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的未来:非异化劳动之实现
如前所述,资本并不是“赤手空拳”地造成了当下的全部后果,而媒介技术本身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引发一切变革,灵活用工关系的秘密不过是资本主义积累体制演变的结果,以及资本、国家、劳动力之间力量失衡条件下劳动力不断商品化的集中表现,而当前一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提高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和资本进行加速积累与增殖的方法。(108) 因此王行坤指出,传播新技术并非人们感到“时间紧迫”和被全面宰制的唯一元凶,症结在于数字技术如何被资本主义企业利用,从而对劳动者进行更为“精细刻薄”的剥削。(109) 我们从中获得的启发则是,在媒介与劳动的关系中,从来都不只有两类变量,如媒介—政治、媒介—文学,而是资本—技术—劳动者的三角结构。
莫斯可洞察到:“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抵制的强调日益普遍化,这就使以资本、支配企业和精英为中心的立场转向了女性主义和劳动研究。”(110) 此处使用的“未来”一词实际上具有双重意义,既指数字劳动者的未来,亦是数字劳动研究的未来。在积极对问题进行理论化并揭示其真相之后,学者们已经开始将研究聚焦于当前丰富多彩的“反向运动”(counter movement),这种反向运动包括夺回时间主权、削减工作时间、建设更民主的工作场所、争取更合理的工作日程和更人道的工作形式,以及获得更公正的劳动分配等。王行坤将其称为“当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微观政治”(111) 。
一方面是对媒介化劳动的抗争。如德国大众公司规定,在工作时间之外不能向员工发送电子邮件,(112) 法国在2017年元旦通过法律,工人享有“断网权”(right to disconnect)等。人们借助制度化权力反抗“垄断资本主义无休闲”的命运,努力阻止资本试图通过传播新技术进一步延长工作时间、剥削绝对剩余价值的企图。(113) 针对媒体组织弹性雇佣蔓延的趋势,曹晋和曹茂则呼吁,国家应该扮演落实劳动法规的主角,通过宏观干预降低劳动力被商品化的程度,建立社会安全制度和保障体系,支持媒体集团为劳动者配备基本公正的工资制度、福利体系与考核指标。(114) 针对共享经济中的劳动,袁文全和徐新鹏提出:立法的基本宗旨要以现有劳动法律制度为基础,借鉴荷兰等国的经验,遵循“灵活安全性”(flexicurity)为原则的制度框架,探寻适应新型用工形态的劳工关系认定标准,建立科学、系统的劳动法律体系,其核心是“灵活就业正规化”和减缓工作的不稳定性,并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准。(115) 近年来,平台合作主义作为一种知识框架和运动已经在全球兴起,它的载体为合作拥有、民主管理的平台合作社,依赖于平台的所有者、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拥有与管理。与现有的“公司性”平台不同,合作社的剥削程度较低,它通过确保平台的财务和社会价值在参与者之间传播,发展更为公平、公正的数字媒介经济。平台合作主义借鉴了同侪生产的理念,坚持“新的民主和经济参与”,目标是在公平的工作条件下实现更加多样化的数字劳动格局和完全分散式的非市场机制。(116)
另一方面是对媒介劳动化的抵抗。面对媒介资本将人类的社交和传播能力置入资本积累陷阱的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过程,吴鼎铭分析了几种抵抗形式:其一是另类媒体与数字公有地的建设,其二是“盗用”与“游击”式的抵抗,其三是“被遗忘权”的伸张,并上升至对“生命政治”剥削的抗争。(117) 针对人类上网活动已成为具有抽象劳动特征的一般数据生产过程,阿列塔·伊瓦拉(Arrieta Ibarra)等学者提出要从作为资本的数据(Data as Capital)向作为劳动的数据(Data as Labour)的理论转型,数据是用户的财产,应使其所有者受益,公司有必要为人们的数据付费,并以此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培养具有“数字尊严”的文化。(118) 同样,合作化运动也波及了数据领域,2012年,意大利合作社联合会(Legacoop)发布了《合作公地》(Cooperative Commons)宣言,呼吁将合作社运动的经验教训用于控制线上数据。叶夫根尼·莫罗佐夫 (Evgeny Morozov)则建议人们直接创建数据所有权合作社。(119) 2016年,瑞士苏黎世出现了一家非营利性的线上合作社Midata,其宗旨是成为会员医疗数据的交换平台。
统而观之,自20世纪4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发轫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将学术生活视为社会变革的一种形式,社会干预视为知识的一种形式,围绕主要传播议题展开了积极的行动主义研究和实践,展现了他们兼备批判旨趣和人文关怀的学术品格。他们坚持以社会公平与正义为终极关怀,不断跨越研究和政策的壁垒,不懈追寻媒介变革的动力,履践葛兰西所示范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为个人和社会的解放提供了不竭的动能。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来说,未来的数字劳工研究应更多地关注替代性选择与非异化劳动的实现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将上述路径照进现实。
(1) 根据熊易寒的归纳,“弹性积累”是指“企业用即时生产和外包制取代以大规模生产与机械化管理为特征的福特主义,生产单位规模缩小,奉行小批量生产,减少库存;企业一方面竭力减少核心工人(即全时员工)岗位,另一方面增加雇佣弹性工时、部分工时、临时性派遣的劳工,甚至随传随到者,以及在家工作、接受订单的家庭劳动力。”弹性积累包括弹性雇佣、弹性生产和弹性消费三个层面,资本通过生产的灵活性和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来应对全球竞争的不确定前景,实际上将灵活性的成本和风险都转嫁给了劳动者。弹性积累导致的非正规就业与新穷人的大规模出现有密切的联系。参见熊易寒:《集权化市场、弹性积累与劳工政治的转型》,《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年第1期。
(2) Manovich, Lev.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3)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4) Terranova, Tiziana. Free Labou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2000(2): 33-58.
(5) 同上,第33—38页。
