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小结与展望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少学者开始将身体、情感和欲望等因素置于社会学和人类学分析的中心位置,“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发展为人文社科领域一条新的研究进路,(39) 情感劳动成了这一转向主要的理论落脚点。(40)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情感不仅是一种使人从现有的组织化经验中脱离出来的力量,更是帮助个体重新获得新的感性经验的过程。情感转向不仅是一种理论取向,更是一面透视现实的棱镜,有助于我们剖析当代中国社会中个人的情感困境及其背后复杂的结构性因素,而解决这一问题既必要又紧迫。(41) 尤其是中国近年来,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使旧有的社群单元不断被打破,加速了个体的流动性,传统社会中牢固的人际纽带也随之变得愈发松散和短暂,“日抛型关系”逐渐成为人际关系的常态;(42) 同时,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也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原子化,当代大量青年人成为“空巢青年”,难以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甚至是社会中获得日常支持和情感交流。
哈尔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对“加速社会”的系统性阐述同样为我们深入分析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理论线索。(43) 在他看来,日益强化的增长逻辑导致科技进步、社会变迁和生活节奏的持续加速,这标志着加速社会的形成。在加速社会中,一方面,人们在被要求最大限度地发展个人能力和丰富个体经验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社会压力和快节奏的现实生活,进而不知不觉地陷入时间危机和巨大的压力之中。其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人们内心充满孤独、寂寞、迷茫和无助等消极情绪,生活的焦虑感和不确定感与日俱增,人生体验也随之越来越碎片化;(44) 另一方面,当个体被嵌入到社会加速的现代化巨轮中时,人际关系和整个世界变得更具流动性,在此背景下,人们发现“建立有共鸣的关系太花时间了,而且一旦分开又会太痛苦”(45) 。这必然导致传统意义上亲密关系的式微:每个现代人内心处于一种居无定所的漂泊状态——人们渴望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在互动中建构自我认同;但是不确定性使他们对长久和稳定的传统亲密关系愈发充满陌生感,甚至是恐惧感。
因此,无论是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还是加速社会的兴起,都是导致个体情感“荒漠化”特征的重要因素,人们有强烈的交往需求,尤其是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期待尽情倾诉与宣泄。(46) 如何帮助个体,尤其是当代青年人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心理上的陪伴感和情感上的慰藉就成为一个重要且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也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难题。
笔者认为,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为此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解决路径。荷兰哲学家约斯·德·穆尔(Jos de Mul)认为,网络技术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超凡的情感世界,各种人物、象征和叙事在此相互交织,而成为人们“精神寄托的自留地”。(47) 当前,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将网络空间中的“虚拟恋人”服务视为一种逃离现实生活和实现恋爱自由的有效方式。“虚拟恋人”服务有助于他们“精心缝合因现实生活中亲密关系匮乏所导致的情感生活单一和自我的孤寂”, 即时和短暂地获得亲密关系所带来的陪伴和温暖,同时“创造出一种表达爱欲、释放自我等与情感体验紧密相关的生活方式”,赋予日常生活以不凡的意义。(48)
“虚拟恋人”服务的方兴未艾不仅部分解决了当代青年人情感“荒漠化”的困境,而且还满足了他们对消费体验的需求——他们将消费视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普遍接受甚至是主动选择用市场化的方式来满足其情感需求。因此,“虚拟恋人”服务在当代青年人情感期待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双重需求下应运而生。但也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情感性关系和被商品化的关系应该进行严格区分,两者的组织原则是相互对立的,彼此需要保持适当的边界,并对市场原则支配和加速恶化人类真正的情感关系表示深深的忧虑。(49)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情感关系的疏远时,他们选择市场化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那么这是否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他们情感关系的疏离化?在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看来,消费会使人们处在“永恒监督所导致的持续的焦虑和渴望的状态”之中。(50) 也就是说,一方面,当消费者将网络空间中批量化生产的恋爱符号作为情感慰藉的全部寄托时,他们在体验虚拟的短暂欢愉之后会因再次感受到现实的压力而重陷孤独和焦虑的泥淖;另一方面,当他们深陷过度消费的网络世界时,与现实生活的日益隔绝最终将导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和维系亲密关系的需求与渴望不断被消解,其相应的能力也将随之逐渐丧失。因此,他们极易永远蜷缩在“虚拟恋人”所建构的亲密关系中,陷入“孤独和焦虑——下单‘虚拟恋人’服务得到慰藉——更孤独和焦虑——继续下单‘虚拟恋人’服务”的无限循环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虚拟恋人”服务建构的网络空间中的亲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体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缺失,但终究无法替代人们在现实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亲密关系。
最后,需要高度注意的是,2014年前后,由于部分虚拟恋人店铺非法提供色情服务被曝光,不久淘宝网屏蔽了“虚拟恋人”“聊天”等搜索关键词,虚拟恋人行业发展趋于隐秘化。尽管市场上大部分虚拟恋人店铺主打“绿色”聊天,但仍存在“擦边球”现象,甚至有一些未成年恋人馆堂而皇之地进行色情交易。2019年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3.1%,我们有理由担心,虚拟恋人服务的行业乱象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影响会随着新媒体产品的普及和使用悄然蔓延,而维护虚拟恋人行业生态的有序和规范既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作为,也有赖于店铺管理者和虚拟恋人服务提供者社会责任意识的不断提升。
