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时间
这些年来，我发现，不管是不是写作这个行业的人士，似乎都对作家的创作手法有无穷的好奇。或许是因为创作的过程太过玄妙，就连我们搞创作的也难以搞清。于是呢，大家就开始关注写作的一些具体细节，因为这个是比较容易搞清的。我们是在早晨写作，还是在晚上写作呢？是用打字机，还是用铅笔呢？或者，那些被禁止使用尖锐工具的作家，是用蜡笔写作吗？我们是先列好大纲，还是想到哪写到哪呢？
这种话题若持续下去，有人多半会问到下面这个问题：你每天花几小时写作？至于答案呢，不管是两小时，还是十二小时，通常都会附加一段限定条件的说明：“那当然是指实际写作的时间。那当然不包括我事前研究的时间。当然喽，真的面对写作时，作家从被闹钟叫起床开始，到他夜间上床睡觉为止，会一直都在工作。即便是在睡梦中，创作的过程也不会停止。古老的潜意识会帮我接着工作，帮我筛选素材，为第二天的写作做准备。因此，我可以万无一失地说：我是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一周工作七天。”
我料想，我的不少同行，应该在不同时间里说过类似的话吧。我猜，这种话有时我们自己也相信，但另一部分自我却并不认可上面的说辞。就我严正的作家良知来论，只有坐在打字机前敲键盘，打出一页页稿子，才算真正的工作。思考写作不是工作，调查研究不是工作，校对不是工作，跟出版商见面不是工作，电话交谈不是工作，甚至连修改与编辑都不能算是工作。除非我真的看到，我所做的事让稿子不断取得进展，从开端逐步推向结局，否则，我做的任何事都谈不上是工作。
你要明白，我比你更清楚。就理性而言，我知道上文所列的那些杂事，跟我的工作直接相关，而且还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我不能轻视它们，否则作品的质与量就会受到影响。只是这份认知似乎对我没啥帮助。除非我在打字机前面完成当天的定额工作，除非我拿出东西证明我完成了，否则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在逃学。
这种态度或许自有其目的。我的思想总是丰富多彩，总能凭空想出点什么事，诱使我离开书桌。比如，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一个附近街区，去探究一下肯定会有收获；一个专家，我需要借重他的专业知识。这些写作之外的活动，都比坐在书桌前面苦思冥想写东西容易。要不是我的良知在激励着我，我肯定乐呵呵地去投入这些活动，搞上好几个月，都不会在打字机上打字。
不过有时候，我发现自己被逼到墙角，进退两难，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我在创作《喜欢引用吉卜林的贼》（The Burglar Who Liked to Quote Kipling，主角为伯尼·罗登巴尔的雅贼系列）的时候，就碰到这种典型的困境。故事标题提到的这个贼，刚刚潜逃到森林小丘花园（Forest Hill Gardens）。那地方位于纽约皇后区，是个中高档小区。我突然想起，我有二十年没去过森林小丘花园了，之前那次去，也只是匆匆一瞥。对于那个社区，我只有一些模糊记忆，至于这些年那里是否有变化，我一无所知。
我有两个选择：其一是相信自己的记忆，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小说创作，本来就是虚构的，想怎么写都行；其二，我花一下午时间，搭乘F线地铁，直接到那里，随意逛逛，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不管怎么选择，我都有负疚感。倘若我留在家里工作，我一定会骂自己偷懒，不愿做调查研究；倘若真去了，我又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明明该坐在打字机前写书的，却去搞无用的调查研究。一旦我看清我的两难处境，我就扔硬币做决定，结果就去了森林小丘花园。
结果证明，我的记忆力很好，那地方没啥改变，可我觉得这时间花得很值得。我更新了对当地的记忆，获悉了当地的地方特色，从而在描绘这个场景时，多了一份自信。
事情不是每次都能这样解决。有时候，把时间花在这种调查研究上，是一种浪费。有时候，你事先无从判断这种研究值不值得。美国烟草公司的乔治·华盛顿·希尔（George Washington Hill）曾说过，他花在广告上的每一美元，都有五十美分是浪费的。他还说，麻烦在于他不知道哪五十美分是浪费掉的，所以只好再投入下一个一美元。调查研究以及其他事务，就是以这种方式，拉我离开书桌。
