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小结与展望
后福特主义时期的灵活积累策略为企业节省运营成本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在此策略下,许多企业开始裁员,只留下一组核心的长期雇佣的员工,用外围的临时劳工增加企业的弹性,降低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44) 以财新传媒旗下的“世界说”为例,这种策略表现为一种“准灵活用工”实践,它将原本由雇佣劳动完成的任务转移给劳动关系之外的非特定人群或用户来完成,不但重构了传统新闻生产过程中媒介的组织结构,而且重新定义了专业记者和编辑的核心能力与角色。具体来说,位于北京的专业编辑团队是被全职雇佣的、稳定的核心员工,而兼职的海外新闻专员取代了专业记者,成为外围的“临时劳工”。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媒体机构规避了培育驻外记者、建立和维护记者站等高昂的成本;另外,确定选题、联系采访等新闻记者专业工作的一部分被转嫁到了专业编辑团队的身上。编辑也因此从一个纯文字工作者转变为产品运营者,在面对海外新闻专员的不稳定性和非专业性时,他们的协调和管理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这种实践反过来加重了编辑劳动的繁重性。但由于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也没有固定的、制度化的报酬支付机制,加之目前这种模式尚未获得国家、机构层面的认可和法律保护,因此能否称为一种“制度”尚且存疑,故在此将新闻的众包生产视为一种“准灵活用工”实践。
在本研究中,灵活用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说”新闻报道的种类和质量。首先,海外新闻专员在专业编辑团队的全程操控和指导下,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新闻内容的真实性,不会像用户自主发布的消息那样难以进行核实,但是非专业的兼职记者很难完成有深度的新闻报道,因此其新闻报道的种类存在局限性。以“世界说”里约奥运会报道的样本来说,涉及大量采访工作并最终完成的深度的“新闻类”稿件只有2篇,其余均是侧重新奇感和特色文化的“体验类”稿件。报道的浅尝辄止,一方面是青年受众口味导向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灵活用工策略下海外新闻专员新闻素质和专业技能欠缺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其次,与专业记者不同,海外新闻专员不稳定的工作模式无法保证高质量作品的产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一位受访者表示,为了在里约机场进行一次直播报道,他在前期投入很多时间筹备,并进行了两次直播测试,但最终因场地信号不佳而无法完成报道,不得不改为一条志愿者自述的语音播报,最终的效果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大打折扣。而一些新闻类稿件,如采访奥运会难民代表队、里约的特色音乐表演等,都因缺乏足够的线索和得不到采访条件的保障而不得不被放弃。除此之外,海外新闻专员更多地将新闻报道的生产视为一次以兴趣为主的体验活动。面对完全依赖灵活用工策略组建的海外新闻专员群体,专业的编辑团队很难保证他们进行长期的、稳定的、高质量的新闻生产。由此,新闻业中灵活用工所带来的内容质量问题日益凸显。
国际新闻作为一个选题范围特别丰富,采编操作却很困难的领域,媒体机构纷纷通过新媒体技术和灵活用工策略将世界各地的华人组织起来,将他们转变为有价值的信源和新闻劳动生产力,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实践。海外新闻专员不仅熟悉当地的语言文化和有着丰富的背景知识,而且还能第一时间到达新闻现场,因此他们有能力提供更新鲜、更有趣的新闻视角。对于大部分海外新闻专员来说,新闻劳动被刻画成一种满足好奇心和表达欲的新奇体验,从而被神秘化为一种创造力的表达,这种劳动抛弃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工厂或办公室工作中异化的、公私分离的特征。(45) 但是,这些被灵活用工束缚和吸纳的知识劳工看似是摆脱传统大规模生产的“自由劳动者”,但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平台的提供者实际上控制了市场和接触市场的渠道,劳动者的成果最终被资本攫取用来创造和积累价值。这种新型的灵活用工实质是一种外包体系,只不过资本不再以大工厂的生产方式持续增殖,而是将个人视为免费的自由劳动力。这种剥削改变了劳资关系,令其更加隐蔽。在本研究中,海外新闻专员自愿将自己的语言技能、兴趣热情投入到新闻生产的劳动中。虽然劳动对被雇佣者而言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但却为雇佣机构创造了核心价值和实现了资本的积累,成为这些机构进行内容生产、商业品牌延续和广告利益交换的筹码。
从本质上来说,新闻众包是一种将集体智慧与新媒体信息技术有效结合,用于新闻生产的日常实践,是众智新闻(crowdwisdom journalism)的一种表现形式。(46) 那么,它与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呢?它又将对专业的新闻记者在新闻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职业判断与身份认同提出哪些挑战?一个更为激进的问题是:在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自动化新闻的出现将会对国际新闻的生产方式,乃至更为宏观层面的新闻生产方式带来哪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些问题值得相关研究者进一步探索与思考。
(1) 解雯超:《自媒体时代我国公民新闻的发展》,《视听》2017年第3期。
(2) Howe, Jeff.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 Wired Magazine, 2006(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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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素芬、林峰:《众包定义、模式研究发展及展望》,《科技管理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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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居星:《“众包”模式下的参与式新闻》,《传播与版权》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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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伟伟:《众包新闻:一个亟待关注与研究的领域》,《今传媒》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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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刘佳:《浅析新闻生产中的众包模式——以新华社“我在现场”为例》,《新闻世界》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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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曾祥敏、曹楚:《专业媒体新闻内容生产创新实践——用户生产与专业生产深度融合的路径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11期。
