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缘起
作为一种世界性潮流,现代化最初在西欧区域孕育,然后通过殖民化形式扩展到世界各地,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它构成当今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最不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1)。对于我国来说,自从1956年党的八大正式把“四个现代化”写入党章后,现代化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目标。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设置了1980年和2000年目标。然而,由于受到“文革”的冲击,这一构想并未得到有效实施。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进行改革开放后,经过多年的探索与观察,在汲取以往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才在党的十三大上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三步走”战略,并一以贯之。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这也是邓小平现代化“三步走”构想中的“第二步走”即将高水平完成,而“第三步走”按照“两个十五年”部署即将全面启动的交汇期。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围绕着“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励精图治,经过艰辛的理论探索,“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把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就写进了党章,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成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与行动指南。
伟大事业需要科学理论,科学理论指引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只有科学理解其内涵、准确领会其实质,才能确保在实践中不走样、不变形。“两个阶段”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当前亟须厘清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那么,如何在历史与未来的双重视野中,准确理解习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两个阶段”论?如何处理其与邓小平理论“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走”的关系呢?这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关系到趋向、标准、内涵的重大实践问题。目前看,人们在这一问题上,似乎并没有提供完整、清晰的梳理并形成共识。
对于这一问题,宋林飞认为:“我国已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基本实现现代化两大战略目标,与‘两个百年目标’直接对应。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两大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战略目标,即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第三个重大战略目标,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高阶段,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突出表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成果。”(3)
在此,宋林飞把“两阶段”中的“第二个十五年”目标,视为一个全新的战略构想,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诚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确实是十九大的一个创新性提法,但是,这一概念本身并非凭空产生。“社会主义强国”概念,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即已经进入了党和政府的工作报告中。1964年12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我国今后的战略目标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辛鸣则从基本国情的角度,强调了“两个阶段”论的延续性。他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在这一时期呈现的发展阶段性特征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背景下的新特征、新状态、新矛盾,而不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仍然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对于这一点,必须有足够的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4)
这也与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相一致。报告明确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一、 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内容之一的“两个阶段”论,也必然是在前人探索与实践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
与“两个阶段”论关系最紧密的就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三步走”战略构想,特别是“第三步走”战略构想。从内容构成上看,相对于“第三步走”,前两步走战略不仅涉及的时间跨度小,前后仅有20年,而且内容也非常具体,主要指向温饱问题与初步小康,几乎不存在模糊解释的空间。
历史地看,“三步走”战略构想的形成,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前两步走战略是这一思想的最初胚胎。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作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5)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为当时我国的现代化事业确立了20世纪的奋斗目标,其主要思想也成为后来“三步走”战略设想的原型。
当年底的12月6日,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原型思想的内涵,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6)
其实,作为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构想的前两步走战略也是由来有自的。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7)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改革开放前我国现代化战略的“两步走”构想:第一步,用15年的时间,即到1980年,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8)正如邓小平曾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出来的。”(9)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来作为改革开放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总纲领的“三步走”战略中的前两步,实质上是对第一代领导集体所设想的而未竟的1980—2000年“两步走”战略的继承与延续。
