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研究

2020年以来,平台算法对外卖骑手的精细化控制、互联网大厂的“厕所难题”、某电商巨头员工的过劳猝死,以及当代青年人被迫下沉展开“逐底竞争”(race to bottom)等劳动问题,甚至是基本生存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与激烈讨论,在此我们需要追问与思考:数字劳动者只是庞大社会机器上的一颗无言的螺丝钉吗?他们如何摆脱铁笼对他们的制度性和结构性束缚,用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的话来说,他们怎样才能不再只是“一个快乐的机器人”?(4) 在数字劳动的未来研究中,探索与回应上述问题离不开对数字劳动者主体性问题的深度挖掘与全面反思。

如果我们将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理解为他们所具有的“独立性、个体性、能动性以及占有和改造客体的能力”(5) ,那么重新激发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既包括对他们作为劳动者个体的赋权(如职业技能的培训),又与组织层面的制度性、结构性、系统性改革密切相关,如劳动关系的规范与革新、劳动法律法规的健全与升级等。进一步来说,在未来的数字劳动研究中,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亟须关注以下两个核心问题:其一,数字劳动者如何摆脱拜物性、制度性、文化性的异化与桎梏,发挥其能动性,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其二,数字劳动者在将自我命运与他人命运乃至社会命运紧密关联之时,如何通过个体性、群体性或社会性的行动,迸发出自己的力量?(6)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问题,和批判与否思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和人的异化逻辑,展开丰富多彩的“反向运动”,进而实现个体解放的问题是同构的。(7) 在王行坤看来,这些“反向运动”包括:夺回时间主权、削减工作时间、建设更民主的工作场所、争取更合理的工作日程和更人道的工作形式,以及获得更公正的劳动分配,等等。(8)

在具体的数字劳动者主体性研究方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通过借鉴布洛维的理论,未来数字劳工研究可以考虑转向政治—经济—文化联合分析的理论框架,将意识形态问题纳入研究视野,关注在数字劳工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生产同意是如何形成的,即“数字劳动版本”的“制造甘愿”(manufacturing　consent)是如何运作的,(9) 不仅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出发,而且在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前提下展开政治经济分析,聚焦于数字劳工的“劳动”与生产政体(production　regime)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思考路径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联合分析的理论框架尤其适用于创造性地阐释产消合一者与玩工是如何“心甘情愿”地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为新媒体产业贡献劳动成果的。其核心是召唤劳动者的主体性,关注他们的个人体验,以及探讨他们如何参与自我剥削和异化的过程。

其次,未来数字劳工研究,特别是本土的研究还应尝试将考察范围扩大至生产场所之外的领域,将劳动者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过程作为整体来分析,如他们的地缘特征、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社会保障、后代哺育、老人赡养、社会关系,甚至情感生活等各种面向,即从“生产的政治”迈向“生产的政治”与“生活的政治”并重的理念。在工作场景之外,数字劳工并不直接受到资本和国家的控制,学校教育、同乡支持、社区生活都使他们得以突破狭隘的生产政体,意识到自身受到压迫的不合理性,进而“锻炼组织能力、建构团结网络”(10) 。

最后,未来数字劳工研究应注意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主体多样性,也就是说笼统的“劳工”一词很难精准描述实际上十分复杂的劳动者群体,男工/女工、移民/本地人、全职工/临时工/派遣工之间的差异非常巨大。在劳资关系与生产政治中,也并不只有阶级抗争和工人运动这一种抵制模式。保罗·约翰斯顿(Paul　Johnston)提出,全球化时代的劳工运动强调劳动者在阶级立场以外的多元化的利益和身份,与公民权运动、性别平等运动等其他诉求的社会运动汇聚与合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改造社会的潜能,同时共同追求社会公共福利与公正的劳动和生活环境。(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