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
(一) 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
传播政治经济学指向的劳动研究并不天然带有脑体之分,即“劳心”与“劳力”之间并不截然对立,这同样适用于对数字劳动的分析过程。在此背景下,如上一章节所阐述的,将包括制造苹果设备的富士康流水线工人在内的制造业中的产业工人纳入数字劳工的研究视野,正是将人类劳动作为一种整体来思考的有益实践,因为数字产品并不是脱离“生产后端”而单独存在的“技术前端”。同样,新兴经济体在数字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智能手机部件的日常装配到开发新的操作软件与应用系统。
在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格外关注全球劳动者中因信息技术应用的不平衡而导致的新型的“数字鸿沟”。米歇尔·罗迪诺-克劳希罗(Michelle Rodino⁃Colocino)认为,它主要表现在:特权精英启动并控制数字创新过程;中间阶层负责在现有协议的基础上设计出新的应用程序;大量的数字劳工被安排从事日常的装配与服务工作——数字鸿沟的存在更加固化而非挑战了现有的阶级结构。(3) 这种将概念与执行、创意与生产分开的做法恰好是19世纪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思想的延伸,他主张把工作的执行分解为不同的过程,这些过程要求不同程度的技能。企业主可以更精确地根据特定的流程来匹配工资率,绝不支付超过必要的部分,而将劳动过程分解为最基础的重复性操作,又恰恰是“工作降格”或“劳动降格”(work degradation)和资本将工人去技能化的最佳体现。(4)
与此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致力于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对数字劳工进行考量,即将数字劳工的分析置于全球体系进入以数字技术与ICTs为基础的积累阶段的背景之下,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只是全球数字生产与劳动分工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从全球资本积累和价值链的角度切入,制造业中的数字劳工研究能够折射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结构性的不平等——安妮贝儿·费鲁斯-科米罗(Anbiel Ferus⁃Comelo)在她的研究中发现,苹果、三星等全球顶级手机制造商与印度本国独立制造商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各邦政府的默许下,这些手机制造商将这个国家训练有素的工人迅速纳入资本化的轨道。在印度的电子产业中,大约有2780万年轻人被锻造成“唾手可得”的廉价劳动力,为“如饥似渴”的消费者市场生产廉价的手机,而这些手机给跨国公司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但同时,他们深陷工作无保障、弹性雇佣、收入极低、缺乏安全保护、没有发展与晋升机会、女工与童工泛滥等诸多困境。不过,年轻的产业工人并非全无能动性,在印度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开始跨越既有的边界,尝试团结其他贫民、草根与社区组织,并将国内外的手机生产者与消费者团结起来,从而为公民政治教育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5)
而在服务业中,知识性的生产因其不需要长距离的物质性迁徙,加速了离境外包的普遍化,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大规模出现的呼叫中心就是其中的一例。这个过程与全球通信系统的使用密切相关,其运作成本也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降低。在贝弗里·西尔弗(Beverly Silver)等学者看来,这就是资本在面对强大工人运动时做出的普遍反应之一,“将生产转移到具有更为廉价和驯服劳动力的地点”,即资本的“空间调整”。(6) 这种调整对于产品原生产地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而言,意味着工作岗位的骤减;同时,对于接受离境外包的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而言,也并非一个好消息。恩达·布罗菲(Enda Brophy)发现,接受离境外包的呼叫中心的劳动者饱受低薪、高强度工作压力、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僵化的管理体制、冷漠的工作环境以及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等问题的“折磨”。呼叫中心的劳动者是信息社会中关于工作的、更广阔的社会转型的缩影,这些转型包括大型企业的重组、外包的普遍化、工作中传播形式的强化,以及弹性雇佣实践的深化。他进一步强调,呼叫中心作为传播生产的隐蔽场所,完美地体现了20世纪最后十年间资本在追逐利润时所做的策略调整和风险转嫁。离开了这种传播劳动,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也就不复存在了。(7) 虽然这些信息“灰领”的劳动工具是电脑与电话,其直接工作对象是内容、符号和信息,但他们在低工资、低福利状态下从事重复性劳动这一点上与制造业中的“蓝领”别无二致。
对于离境外包的审视让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世界政治图景的复杂性和流变性,而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的仍是资本的扩张和劳动力的商品化。(8) 存在于离境外包这一制度性安排背后的权力不平等,使苹果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外包消费性电子产品的生产来获得超额利润。(9) 这也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笔下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症候,体现着核心国家对半边陲与边陲国家经济的宰制与剥夺,而是否为已开发的经济地区提供原料与廉价劳动力则是判断该地区是否为边陲经济的重要依据。(10) 但核心与边陲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互联网与科技进步的势头此消彼长,如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既可以成为一时的核心国家,也可能在下一波科技浪潮中沦为边陲国家;此外,中国和印度正在从边陲国家转变为核心国家。基于这一视角,当前各国间频繁发生的尖端科技领域的纷争与摩擦就不难理解了。
