线。在我看来，它们之间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剽窃者是否在他借用的故事里，注入了自己的独特创意。
早在三个世纪前，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22]就在《偶像破坏者》（Iconoclastes）一文中说得很清楚。“关于借用问题，”他说，“一旦借用者没有把借来的东西处理得更优秀，就会被好作家们视为剽窃。”
作家无论水平高低，都经常会怀疑自己是否涉嫌剽窃，没有创意。这样的事情我经历过好几次。比如，我写过一本书，名为《作废的捷克人》（The Canceled Czech），书中的主人公穿越铁幕，去监狱营救一个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过的捷克人，他设法让这个捷克人陷入昏迷状态，随后装进棺材里，运出边境。事成之后，他受到自身正义感的驱使，把棺材连同里面的那个捷克人一起送进了火葬场。
该书出版两年后，我偶然读到名为《磨坊》（Mills）的一本书，其情节居然与我的同出一辙，主人公也是让一个战犯假死，装进棺材，从东柏林运到西柏林，然后呢，受到自身正义感的驱使，把棺材连同里面的那个战犯一起送进焚尸炉。
这件事倒也没有特别让我不快。我不确定《磨坊》的这个作者是否读过《作废的捷克人》，即便他读过，我也不能肯定他是否有意剽窃。我的一个朋友发现，他的某本小说，居然抄袭了一篇短篇小说名作的情节，很多细节都很相似，这让他大为恐慌。他知道自己多年前读过那篇名作，但写的时候，却没意识到自己在抄袭。那篇名作的作者没有起诉他，也没有书评家就此巧合提出质疑，但他只要一想起自己这次无意识的剽窃行为，就一身冷汗。
这种事情常常会发生。通常，编辑若发现这种无意识的剽窃，就会赶紧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不少作家一旦得知自己是在抄袭别人的作品，就丢掉整篇小说了事。但是有创意的剽窃者，只会将别人的成果当作自己作品的出发点，从而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担心。
不满意，通常是创意性剽窃产生的源头。正如牡蛎处理壳里的一颗沙粒那样，因为对沙粒不满意，所以才倾注心血把它裹起来，用心打磨，直至磨成一颗珍珠。作家若对看到的电影或故事不满意，也会重新打磨，创作一部更让人满意的作品。我若看到某个人物形象刻画得很笨拙，就会琢磨，这个人物形象该干点啥？干了之后会有什么效果？有时，我的解决方案会和原文作者大相径庭，而我又觉得这个形象可以改进，于是我会自己去另写一个故事。
我有时会通过猜测别人故事的结局，构思出有别于原著的情节。这种事通过电视进行，最为方便。比如大家熟悉的《希区柯克剧场》（Alfred Hitchcock Presents）就是个理想的选择。我往往看到一半，就猜出作者为故事结局设计的悬念。但也有几次，我猜得不对，与编剧想到的大相径庭。既然我的版本与我看到的故事大不相同，有两次，我索性坐下来，写出属于我自己的故事。
我知道某些作家，在灵感枯竭的时候，索性去盗用别人的故事。我过去认识一个科幻作家，他就系统地阅读过往那些科幻期刊的故事，翻找一篇他能改头换面的，他觉得自己这样就可以放心盗用。我在写犯罪小说时，偶尔也干过这种事，但对我而言，毫无成效。
例外的只有一篇小说，且听我细细道来。
二十年前，我在《猎人》上读到弗莱彻·弗洛拉（Fletcher Flora）写的一篇故事。情节大致如下：故事叙述者的一个朋友，因为犯连环杀人案而被捕入狱，他用同样一根鞋带，勒死了六个年轻女性。（在此说明一下，他就是用同一根鞋带勒死不同的年轻女性，不是说他寻找系有特定种类鞋带的女性，再用这种鞋带勒她们的脖子。）
叙述者去监狱探访他的朋友，发现这个案件证据确凿，回家后，他在朋友的衣橱里发现另一根鞋带。他不仅没有将这一证据上报警方，反而用这根鞋带，以相同的手法制造了更多的谋杀案。他那一直在狱中的朋友，由此获得了不在场的证明，最后得以无罪释放。
整整二十年，我一直渴望盗用这个故事。这故事的某些元素我是真的非常喜欢。但是老天，这故事是弗莱彻·弗洛拉先写的，我啥也做不了。每当我写作思路堵塞，我就想盗用这个故事，但结果只能无奈地抛到一边。
然后呢，大约不到两年前，我碰巧又读到旧版《猎人》上的这个故事。我开始琢磨情节，想办法给这个故事脱胎换骨，以便让我在盗用的时候心安理得。
我把鞋带换成了领带，这算不上脱胎换骨。接下来，我改变了那个监狱犯人的身份，他不再是连环杀人犯，而是因为求婚失败，用他那个旧学生领带勒死了前未婚妻。我让他妈妈向一位刑事诉讼律师求助。我创造出来的这位律师，非常独特，他只会在胜诉后，让被告得以无罪释放，才肯收费。
我把这位律师塑造成了一个罪犯——让他通过推理的方式在私下里操纵整个事件。他飞往英国，买了一堆领带，与凶手用来杀人的那条领带同一型号。回国后，他寻找与被害人长相相似的女性，用这些领带逐一勒死。就这样，他成功地把一起故意杀人案，变成了连环凶杀案的第一宗案件。
写完这篇小说后，我不知道弗莱彻·弗洛拉是否会发觉我的剽窃。那个小律师——我给他起名为马丁·H.埃伦格拉夫（Martin H.Ehrengraf）——迄今为止，已在我的六个故事里作为引人注目的主角出场。这个系列在《埃勒里·奎因》推理杂志上连载了好几个月，我也写得很愉快。
《埃勒里·奎因》推理杂志的编辑弗莱德·丹奈（Fred Dannay）评论说，我塑造的埃伦格拉夫形象，显然脱胎于早期通俗小说家梅尔维尔·戴维森·波斯特（Melville Davisson Post）笔下的伦道夫·梅森（Randolph Mason）形象。梅森，你知道的，是个使用犯罪手段让委托人脱罪的律师。弗莱德并不认为我剽窃了波斯特的作品，只是他觉得，埃伦格拉夫形象的塑造，显然受到梅森形象的启发。
噢，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从未听说过伦道夫·梅森这号人物，更没有读过与之相关的故事。要不然，我哪敢塑造埃伦格拉夫的形象啊。很有趣，是不是？埃伦格拉夫形象是创意性剽窃的成果，但人们却搞错了创意性剽窃的对象。
最后，关于什么算得上是创意性剽窃，有几点说明。倘若从五六个故事里面，分别盗用一些元素，然后凑在一起，混搭成你的作品，那算不上创意性剽窃。把背景从西部换成科幻，把莎士比亚的戏剧换成现代故事，假如你除了服饰和外部场景外什么也没改动，那也算不上创意性剽窃。（《西区故事》[23]这样的作品才是创意性剽窃。我最近为短篇小说写作比赛担任评审，就看到有三四篇参赛作品，抄袭西部枪战故事，换成科幻背景，主角骑着蓝色的龙，射着激光枪，这类作品当然很糟糕。）
最后一点，若你写的是非虚构类的东西，那也算不上创意性剽窃，实际上，那根本就不叫剽窃。
他们说那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