(1) 马化腾在2015年的“两会”上提出:“我们需要持续以‘互联网+’为驱动,积极引导和建立健全相关监管体系,推动持续深入的互联网跨界融合,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升级。”之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参见《李克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财新网,2015年3月5日,https://topics.caixin.com/2015-03-05/100788412.html。
(2) 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周逵、刘菁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
(3)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平台在市场上的绝对主导地位来自其所具有的“网络外部性”,即联结到某一网络或参与使用某一平台的用户数量越多越能提升该网络或平台的吸引力,导致网络或平台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在此,平台的发展与资本的聚合、信息的集中、技术的迭代彼此强化,平台的垄断地位得以形成,而这决定了这些平台可以通过垄断高价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平台型企业以自身为中心,将数以万计的服务商和消费者联系在一起,形成平台经济体,它们在自身规模、价值创造、影响力、包容性等方面全面超越传统的跨国公司,推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参见阿里研究院、德勤(Deloitte)研究:《平台经济协同治理三大议题》,2017年10月11日,https://i.aliresearch.com/img/20171025/20171025090031.pdf;乔晓楠、郗艳萍:《数字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塑——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Economides, Nicholas. The Economics of Netwo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96(4): 673-699。
(4) 与之相应的是,平台型企业在全球互联网搜索、社交媒体、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诸多市场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例如,Alphabet(谷歌母公司)拥有全球大约90%的互联网搜索市场。脸书占据了全球2/3的社交媒体市场,得益于在线广告业务,其年净利润超过80亿美元。亚马逊在全球在线零售市场中占有近40%的份额,其亚马逊网络服务在全球云基础设施服务市场中也占有类似的份额。在中国,微信(腾讯)拥有超过10亿的活跃用户,其支付解决方案与支付宝(阿里巴巴)合起来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移动支付市场。阿里巴巴拥有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近60%的份额,是世界上最大的虚拟交易平台和商务交流社区之一,它以低廉的价格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着来自全球的买家。参见牛禄青:《平台经济崛起》,《新经济导刊》2017年第11期。
(5) 有学者强调,部分平台劳动者鲜被关注,且大多是无偿或低酬的,但他们却构成了互联网企业资本增殖的源泉。这些劳动包括:其一,进行信息生产与浏览的在线用户;其二,网络游戏开发中负责查找程序漏洞但福利待遇得不到保障的零时工;其三,从事毫无技术含量、只是为他人代为积攒点击量的键盘苦工;等等。参见Casilli, Antonio. Digital Labor Studies Go Global: Toward a Digital Decolonial Turn. Internati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7(11): 21.
(6) 以外卖行业为例,最近几年,“互联网+餐饮”的新业态不断驱动服务升级,推动外卖行业快速增长,2017年其市场规模已经高达2969亿元。与此相匹配的是外卖骑手规模的日益壮大。根据美团在2019年1月发布的《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2018年,有270多万外卖骑手从美团外卖获得收入,这一数字比上年增长22%。在这其中,“80后”和“90后”占比高达82%,他们已经成为这一群体的中坚力量。几乎在同时,作为美团外卖主要竞争对手的饿了么外卖发布了《2018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中的统计数据,在饿了么外卖注册的骑手数量已经超过300万人,他们多来自河南、安徽、四川等地的农村地区。阿里研究院预测,“企业+平台+个人”的“平台就业”将成为中国未来社会基本的就业景观,到2036年,平台劳动者将突破4亿人。参见孙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思想战线》2019年第3期;罗骢:《饿了么的骑手报告说,40%外卖骑手收入在6000元以下》,好奇心日报,2018年12月30日,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59826.html;美团点评:《2018年外卖骑手就业报告》,2019年1月17日,https://www.ithome.com/0/406/054.htm。此外,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Data Center of China Internet)发布的《网络外卖服务市场发展报告(2019Q1)》,美团外卖和饿了么外卖共占据在线外卖服务市场份额的98.5%,参见http://www.dcci.com.cn/dynamic/view/cid/2/id/1342.html。
(7) 黄再胜:《网约平台劳动的合约特征、实践挑战与治理路径》,《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年第7期。
(8) 莫里齐奥·拉扎拉托,高燕译:《非物质劳动(上)》,《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3期。
(9)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10) 阿莉·霍克希尔探讨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ur)与哈特和奈格里探讨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都强调劳动者的情感被组织控制、利用和商品化的过程。这两个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从提供产品转向提供服务的转型社会中工作的本质与后果,但它们却存在着细微的差异。前者属于情感社会学的范畴,更多的是用来分析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作为一种劳动形态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对应。因此,其侧重点是“商品化”与“管理”,以及由此延伸开来的“控制”与“规训”;后者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更多的是用来强调情感劳动是一种经济形态,是非物质劳动的一种形式。因此,其侧重点是“生产”,强调情感与资本积累、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参见杨馨:《情感劳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以L后援会为个案》,《新闻记者》2020年第9期。
