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总是能改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女人写了一本关于美国内战的小说，她给该书命名为《明天是新的一天》（Tomorrow Is Another Day）。可在该书印行前，在出版商的建议下，她将书名改为《飘》（Gone with the Wind）。

涉及书名问题，很多人都喜欢事后聪明。现在谁都可以说，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的《飘》卖得如此之好，取得那么大的成功，全是因为书名改得好。倘若书名还是《明天是新的一天》，恐怕连一万本都卖不掉。

我对此不敢苟同。如果一本书有其自身的魅力，无论书名取得好不好，都会找到自己的读者。反之，书名再好，也不能给销售数字添加光彩。

不过，毫无疑问，《飘》这个书名比《明天是新的一天》要高明，它有助于本书的推广与促销活动，也容易快速锁定读者，效果会立竿见影。

这样说够公平了。

这里有个微妙的问题。为什么《飘》比《明天是新的一天》要高明呢？

这问题不好回答，就像很多音乐家被人追问爵士乐的定义那样，只能故作莫测高深，“如果你问这种问题，”他们说，“你永远不会知道答案。”换言之，你可以凭直觉感到《飘》比《明天是新的一天》高明，因为《飘》这个书名有活力，能够激起阅读欲望，引人注目，而《明天是新的一天》让人感到陈旧、沉闷、乏味。

另一方面，出版界多年前就清楚，一个好书名只有一个诚实的定义——能畅销的，就是好书名。

比如，《佩顿地方》（Peyton Place）[33]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书名。它甚至已成为英语的特有词汇。然而，若没有格雷斯·梅塔琉斯（Grace Metalious）小说的热销，这个押头韵的三音节词，啥也不是。只是，该书碰巧就像哈里斯堡（Harrisburg）[34]的盖革计数器（Geiger Counter）[35]一样，引发了购买的热潮。这个词也迅速走红，成为全美国家喻户晓的一个名词。从众效应扩大了这个词的影响范围。有几年，凡是略带色情、以小镇为背景的小说，每一部都要吹嘘：“又一部《佩顿地方》！”这对小说原著的影响，更是推波助澜。

《大法师》（The Exorcist）是个好书名吗？在此书出版前我还真没觉得它好。我甚至觉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书名的意思。可纵使这书名很烂，似乎也没妨碍它良好的销售业绩。

《另一个》（The Other）怎么样？假如这书名有什么好的地方，我愿意洗耳恭听。这书名绝对平淡无奇，在你脑中不会留下任何印象。从这个书名里，你瞧不出这本书写什么，甚至连该书的类型都不知道。这书名没有任何神秘之处，能激起你的好奇心，让你拿起书来看。可是，该书卖得很好。

《双胞胎》（The Twins）这个书名好吗？或者《荆棘鸟》（The Thorn Birds）呢？《闪灵》（The Shining）呢？《昏迷》（Coma）怎么样？或许这是首部你看了会落得与书名同样下场的小说，你觉得如何？好书名究竟是如何打造出来的？要怎么做，才能为你自己的小说或故事找个好名字？

首先，我们要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你给你的书稿起的名字，与书稿最后是否卖出，相关度几乎为零。一个非常好的书名，也许会让编辑对你的书稿有较好的第一印象，但是，如果你的书稿达不到预定的目标，名字再好也没用。同样道理，书名平淡，可能会降低编辑对你作品的兴趣，但是，只要作品写得好，他就不会放过，因为他肯定明白，书名是可以改的。

下面是我关于书名问题的一些随想。

1.书名应该让人记得住。我还在读《作家文摘》短篇小说比赛的参赛作品。虽说书名的好坏与故事本身的好坏没什么关联，与往年一样，今年我还是觉得单调平庸的篇名过多。摆到我书桌上的一篇篇稿子，书名不是《狗》《笔》《老师》，就是《秋日午后》《玛丽琳》《婚外情》，或者……够了，不是吗？这些标题太过平淡，没什么趣味，看不出有什么潜力，吊不起观众的胃口。题目没有做到标题通常该做的事情。

2.书名应该与故事匹配。书名要尽量反映故事类型。你若给你的书取名为《枪战里欧·罗波》（Gunfight at Rio Lobo），大多数人一看书名就会认定，这是一本西部小说。可该书若不是西部小说，这个书名就不太适合了。就算该书把一个重要的枪战场景放在里欧·罗波，也不行。

两年前，查理·麦克格雷（Charles McGarry）写过一本悬疑小说，书名为《秘密情人》（The Secret Lovers），该书名的含义，据说是指书中的两个重要角色——间谍与官员——都酷爱秘密。除非你每本书都配一个小推销员，跟在后面解释书名的含义，否则，很多人都会以为这是一部爱情罗曼史。

3.当心发音拗口的字眼。罗伯特·勒德拉姆给作品命名时，总爱精心选择一个与众不同的专有名词，后加一个普通名词，比如《斯卡拉蒂的遗产》（The Scarlatti Inheritance）、《奥斯特曼的周末》（The Osterman Weekend）、《马特拉克文件》（The Matlock Paper）、《马特莱斯圆环》（The Matarese Circle）等等。有一本书，他险些命名为《伍尔夫斯恰恩兹誓约》（The Wolfsschanze Covenant），幸亏有个非正式调查，揭示很多人都念不出“Wolfsschanze”这个字眼，因此才改名为《霍尔克罗夫特誓约》（The Holcroft Covenant）。后来，该书以《霍尔克罗夫特誓约》为书名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难道可以把书名抛在一边吗？或许吧。或许有读者不读书名，就拿起该书去付款，或许还有读者被书名吓住了，只能询问“有没有勒德拉姆最新的那本小说”。

