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现象与新理论
全球发达经济体中资本主义的基础正在从工业制造转向服务业和信息业,对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体的征用成了这个转型过程的根本驱动力。数字技术既为新的网络经济提供必要的技术设施支持,如构建数字中心全球网络,又产生了一系列围绕着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s)的融合、新的数字产品和应用程序的生产而组织起来的新兴经济部门。数字技术的支持部门和新兴经济部门都存在对新型劳动力的需求,传统劳工不断被新兴数字劳工取代的趋势日益明显。
在丹·席勒(Dan Schiller)看来,数字技术和ICTs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方式,重新配置了各种生产要素与资源,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带动政治经济向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转型。(7)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随着越来越多从事信息生产、传播、监控的劳动者以数字技术和ICTs为生产、加工工具,且人类的知识本身不断以数字的形态存在,数字劳工日益成为传播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研究议题涉及他们的劳动过程、劳动价值、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商品化和控制方式,以及自身特征与主体意识,等等。(8)
根据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的界定,数字劳工包括将数字技术和ICTs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9) 也就是说,数字劳工研究不仅聚焦于对工程师、设计师或是媒体从业者工作和日常生活的研究,而且强调对工厂中生产科技产品的产业工人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今天的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都需要面对新的数字技术和ICTs、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不稳定的工作环境,甚至是随时可能被取代的命运。因此,扩大数字劳工的内涵和外延,而非使用来自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ur)概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劳动形式之间的联系。(10)
洪宇、邱林川等学者长期关注信息产业的发展及产业内数字劳工,尤其是他们的工作环境,他们的相关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性的不平等与剥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洪宇的研究指出,在中国成为全球ICTs生产强国的过程中,信息产业内不断重构的阶级关系持续受跨国资本和国内社会及经济转型的双重影响。(11) 中国信息产业内数字劳工的规模不断壮大,同时他们作为“雇佣劳动力”的身份不断得以确立和强化。邱林川更多将他的研究视角聚焦于富士康(Foxconn)企业的工人,将其置于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世界工厂的研究框架下,审视数字资本主义与过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的差异与关联。(12) 一方面,他从反技术决定论的视角出发,分别对富士康企业的工厂、宿舍和防跳网进行了实地调查与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对数字劳工的剥削和异化;另一方面,他强调:富士康企业工人超负荷工作的根本原因在于苹果公司(Apple)在定价和产品交付时间上具有决定权的制度性安排,这种制度性安排背后的权力不平等使苹果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对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进行“离境外包”(outsourcing)而获得超额利润。(13)
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研究是传播政治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数字技术和ICTs对媒介产业的影响不可谓不大:2016年8月,当苹果、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亚马逊(Amazon)和脸书(Facebook)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五大公司的时候,新闻、广播和广告等诸多媒介产业内控制权不断集中于少数大型技术公司的趋势众目昭彰。在当下数字技术和ICTs的发展呈几何增长的背景下,市场化的无孔不入为巨型传媒集团的垄断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的媒介数字劳工亦无法摆脱资本的影响,相关学者对其研究也呈现多样性的景观。(14)
例如,尼科尔·科恩(Nicole Cohen)以媒介产业中的自由作家为研究对象,强调对自由作家数量的增加以及获得教育和培训项目机会增多的考察,不能仅从狭仄的个人经验研究的视角出发,而应强调他们是媒体从业者的重要组成部分。(15) 对自由作家无偿劳动时间和版权侵占的分析,折射出数字时代媒体从业者群体的行动和经历受更为宏观的社会整体影响的事实;与此同时,自由作家劳动过程的变化体现了数字技术和ICTs对资本主义劳动环境的影响,这些影响既加速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进程,同时又强化了剥削作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本质性的存在。(16)
需要强调的是,不少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将对信息产业和媒介产业中