经过两年多的观察与思考,邓小平终于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相对完整的构想。1982年8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时的谈话中,他指出:“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级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去的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10)1984年10月,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的谈话时,邓小平对这一战略进行了再次肯定:“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11)
受益于改革开放对我国生产力的极大解放,特别在苏南、温州、深圳等东部沿海地区现代化事业蓬勃发展的欢欣鼓舞下,19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对我国现代化事业的目标与基调进行了再次调整,主要是对“第三步走”的战略安排进行优化。1986年6月,他指出:“有了本世纪末的基础,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12)这是邓小平对“第三步走”战略目标设定的一个量化指标。1987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他再次将“第三步走”战略置于国际比较的视野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3)同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把这一设想明确化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二、 被遮蔽的“第三步走”战略的丰富内涵
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如一的战略目标。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就是现代化,其主要内容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方面,这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四个现代化”的最早版本。两年之后的1956年,这一战略目标被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中,并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孜孜以求、薪火相传的百年奋斗目标。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四个现代化”及其60年代在时间表上的“两步走”构想,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步走”战略,再到新时代的“两个阶段”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实现阶段性飞跃的同时,也呈现出鲜明的延续性与继承性。站在当前的历史窗口,“第三步走”与新时代“两个阶段”论的关系在逻辑与学理上的勾连究竟该如何理解?理解的依据与基础又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去发现邓小平理论“三步走”战略中“第三步走”战略构想被遮蔽的丰富内蕴。
我们说,相对于前两步战略,“第三步走”战略构想始终是模糊的、弹性化的。从时间维度看,前两步走的边界非常清晰,无论是80年代末解决温饱问题,还是20世纪末解决小康问题,都没有任何弹性空间。相反,“第三步走”战略,从构想到定型,其时间边界就一直是未定的,在表述上采用的是“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到下个世纪中叶”等。直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习近平总书记才首次以“两个一百年”的提法,正式把“第三步”战略的时间边界明确化,即“第一个一百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内容上看,前两步走也是具体的、确切的,分别是解决温饱问题和小康问题,而“第三步走”战略却只是提出了一个大致的构想,即“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
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第三步”战略构想的模糊性、弹性化,才为后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预留广阔的空间。特别是,当我们揭示出长期以来被遮蔽的“第三步走”战略的丰富内涵后,会对此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与体认。事实上,理解邓小平理论中的“三步走”战略思想,需要处理好一对关系,即“基本实现现代化”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关系。从思想演进的历程看,“基本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则是判断这一战略目标实现程度的外部参照系。因此,“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成为理解邓小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思想的一个关键性转换点。
那么,又该如何理解“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呢?对于这一说法,不同的断词,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如,米哈尔·多布罗克斯基认为,中等发达国家就是“那些比不发达国家稍微优越,在一些方面又接近发达国家的国家”(14)。但是,这一理解显然脱离了“中等发达国家”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意义。大致来说,关于这一概念,主要存在下述几种观点:(15)一是认为发达国家中的中等水平或平均水平即为“中等发达国家”,也可称之为“中等的发达国家”,是平均数意义上的“发达国家”。二是将所有国家按“发达”程度排序, 处于中间位置的国家属于“中等发达国家”,是中位数意义上的“发达国家”。三是世界银行所列的“中等收入国家”。四是将世界上所有国家按发达、比较发达、一般、不发达、落后的顺序进行排列,“中等发达国家”就是较发达国家“逊色”些的比较发达的国家。
除此之外,还要厘清这一概念的时态性,即,它究竟是一种动态概念,还是一种静态概念呢?如果是静态概念,其潜台词就是,基本实现现代化,要达到当时(1980年代)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是动态概念,其潜台词就是,要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6)更多的人还是倾向于动态概念。江苏省社科联课题组认为,“中等发达国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也是可变化的。(17)罗马尼亚学者恩·斯特内斯库同样持动态概念观。他认为,从人均产值看,按1980年的价格计算,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在3000—4000美元之间;按1970年价格计算,则在1800—2500美元之间。达到这一水平的国家有西班牙、爱尔兰、匈牙利、希腊、委内瑞拉等。(18)
考虑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自其起步的那一天起,就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对象的,如“超英赶美”,因此“中等发达国家”应该以此为基础,这是由我国的历史情境所决定的。当我们在此意义上分析邓小平的“基本实现现代化”思想时,就可以发现,其关于作为参照对象的“中等发达国家”存在两个层次,一个是基本目标层次,一个是高级目标层次。
关于基本目标层次构想,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早期阶段。1982年,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时的谈话中,他曾这样表述:“再花三十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我们不是说赶上,更不是说超过,而是接近。”(19)“接近”一词,表明作为参照对象的“发达国家”是有弹性的,并非要指发达国家中的平均数或者中位数水平。只要“接近”发达国家中的下限国家水平,同样属于达到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渐趋定型化的邓小平“三步走”思想的“第三步”战略构想中,他提出了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高级目标。无论是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提出的“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还是党的十三大所正式确认的“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都在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进行提档,从“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提高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三、 “第三步走”战略与“两个阶段”论的交汇与耦合
