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情感劳动与亲密关系
(一) 平台经济与平台劳动
在过去的几年中,平台经济在稳定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创造了重要的价值,成为中国新经济增长最强有力的引擎,并为其经济转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2016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20万亿元。2018年,中国金融网络平台用户总数超过10亿,位居全球第一。据估算,2030年中国整体平台经济规模可达100.4万亿元,超过2018年全国90万亿元的GDP总值。(3) 在全球层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平台经济作为发展最迅速、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泛的经济形态,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的数字经济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17年,全球市值超过1亿美元的平台型企业的总价值超过7万亿美元,比2015年增长了67%。(4)
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出规模庞大且形态各异的平台劳动,深刻改变着传统的就业模式和生产方式。(5) 尤其在直播、游戏等信息内容类平台和生活服务、出行等交易类平台中(从所涉及主体的关系来看,它们往往是第三方平台),平台劳动日渐成为劳动者个体自主择业的重要选择。(6) 交通、日常杂务跑腿、家政服务、维修服务、网络直播等众多行业和领域同样吸引了大量平台劳动者,因此在中国,平台劳动者已经成为数量庞大、结构复杂的新型劳动者群体,构成了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中国平台经济体带动就业机会累计超过6000万个。(7)
(三) 从非物质劳动到情感劳动
拉扎拉托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加速了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型,越来越多的工作与商品的信息和文化内容的生产相关,这其中就包括一系列通常不被视为“工作”的“活动”。它们涉及文化艺术标准、时尚元素、个人品位,以及更具策略性的公众观点,与知识、信息、交往、关系等高度关联。(8) 哈特和奈格里将这些工作定义为“非物质劳动”,并强调:情感是非物质劳动的内在本质,因此情感劳动是非物质劳动中最重要、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包括生产诸如轻松感、幸福感、满足感、兴奋、激情、联结感、归属感等在内的无形的情感产品。(9) 在这类劳动中,情感因素和身体交往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与情感劳动相关的研究中,美国著名情感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Arlie Hochschild)对德尔塔(Delta)航空公司空姐劳动的系统性分析最具代表性。(10) 她在吸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拟剧理论的基础上指出:情感劳动者通过“压抑或伪装情感”(情感管理)和“展现出良好面部表情或身体语言”(情感表达),使顾客获得良好的感受,并以此来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11) 在此,霍克希尔将情感管理和情感表达界定为空姐情感劳动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强调:当人们的情感被用于商业目的时,它不再是个人真实性情感的流露,而是经过组织化的操纵规训,即情感整饬(emotional management)之后的商品。霍克希尔进一步阐释道:情感劳动者在其劳动过程中主要采用两种不同的情感管理策略来实现情感整饬,即“浅层表演”(surface acting)和“深层表演”(deep acting)。在这其中,劳动者外在情感表达与其内在真实感受之间、“表演的自我”(acted self)和“真正的自我”(real self)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剧,随之而来的是真实情感的压抑和丧失、情感异化(emotional alienation)和自我疏离(self estrangement),以及身份认同的危机。(12)
受霍克希尔的影响,中西方学界从劳动过程理论出发,围绕着服务业中的情感劳动展开了大量理实兼备的研究,全面深刻地揭示出制造业流水线生产时代的劳资关系向服务业时代“劳—资—客”三方关系的变迁过程,并引入阶级、社会性别、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等交叉性分析视角,一方面,关注资本(资)和顾客(客)对劳动者(劳)的控制;另一方面,关注劳动者的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建构,及其对情感劳动过程中压迫和异化的抵抗策略,进而反思劳动与现实社会生活中多元权力结构网络之间的勾连关系。(13) 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人们面对面的劳动情境,即情感的身体直接面向顾客,提供服务性、专业性和关怀性的劳动,其研究对象一般为餐饮、百货、家政、美容美发、休闲养生等传统服务行业中的一线劳动者,如传菜员、售货员、家政人员、美容师、美发师、保健按摩师等。(14)