(6) Fuchs, Christia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9(1): 69-87.
(7) 姚建华:《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的困境与对策》,《当代传播》2018年第3期。
(8) Liu, Chang⁃de. De⁃Skilling Effects on Journalists: ICTs and the Labor Process of Taiwanese Newspaper Report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6(31): 695-714.
(9) Brophy, Enda. The Subterranean Stream: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Call Centre Labour. Ephemera, 2010(3/4): 470-483.
(10) 邱林川:《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社会》2014年第4期。
(11) Fuchs, Christian.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2) 知识劳工概念的提出源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对知识阶层日益成为社会领导阶层的判断。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1997)一书中,他指出:随着知识技术型社会的崛起,尤其是当社会开始依赖于理论信息(theoretical information)的形成与传播的时候,一个新的领导阶层,即有良好教育背景的科技工人所形成的知识阶层正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正是由于对以教育和技能中信息生产与传播为基础的精英制度的重视,知识劳工已经成功转变为当前全球新政治与经济体系中的核心角色。许多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同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如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曼纽尔·卡斯特、文森特·莫斯可等。与产业工人相比,具备专业技能、大多数以中产阶级自居的知识劳工在全球市场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凯瑟琳·麦克切尔(Catherine McKercher)和莫斯可在《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13)一书的序言中,对“知识劳工”概念的多个层面有详尽的梳理与厘清。同时,他们指出:知识劳工在总工作岗位中所占的比重不仅在发达国家中稳步上升,在发展中国家更是迅猛增长,同时将在全球劳工运动中变得更加活跃。于是,资本主义主要的积累空间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工厂车间”转变为以大都市写字楼为主的“社会工厂”。麦克切尔和莫斯可进一步强调,由于技术融合(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和企业兼并(corporate convergence)共同导致了劳工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下降,包括知识劳工在内的劳动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即使在传统的专业领域,终身制的雇佣模式也已大为萎缩,弹性雇佣关系变得更为普遍。质言之,无论是“低端行业”中的产业工人还是高薪岗位的知识劳工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都不得不为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做准备。知识劳工普遍面临的压力来自长时间的工作、不断提前的最后期限、由劳动分工而导致的自主性降低等,同时,他们还深陷对自身未来强烈的不确定性、临时的劳动合同,甚至无法从任何保障性的社会保险中得到援助的困境。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凯瑟琳·麦克切尔、文森特·莫斯可主编:《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罗真、林曦、吴冬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13) Lazzarato, Maurizio. Immaterial Labour. In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edited by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1996,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133-147. 中译文参见莫里齐奥·拉扎拉托,孙萍、蔡珂译:《非物质劳动》,姚建华主编《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25—237页。
(14) 麦克切尔·凯瑟琳、文森特·莫斯可主编:《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罗真、林曦、吴冬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15) 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16) Fuchs, Christian. Dallas Smythe Today—The Audience Commodity, the Digital Labour Debate, Marxist Political and Critical Theory. Triple C, 2012(2): 692-740. 中译文参见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汪金汉、潘璟玲译:《受众商品、数字劳动之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理论》,《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第4期。
(17) 梁萌:《网络领域中的知识工人》,《学术探索》2014年第3期。
(18) 胡绮珍:《中国字幕组与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新闻学研究》(中国台湾)2009年总第101期。
(19) 曹晋、张楠华:《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5期。
(20) 吴鼎铭:《“公民记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反思——以“数字劳工”理论为研究视角》,《新闻界》2015年第23期。
