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重估米尔德里德的活计
罗小茗
在《华氏451度》中,科幻小说家雷·布拉德伯里为一对夫妻安排了两种不同的工作/劳动模式。
第一份工作是消防员,这是主人公蒙塔格的职业。不过,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消防员的职责是放火。只要接到举报说哪里藏有书籍,消防员们便迅疾赶往那里,搜出所有的书籍,堆放到一处,浇上煤油,启动点火器,将它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留情地销毁。这一份工作,让蒙塔格总是受到火焰的炙烤,搞得浑身黑乎乎,也让他试图去回忆“消防员”这个工作最初设立的时候,好像是为了救火而不是放火。可是,管它呢,“迅速放火, 烧毁一切”,这就是消防员手册上白纸黑字规定了的他的工作呀!
第二份工由他的妻子米尔德里德完成。名义上,她是一名家庭主妇;但每天最重要的事项,是坐在家中由三面电视墙所构成的房间里,照着寄来的剧本,与电视墙上出现的那些人对眼神、答问题,沉浸其中。这大概可以称之为宽泛意义上的“数字劳动”。而米尔德里德的最大愿望,是丈夫可以靠着当放火的消防员,赚到更多的钱,为家里添置第四面电视墙——进一步改善工作条件。
倘若按照大卫·格雷伯对“狗屁工作”的定义来看的话——“完全无谓、不必要或有所危害,连受雇者都没办法讲出这份职务凭什么存在,但基于雇佣关系的条件,却又觉得有必要假装其实不然,这种有支薪的雇佣类型就叫狗屁工作”(1) ,那么,蒙塔格的工作就是铁定的狗屁工作。因为除了攒钱买电视墙,让他和他妻子之间更加无话可说之外,蒙塔格根本搞不清这份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在蒙塔格的工作性质,和今天的普通人颇有些距离——但愿如此!反倒是米尔德里德的活计,经由移动客户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日益熟稔的一部分。即便不是全职的家庭主妇,也没有巨大的屏幕,也一点不耽误我们中的大多数,热烈地投入到这一份“工”之中。
不过,格雷伯对“狗屁工作”的定义,显然没有包括米尔德里德,也不包括我们今天随时随地正在展开的这一类活计——无论是利用等待的时间刷抖音发评论,还是随时更新朋友圈,展开点赞式的网络社交,上传实时的各类数据。这倒不是因为米尔德里德的活计有多少的正当性,对社会价值有什么正经贡献,而是因为,它没有得到酬劳,不是一份有薪水的真正的工作。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不能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去评价它、要求它,既然它已经如此声势浩大。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米尔德里德的这份工呢?如何理解这一份在今天被笼统地概括为“数字劳动”的活计,对于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劳动观念的改造?对于社会价值,它有自己的意义和贡献吗?这样的渗透、改造与贡献,又将如何影响社会的未来进程?是带来人类解放的可能,还是套上更加沉重的社会枷锁?
所有这些,正是建华老师在本书中关注的问题。一直以来,针对米尔德里德的这份工,“玩工”也好,“产消者”也罢,又或是越来越被大家熟悉的“情感劳动”,学术界尝试用各种方式,定位和命名这一在日常生活中占据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人类的身心状态。米尔德里德们从事的活计,应该得到什么样的评判?人们需要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对其展开判断?这样的标准与判断,将和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经验发生何种关联与抵牾?从系统梳理围绕“数字劳动”展开的既有理论与相关争议,到提出劳动“媒介化”的当代议题,再到“众包新闻”“虚拟恋人”这一系列中国社会的现实案例分析,建华老师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试图描摹和思考的,正是越来越多或主动或被动地滞留在屏幕之前,参与米尔德里德式的活计中去的我们,在支配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预判未来时,究竟在做着什么样的事项?当整个世界正被越来越多的狗屁工作所包围、驱使和扭曲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也就意味着,如何给予数字劳动更加准确的定位和清晰的命名,思考它的发展走向与可能遭遇的未来,不仅关系到那些流水线上被赤裸剥削的数据劳工,也关系到每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变身为米尔德里德的我们。
显然,一旦普通人意识到自己在互联网上的点击量和注意力,可以转换为银两,被标记为一种经济之时,从被剥夺者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活计的政治经济学的面向,伸张自身的权益,这样的主张不仅理所当然,而且十分正当。毕竟,当这个世界的当权者总是拿出数字指标,扣算小数点,主张“一切都按经济理性来!”的时候,这应该也必须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的一项权利。不过,这样的主张往往也在不经意中冒险,将经济理性得以实施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渗透到那些原本就不是因为经济而出现的社会生活领域之中。在这里,正如法国左翼思想家安德列·高兹曾经担心的那样,如何为经济理性划定限度,这个西方社会面临的难题,现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社会普遍面对的问题。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这一难题总是更为棘手。因为它的奋起直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将所有的领域都交付给经济理性,以便签订一项事关突飞猛进的契约。然而,无论怎样迅猛的发展,到头来大概都无法回避高兹的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冲突的本质是经济理性的范围和广度,而非经济理性本身”(2) 。而在讨论中国社会中的“数字劳动”之时,我们正在迎来这一重新理解经济理性,通过为其划定范围,实现对人和社会理解上更新的契机。就此而言,既要伸张和维护自身的权利,又不在这一伸张和维护的过程中被经济理性吞噬与异化,臣服于它的逻辑而不自知,是讨论“数字劳动”时的第一步。如何结合当代社会经验,稳当坚定地迈出这一步,则构成了从事学术劳动/创造者的自我期待和挑战。而这正是本书的学术野心所在。
最后,让我们把话题拉回到蒙塔格身上,毕竟他才是《华氏451度》的主角。小说的最后,蒙塔格彻底放弃了放火消防员这份工作,把自己变成了一部行走的图书,以此来抵抗那一个不允许书籍存在的城市。读完建华老师的书,我忍不住想,蒙塔格的选择,实际上也是今天所有学术工作者可以做的一个选择。当整个学术管理和生产制度越来越被所谓的理性侵蚀,变成纯粹的数字计算之时,与其参与那些白纸黑字所定义的工作,不如将自己变成一部行走的图书,来得有趣且自在。当然,如此选择的自由,属于每一个人。但若想要实现面对当代社会展开真正有深度的思考的野心,则既非二三学人,也非单一学科,凭借一己之力,便可达成之事,而是需要无数个蒙塔格和米尔德里德们的共同努力。这或许便是建华老师要我这样一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彻底外行来替他做序的原因。那就是,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相互督促与帮助,彼此勉励与呼应,在这个看起来已经由不同学科分而治之、相互钳制的死循环中,努力寻找为整个社会解套的可能。
2021年7月17日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1) 大卫·格雷伯:《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论狗屁工作的出现与劳动价值的再思》,李屹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19年,第48页。
(2) 安德列·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彭姝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