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机制与劳动控制
(一) 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机制
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机制是指:用一定的结构方式,把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主体与工作流程组织和联系起来,使它们协调运行进而达到最优效果的组织方式,同时它构成了调节和约束平台运作主体及其众包活动的基本准则与核心制度。(15) 在MTurk,平台的运作主体包括:平台、任务发起者和任务参与者(又称“托客”,turkers);平台的基本工作流程由任务发起者在平台发布和众包任务、托客选择要完成的任务,以及任务发起者审查(批准或拒绝)任务三部分组成。
1. MTurk的运作主体:平台、任务发起者和托客。在MTurk,任务发起者以一种简单、高效和可复制的方式招募全球线上劳动力来完成各种被发布和众包的人类智能任务(以下简称任务)。
首先,平台。平台架接任务发起者与托客,扮演着他们之间经纪人的角色。如上所述,MTurk发布和众包的任务具有“微任务”的特征,它们是复杂任务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分为图像和视频处理、数据验证和清除、信息收集、数据处理四大类。具体来说,其中既有较为简单的任务,如图像贴标签、删除重复数据、人工翻译等,又有涉及参与者主观判断且较为复杂的任务,如图像和视频内容审核、问卷调查和实验参与、网站内容撰写,等等(见表5-1)。(16) 一般来说,MTurk从任务发起者支付的报酬总额中抽取20%—45%作为提成,这是平台日常运营费用和利润的来源。(17)
表5-1 不同种类的任务及其难易度
续表
其次,任务发起者。任务发起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任务发起者是学界的研究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类学者,他们把MTurk作为获取社会调查数据的平台。与传统的问卷调查方法相比,MTurk具有被调查者更多样化、数据获取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等特点。(18) 第二类任务发起者是大数据初创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在有限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利用MTurk提供的大量全球廉价劳动力的智慧和技能,简化业务流程,实现创新,博得资本的青睐和投资。(19) 第三类任务发起者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如谷歌),它们的目标是降低劳动力成本,有效控制企业规模,进而规避因正式员工数量骤增而带来的企业风险。同时,MTurk有利于这些企业增强其数据收集与分析能力,加快机器学习的开发速度。在MTurk,学术研究任务的占比远小于商业性质任务的占比,因此第二类和第三类任务发起者构成了平台发布和众包任务的主体。此外,高度活跃的任务发起者数量大致占总数的10%,但他们众包了平台约98%的任务总量。(20)
最后,托客。2011年,根据亚马逊的统计数据,MTurk注册的托客数量超过50万,他们来自190多个国家或地区(主要来自美国和印度,见图5-1)。(21) 但研究人员测算,MTurk活跃的托客人数约为5万,其中高度活跃的托客约为1万名,他们大多选择全职,每周工作15小时以上,完成了平台80%的任务量。(22) 在其他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男性托客的比例持续上升,近年来几乎与女性持平。40%托客的年龄小于30岁,平均年龄约为31.6岁。70%托客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23) 从职业构成来看,他们中有退休教师、退伍军人、自由撰稿人、大学生、全职母亲等。
图5-1 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托客人数的占比
2. MTurk的基本工作流程。MTurk的基本工作流程由三部分组成:任务发起者在平台发布和众包任务;托客选择要完成的任务;任务发起者审查(批准或拒绝)任务(见图5-2)。
图5-2 MTurk的基本工作流程
首先,任务发起者在平台发布和众包任务。任务发起者发布与任务相关的具体信息,这些信息主要包括任务描述、任务持续时间、任务时效、任务所需资历要求、任务类型、任务报酬等。为了帮助托客更好地了解和完成任务,任务发起者通常会在任务发布时提供1—2个任务成品范例供托客参考。任务发起者借助Web服务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自动发布数量不等的(少至几个,多至上千个)相似的任务,并将其结果通过算法直接集成到任务发起者的工作流程和计算机系统中。(24)
其次,托客选择要完成的任务。托客完成的任务一般都具有重复性,且报酬普遍较低——25%任务报酬低至0.01美元,70%任务报酬低于0.05美元,只有不到10%的任务报酬超过0.10美元。表5-2罗列了不同任务的可获得数量和相应报酬。(25) 有些任务(如人工翻译)的报酬不及同类线下工作报酬的十分之一。(26) 根据乔尔·罗斯(Joel Ross)等学者的统计,托客的时薪约为8美元,这远远低于美国在职人员的平均时薪标准。20%和50%托客分别将报酬作为自己第一和第二大经济来源。(27)
表5-2 不同任务的可获得数量和相应报酬(28)