(21) 曹晋、许秀云:《传播新科技与都市知识劳工的新贫问题研究》,《新闻大学》2014年第2期。
(22) 贾南:《“网红经济”的繁华与迷思——基于消费主义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视角》,安徽省第七届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论坛,2015年。
(23) Dyer⁃Witheford, Nick. Cyber⁃Proletariat: Global Labour in the Digital Vortex. London: Pluto Press, 2015.
(24) Huws, Ursula.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3.
(25)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6) 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27) 杨杰、凌文辁、方俐洛:《关于知识工作者与知识性工作的实证解析》,《科学学研究》2004年第2期。
(28) 戴宇辰:《走向媒介中心的社会本体论?——对欧洲“媒介化学派”的一个批判性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5期。
(29) Couldry, Nick. Mediatization or Mediatio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of the Emergent Spac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New Media & Society, 2008(3): 373-391.
(30) Krotz, Friedrich. Media Connectivity: Concepts, Conditions, and Consequences. In Network, Connectivity and Flow: Key Concepts for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Andreas Hepp, Friedrich Krotz, Shaun Moores and Carsten Winter, 2008, New York: Hampton Press, pp.13-31.
(31) 黄旦:《报纸革命:1903年的<苏报>——媒介化政治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6期,第22页。
(32) 唐士哲:《重构媒介?“中介”与“媒介化”概念爬梳》,《新闻学研究》(中国台湾)2014年总第121期。
(33) 周翔、李镓:《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化”问题:理论、实践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4期。
(34) Auslander, Philip. Liveness: Performance in a Mediatized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9.
(35) Schulz, Winfried. 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4(1): 87-101.
(36) 蒙冬英:《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媒介化生存》,华侨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17年。
(37) Gamson, William and Gadi Wolfsfeld. Movements and Media as Interacting System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93(1): 114-125.
(38) Cottle, Simon. Mediatized Conflict: Developments in Media and Conflict Studies. Berkshire,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6.
(39) Hjarvard, Stig. From Bricks to Bytes: The Mediatization of a Global Toy Industry. In European Culture and the Media, edited by Ib Bondebjerg and Peter Golding, 2004, Bristol, UK: Intellect Books, pp.43-63.
(40) Livingstone, Sonia. On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9(1): 1-18.
(41) 陈卫星、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观念与命题——关于媒介学的学术对谈》,《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42) Dyer⁃Witheford, Nick.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43) Mayer, Vicki and Jocelyn Horner. Student Media Labour in the Digital Age: MediaNOLA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 University.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edited by Richard Maxwell, 2015, London: Routledge, pp.242-251.
(44) 曹晋、张楠华:《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5期。
(45) Manzerolle, Vincent. Mobilizing the Audience Commodity: Digital Labour in a Wireless World. Ephemera, 2010(3/4): 455-469. 中译文参见文森特·曼泽罗尔,姚建华、徐偲骕译:《移动的受众商品:无线世界的数字劳动》,《开放时代》2017年第3期。
(46)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47) Couldry, Nick. Listening Beyond Echoes: Media, Ethics, Agency in an Uncertain World. Boulder, CO: Paradigm, 2006, p.47.