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移动智能硬件终端的快速普及,线上服务呈现日新月异的蓬勃景象:线上家教、网络主播、陪打游戏服务,以及本章的研究对象——提供陪聊的“虚拟恋人”服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网络空间中的情感劳动已经成为当前人们社会生活中一种十分普遍的劳动形式。(15) 当顾客选择网络服务的主要消费目的在于放松、娱乐或消磨时间时,如观看泛娱乐化直播、与虚拟恋人聊天,服务提供者的情感不再完全是个人真实情感的流露,而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且可被直接售卖,不需要依托其他的实体物质或服务。在此,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服务搭建的数字平台不仅成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更是情感劳动的载体:满足特定期待的情感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媒介信息形式在数字平台上(以及在不同数字平台之间)传播和交换。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情感劳动打破了传统情感劳动者和消费者面对面或“身体在场”的劳动情境,两者以“虚拟在场”或“身体缺席”的形式存在,他们之间的互动及其所建构的情感关系成为网络情感劳动的重要标志,(16) 这也是虚拟恋人劳动过程的核心所在。
具体来说,越来越多的普罗大众被吸纳进由互联网所建构的数字空间里,成为情感劳动大军中的一员。以网络主播为例,直播技术将现实生活场景以数字图像的形式实时呈现给观众,主播的身体在与观众的互动中实现了虚拟在场。为了获得更多的流量和物质回报,主播有意识地迎合观众的情感想象与陪伴需求,通过塑造“美丽”的符号化身体、打造“多元化”人设等不同方式调动他们的情感,进而获得更多的“打赏”或“礼物”。(17) 随着电商直播时代的来临,作为“带货达人”的网络主播不仅需要通过“感情牌”维系与观众线上和线下的关系,而且还需要掌握一系列互联网营销技巧来吸引观众“下单”,这极大地拓宽了情感劳动的劳动范畴,同时对他们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18) 此外,朱阳和黄再胜强调,在网络空间中,情感劳动不仅包括网络主播和电商主播的劳动,还包括由观众基于共同的情感需求而产生的情感传播、社区建设与内容制作,以及在参与互联网社交活动过程中,他们自愿提供的包含其使用偏好、情感需求和好友关系等信息数据的行为。(19)
(四) 网络空间的亲密关系
与上述研究不同,本章聚焦作为情感劳动者的“虚拟恋人”及其在劳动过程中与消费者所建构的亲密关系,而并非普通的情感关系。所谓亲密关系,是指在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的前提下,建立在与他人真实情感交流基础上的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20) 具体包括关怀、信任、理解、互动、承诺等要素。(21)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必局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在网络空间中,人们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不仅与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保持联络与互动,而且还可以发展出新的、有意义的亲密关系。尤其对于当代青年人来说,网络已经成为他们建构亲密关系的强大媒介。(22)
既有的相关学术研究主要聚焦网络空间中粉丝与网络主播或偶像(明星)之间的亲密关系。王宁的研究发现,在网络空间中,粉丝的情感得到充分的表达与释放。他们聚集在网络主播的周围,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这种活跃的、体验式的互动能够有效地实现粉丝与网络主播之间的情感传播与交流、情感慰藉与宣泄,情感陪伴与寄托,甚至是情感升华,形成“可感触的关系”(tactile relationship)和“弥散同盟”(diffuse union)。(23) 在此过程中,粉丝获得了情感的归属——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心灵慰藉,但却在网络世界中体会到了与网络主播之间的亲密关系所带来的陪伴感、快乐感和满足感。(24)
不少研究者发现,当亲密关系的获得和维系走上商业化道路时,它加速推进了情感经济的发展。学者们围绕着亲密关系和情感经济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动态关系展开了大量前沿性研究,(25) 指出:为了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与偶像(明星)的亲密关系,粉丝们往往会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和情感,以超乎常人的喜爱和狂热,不仅自愿且无偿地为偶像(明星)完成大量操作简单、可复制性强、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如“轮博”“控评”“做数据”,而且还负责完成包括独立撰写宣传文案、修改图片、剪辑视频等在内的需要劳动者具备相当技能素养的创意型工作。(26) 此外,他们还会大量购买与偶像(明星)相关的杂志或其创作的专辑、代言的广告商品,等等。(27) 在粉丝们看来,他们在偶像(明星)身上投入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越多,两者的亲密关系也就越牢固。(28) 粉丝无疑构成了粉丝经济急剧增长的中坚力量,而粉丝经济的根本逻辑就是情感经济。(29) 在网络空间中,粉丝与网络主播或偶像(明星)之间的亲密关系与“虚拟恋人”服务中亲密关系的异同,后者在满足消费者情感需要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亲密关系的商品化问题都将是本章主要关注和讨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