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数字劳工的困境与“不稳定无产者”的形成
经济学家从未吝惜他们对于“零工经济”的赞美之词。在他们看来,这种以人为本的经济模式,可以使劳动者按照自己的时间和安排来选择工作——这打破了传统“朝九晚五”工作方式对劳动者的束缚,使他们在工作中真正享有较强的灵活性和较高的自由度。与此同时,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和技能,选择多种不同的工作,这有利于个体创造性的解放和能动性的发挥,这种工作方式因此兼具多元性与自主性的特征。此外,零工工作往往会涉及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因此能给劳动者带来一定的乐趣,这一点在其他按部就班的工作岗位中并不多见。
零工经济劳动者作为数字技术和ICTs的使用者,同时也是使用数字技术和ICTs来进行生产活动的劳动者,无疑是数字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种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正在经历“即插即用型”U盘生活的零工经济劳动者面临着哪些困境?这些困境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当代数字劳工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如何帮助他们摆脱上述困境?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零工经济的全球热潮中进行冷思考。
(一) 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的困境
首先,在零工经济市场中,并不存在与劳动者快速增长相匹配的用工需求,因此,劳动力供应过剩和就业不充分问题在零工经济中表现得异常明显。面对数量众多的竞争对手,零工经济劳动者很有可能被迫在保证质量的同时,降低价格,以获取持续的工作机会。其次,即使零工经济劳动者能够获得一份“用工合同”,但这种用工合同往往基于短期的项目,与全日制用工合同不可同日而语,劳动者的工作量也呈现碎片化的特征。更不用说,在零工经济中,雇主(需求方、顾客)可以随时取消合同。再次,雇主和零工经济劳动者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雇佣劳动关系,因此后者往往需要应对工作不固定、收入不稳定、无法享受雇主提供的保险福利等风险,同时他们会因缺乏安全感而会产生精神焦虑。也就是说,零工经济通常存在于标准的、制度化的雇佣劳动体系之外,因此零工经济劳动者的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又次,一部分的零工工作要求劳动者在家独立完成,这就导致了除家人以外,这些劳动者很少有机会接触他人,因此,这个群体存在社会隔绝感。他们也很少与同一平台的同事沟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零工经济劳动者集体身份认同的形成,追求共同的利益和劳工团结则更无从谈起。最后,零工经济中存在着中介的盘剥。这里的中介并不仅指网络平台,还包括存在于网络平台之上的为数众多的中间代理商。因为零工经济依靠信誉与用户评价体系来维系的特殊属性,零工工作就会自然流向拥有更多好评的中间代理商。在得到这些工作机会后,代理商往往会将它们转包给个体的零工经济劳动者,并从中抽取一定的佣金。由于市场上存在着充沛的劳动力后备军,上述实践得以长期存在。此外,中间代理商压低个体劳动者报酬的情况也司空见惯。
(二) 跨国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的困境
零工经济基于互联网的特征使供需双方存在着跨国性(或跨地区)的可能,如身处美国的雇主可以通过Upwork(14) 网络平台远程招募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网络开发者、市场营销专家、客服代理、自由作家等。这些跨国零工经济劳动者不仅需要应对上述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所面临的一般困境,而且需要额外面对如下问题:首先,大部分跨国零工经济劳动者面临较短的工作周期和不断提前的截止日期,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具有高强度和超负荷的特点。他们甚至需要一周工作70—80个小时,这导致了他们工作与职业之间、生活与工作之间边界的不断模糊。高强度和超负荷的工作与低薪、雇佣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及工作的高度竞争性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其次,跨国零工经济劳动者更容易产生陌生感。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认识雇主,双方相互的理解也因彼此之间的陌生感而缺乏基础。最后,跨国零工经济劳动者更容易遭受歧视。原则上来讲,零工经济欢迎任何满足资质条件的劳动者参与其中,是否录用与劳动者的性别、出生地和其他属性无关。但在跨国零工经济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来自“全球南方”的劳动者还是会因他们的出生地而遭受不同程度的歧视。
(三) “不稳定无产者”的形成
斯坦丁认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自由市场催生了一个全球性的阶级结构。新的群体在这个结构中孕育而生,其中就包括数百万身处弹性而无保障的劳动关系中的“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15)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革命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组织形式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零工经济的勃兴正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延续。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核心在于强调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即哪里生产成本最低、利润最高,资本就会流向哪里。(16) 因此,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为最终目的,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机制”(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性的必然结果。(17)
1. “不稳定无产者”的内涵。斯坦丁从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与国家的关系三个维度出发,对“不稳定无产者”概念的内涵展开论述,从而透析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劳动者生存状况的变迁过程。首先,在生产关系方面,不稳定无产者中的大多数人以临时的或短期的工作为生,经济收入相对较低或不稳定,雇佣关系短暂,缺乏长期的职业目标与职业前景,无法在工作场所中建立长期的人际关系,这使得他们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缺乏与工作相关的社会记忆。其次,在分配关系方面,不稳定无产者无法享有那些福利国家时代工人和白领领薪阶级(或阶层)所享有的各种形式的劳动保障,缺乏社会福利。最后,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不稳定无产者只是“失权者”,而非“公民”——他们要么没有政治权利,无法参与所属社区的政治生活、没有资格投票或参与政治竞选;要么没有文化权利,无法开展特定的文化活动;要么没有社会权利,无法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18) 在斯坦丁看来,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着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时刻需要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内心的孤独感,以及对仇恨的恐惧。这些共同的境遇使他们成为一个“新危险阶级”。另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还未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且往往互相责难,异常脆弱,内部也充满着激烈的斗争。
2. 零工经济劳动者与新型的“不稳定无产者”。近几年,当数字技术和ICTs的深度融合不断加速着平台经济的发展时,不少学者将斯坦丁对“不稳定无产者”的系统性阐释作为主要理论资源,以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直播主等零工经济劳动者为对象,从劳动过程、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等不同面向切入,展开了大量理实兼备、不乏探索性和前沿性的研究。他们发现,一方面,以弹性工作时间、不固定工作场所、不稳定薪酬为基本特征的零工工作逐渐替代了基于稳定的工作时间、场所和薪酬的传统工作;另一方面,零工经济中的数字劳工,不管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很难享受到失业保险、工伤补偿、退休金、产假等各种形式的劳动保障;当劳动争议发生时,更是难以维权。此外,他们还时刻面临着越发激烈的竞争、不可预知的职业前景,以及狭窄的阶层流动通道等诸多挑战。他们因此逐渐沦为新型的“不稳定无产者”,这更加剧了全球市场中长期的、系统性的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性。一些批判学者更是洞察到隐匿于这些困境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关系的不平等,认为:这种不稳定的新型劳动力组织方式在资本全球化下呈现日益普遍化的趋势,而这恰恰是数字资本主义和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相互渗透的必然结果。(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