(48) 陈卫星、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观念与命题——关于媒介学的学术对谈》,《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49) 陈卫星:《新媒体的媒介学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14页。
(50) Altheide, David and Robert Snow. Media Logic.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9.
(51) 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52) Sussman, Gerald and Carey Higgins⁃Dobney. The Planned Obsolescence of TV Journalism.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edited by Richard Maxwell, 2015, London: Routledge, pp.230-241.
(53) 曹晋、许秀云:《传播新科技与都市知识劳工的新贫问题研究》,《新闻大学》2014年第2期,第98页。
(54) 周鹏:《是劳动,还是社交?——从“东八区”记者微信群看社交媒体对新闻劳动的影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论文,2017年。
(55) 陈国权:《气喘吁吁的全媒体记者》,《中国报业》2011年第23期,第52页。
(56) 陈甜甜:《新媒体语境下游戏从业者的非物质劳动研究》,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硕士论文,2018年,第40页。
(57) Mayer, Vicki. Below the Line: Producers and Production Studies in the New Television Econom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8) 凯文·凯利:《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萧华敬、任平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第7页。
(59) 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60) 路易斯·芒福德:《路易斯·芒福德著作精萃》,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
(61) Johnson, Steven. How We Got to Now: Six Innovations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14.
(62) 夏倩芳、李婧:《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困境及其形塑机制》,《学术研究》2017年第4期。
(63)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7页。
(64) 王行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评瓦克曼<时间紧迫>》,《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8期,第97页。
(65) Wajcman, Judy. 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66) 陈卫星:《新媒体的媒介学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67) 陈卫星:《传播与媒介域:另一种历史阐释》,《全球传媒学刊》2015年第1期。
(68) 凯文·凯利:《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萧华敬、任平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
(69)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70)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网经社,2021年2月20日,http://www.ec100.cn/detal-6585190.html。
(71) 詹婧、王艺、孟续铎:《网络平台使灵活就业者产生了分化吗?——传统与新兴灵活就业者的异质性》,《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8年第1期。
(72) 纪雯雯、赖德胜:《从创业到就业:新业态对劳动关系的重塑与挑战——以网络预约出租车为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73) 袁文全、徐新鹏:《共享经济视阈下隐蔽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制》,《政法论坛》2018年第1期,第121页。
(74) 杨伟国、王琦:《数字平台工作参与群体:劳动供给及影响因素——基于U平台网约车司机的证据》,《人口研究》2018年第4期,第79页。
(75) Acevedo, Deepa Das. Regulating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in the Sharing Economy. Employee Rights and Employment Policy Journal, 2016(20): 1-36.
(76) 杜鹃、张锋、刘上、裴逸礼:《从有产者游戏到网络劳工——一项关于共享经济与劳动形式变迁的定性研究》,《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3期,第47页。
(77) 梁萌:《强控制与弱契约:网络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参见梁萌:《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姚建华、苏熠慧主编《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01—325页。
(78) Flanagan, Frances. Theorising the Gig Economy and Home⁃Based Service Work.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9(1): 57-78.
(79) 詹婧、王艺、孟续铎:《网络平台使灵活就业者产生了分化吗?——传统与新兴灵活就业者的异质性》,《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8年第1期。
(80) 刘丹凌、赵娟娟:《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与反思——基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学术论坛》2014年第4期,第102页。
(81) 周翔、李镓:《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化”问题:理论、实践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4期。
(82) Mosco, Vincent. To the Cloud: Big Data in a Turbulent World. Boulder, CO: Paradigm, 2014.
(83) Schiller, Dan. Poles of Market Growth? Open Questions about China, Inform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Global Media & Communication, 2005(1): 79-103.
(84) 邱林川:《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社会》2014年第4期,第120页。
(85) Toffler, Alvin.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0.
(86) Fuchs, Christia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9(1): 69-87.
(87) 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第135页。
(88) Fuchs, Christian. Web 2.0, Prosumption, and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 Society, 2011(3): 288-309.