但是，你何必要冒那样的风险？

4.别让书名讲故事。我曾在一家文学经纪公司待过一年，整天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来稿。有时，我似乎觉得足足有百分之四十的来稿书名，都是《当树枝弯曲时》（As the Twig Is Bent），另有百分之三十五的来稿，书名为《树木成长时》（So Grows the Tree）。

毫无疑问，我是夸张了点。但在今年的参赛作品中，我注意到，还是有不少新手作家，书名喜欢套用那些老掉牙的成语。这会引发两方面的问题，首先，这样的书名会是陈词滥调，容易落入俗套。说得更确切一些，它会提前告知读者故事的结论，从而大大削弱了作品的力道。本来听故事的说教就令人厌烦了，现在书名提前说教，谁还会去读这个故事呢？

还有一些读者，打着标新立异的名义，往书名里面塞了太多的信息，这会大大削弱故事的力度。比如，《杰米·杰夫·雷伯恩开车去哈里森威尔拿文件的那一天》（The Day Jimmie Jeff Rayburn Drove Clear to Harrisonville for the Papers），就是这种例子。

我初写故事时，书名往往平淡无奇，过目即忘。近年来，我很高兴自己给故事命名的本领得到提高，能取一些令人难忘的书名了。有时书名缺乏想象力，我也看得出来。比如，我写过一个抢劫加油站的故事，我曾愉快地给这个故事命名为《高速公路抢劫案》（Highway Robbery），但我后来把它改为《简直就是高速公路抢劫案》（Nothing Short of Highway Robbery），改后的书名，更有吸引力，让人难忘，也与故事主题相搭配。

我最喜爱的书名是《别无选择的贼》，我一直坚信，是因为这书名出色，才让伯尼·罗登巴尔系列的首本书卖得好。这个书名简洁顺口，同时还传达了原作的味道，用轻松调侃的态度看待犯罪的事实。一想到这个书名，我当即敲定，绝不更改。

但我差点错过这个书名。在我准备把书稿寄给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时候，我还没想好书名。就在校对前五六十页时，我突然看到伯尼·罗登巴尔的那句内心独白。我甚至忘了自己写过这句话，但幸运的是，它找上门来，我也能判断出这是个好书名。因此我当即把书名写到首页。

顺便提一句，系列小说的书名，有自己独特的问题。一方面，书名让你有机会告诉读者，这会是一个系列作品，因此，系列的书名要有某种一致性。但一致的成分如果太多了，就会让读者很难分清他读过的是哪一部作品。比如马特·赫尔姆（Matt Helm）系列的《背叛者》（The Betrayers）、《埋伏者》（The Ambushers）、《掠夺者》（The Ravagers），你怎么能区分它们呢？

对此问题，约翰·D.麦克唐纳（John D.MacDonald）在特拉维斯·麦基（Travis McGee）系列中，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他在这系列的每个书名中，插入了不同的颜色词，同时也轻而易举地保持了系列的一致性。《粉红噩梦》（Nightmare in Pink）、《棕褐色的沙哑沉默》（A Tan and Sandy Silence）、《猩红诡计》（The Scarlet Ruse），这些书名，通过这些颜色词，既揭示出每本书独特的一面，又展示了同一个系列的一致性，令人难忘。

我的谭纳系列第二本小说以《作废的捷克人》为书名出版后，我决定在后面的系列作品全部采用这个文字游戏。谭纳第三部，故事发生在拉脱维亚，我命名为《恋爱中的拉脱维亚人》（Letts Fall in Love），还提供了一个候补书名《拉脱维亚番茄》（The Lettish Tomatoes），结果出版的时候，书名却被改成《谭纳的十二体操金钗》。谭纳第四部，写的是一个在性爱上很不成功的泰国男人，我骄傲地以《零分泰》（The Scoreless Thai）[36]为书名交稿，结果法赛特出版社却把书名改成《谭纳的两个》（Two for Tanner），让它见鬼去吧。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我们或许不该过分强调书名的重要性。出版商不仅会改掉坏书名，有时也会快速改掉好名字。好莱坞制片厂有时会干这种事：（1）因为书名而买下书；（2）扔掉书中故事，另起炉灶，写一个全新的剧本；（3）最后连书名也改掉。出版商未必会这么离谱，但他们也擅长一些古怪的行为。

让我们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科幻小说家兰道尔·P.加勒特（Randall P.Garrett）有项写作任务，即每月为《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写三到四篇故事，字数为一万字。每篇故事都有篇名，还有他常用的某个笔名，但每个月，《惊奇故事》的编辑都必定要改掉他的篇名和笔名。

兰道尔觉得，反正自己的篇名与笔名肯定要被改掉，他就不必再创新了，不妨给自己找找乐子。他的经纪人留下的档案可以作证，在接下来的一年，他写给编辑的作品如下：《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笔名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on the Floss），笔名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弃儿汤姆·琼斯史》（Tom Jones），笔名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白鲸》，笔名赫尔曼·梅尔维尔。《惊奇故事》杂志社里没人觉得好笑。支票和税单照寄不误，故事的篇名与笔名照改不误，一切还是按老规矩办事。

不知为何，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或许是杜撰的故事——一名记者堵住了一个好莱坞电影制片厂的大老板，想要采访。“不好意思，先生，我名叫亨利·乔真普拉斯，我——”

“别担心，”大老板说，“名字不好，我们总是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