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劳动力后备军与灵活用工
(一) 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后备军
在《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一书中,西尔弗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利润危机之间的张力。(24) 他论述道:当资本主义将工人剥削到极致,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即工人罢工,要求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而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各种福利制度。而当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人提供各种工作保障和福利制度之后,资本主义体系又会遭遇“利润危机”,即资本的积累变得有限,从而使资本通过各种修复性的手段来重新获得积累,例如将生产方式变得更为灵活、在全球范围内“猎身”更为廉价的劳动力等。因此,资本主义总是在上述二元张力中循环演进。波兰尼从劳动力的商品化视角切入,通过阐释历史的钟摆式“双向运动”,进一步补充了西尔弗对资本主义演进过程的分析。在波兰尼看来,资本主义的“钟摆”一会儿摆向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建立灵活的市场(即强调劳动力的“商品化”),一会儿则摆向构建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社会福利制度(即强调劳动力的“去商品化”),因此“市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决定了劳动力商品最终会被约束在一个界限范围内”。(25) 而灵活用工的兴起正是劳动力持续商品化的产物,即资本尝试创造更多灵活的劳动安排,减少工人获得社会权利的同时,使资本通过剥削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积累和增殖。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加速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同时,持续引发全球劳资关系结构性的变迁:以往为工人提供稳定工作保障的法律被频繁修改、政府去管制化与社会福利商业化的进程不断被加速,以及工会(作为保护工人权益的传统的制度资源)的作用和影响受到持续的挑战与削弱——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个体主义式的“工作福利制度”完全取代了工人曾经享受的集体性“社会福利制度”。(26)
布雷弗曼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入手,以劳动力的去技能化及其主体性的建构和解构为研究对象,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学术传统,提出灵活用工并非当代社会出现的新问题,而早在资本主义的诞生初期,就存在一支不稳定的劳动力大军,它与马克思阐述的劳动力后备军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27)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指出:“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他们形成了一支劳动力后备军,具有流动性、潜在性、停滞性和赤贫性的特征,具体包括有劳动力的赤贫人群、孤儿、需要救济的贫民子女等。(28) 在布雷弗曼看来,劳动力后备军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取之不尽”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蓄水池”,他们是工人不稳定性概念的结构性基础,是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杠杆,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从事长时间的工作和赚取微薄的工资;接受不规律的雇佣安排;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就业的话,被剥削的程度也极高。(29)
贾米尔�乔纳(Jamil Jonna)、约翰�福特斯等学者将马克思的劳动力后备军理论运用到全世界范围内,指出灵活用工数量的增加是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劳工套利,对第三世界国家劳工进行超级剥削,获取巨额利润的必然结果。(30)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庞大的全球劳动力后备军使得全世界劳工(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劳工)都处于不利的地位。根据国际劳动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2015年发布的《1991—2013年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指标》(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1991-2013)报告,2013年全球劳动力后备军构成了世界60%的可用劳动人口,数量达到23亿。(31) 我们不难发现,劳动者以劳动力后备军的方式加强了资本而非自身的经济能力,他们在成为资本主义积累重要基础的同时,自身的不稳定性却在不断加剧。
(二) 灵活用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福特主义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多样化、差异化消费模式的追求,一种新型的、以灵活性为根本特征的生产模式应运而生,这一生产模式强调依靠弹性灵活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市场进行小批量生产,以满足瞬息万变的市场需要,进而克服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刚性和僵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用工数量急剧增加,并成为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劳资关系的显著特征。(32)
所谓灵活用工,又称非正规用工,是指在正规或非正规企业中进行的所有非正规工作,具体包括: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如政府组织和大中型企业(或事业单位)雇佣的临时工、非全时/兼职工和劳务工等;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如城市社区服务业、城市公益性岗位、家庭服务工作、为加工制造业配套服务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商业服务业中的小型企业,以及个体经营等;社会中介机构的就业和高科技、文化和咨询领域中的自由职业等。(33) 学者在界定非正规用工的某些具体工作类型时,往往会使用非全时/兼职工作(part⁃time work)、临时性工作(temporary work)、合同制工作(contracted work)、劳务派遣工作(dispatched work)、实习工作(intern work)等概念,这些概念也被统称为“非典型就业”。此外,他们使用网络工作者(net⁃worker)、弹性上班员工(flex⁃timer)、长期临时工(permatemp)、独立/非独立合同工(dependent/independent contractor)、不稳定无产者等新修辞来描述上述不稳定的劳动力。这些新修辞既是劳工不断适应具有临时性且不稳定性的工作条件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劳动与资本重构的产物。(34)
灵活用工导致了劳动力工资、雇佣关系、工作制度和技能的弹性化。具体来说,首先,数量上的弹性。越来越多劳动者的职业身份变得不稳定,各种灵活用工模式开始替代长期固定的劳动力雇佣模式,劳动者不与雇佣者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的现象在各行业中普遍盛行。同时,劳动者的职业身份也变得不再单一,为了应对自身未来强烈的不确定性,他们选择同时从事几份不同工作的情况屡见不鲜。(35) 其次,功能上的弹性。一方面,因为工作任务的快速调整与频繁变动,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不再集中,需要随时随地远程办公,工作强度也因工作时间的延长和最晚完成工作任务时间的提前而急剧增加,但他们的工作自主性却在不断降低。(36) 最后,工资系统的弹性。一方面,先前具有规律性的、可预测的工资因绩效考核制度的引入而变得充满弹性和不可预测性;另一方面,货币工资占劳动者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非工资性质福利的比重则持续下降。这意味着,劳动者需要同时面对有保障的收入逐渐消失和无法从任何保障性的社会保险中得到援助的困境。(37)
需要强调的是,以灵活用工为根本特征的“后福特主义”构成了新的社会形态的结构基础。在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降,信息作为一种无形的物质,在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38) 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递成为生产力与权力的主要来源。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变革了传统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而且还孕育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卡斯特用“网络社会”这一概念来描述这种新型的社会形态,他指出:“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社会系统。在网络社会中,社会生产关系不再是一种实际的存在,劳动力也由一个集中的实体变为差别极大的个体存在。”(39) 也就是说,网络社会催生了一种以知识为生产力,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为基础的新经济,而社会劳动的差异化、劳动空间和生产工序的分散化,以及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和工人生产工作方式的灵活化构成了这种新经济的根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