(89) Ritzer, George and Nathan Jurgenson. Production, Consumption, Prosumption: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he Digital “Prosumer”.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2010(1): 13-36.
(90) 吴鼎铭:《“公民记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反思——以“数字劳工”理论为研究视角》,《新闻界》2015年第23期。
(91) Gallant, Linda and Gloria Boone. Communicative Informatics: An Active and Creative Audience Framework of Social Media. Triple C, 2011(2): 231-246.
(92) 在马克思看来,工人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前者为工人自身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而超出这一部分的时间即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剩余劳动产生剩余价值,为资本所占有。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93) Smythe, Dallas.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1981.
(94) 黄炎宁:《中国社交媒体企业营销中的用户劳动和消费主义主体建构:以新浪微博上的杜蕾斯官方帐号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中国香港)2016年总第37期。
(95) Robins, Kevin and Frank Webster. Times of the Technoculture: Fro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o the Virtual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96) 蔡润芳:《“积极受众”的价值生产——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受众观”与Web2.0“受众劳动论”之争》,《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3期。
(97) Fisher, Eran. “You Media”: Audiencing as Marketing in Social Medi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5(1): 50-67.
(98) Kücklich, Julian. 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2005(5). 中译文参见尤利安·库克里奇,姚建华、倪安妮译:《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99) 吴鼎铭:《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劳工”研究——网络“受众”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论文,2015年。
(100) “劳动力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labour)这一概念首先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提出的。在马克思看来,“过剩的工人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这些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了一支劳动力后备军,他们是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基础,具有流动性、潜在性、停滞性和赤贫性四个基本特征。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93页。
(101) Fuchs, Christian. With or Without Marx? With or Without Capitalism? A Rejoinder to Adam Arvidsson and Eleanor Colleoni. Triple C, 2012(2): 633-645.
(102) Srnicek, Nick. We Need to Nationalise Google, Facebook and Amazon. Heres Why. The Guardian, August 30,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7/aug/30/nationalise⁃google⁃facebook⁃amazon⁃data⁃monopoly⁃platform⁃public⁃interest.
(103) Eskow, Richard. Lets Nationalize Amazon and Google: Publicly Funded Technology Built Big Tech. Salon, July 8, 2014. https://www.salon.com/2014/07/08/lets_nationalize_amazon_and_google_publicly_funded_technology_built_big_tech/.
(104) Thornhill, John. Social Media Users of the World Unit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5,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ea6c3a0c⁃0843⁃11e8⁃9650⁃9c0ad2d7c5b5.
(105) 李光锡:《东亚青年与高科技文化——青年难民的劳动地牢摆脱记》,《热风学术网刊》2017年第1期。
(106) 孔令全、黄再胜:《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数字经济时代拓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数字劳动价值创造研究》,《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107) 蓝江:《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08) 王金秋:《资本积累体制、劳动力商品化与灵活雇佣》,《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109) 王行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评瓦克曼<时间紧迫>》,《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8期。
(110) 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春阳、黄红宇、姚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45页。
(111) 王行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评瓦克曼<时间紧迫>》,《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8期,第103页。
(112) Wajcman, Judy. 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113) 绝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绝对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方法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114) 曹晋、曹茂:《“新闻民工”修辞的政治经济语境分析》,《当代传播》2017年第6期。
(115) 袁文全、徐新鹏:《共享经济视阈下隐蔽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制》,《政法论坛》2018年第1期。
(116) Scholz, Trebor. Uberworked and Underpaid: How Workers Are Disrup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New York: Polity, 2016.
(117) 吴鼎铭:《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劳工”研究——网络“受众”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论文,2015年。
(118) Arrieta Ibarra, Imanol, Goff, Leonard, Jiménez Hernndez, Diego, Lanier, Jaron and E. Glen Weyl. Should We Treat Data as Labour? Moving Beyond “Fr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 Proceedings, 2017(1).
(119) Morozov, Evgeny. Data Populists Must Seize Our Information for the Benefit of Us All. The Guardian, December 4,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dec/04/data⁃populists⁃must⁃seize⁃information⁃for⁃benefit⁃of⁃all⁃evgeny⁃moroz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