数字劳动问题的思考与社会性别分析紧密交织在一起,通过批判社会性别权力等级结构和反思全球媒体组织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深刻地揭示出女性数字劳工所遭受的多重宰制。(17) 这可以在莱斯利·谢德(Leslie Shade)和尼基·波特(Nikki Porter)对孟加拉国女工的研究(18) 以及曹晋和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对中国出版产业中女性编辑人员的研究中得到佐证。(19) 前者洞察到当前社会性别议题的跨国语境,并强调西方发达国家时尚产业的繁荣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女性劳动的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而后者揭示出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转型与体制改革,也会导致劳动过程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在中国的出版产业中,女性编辑人员在市场经济转型大潮中所遭遇的工作强化、劳动力贬值、弹性雇佣制度的普遍化、性别歧视等问题往往被遮蔽了起来,缺乏对当前社会转型中劳动力编制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深刻反思。
不管是信息产业的体力劳动者,还是媒介产业的脑力劳动者,他们都是数字时代新的劳动形式的具体表现。数字技术和ICTs带来的巨大变化还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边界不再清晰。(20) 在数字世界中,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通过使用不同的媒介来创造价值,比如说在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照片、视频和文字,他们被称为“产消合一者”(prosumers)——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因为自己的努力和工作而被支付明确的薪酬。爱德华·科莫尔(Edward Comor)进一步指出:越来越多的在线产消合一活动并未终结对人的异化,产消合一者生产的“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已然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来源的增长点;与此同时,他们不断沦为资本的工具。(21)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使用“玩工”(playbour)的概念来界定通过玩耍的形式,在其闲暇时间内创造价值的用户。尤利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是较早关注玩工问题的学者。通过对游戏修改版本者(modder)(22) 的研究与分析,他深刻地揭示出:游戏修改版本者除了每日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游戏中,还通过使用游戏开发者提供的或自己开发的各种编辑工具来打造专属自己的游戏。他们创造的价值成了游戏产业利润来源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游戏修改作为一种“无酬劳动”形式的事实,往往被视游戏修改为休闲活动或娱乐延伸的认知掩盖。与自由作家一样,游戏修改版本者并不对自己的最终作品享有版权,且承担他们的活动可能引发的经济和法律风险。(23) 虽然玩工形式的工作在几十年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的研究中早已被预见,但是今天的学者对这种工作形式愈发重视——因为这种工作形式在全球劳工中不断扩张和蔓延。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前每个人都是“数字劳工”。(24)
概言之,特雷伯尔·肖尔茨(Trebor Scholz)强调,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劳动的剥削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围绕新型的数字技术和ICTs以及网络平台而展开。(25) 在他看来,数字资本主义同样是资本主义,是后者在新技术环境中的延伸,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判断,且业已被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证实——资本主义并没有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而改变其通过剥削劳动力实现自我增殖的基本逻辑。资本家通过将数字技术和ICTs作为一种控制的工具,加强了全球范围内有关生产活动的传播与协作,并以离境外包等方式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26) 进而将后福特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此背景下,工作被数字技术和ICTs进一步切割、细分,知识与技能持续并加速贬值,资本完成了对数字劳工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与弹性雇佣,并通过各种通信工具实现对劳动力在劳动场所内外的无差别监视与控制,(27) 这些都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型劳工议题。
除此之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十分关注数字劳工如何应对因资本和劳动之间本质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产生的剥削过程。从历史上看,工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力;但大部分数字公司一直拒绝承认工会,且因为缺乏公开的报道导致公众较少关注与工人和工会相关的议题。(28) 也有不少学者强调协会组织在联合数字劳工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些组织通过社会运动组织来不断满足劳工的需求与推动政治议事日程。(29) 诚然,在数字时代,将数字技术和ICTs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组成了规模庞大的群体,且发展迅速。虽然他们中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稳定的工作,但毋庸置疑,他们都从事“生产性劳动”,都在创造剩余价值。但是不同地区、不同职业和不同社会身份的数字劳工可能认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反而存在着竞争性的利益冲突,如何将他们联合起来,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