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外包实践与众包平台的兴起

“外包”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或一种全新的实践。(2) 20世纪90年代以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盛行加速了资本、商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如在传统的制造业,基于全球劳动分工而形成的离境外包成为一种普遍且有效的组织生产的方式。当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通过资本的空间转移,处于全球价值链体系核心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大型科技硬件公司和大型零售商将生产以“合同制造”的方式“外包”给位于亚洲、非洲、南美洲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时(主要是指位于全球世界体系边陲或半边陲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独立制造商),它们纷纷被纳入到全球产业链之中。(3) 在此背景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位于全球价值链体系(半)边陲的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和纺织产品、电子产品、玩具以及家庭用品的生产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

与此同时,基于呼叫中心的客户服务、数据录入和转录等服务活动越来越多地从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地区转移到南亚、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资本通过外包的生产组织方式进一步实现了空间转移。(5) 在菲律宾,呼叫中心的客户服务是该国服务外包中增长最快的部分——2001年至2005年,菲律宾呼叫中心的客户服务一直保持100%的增长,同时它在整个服务外包总收益中占比最重,2005年为49.4%,高出占比第二的医疗转录服务(29.3%)近20个百分点。2005年,菲律宾共有108个呼叫中心,拥有座席7.5万个,雇佣员工总人数达到11.2万。(6)

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认为,不仅是传统制造业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和低技术能力的服务人员持续受到外包的威胁,那些高技术能力的知识劳动者也日益受到世界生产和贸易中这种新的组织方式的直接冲击,即包括作家、教师、工程师、动画制作者、技术人员等传统专业领域内拥有较高教育水平且具备多种技能的知识劳动者同样面临其工作被外包的挑战。(7) 随之而来的是,在传统的专业领域内,终身制的雇佣模式也已不复存在,知识劳工在其工作安排中也亟须面对日益普遍的灵活用工,这种用工模式不仅彻底改变了劳动力雇佣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重塑了劳动者的身份认同。因此,知识劳动者和产业工人一样,也构成了全球劳动力后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取之不竭”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蓄水池”,供跨国企业在全球扩张的进程中大量、廉价、灵活地使用。(8) 王金秋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他看来,当今灵活用工不仅出现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中的次级劳动力市场,而且已经蔓延到整个经济的各个行业中。当物质资本的扩张不能满足资本的利润率水平时,资本就开始大规模地从生产和贸易领域转移出来,转而投向金融业和服务业领域。　(9) 因此,灵活用工被广泛运用于知识劳动、非物质劳动、创意劳动、情感劳动等各种新型劳动之中。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一种新型的外包形式应运而生:众包,即任务发起者(requesters,包括个人或组织)将任务通过互联网以自由、自愿的方式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社区的生产组织过程。(10) 因此,众包在本质上是“大众”和“外包”的结合。大众可以是网络志愿者,任务发起者充分利用他们的兴趣爱好与闲暇时间,以灵活用工的方式让他们完成相应的任务,且不提供或提供微薄的补贴作为报酬。(11) 如曹晋、张楠华(12) 、张斌(13) 、胡绮珍(14) 等学者基于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字幕组成员的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发现,字幕组成员往往基于自己的兴趣和对影视作品的喜爱,免费为国外影视作品制作中文字幕,这些任务一般是通过互联网发布与众包的。

2005年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在线众包平台更是深化了上述众包模式。任务发起者利用数字网络的连接性,将具有特定时限的“有偿”任务(超越了仅仅基于兴趣爱好的“无酬”任务)通过在线众包平台发布和众包给全球网络上数以万计的劳动者,旨在以最少的劳动力成本实现自身利润和效益的最大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在线众包平台有德国的Clickworker、美国的MTurk和Upwork。众包的任务既涉及非常基础性的操作,如只要通过点击鼠标就能完成并获得报酬的“微任务”(micro⁃work),又包括专业性工作,如编码、软件开发和数字内容的开发或处理等(如图形设计、复制与编辑、翻译或为网页制作文本)。而在本章的研究对象——MTurk这一众包平台,任务发起者发布和众包各种“微任务”,如图像排序、转换非结构化数据、信息分类等,并通过平台获得一个开放的、全球在线劳动力市场。此外,从这些在线众包平台衍生出来的线下工作也辐射着相关职业内数量众多、范围广泛的劳动者,因此它的作用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