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与劳动研究的故事

后记　我与劳动研究的故事

作为一名行政管理专业出身的青年学人,我对劳动研究的兴趣始于本科阶段。在《公共行政学》和《西方行政学说史》两门课程上,竺乾威教授和顾丽梅教授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和讲解了包括泰罗制科学管理原理、梅奥的霍桑实验和人际交往理论、麦格雷戈的XY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在内的一系列西方行政学理论,这些理论都涉及对人性基本假设的探讨,主张通过对劳动者进行有效的科学化管理,实现组织的经济与效率目标。在学习和掌握这些理论的过程中,我逐渐对一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企业是如何将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源要素)合理地组织起来的?是如何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能动性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在这种求知欲的驱动下,我在课余时间阅读了《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人类动机理论》(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再论如何激励职工》(One　More　Time:　How　Do　You　Motivate　Employees?)等大量西方经典的行政学和管理学文献,这些著作不但深化了我对上述问题的理解与思考,而且帮助我夯实了相关的理论基础,丰富了相应的知识储备。

如果没有起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的推荐,没有之后亲炙莫斯可教授的经历,那么我的学术旨趣可能会沿着行政管理的路径走下去,即聚焦政府或者现代企业组织及其人力资源管理,和新闻传播与媒介产业也许永远将是平行线的关系了。在导师莫斯可教授的推荐下,我在博士一年级时仔细研读了他和凯瑟琳·麦克切尔教授合著的《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和《传播的劳动:全世界知识劳工会联合吗?》(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两本彼时在传播劳动领域极富系统性、权威性和前瞻性的“鸿篇巨制”。同时,在导师学术旨趣的直接影响下,我的博士论文最终聚焦中国出版产业中的编辑群体,试图解释中国社会的加速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对编辑人员日常工作及生活的全方位影响,尤其是探讨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背景下,编辑人员所面临的诸多机遇和挑战,进而剖析作为“新知识无产者”的他们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勾连关系。可以说,这项研究旨在通过极富冲击力的第一手经验材料,向读者呈现这样一番时代图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以编辑人员为代表的广大中国知识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商品,受到了资本、技术和权力的多重宰制,他们不但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在改革前所享有的崇高的社会地位与声望,而且在经济上也被无情地甩出先前由政府统包统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陷入“朝不保暮”的不稳定状态。博士论文所采纳的这一鲜明的批判主义立场一直持续至今,成为我学术研究的重要支点。

2016年初,我正式入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彼时正是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和数字信息技术不断革新的黄金时期,数字经济时代的脚步也越来越近。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社会情境下,数字技术的支持部门和新兴经济部门对新型劳动力的需求日趋高涨,数字劳工群体应运而生。一部分来自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数字经济背后的劳动议题,特别是劳动者和劳工组织的变迁,并围绕劳动力商品化、劳资关系、资本的积累与增殖、劳动剥削与异化等议题,发表了不少开拓性的经验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既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又紧密联系着本土最新实践。正是因为清晰地体认到上述时代背景的深刻变迁,我自己的研究兴趣在2016年后也更多地聚焦数字劳动。

四卷本的“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是我在数字劳动领域的第一项学术成果,由商务印书馆于2017年至2020年陆续出版。这套丛书从阶级、社会性别、权力等一系列社会学的核心范畴出发,以制造业、服务业、媒介产业等诸多产业中的数字劳动者为“经”,以信息时代的价值与积累、数字劳动方式与特征、信息产业的劳动关系等重大议题为“纬”——在两者的相互交织中,数字劳动研究被赋予了强大的理论阐释力。需要指出的是,伴随互联网驱动下的移动设备普及,大量在休闲时间内创造价值的用户产生了,而由这些新型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生产的内容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的增长点,这套丛书也是国内较早关注此问题的著作。彼时,我编著这套丛书的“初心”,是想把对数字劳动的考察放置在更为宏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脉络之中,在分析和阐释数字时代劳动形式多样化、劳动关系复杂化、劳动控制过程严密化的基础上,探究数字劳工生活和工作的结构性变迁,以及背后庞杂的权力关系网络。诚然,这套丛书既是我数字劳动研究的起点,也为我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完整的知识体系。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小书,是这份“初心”的赓续。它是我的第一本中文学术专著,凝结了我对劳动问题(尤其是数字劳动问题)几乎所有的整体性和原创性思考。它尝试从理论前沿和在地经验两个维度出发,一方面为读者细致梳理和全景展现数字劳动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帮助读者打开一扇通往繁茂学术“森林”的理论大门;另一方面关注数字劳动的实践逻辑,坚持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将自身在鲜活场景中的微观体察与社会的宏观结构分析紧密地扣连起来,在广阔的社会情境中审视数字劳动与全球外包、灵活积累、技能变迁、情感服务之间的多元张力,在运用理论回应现实问题的同时,进一步推进本土化的理论生产。