(11) 阿莉·霍克希尔:《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20年。
(12) 胡鹏辉、余富强:《网络主播与情感劳动:一项探索性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2期。
(13) 何明洁:《劳动与姐妹分化——“和记”生产政体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苏熠慧、倪安妮:《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分析——以上海CX家政公司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5期;李晓菁、刘爱玉:《资本控制与个体自主——对国内空姐情感劳动的实证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帅满:《双重控制与多元反应:茶艺师劳动过程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1期;刘育婷、肖索未:《“干活时把雇主当家人,相处时把自己当外人”——住家家政工的雇主关系及情感劳动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4期。
(14) 佟新:《30年中国女性/性别社会学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3期。
(15) 林颖、吴鼎铭:《网民情感的吸纳与劳动化——论互联网产业中“情感劳动”的形成与剥削》,《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石佳玉:《虚拟男友——中国女性的网络情感劳动消费》,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论文,2019年;姚建华、王洁:《虚拟恋人:网络情感劳动与情感关系的建构》,《青年记者》2020年第25期。
(16) 梅笑:《情感劳动中的积极体验:深层表演、象征性秩序与劳动自主性》,《社会》2020年第2期。
(17) 涂永前、熊赟:《情感制造:泛娱乐直播中女主播的劳动过程研究》,《青年研究》2019年第4期;徐林枫、张恒宇:《“人气游戏”:网络直播行业的薪资制度与劳动控制》,《社会》2019年第4期;姚建华、陈曦:《网络直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和权力的视角》,《现代视听》2019年第8期。
(18) 王斌:《自我与职业的双重生产:基于网络主播的数字化表演劳动实践》,《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5期。
(19) 朱阳、黄再胜:《劳动的情感参与:数字时代情感的价值和生产》,《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2期。
(20) 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陈永国、汪民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1) 齐海静、蔡颖:《亲密关系综述》,《社会心理科学》2013年第9期。
(22) 朱丽丽、韩怡辰:《拟态亲密关系:一项关于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的新观察——以TF boys个案为例》,《当代传播》2017年第11期。
(23) 王宁:《自目的性和部落主义:消费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人文杂志》2017年第2期。
(24) 王艳玲、刘可:《网络直播的共鸣效应:群体孤独·虚拟情感·消费认同》,《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10期。
(25) 成伯清:《情感的社会学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26) 童祁:《饭圈女孩的流量战争:数据劳动、情感消费与新自由主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9期。
(27) 姚建华、徐偲骕:《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2期。
(28) 杨玲:《粉丝:情感经济与新媒介》,《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7期。
(29) 蔡骐:《社会化网络时代的粉丝经济模式》,《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第11期。
(30) 自国天然:《情之所向:数字媒介实践的情感维度》,《新闻记者》2020年第5期。
(31) 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32) 周云水、赵金才:《亲密关系的变革:“基友”的现实表现及其理论蕴含》,《青年研究》2015年第3期。
(33) “投射”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的。他认为,“投射”是一种从别人身上发现自己的情感、想法或愿望的心理保护机制。例如,粉丝对偶像的喜爱往往来自偶像身上的某些特殊的品质,包括温柔、礼貌、努力等。这些品质既是粉丝的情感认同,也是他们的情感“投射”。拥有这些品质的个体就成了这些粉丝理想的伴侣或自己想成为的形象。参见朱丽丽、韩怡辰:《拟态亲密关系:一项关于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的新观察——以TF boys个案为例》,《当代传播》2017年第11期。
(34) 谭雪芳:《图形化身、数字孪生与具身性在场:身体—技术关系模式下的传播新视野》,《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8期。
(35) 王鹏:《消费社会的情感劳动及其异化》,《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36) 施芸卿:《制造熟客:劳动过程中的情感经营——以女性美容师群体为例》,《学术研究》2016年第7期。
(37) 陈龙:《身体的劳动与劳动者——以足疗店青年女技师为例》,《青年研究》2016年第2期。
(38) 杨馨:《情感劳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以L后援会为个案》,《新闻记者》2020年第9期。
(39) 自国天然:《情之所向:数字媒介实践的情感维度》,《新闻记者》2020年第5期。
(40) 刘芳儒:《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理论来源及国外研究进展》,《新闻界》2019年第12期。
(41) 成伯清:《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42) 王艳玲、刘可:《网络直播的共鸣效应:群体孤独·虚拟情感·消费认同》,《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10期。
(43) 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44) 伍麟:《社会焦虑的时间视角》,《哲学动态》2013年第5期。
(45) 哈尔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1页。
(46) 孙信茹、甘庆超:《“熟悉的陌生人”——网络直播中刷礼物与私密关系研究》,《新闻记者》2020年第5期。
(47) 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48) 孙信茹、甘庆超:《“熟悉的陌生人”——网络直播中刷礼物与私密关系研究》,《新闻记者》2020年第5期,第34页。
(49) 马冬玲:《情感劳动——研究劳动性别分工的新视角》,《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3期。
(50)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