(二) 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
随着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与媒介生态的变迁,大量媒体从业者积极或被动地卷入数字化进程,数字技术渗透到他们劳动过程、日常生活甚至抗争运动等方方面面;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问题也开始进入传播学者的研究视野。(11) 不同于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学者,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反对使用“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等科学话语遮蔽和“迷思化”劳工问题,在他们看来,强调“媒介产业以最低的人力成本来最大限度追求利润”的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只重微观个体,不重结构性不平等”的窠臼。 (12) 与之不同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坚持对资本逻辑渗透传播领域的根本性否思,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来考察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问题,即将劳动视为价值源头,将剥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13)
总体而言,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路存在着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研究维度和框架。首先,从微观的维度和框架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并不仅仅局限于从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个体经验的视角出发,而是强调他们是媒介产业生产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致力于分析媒介产业数字劳工所面临的相同困境以及享有的共同利益与前景,并观照不同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之间(如新、旧媒体)及其与其他产业工人(如工农业)之间紧密的联系。其次,从中观的维度和框架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媒介产业数字劳工劳动过程、福利待遇与社会保障的变迁,以及劳动力再生产等议题的分析,旨在揭示出数字时代媒介产业从业者的行动和经历受社会整体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包括市场的经济属性、规范性制度、国家政策、产业的组织形式等,它们也是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语境复杂性的集中体现。(14) 最后,从宏观的维度和框架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将对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研究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全球社会转型的语境中,这种转型早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从工业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和信息业之初就已经开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正是这种转型的根本驱动力。与此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将劳动力的加速商品化与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过程紧密相连,并探讨这个过程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盛行、各国政府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政策,以及国际劳动分工与全球价值链形成之间的关联。(15)
正是在上述微观、中观与宏观的研究维度和框架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通过以新闻工作者、动漫创作者、自由作家、出版社编辑人员、新媒体企业实习生、视觉特效师等不同面向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为研究对象,揭示出他们在追求利润与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性理念、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替代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不断被去技能化、无酬化和分散化的过程,而这些过程与资本对他们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力的剥削密切关联,这些议题共同构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理论聚焦。(16)