数年以来,我的数字劳动研究经历了从研学经典理论到将经典理论与经验现实紧密结合,再到省思经典理论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如前所言,我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社会学中经典理论的研学作为个人数字劳动研究的起点(如受众商品理论、产消合一理论、劳动过程理论、劳动分工理论等),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和发表了若干篇与此相关的研究综述,系统地阐述了其内涵与外延,这些内容也成为本书上篇(数字劳动与理论前沿)的主体部分。其中,劳动过程理论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劳动控制问题、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问题、劳动者的异化问题以及劳动者的主体性问题(主要表现为劳动者对剥削和异化的结构性抗争)都是数字劳动研究中十分重要的议题。我以亚马逊在线众包平台上的零工劳动者、新媒体平台的新闻专员为研究对象,尝试从微观的、切实可感的分析视角切入,将经典理论与经验现实有机结合起来。其一,透析平台的运作机制和劳动控制过程(劳动控制);其二,揭示出平台资本跨越时空限制、动员和整合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从而实现资本弹性化积累的实质(劳动剥削);其三,探究劳动者有效的反控制、反剥削的集体实践(劳动抗争)。相关研究构成了本书第五章(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和第六章(众包新闻、数字劳动与灵活积累)的主要内容。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仅仅运用上述“劳动控制—劳动剥削—劳动抗争”这一经典分析框架来进行数字劳动研究,似乎很容易把自己囚困在一个固定的套路或者熟悉的逻辑中,从而导致研究日渐窄化和僵化,对于一位年轻学者来说,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因此,我开始尝试反省自己的既有研究,并对经典理论进行省思,探索将技术、技能、情感等要素嵌入资本和劳动的二元关系中。本书的第四章(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劳动与工作/后工作世界的未来)、第七章(自动化新闻、数字劳动与技能变迁)和第八章(平台经济、数字劳动与情感关系)即是上述反省和探索的阶段性成果。它们尝试回应下列三组具体问题:其一,由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构成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是否会导致工作岗位的消失,进而导致劳动的消亡?今天的劳动者会像19世纪初的英国产业工人一样,通过大规模地捣毁机器来抵制新一代的技术革命吗?随着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的高速发展,在“强人工智能”阶段或者在后工作世界的未来,人类的劳动又将呈现怎样的图景?其二,以自动化新闻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对新闻记者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技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自动化新闻技术与新闻记者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谁是主体?谁是客体?当新闻记者与自动化新闻的算法工程师建立积极的交流和合作机制时,我们是否可以憧憬一个知识劳动者内部日益团结的未来?其三,平台上的情感劳动是否能够提供一种真实的亲密关系?在网络亲密关系的建构过程中,情感或者情感劳动只是一种商品吗?在互联网平台上,情感劳动者仅仅是在戈夫曼所指涉的“前台”进行感情整饬和身体表演吗?当代中国社会中个人的情感困境及其背后复杂的结构性因素有哪些?在我看来,将技术、技能、情感等要素纳入资本和劳动二元关系的分析中,对此进行多维度的综合性考量是丰富和发展“劳动控制—劳动剥削—劳动抗争”分析框架的可行路径。这既要求研究者建构一个横跨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的庞大的学科知识体系,又要求他们极富学术想象力和洞察力,能够穿透纷繁芜杂的经验表象,直戳资本、劳动、平台、技术、技能、情感和更为广阔的社会之间动态多元关系的本质——这也将成为我日后不懈努力的目标和砥砺奋进的方向。

回望过去的学术道路,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实在是太多。寥寥数语,恐难诉尽谢意。

感谢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研究基地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尤其要感谢童兵教授和马凌教授。无论是“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还是《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与苏熠慧副教授共同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出版),两者的出版都得到了基地的慷慨资助。作为前辈,两位教授无论是在教学和科研上的点拨与扶持,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关爱与呵护,都让我倍感温暖。由衷地感谢马凌教授拨冗在《中国图书评论》为“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这套丛书精心策划了一组高质量的书评,这组书评分别从社会学、法学和传播学的学科视角切入,与丛书中的主要理论发现展开有益的对话。这组书评不但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而且通过新媒体的推介与传播,也让更多的读者认识到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的困境与挑战,更启发读者在数字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数字劳动问题进行整体性、独立性的思考,加深他们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现状和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现实的认知。