我确信，我个人的蟋蟀吉米尼（Jiminy Cricket）机制[1]，让我不会把所有时间都耗在书桌前。多年前，我能在书桌前坐上很长时间，可能因为那时我还年轻，更可能是因为我做事没那么细致，需要返工。无论如何，我那时在打字机前能有效地工作五六个小时，甚至是八个小时。
如今我不能再如此了。我不规定工作时间，只规定工作量。每次根据作品的种类、截稿的时间以及月亮圆缺等变数，写上五到十页，我发现这种方式更有用。这样的工作量，我通常只需两到三小时就完成。假如我在一小时之内就完成了，我会兴高采烈地宣告一天工作的结束。假如三小时还完不成，我也会收工，只是心情难免懊丧。对我而言，写作有个临界点，如果到了这个临界点还在硬撑着，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就像油箱里已经没油，还在坚持启动发动机，结果不仅哪里也去不了，还会耗尽电池。
曾有人告诉我，绝大多数上班族干正事的时间，一天至多两到三小时。其余时间，他们会休息休息，剪剪指甲、在办公桌前做做白日梦，或是跟同事聊聊棒球，就这样把两小时扩展成了八小时。尽管这事让人感到宽慰，但改变不了我的想法：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时间比上班族要短。
为了尽量减少写作生活中的这种负疚感，我找到了几个方法，不管其价值如何，提出来，仅供你参考。
1.让写作成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多年来，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有空闲，我就写作。后来则变成了吃完早饭就立即动笔，直至现在。这是迄今为止我实践出来的最佳写作方式。这有几个好处。比如，我那时大脑最清醒，经过一夜安睡，大脑重新充好电——不过，对我而言，最重要的理由是，只要把当天的工作做完，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2.我尝试每周工作七天。这么做也有好处。比如，写小说时，每天都有进展，就不会让这本书从我的潜意识里溜走。不管是写长篇还是短篇小说，我每天都有点产量，虽然每天工作时间短，却不会让我觉得是在挥霍时光。同样道理，若哪天我没按安排做事，也问心无愧，毕竟那一周我已经工作六天了。
3.我把例行事务放在后面做。我常常一收到信，就忍不住想马上回信；一收到稿件校样，就忍不住想立即核对。这些杂事让我觉得自己在做作家的分内事，没有不务正业。但这些例行事务毕竟比较次要，不必在大脑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候去做，在我写完五页的作品后，还可以应付有余。比如最近，我总是接到从辛辛那提寄来的包裹，里面塞得满满的，全是参加《作家文摘》杂志短篇小说比赛的入围作品。一收到这些，我本能的反应就是想当场拆封，阅读这些小说。不过呢，我还是强迫自己坐在打字机前面完成当天的工作量，直到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才开始阅读这些小说。看了二十几篇后，我酣然入睡。
最后，我允许自己偶尔用那句老话来逃避一下，那就是，作家真的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创作。因为就某些方面而言，这句话所言非虚。比如，就在前几天，我上午就写完了规定的页数，下午去健身房，举了很多铁疙瘩，接下来在街上闲逛了一个钟头左右。就在我四处晃荡时，我看到一辆汽车开进一栋大楼的地下停车库，于是脑中突然灵光一闪——伯尼·罗登巴尔要是把自己锁进汽车后备厢，岂不就可以溜进戒备森严的大楼？
我会在小说里用上这个情节吗？或许会吧，若是凑巧，会写进去。我几乎每次外出散步，都在天马行空地乱想，如同在捡羊毛，但我捡到的羊毛，大多数并没织进毛线。我总在问自己：这招有用吗？就算有用，或者没用，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需要好好地琢磨。我就此搁笔，让你去仔细琢磨。就我而言，我已经花了三个多钟头写这篇文章，我的任务完成了。我想，我该让自己好好享受这一天接下来的时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