首先,数字技术和ICTs的发展加速了媒介产业中数字劳工的商品化进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17) 这一过程是通过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和再技能化实现的。何塞·阿尔贝托·加西亚-阿维莱斯(José Alberto García⁃Avilés)等学者在对英国和西班牙六家数字化新闻编辑室进行观察和访谈研究的基础上,强调随着数字化新闻运作方式的普及,新闻工作者需要不断生产大量新闻节目以满足24小时播报新闻节目的要求,新闻工作真正成为24小时不间断的劳动,固定的截稿时间不复存在,记者疲于奔命,随时接到任务,随时采、写、编、发,致使包括调查能力在内的诸多“创造性”能力被“操作性”能力取代。这一取代在导致新闻产品质量持续下降的同时,使新闻工作者彻底沦为高度依附于计算机的“鼠标猴”(mouse monkey)。(18) 在这种去技能化和再技能化同时发生的过程中,不只是职业技能与技术角色的界限被模糊了,工作与闲暇、办公室与家庭之间的界限也被消解了。刘昌德通过对中国台湾地区报社记者的深度访谈,发现数字技术和ICTs导致了新闻报道工作的琐碎化,记者的经验和知识被迅速贬值,其职业角色和技术角色之间的差异性不断被消除。(19) 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强调的工作“概念”(conception)和“执行”(execution)的分离在媒介产业数字化的生产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20) 琐碎化的简单劳动不断将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转变为“非技术型”或“半技术型”工人,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所指涉的“工作降格”在数字化时代的传媒生产活动中日趋严重,即当媒介产业数字劳工因其专业知识和能力被去技能化而不得不进行简单劳动时,资本通过降低生产成本而将劳动力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内驱力加速了上述劳动者的具体劳动(依赖于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劳动)向一般劳动的转变。(21) 这种转变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媒介数字劳工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加速贬值,并将后福特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随着自动化新闻的兴起,这种去技能化的工作甚至面临着被写稿机器人取代的危险,到那个时候,新闻记者的劳动所具有的交换价值将进一步被削弱。(22)
其次,媒介数字劳工成为“无酬劳工”的趋势日益明显,他们被排除在有保障的、稳定的劳动关系之外。大量民族志研究发现,“无酬劳动”是目前资本主义数字经济中创造价值的关键,但在卡琳·法斯特(Karin Fast)看来,它却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脱胎于网络化的数字时代,而是受到包括奴隶、学徒、兴趣爱好者和志愿者等在内的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七种不同“无酬劳工”类型的影响。(23) 一方面,“无酬劳动”剩余价值的积累过程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相互建构与交织的复杂的历史的产物;另一方面,在媒介产业中,较高的生产成本和不可预期的消费者偏好使媒介生产成为高风险行业,而“无酬劳工”的应运而生正是迎合了该产业中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将企业风险分散到不同主体之中的诉求——在市场和消费者的关系中,资本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将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内在驱动力使媒介数字劳工沦为一种新形式的“无酬劳工”。
最后,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愈发呈现分散化的特征。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时间和空间的重要性日趋减弱,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不可逆转地被裹挟进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体系之中,劳动力呈现分散化的特征。也就是说,ICTs的发展克服了人们之间联系与交往的空间距离与时间障碍,同时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成为可能。(24)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这种扩张的实质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追求高额利润向市场发育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进行的一种经济辐射和政治、文化渗透。这种辐射和渗透的过程往往通过离境外包的方式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纷纷卷入到基于全球劳动分工(global division of labour)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之中。
约翰·兰特(John Lent)通过对美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中国等国家媒介产业动漫创作者经年累月的民族志研究,深刻地揭示出:跨国公司推进的全球漫画产业的集中化和商业化一味追逐利润,并不强调漫画的艺术价值。为追求劳动力成本的最小化,这些巨头采取了外包的策略,引发全球劳动分工的变化,不仅使得美国很多漫画创作者失去了工作机会,而且使接受外包的漫画创作者面临诸多困境,导致劳动者“双输”的局面。(25) 一方面,美国大量动漫创作者的工作机会不断减少,甚至失业;另一方面,接受离境外包工作的动漫创作者(他们往往来自市场发育水平和劳动力成本都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微薄的酬劳、高强度的工作。同时他们对于自己创作的作品不享有所有权,而且因为政府的管制而不得不时刻进行自我审查,这使他们长期处于不安全和孤立的工作环境之中。更不用说,劳动岗位在全球范围内的分散化趋势所导致的劳动力严重同质化的倾向,使资本流动和扩张的逻辑与人类经验价值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尤其表现在上述涉及离境外包的生产过程之中。