感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每一位同事。大大小小的讲座,有的由他们主讲,有的靠他们张罗。在这些讲座的浸润中,我的学术视野得以极大开阔。即便是和学院老师“漫无边际”的闲聊,抑或是不经意间阅读他们在朋友圈中分享的推荐内容和学术思考,都能在智识上带给我滋养。这里特别感谢张涛甫教授在百忙之中爽快地应允我的请求,为本书作序。张涛甫教授既作为学术前辈,又作为学院执行院长和党委书记,见证了我在学院六年来的成长,并给予了我莫大的学术支持。感谢曹晋教授每年邀请我参加“新媒体与全球信息社会的公正传播”暑期学术营,与学员们分享自己在数字劳动研究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暑期学术营已经成为国内引介、推广和发展传播政治经济学最优秀的学术平台之一。本书中部分重要观点的形成,得益于每年我都能有这样宝贵的机会与200多名来自海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教师、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进行交流和切磋,在双向互动中实现“教学相长”。特别感谢《新闻大学》编辑部的信任,邀请我作为主持人,在2020年第7期的《新闻大学》上围绕平台经济与劳动议题刊发了一期特稿。本书第五章(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的主要内容就来自当时我在《新闻大学》发表的《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机制和劳动控制研究——以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为例》一文。此外,感谢学院学术委员会对本书学术价值的认可,对小书的出版给予了全额的经费支持。

感谢传播政治经济学、劳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学术共同体中的每一份子。这些年,十分幸运能有机会和其中的许多优秀学者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展开密切的学术合作,在学术上相互激发、不断精进。在此,特别感谢本书序言的作者之一——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罗小茗副教授。同时,她也是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骨干。该中心及其刊物《热风学术》不仅对数字劳动议题青眼有加,而且凝聚了大量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青年学者。他们在此发声,用思想温暖学术、用学术关怀现实。感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优秀毕业生,现同样任职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徐偲骕博士。他是曹晋教授的高足,与我有着长年紧密的合作,本书的许多观点都可以追溯到我和徐偲骕博士激烈的观点交锋和思想碰撞。他在百忙之中,对本书的清样进行了通读和修改,使全书的整体表达更为准确、流畅和凝练。同样感谢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姬德强教授、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世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沙垚副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吴鼎铭副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贾文娟副教授。身处这样一个知识社群,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学术大家庭的温暖和团结,更激励我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

当然,特别的感谢也要送给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赵月枝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吕新雨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郭镇之教授、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冯建三教授和刘昌德教授、英国拉夫堡大学传媒研究中心默多克教授、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传播与多媒体学院彭达库教授。本书的不少观点得益于这些学者兼备学理深度和人文情怀的著述,同时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我的学术成长给予鼎力支持。

当然,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导师莫斯可教授。虽然最近两三年,我们之间的联系不像之前那样频繁,但导师总是在第一时间无条件地支持我的每一个学术项目,为我提供宝贵的学术资源,这份恩情没齿难忘。

感谢我的父母这么多年来对我工作的理解和对我不求回报的付出。这份坚如磐石的亲情使我能在近不惑之年,仍然葆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信念与情怀。我始终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丰富数字劳动研究的理论光谱,有助于激发后续研究者的学术想象,不断推进数字劳动研究的广度、深度与厚度;我更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永远葆有凝视结构的勇气,直击底层社会的焦灼与阵痛、内隐与期待,然后用文字和思想的力量来温热悲寒的生命。我希望自己不只是一名敏锐的社会观察者和冷静的理论阐释者,同时也是满怀热忱和社会责任感的实践者与行动者,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劳动者发出一点声音,为社会进步贡献微薄的力量。

最后,本书的出版多亏了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胡翼青教授和助理研究员吴志远博士,没有两位老师的牵线搭桥,就没有这本小书与江苏人民出版社这样高端学术平台的因缘际会。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社长对本书在出版全过程中的每一份关怀与支持,史雪莲副编审亲自操刀这本小书的审校工作,书稿的付梓离不开她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无私的情感劳动,她对小书所默默倾注的心血令我无比感动。由于个人水平有限,本书中难免会有疏漏,我理应承担全部责任,同时也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2021年8月31日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