(22) 徐晚雪、艾则孜:《UGC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以“今日头条”为例》,《视听》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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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Kalleberg, Arne.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9(1): 1-22. 中译文参见阿恩·考利博格,那宇琦译:《不稳定的工作、无保障的工人:转型中的雇佣关系》,姚建华、苏熠慧主编《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97—132页。
(27) 王金秋:《资本积累体制、劳动力商品化与灵活雇佣》,《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28) 在马克思看来,首先,产业后备军最混乱的一层是流动人口(floating population),他们作为机器的广泛运用和劳动过程高强度细化的另一面而存在。在现代工业的中心,工人阶级是永恒流动的——不仅因为劳动力需求的强制减少,也因为劳动力的快速消耗。人类只能抵抗短期内工作对于身体的折磨。因此,工厂、车间和矿山往往寻找新鲜的,最容易被剥削的产业后备军——尤其是儿童、年轻女性和“零散的”农民工。其次,产业后备军的第二类构成是潜在人口(latent population)。他们大部分指的是农业(或农村)人口中自给自足的那部分。这部分人口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广大潜在的劳动力资源。再次,停滞人口(stagnant population)是马克思对整个劳动力的不稳定性特征做出的最犀利的描述。从现代工业和农业中被驱逐出去的工人是停滞人口的重要构成,且成为可肆意使用的劳动力取之不竭的蓄水池,以“最少的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为基本特征。在这里,雇佣是“极度不规律的”。当成员全部被雇佣的时候,他们被剥削的程度往往极高。最后,贫困人口(pauperized population)是产业后备军又一重要组成。停滞人口逊色于完全的贫困人口。马克思将赤贫的工人视为相对剩余人口的“最底层”。这些赤贫的工人包括相对剩余人口的最底层和那些过去被完全雇佣的工人。赤贫的工人撑起了产业后备军和整个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工人被囚居在“官方所统计的贫困的领域”——余下的人由“流浪汉、罪犯、妓女,简而言之为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所构成。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Jonna, Jamil and John Foster. Marx'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Precariousness and Its Relevance Today. Monthly Review, 2016(11): 21-38. 中译文参见贾米尔·乔纳、约翰·福斯特,苏熠慧译:《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当今的关联》,姚建华、苏熠慧主编《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3—94页。
(29)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朱基俊、吴忆萱、陈卫和、张其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
(30) Jonna, Jamil and John Foster. Marx'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Precariousness and Its Relevance Today. Monthly Review, 2016(11): 21-38. 中译文参见贾米尔·乔纳、约翰·福斯特,苏熠慧译:《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当今的关联》,姚建华、苏熠慧主编《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3—94页。
(3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1991-2013. Geneva, 2015.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sta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498929.pdf.
(32) 王金秋:《资本积累体制、劳动力商品化与灵活雇佣》,《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33) 唐卓华:《新形势下企业灵活用工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硕士论文,2011年。
(34) 文森特·莫斯可,曹晋、杨保达译:《信息社会的社会理论与知识劳工》,《新闻大学》2009年第3期。
(35) 恩达·布罗菲、德·波伊特:《非物质性劳动、不稳定性和重构》,凯瑟琳·麦克切尔、文森特·莫斯可主编:《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罗真、林曦、吴冬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20—237页。
(36) Mosco, Vincent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37) Standing, Guy. The Precariat: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Polity, 2009(4): 588-608.
(38) 弗兰克·韦伯斯特:《信息社会理论》,曹晋、梁静、李哲、曹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39) Castells, Manuel.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West Sussex, UK: Wiley⁃Blackwell, 1996.
(40) 唐佳梅:《中国空降记者的国际新闻生产问题及其解决路径》,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论文,2015年。
(41) 张欣:《国际电视媒体海外中心记者站运行模式初探》,《中国电视》2008年第11期。
(42) 新华通讯社:《新华社通稿的采编发流程》,《中国记者》2002年第9期。
(43) 唐佳梅:《在异国他乡的新闻现场》,《新闻记者》2016年第3期。
(44) 弗兰克·韦伯斯特:《信息社会理论》,曹晋、梁静、李哲、曹茂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45) 惠·卡普尔:《“新”经济/传统劳工:创造力、扁平性及其他新自由主义的迷思》,凯瑟琳·麦克切尔、文森特·莫斯可主编:《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罗真、林曦、吴冬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04—219页。
(46) 唐佳梅:《从众包新闻到众智新闻:国际报道的新闻创新及其发展》,《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