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结构与主要内容
本书由上下两篇组成。上篇聚焦数字劳动的理论前沿,旨在对数字劳动展开全面且深刻的学理分析,在系统地阐述数字劳动内涵和研究现状基础上,为读者细致梳理和全景展现数字劳动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结合零工经济、不稳定无产者、下一代互联网、工作/后工作世界等重要理论或概念,帮助读者打开一扇通往繁茂学术“森林”的理论大门。下篇从数字劳动与在地经验切入,把数字劳动置于更为宏大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平台经济勃兴的时代背景下,关注数字劳动的实践逻辑,一方面致力于揭示数字劳动与全球外包、灵活积累、技能变迁、情感关系等重要问题之间复杂的勾连关系,另一方面致力于回应相关的现实问题,进一步推动本土化理论研究的发展。
第一章至第四章为本书的上篇部分(数字劳动与理论前沿)。第一章(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叉视角)首先梳理与展示了数字劳动领域的前沿成果。当前,数字劳动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对象已经不仅局限于最初的新媒体平台的产消合一者与玩工,学者们开始关注网络零工、受技术宰制的传统雇佣关系之内的脑力劳动者,甚至将开采原料和生产电子产品的体力劳动者亦纳入其中。其次,本章旨在剖析作为分析范畴本身的“数字劳动”区别于知识劳动、脑力劳动、非物质劳动等纷杂概念的核心关键;其哲学基础之于其他概念在范式意义上的创新;以及数字劳动研究与传播研究其他最新成果展开对话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本章提出:数字劳动实际上是以劳动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劳动化”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渗透到当下人类社会中的,并对争取非异化劳动之可能的路径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第二章(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语境)从四个方面梳理了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进路和最新成果,即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和玩工,以及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并从中国语境出发,呈现本土学者对该议题的思考与贡献。在当前复杂的全球化过程持续深入,本土社会急剧转型、新媒体技术冲击日益猛烈的全球语境中,上述研究大多根植于中国独有的、丰富的且充满活力的日常实践土壤之中,帮助劳动者发声,增加他们的曝光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术品格。
第三章(零工经济、数字劳动与“不稳定无产者”)聚焦全球零工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数量日益增多的零工经济劳动者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与多元化的解决策略。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承担零工工作的自由职业者在数量、规模和影响力上日益壮大,零工经济应运而生。不管是包括网络直播、付费阅读内容的创作和编辑,以及视频制作和分享在内的基于网络平台而产生的新型工作方式,还是集中于快递、家政、交通、维修等服务行业因移动终端应用程序对传统就业方式的颠覆而产生的新型工作方式,都使零工经济中经历着“即插即用型”U盘生活的数字劳工面临诸多困境,不断沦为新型的“不稳定无产者”。解决这些困境的对策需要从零工经济劳动者、政策制定者、关注零工工作公平性的利益相关者等多维度出发。
第四章(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劳动与工作/后工作世界的未来)尝试结合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高速迭代对数字劳动与工作/后工作世界的未来进行展望。下一代互联网技术替代还是创造就业?新“卢德运动”会出现吗?这些问题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诸种观点都有各自的立论基础和证据。结合现有研究,本章提出:这两种相反的现象实际上是以不同的速率沿着各自的轨道同时进行的,“旧去新来”的时间差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且,技术并非唯一作用因素,还应结合人机关系、劳动力结构、全球价值链与劳资关系来综合考察人工智能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工作种类劳动者的影响,进而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之道,最大限度避免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此外,当“奇点”临近,“机器控制机器”的“强人工智能”阶段到来之时,为防止大规模失业和“弃民”的出现,维系人类以劳动为主要特征的生活世界,批判传播学或可从“数据收入”的角度提供一种后工作的方案。
第五章至第八章为本书的下篇部分(数字劳动与在地经验)。第五章(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从全球外包实践与众包平台的兴起切入,以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为案例分析对象,探究平台劳动的运作机制和内嵌其中的劳动控制问题。一方面,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受到普遍且隐蔽的控制,这是众包平台中不对等权力关系展演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平台劳动者通过积极组建网络社区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控制实践。这些实践既展现了平台劳动者的能动性,又为他们提供了有效的支持网络,但却仍受到强大的结构性制约,难以和平台中既存的控制相抗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结合当下众包平台的全球治理经验,本章强调:建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监督和保障机制将成为众包平台的未来发展方向和目标。
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造成了冲击。近年来,不少媒体机构不再雇用专职记者,取而代之的是组建覆盖全球的新闻专员网络社群,通过与他们建立弹性雇佣关系,进而低成本、高效率地生产新闻内容,并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海外新闻专员的在地优势、语言技能和兴趣热情以及海外新闻专员为媒体机构创造核心价值的过程。第六章(众包新闻、数字劳动与灵活积累)以财新传媒旗下的“世界说”这一新媒体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其海外新闻专员的深度访谈,探究他们在新媒体技术的帮助下如何有组织地生产国际新闻,揭示出新媒体环境下,建制化媒体通过灵活积累策略,将海外新闻专员转化为劳动生产力,加速媒体机构的资本积累和增殖过程,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被掩盖在参与、兴趣和自我实现伪装之下的“准灵活用工”实践。