最后,任务发起者审核(批准或拒绝)任务。即使托客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要求完成某项工作,也不一定能够保证获得相应的报酬,因为任务发起者对是否发放报酬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双方签署的“参与协议”(The Participation Agreement)对此予以明确的说明。虽然该协议规定,当任务发起者拒绝托客的任务时,需要提供相应的理由,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的理由往往是随意填写的,如“1”“X”或“.”。(29) 面对上述不合理的理由时,托客可以向MTurk提出申诉,但大部分任务发起者并不会回应这些申诉,因为在双方互通电子邮件的过程中,任务发起者花费在阅读邮件上的时间成本远远大于他们支付给托客的报酬。此外,“参与协议”十分明确地规定,TMurk无须承担在任务发起者和托客之间进行协调的责任,由此平台巧妙地抽身于任务发起者和托客的“劳动”关系之外,将自身和托客的关系模糊化。
(二) 在线众包平台中的劳动控制
马克思认为,资本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潜力,就必须拥有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成为劳动过程中的基本问题。(30) 在MTurk,对托客劳动过程普遍且隐蔽的控制内嵌于其运作机制之中。它以托客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前提,既来自任务发起者,又来自平台,因此具有双重属性。劳动控制是在线众包平台中不对等权力关系布展的必然结果,而托客和任务发起者在信息获取方面的不对称更加剧了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性。
1. 托客劳动力的商品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的商品化意味着本质并非商品的人类劳动被纳入市场,通过交换原则进行买卖,在此,生产者的劳动力使用权普遍地成为交易的对象。(31) 这也意味着对于劳动力的使用不再根据劳动力本身而是根据劳动力购买者的需求组织起来,旨在最大限度地攫取他们的剩余价值,加速资本的积累和增殖。这在MTurk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世界各地的线上劳动力构成了MTurk的劳动力后备军,在平台售卖他们的劳动力及其专业技能,(32) 劳动力的商品化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33) 其次,在传统劳动力市场稳定雇佣关系的模式下,企业依据劳动法为劳动者提供工资和各项社会福利(如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等),形成了劳动者的“安全网”。但在MTurk,托客需要个人承担劳动风险,这进一步降低了MTurk的劳动力成本与用工风险。(34) 最后,为了适应不断变化和多样化的任务需求,托客需要持续培养和提升自己的技能,这些技能包括:如何找到合适的任务,如何做出最佳的任务选择,如何进行多任务管理,等等。托客承担着技能培养和提升的时间成本与相关费用。
更为复杂的是,在MTurk,托客劳动力的商品化与劳动力的符号化和原子化相互交织。托客一旦在MTurk注册成功,就会被分配到一个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ID,这个ID是他们在平台的符号化存在形式。劳动力的符号化不但削减了托客的主体性与自主性,他们的社会关系也因此被匿名化,而且他们和任务发起者的交流机制愈发呈现数字化和符号化的特征。基于此,两者的关系更像是一种电子化的简单交换关系,托客的劳动变得越来越抽象和隐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难以通过相同的工作而彼此联结,每个人都被区隔开来为自己打工,原子化趋势日趋明显,这极大阻碍了他们行使组建工会和集体协商的权利。(35)
2. 任务发起者和平台对托客的双重劳动控制。MTurk通过对“灵活、自主”工作模式的宣传,吸引了大批托客,但事实上,他们的劳动过程受到了来自发布者和平台的双重控制,这种普遍且隐蔽的控制不仅包括任务发起者对托客个人隐私、工作时间、任务成果和工作意愿等方面的强有力影响,而且还涉及平台对托客准入机制、质量控制、强制退出的“霸权式”管理。
一方面,任务发起者对托客的控制。其一,任务发起者可以获得托客的数据库,关于他们已完成任务表现的详细信息,通过他们网络的IP地址获悉其地理位置,以及其他相关信息,托客的个人隐私受到了极大的威胁。(36) 其二,任务发起者对于托客递交任务的时间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控制。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并获得报酬,托客往往夜以继日,不断压缩休闲时间。虽然他们在选择工作时间(包括工作时长)上有着自主权,但这种看似自由的安排,实质上并不受自己意志的支配,而由任务发起者所发布任务的具体要求和属性决定,更受制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结构与规则设计,(37) 因此托客的工作自主权既是一种调动托客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又具有劳动控制的意义。其三,任务发起者对发布和众包的任务具有完全的定价权,托客缺乏议价的空间。(38) 此外,如上所述,任务发起者对是否发放托客报酬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并对他们的任务成果(即使是没有支付报酬的任务成果)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其四,托客的报酬取决于完成任务的数量和质量,即MTurk 实行严格的“计件工资”制度,这培养了托客“多劳多得”的劳动意识和鼓励他们追逐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且促使他们自愿参与内嵌于平台生产制度的“赶工游戏”,不断制造和强化“劳动同意”。(39)