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笔者在自己的英文专著《当代中国的知识劳工:来自出版产业的改革和抵制》(Knowledge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中,对新媒体技术对中国出版产业中编辑人员劳动过程和工作环境影响的分析既是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将新媒体技术、政策与结构变迁相结合,洞察并揭示出中国出版产业与制度再生产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尝试,也是本土经验研究对西方数字劳工研究有益的补充。(26) 在中国的出版产业中,数字技术的发展不断消除了编辑人员职业技能角色和技术角色之间的差异性,这与发生在新闻日常生产过程中,记者和摄像、直播车操作员、网络编辑和社交媒体推广者之间不断模糊的界限别无二致。编辑人员专业知识的迅速贬值、工作机会的骤减、弹性雇佣制度的兴起,以及工作与休闲、办公室与家庭边界的打破都使他们陷入“处境堪忧”的状态,而对他们劳动过程和工作环境中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electronic panopticon)更使他们的这种状态急剧恶化。(27)
(三) 产消合一者与玩工
冯建三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由“计算机、互联网与手机等新技术条件所复苏、扩大或催生的参与、合作与分享的生产模式,固然蓬勃进行,唯这种有偿、无偿、志愿与非志愿的劳动,究竟是一种偏向让人产生赋权经验的‘参与’之旅,还是滑向资本增值的航道,从而遭到资本剥削的成分会浓厚些?”(28) 20世纪70年代末,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斯麦兹从唯物主义观点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具有学术史意义的“受众商品理论”。(29) 该理论通过探讨资本主义商业传播体制下,受众、媒介和广告商之间隐藏的三角关系——传媒公司生产受众,然后将他们移交给广告商的过程,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媒介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受众。然而,随着当前数字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传播的普及与发展,媒介不仅是内容的提供者,而且还是生产内容的平台,大量的用户有意识地上传图片、视频、博客和网络搜索关键词资料,义务为网站进行宣传和翻译,甚至参加有偿或无偿的众包任务。
也就是说,当前新媒体平台的UGC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的增长点,包括用户有意识地上传图片和视频,义务为网站进行宣传、翻译,甚至参加有偿或无偿的众包任务,这些都被用于生产新的可以被商品化的内容,或成为商品化内容(如广告)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边界因数字技术而变得不再清晰。资本将个人的生活方式、欲望和知识等全部裹挟进工作之中;另一方面,工作与闲暇之间的边界不断消融。ICTs对于日常生活的殖民化导致了“无处不在的媒介时代”的来临,同时加速了“免费时间日渐从属于消费的‘劳动’”的转化过程,因此“有偿的”劳动时间(工作)和“无酬的”劳动时间(闲暇)发生了直接的融合——这也恰恰对应了马克思笔下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转化为“实质吸纳”的过程。(30)
资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资本对于文化和媒体的控制,即对传播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产品的控制,(使得)受众劳动的‘个体性’被不断整合到资本流通和积累的过程之中”(31) 。从本质上来说,这个过程是对受众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夺,诚如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和纳森·尤根森(Nathan Jurgenson)所言,作为生产者的用户虽然被赋予使用生产性资源的权利,但他们所产生的利润和价值,或潜在的利润和价值都归属公司。(32) 瑞泽尔对亚马逊的研究则更清晰地证明了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还承担了生产者的角色,因为他们自己在网上完成了从选购商品到取货的所有工作,但原本这些工作应该是由亚马逊员工来完成的,用户的能动性并未换来任何报酬,而他们留下的购买信息却成为大数据,继续进入生产循环。(33)
可见,除了用户主动生成的内容,其“数字痕迹”同样也被“吸纳”到商品化过程之中,作为大数据挖掘的对象与算法推送的依据,包括网民的浏览和购买习惯、社交圈子、消费品位,以及其他人口学信息——它们作为大数据挖掘的对象与算法推送的依据,帮助企业能够在掌握个人“信息地图”的基础上,更精准地进行研发、更有效地预测与引导市场消费,进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齐齐·帕帕科瑞希(Zizi Papacharissi)认为,隐私已经成为奢侈品。(34) 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极力推广信息“公开”与“分享”的理念,用户以牺牲自己隐私为代价换取基于社交媒体的社会交往与资源,他们为数字资本主义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35)
在玩工领域,库克里奇发现:首先,“玩工”(即游戏模组爱好者)是游戏公司重要的创造力来源。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为游戏平台吸引了更多的用户,创造了更多的内容,甚至修改游戏中的漏洞以优化用户的体验。他们自发修改与创作的游戏内容成为游戏产业价值和创新的重要源泉,他们的创造性极大降低了公司在研发和营销上的人力成本及其他费用。其次,“玩工”是无酬劳动力。一来游戏公司的现有制度并没有将模组爱好者纳入有保障的、稳定的劳动关系之中,其本质是对他们劳动的免费占有;二来游戏模组作为一种“无酬劳动”形式的事实往往被休闲娱乐的意识形态和修辞遮蔽;三来模组游戏的知识产权牢牢控制在游戏公司而非玩家的手中,同时游戏模组爱好者承担着其活动可能引发的一切经济和法律风险。在现实生活中,游戏公司悄无声息地成为最大的赢家。最后,将休闲活动“劳动化”的普遍实践标志着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即弹性积累模式,“玩工”的普遍化与之高度匹配。游戏模组爱好者为资本积累贡献了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经远远超越了兴趣爱好的范畴,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游戏产业的生命线。这一模式正在全球不断扩张和蔓延。(36)