自动化新闻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应用,它重构了包括新闻劳动在内的传媒生态的核心要素。随着自动化新闻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快速崛起,新闻记者正经历着由去技能化向再技能化的技能变迁,且多技能化的趋势日渐明朗,这也是第七章(自动化新闻、数字劳动与技能变迁)的主要发现。同时,本章强调,新闻生产过程和劳动者技能成长的有效结合反映出自动化新闻背景下的人机关系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存关系,而非“有你没我”的竞争关系。在未来,自动化新闻能否成为一种更为进步和解放的力量,赋予新闻劳动以独立的、建设性的意义,这一问题既事关新闻从业者美好的职业愿景,也为相关研究者打开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在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和简·斯黛兹(Jan Stets)看来,人类的独特性在于形成社会纽带和建构复杂社会结构时对情感的依赖,因此情感对建构社会关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1)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少学者开始将身体、情感和欲望等因素置于社会学和人类学分析的中心位置,“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发展为人文社科领域一条新的研究进路,情感劳动成了这一转向主要的理论落脚点。第八章(平台经济、数字劳动与情感关系)以“虚拟恋人”情感劳动过程为研究内容,指出:这一情感劳动的核心内容是在网络空间中建构与消费者的亲密关系。“虚拟恋人”在“进场”“在场”和“离场”的不同服务阶段,根据消费者喜欢的恋人类型,主动整饬外显情感来努力营造甜蜜的恋爱氛围,满足消费者对恋爱关系的想象和情感需求。这种亲密关系具有双重“虚拟性”:一方面,它存在于网络的虚拟空间,而非现实生活中;另一方面,它受市场原则支配,是一种能够即时和短暂满足消费者情感需求的商品,而非建立在两者长久和稳定的情感基础之上,因此具有情感虚拟化的特征。当前,缓解当代青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压力既必要又紧迫。“虚拟恋人”服务建构的网络空间中的亲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体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缺失,但终究无法替代人们在现实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亲密关系。
综上,随着传播研究的理论、对象、方法和价值取向的日趋多元化,一些曾被遮蔽的重要议题开始进入传播学者的视野,其中有的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传播劳动研究。在传播新科技的突飞猛进将劳动数字化、数字技术使用者“劳工化”的趋势下,数字劳工作为最新的分析范畴,逐渐成为传播劳动研究领域的前沿。本书通过对数字劳动研究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两个维度的系统性分析与探讨,希冀建构经典与实践、理论与现实的对话场城。一方面启发读者深入思考数字劳动问题,充分发挥经典理论的思想潜能,以此来穿透实践与现实,同时为相关研究者打开广阔的想象空间,也使本书具有更强的否思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让读者切身感受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二元张力,以实践引导对理论的理解,更为深刻地洞察资本、技术与劳动三者之间多重复杂的勾连关系。
(1) Smythe, Dallas.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977(1): 1-27. 中译文参见达拉斯·斯麦兹,刘晓红译:《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姚建华主编《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7—40页。
(2)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3)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传播革命:紧要关头与媒体的未来》,高金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4) 姚建华、徐婧:《数字时代传播政治经济的新现象与新理论》,《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3期。
(5) 姚建华:《传承与发展:数字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5期。
(6) 徐婧、秦朝森:《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前沿研究综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7) Schiller, Dan. Digit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8) 姚建华、徐偲骕:《全球数字劳工研究与中国语境:批判性的述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
(9) Fuchs, Christian. Dallas Smythe Today—The Audience Commodity, the Digital Labour Debate, Marxist Political and Critical Theory. Triple C, 2012(2): 692-740. 中译文参见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汪金汉、潘璟玲译:《受众商品、数字劳动之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理论》,《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第4期。
(10) 今天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都需要面对新的数字技术和ICTs的飞速发展,同样面临着围绕新型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更加隐蔽的剥削形式、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步履维艰”的境况。虽然“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在构建新型政治主体方面颇有建树,但它却过于偏重产品的最终形式,而忽略了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环节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强化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参见王洪喆:《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问题的启示》,《天府新论》2016年第3期;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11) Hong, Yu. Labor, Class Formation and Chinas Informationized Poli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1.