另一方面,平台对托客的控制。其一,从理论上来说,只要托客能够掌握简单的互联网和英语技能就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接受MTurk的众包任务,但在实践中,截至2015年,75%的托客来自美国。(40) 这主要是因为从2011年开始,MTurk采取了“仅限邀请”的注册机制,也就是说,平台在邀请个人加入之前会对其注册信息进行详细的审查。(41) 其二,MTurk引进了质量控制系统,将托客分为“普通托客”和“托客大师”,后者是托客中的“精英”(2012年数量约为2万名),他们在亚马逊的统计监控下的表现远远优于其设定的标准,具有较高的历史任务合格率(通常在90%以上)。(42) 任务一般会被优先分配给“托客大师”而非“普通托客”。即使在“普通托客”群体内部,他们也会因为不同的历史任务合格率而得到不同的任务列表,这些列表是经过MTurk自动过滤和筛选的,这无疑加剧了托客内部的竞争关系。其三,一旦发现有托客违反了“参与协议”,平台有权在任何时候强制注销他们的账号,并没收其账号中尚未提取的收入。安东尼奥·阿洛伊西(Antonio Aloisi)将这种行为的实质界定为平台在行使雇主的解雇权。(43)
换言之,当托客的主要经济来源为MTurk的任务报酬时,他们高度依赖平台,且受到来自发布者与平台的劳动控制,这导致他们工作自主性的不断降低,(44) 遑论对平台的治理权。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托客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对他们劳动过程的监督是同构的,即来自任务发起者和平台的双重控制使它们得以对托客的劳动过程实施福柯式的“全景敞视监控”(45)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平台通过赋予任务发起者最终决定是否发放托客报酬的权力,将托客与平台的矛盾(这种矛盾因平台对托客的控制和监视而产生,如“普通托客”时常抱怨自己只能在MTurk选择到报酬很低的任务,有时候为了和其他托客争抢报酬相对较高的任务,他们必须时刻关注新任务发布的消息)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托客与任务发起者之间(如任务的报酬过低,不能真实地反映托客的实际劳动价值)。
3. 信息获取的不对称和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加剧。在MTurk,托客生产过程受到的普遍且隐蔽的控制与在线众包平台中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紧密勾连,而托客和任务发起者在信息获取方面的不对称更加剧了这种不对等性。具体来说,在托客的日常实践中,他们需要广泛收集必要的信息来做出更为合适的判断,而这些必要的信息(主要与任务发起者相关的信息)一般无法在MTurk获得,更不用谈对这些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了。信息的不对称使得新托客更倾向于接受声誉良好的任务发起者低报酬、简单的任务来增加他们的任务完成数量,而不愿意选择来自不熟悉的(通常声誉度较低)任务发起者相对较高报酬的任务,因为他们不愿意(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能力)承担任务提交后,得不到任务发起者任何报酬的风险。(46)
在此背景下,托客倾向于选择长期“打交道”的任务发起者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不但熟悉这些任务发起者的任务要求,而且了解他们提供的工作量和发布任务的规律。但是随着这些任务发起者规模的壮大、流程的简化,以及降低成本的压力,托客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工作压力和不稳定的工作环境。即便如此,出于“搜索成本”和“转换成本”的考量,他们往往会放弃选择提供更好报酬的任务发起者。由此,托客的任务发起者越来越固化,且托客对他们的日益依赖使两者的权力关系变得愈加不对等。
总结而言,不同于阿尔文·罗斯(Alvin Roth)的论断,即在线众包平台通过劳动需求供给双方点对点的即时匹配和扁平化的权力结构,实现对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47) 本章通过对MTurk的分析发现,任务发起者和平台居于支配地位,具有绝对主导权,托客居于从属地位,在相对固定的时间里以任务发起者和平台共同规定的方式从事特定的工作,并遵守相应的规章制度和工作规范。也就是说,在MTurk,劳动需求供给双方存在着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和等级化的权力结构,这与工业社会中传统雇佣关系的根本特性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差异。(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