产消合一者与玩工的原子化状态使其很难形成集体身份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劳动”,并为资本创造价值,更遑论组织起来成为自为状态下的劳动阶级。(37) 新形式的用工关系往往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而富有活力,但这也导致了劳动者就业身份的模糊化,让他们通常被排除在与雇佣关系相连的保护范围之外。(38) 因此,传统劳工组织与工会组织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形成团结(unionization)成为它们亟待解决的难题。数字经济的产生一方面促使传统雇佣关系开始松动,另一方面建立在以往社会化大生产与标准雇佣关系之上的一整套劳工保护制度,因为灵活而富有弹性的用工条件与劳动过程而变得支离破碎,与劳动相关的各类法律在面对数字技术发展而产生的这些新现象时已显得滞后和力不从心。
(四) 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
邱林川认为:“互联网是资本的场域、剥削劳工的场域,也是社会的场域、阶级形成和抵抗的场域。”(39) 那么,数字劳工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以集体组织的方式改变其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现状呢?在这个过程中,工会组织和政府可以发挥哪些积极的作用?例如,加拿大的新闻记者不断面临着大量不稳定的因素,包括因为全职岗位减少导致的自雇从业者规模的急速扩张、薪酬水平的停滞不前甚至持续下降,以及逐渐失去对新闻生产过程的控制,等等。为改变上述状况,科恩呼吁加拿大职业作家协会(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PWAC)和加拿大自由工作者工会(Canadian Freelance Union,CFU)在改善新闻记者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为他们提供交流平台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40) 与此同时,科恩本人也积极投身于加拿大作家组织(Canadian Writers Group,CWG)。该组织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家建立在代理机构——工会组织合作关系之上、代表自由雇佣的新闻记者权益的代理机构,致力于在加拿大出版商和作者之间建立连接和对话的机制,尤其是在合同与薪酬的协商等问题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科米罗以电子制造行业为例,通过对劳动者集体行动机遇与困境的讨论来探究劳工工会化的可能性。她发现,在全球电子制造行业中,工会化的程度非常低,且工会组织的运作缺乏制度性保障。因此,如果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希望有效地组织和代表工人,他们就必须与其他行动组织或社会运动建立广泛的联系,后者可能是非营利性、基于社区的实体组织(如高科技企业中的工会组织致力于联合学校、医院和政府机构中的每一位高科技电子产品消费者),也可能是应对某项具体议题的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环保运动等。此外,马奎拉团结网络(Maquila Solidarity Network)和IMB公司劳工抗争的经验表明,工人之间的个体联系和信息交换有益于冲破资方的信息封锁与掩盖真相的行为,同时更好地向劳动者展示行业内的一般工作条件,以便加速劳工联合的形成。(41) 在迎接国际劳工组织100周年纪念日的全球对话论坛上,来自工会组织的代表充分肯定了工会是适应20世纪传统雇佣关系的、有效组织劳动者的工具,但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21世纪,因为工作和劳动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以往工会组织保护工人的方式已经略显过时,因此他们主张组织新的团体来保障不同行业中劳动者的权益,包括全球产业链上的工人、个体经营者,以及在数字经济(如媒介产业)中的从业者,等等。
概言之,以上四个领域的研究基本囊括了全球数字劳工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进路和最新成果。这些研究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厘清媒体组织与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力之间的勾连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数字资本积累和增殖的实质,考察劳动是如何在信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剥夺与异化,以及国家保护、社会福利和工作稳定性被瓦解的过程。在方法论上,这些研究大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如民族志等,依托大量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微观的、切实可感的体察,探讨数字劳动领域的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阶级意识等一系列经典“老问题”究竟发生了何种“新变化”。将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仅开拓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和方法,使它不囿于宏观层面的批判与宏大理论的生产,而且极大地照亮了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学研究的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