(12) 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13) “离境外包”(又称“外部资源利用”)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管理学家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教授和加里·哈梅尔(Gary Hamel)教授于1990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中提出的。它是企业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企业外部资源进行产业转移的一种形式,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将生产和服务(生产链上的一些非核心环节)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这种方式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营运成本、提升 (转下页)
(14) (接上页)产品品质、集中人力资源、提高顾客满意度,进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离境外包兴起于制造业,如苹果公司全球最大的合同制造商富士康。但是21世纪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力资源等要素水平不断提高,而且保持了低成本优势,除制造业以外,大量服务业也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如呼叫中心大规模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现就是其中很好的一例。参见姚建华:《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Brophy, Enda. The Subterranean Stream: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Call Centre Labour. Ephemera, 2010(3/4): 470-483;Qiu, Jack Linchuan. Goodbye iSlave: 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7。
(15) Cohen, Nicole. Cultural Work as a Site of Struggle: Freelancers and Exploitation. Triple C, 2012(2): 141-155.
(16) 在科恩看来,不管是对媒介数字劳工进行授权,还是通过在办公室内创造“愉快”的环境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潜能,其目的都是为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与延长工作时间等陈旧的方法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参见Cohen, Nicole. Negotiating Writers Rights: Freelance Cultural Labour and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ing. Just Labour, 2014(17/18): 119-138。
(17) Steeves, Leslie and Janet Wasko. Femin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Toward a Friendly Alliance. In Sex and Money: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dia, edited by Eileen Meehan and Ellen Riordan, 2002,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16-29.
(18) Shade, Leslie and Nikki Porter. Empire and Sweatshop Girlhoods: The Two Faces of the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In Feminist Interv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inding the Gap, edited by Katharine Sarikakis and Leslie Shade, 2008,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241-257.
(19) Cao, Jin and Graham Murdock. Holding Down Half the Sky: Female Knowledge Workers and Flexible Employment in Chinas Publishing Conglomerates.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2015(2): 14-35.
(20) Manzerolle, Vincent. Mobilizing the Audience Commodity: Digital Labour in a Wireless World. Ephemera, 2010(3/4): 455-469. 中译文参见文森特·曼泽罗尔,姚建华、徐偲骕译:《移动的受众商品:无线世界的数字劳动》,《开放时代》2017年第3期。
(21) Comer, Edward. Digital Prosumption and Alienation. Ephemera, 2010(3/4): 439-454.
(22) 游戏修改版本者来自“游戏模组”这一概念,即创作游戏修改版本(Modifications,简称Mods)。
(23) Kücklich, Julian. 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2005(5). 中译文参见尤利安·库克里奇,姚建华、倪安妮译:《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24) Murdock, Graham. Political Economies as Moral Economies Commodities, Gifts, and Public Goods. 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Janet Wasko,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2011, West Sussex, UK: Wiley⁃Blackwell, 13-40. 中译文参见格雷厄姆·默多克,姚建华、徐偲骕译:《作为道德经济的政治经济:商品、礼物与公共物品》,姚建华主编《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80—107页。
(25) Scholz, Trebor.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26) 陈世华:《信息政治经济学批判》,《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27) 姚建华:《作为数据流的劳动者:智能监控的溯源、现状与反思》,《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5期。
(28) Sussman, Gerald and Carey Higgins⁃Dobney. The Planned Obsolescence of TV Journalism.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edited by Richard Maxwell, 2015, New York: Routledge, pp.230-241.
(29) Stevens, Andrew and Vincent Mosco. Prospects for Trade Unions and Labour Organizations in Indias IT and ITES Industries.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2010(2): 39-59.
(30) Huws, Ursula. The Underpinnings of Class in the Digital Age: Living, Labour and Value. Socialist Register, 2014(50): 80-107.
(31) 乔纳森·特纳、简·斯黛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