无论是在实现程度上的“接近”与“达到”用语的差异,还是在作为参照系对象的“发达国家”与“中等发达国家”用语的差异,都意味着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战略构想的一个重大发展。与此同时,也预留下了作为战略目标的“基本实现现代化”与作为参照系的“中等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的巨大政治与实践张力。
从邓小平的主要论述中可以发现,在与“中等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的比较与对表中,我国并非是要在所有指标上达标,而是有一个核心指标,那就是人均GDP指标。1979年12月6日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概念,并于1986年前后正式形成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概念。在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三步走”战略中,前两步走采用的概念表述分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和使“国民生产总值”在此基础上“再增长一倍”。只有在“第三步走”战略表述中使用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概念,要求“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此后,随着统计口径的变化,我国逐渐接纳国际标准,用人均GDP概念取代了人均GNP概念,但是,其作为判断我国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指标内核却是始终如一的。
当我们从人均GDP指标维度上,对作为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基本目标的“接近发达国家”与其高级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进行实证性分析时,就会有新的发现。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分析“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区间分布情况。下表是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2016年全球主要国家人均GDP(美元)汇总数据。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人均GDP为10151美元,我国为8123美元,位于世界第66位。为研究方便,截取了人均GDP排在前37位的国家,覆盖了所有经典发达国家。在不严格意义上,它们也代表了全球经济体中人均GDP水平最高的国家,可以近似地将其视之为发达国家序列。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区间为爱沙尼亚的17575美元到卢森堡的102831美元之间,即发达国家水平的下限为17575美元。若取中位数意义的发达国家作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则该国家为新西兰,人均GDP为39427美元。
表1 2016年全球主要国家或地区人均GDP情况(美元)(21)
如果以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中的基本目标——“接近发达国家”为参照系,采用动态标准,经过测算,那么仅仅是“接近”发达国家中的下限水平就已经是巨大成就。根据上表,“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可以转换为与爱沙尼亚水平相当。从静态的角度看,2016年爱沙尼亚的人均GDP远远领先于我国,大概相当于我国的2.16倍。从动态的角度看,要想在爱沙尼亚继续保持增长的同时,于2035年达到它的水平,挑战极其巨大。
研究发现,1995年至2016年间,爱沙尼亚人均GDP从3044美元增长到17575 美元,大概增长了4.78倍。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与2010年相比,到2016年,人均GDP还是增长了20%。如果保持金融危机后的增速不变,按照复数增长测算,那么,从2017年到2035年,爱沙尼亚人均GDP将会在此基础上增长到1.728倍,即30370美元。
对于我国来说,要想在2035年达到同期爱沙尼亚的发展水平,那么人均GDP要达到3万美元,才能达到“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相对于2016年8167美元的人均GDP,意味着从2017年到2035年,这一数字要翻两番,即每九年就要翻一番。显然,对于已经进入新常态,更加注重发展质量的我国来说,仅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下限为基准,如期达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也几乎接近新常态下我国发展潜力的极限。
显然,如果以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中的高级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参照系,采用动态标准,那么对于2035年目标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前面已经评估过,在当前水平下,作为“中等发达国家”参照系的新西兰,人均GDP已经接近4万美元,相当于发达国家下限爱沙尼亚的两倍还要多。即使我国保持两位数的增速,恐怕也无法实现。
基于此,我们可以把新时代“两个阶段”论与邓小平理论“三步走”思想中的“第三步走”战略构想交汇与耦合起来:实现第一个“十五年”目标,在人均GDP指标维度上,对应的是“第三步走”战略构想中的基本目标,即“接近”发达国家,其中,具体参照系为发达国家序列中的下限——爱沙尼亚;实现第二个“十五年”目标,对应的是“第三步走”战略构想中的高级目标,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2016年人均GDP也仅仅比处于中位数的新西兰高出不到500美元,而日本、法国等强国,还没有新西兰高。另一个可以佐证的国家就是美国。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2016年其人均GDP在全球排在第7位,低于卡塔尔,略高于丹麦。这也为我们正确理解“强国”提供了活生生的案例。显然,“强国”离不开人均GDP的支撑,但是,又绝不仅仅化约为人均GDP。考虑到几乎高达美国四倍的人口规模,只要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会从梦想变成现实。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奋斗目标。其中,“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关键一步,但是,历史与实证数据告诉我们,在设置2035年目标的参照指标时,应采取稳妥而非冒进的态度。具体来说,要正确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两个阶段”论的科学内涵,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不动摇,保持足够的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为参照系,严格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不断夯实现代化事业的基础,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
四、 作为一种现象的后发国家区域现代化之路
自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现代化的大门之后,作为一个不断演进和嬗变的社会历史进程,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便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如,毕乃德就区别了“广义现代化”与“狭义现代化”。广义的现代化指的是一种过程,社会通过这一过程更换了人们认为不再适用的制度、思想和习惯。狭义的现代化指的是非西方社会的深远变革,这些变革主要是受到西方国家榜样的刺激与鼓励。(22)而西里尔·E.布莱克从人类动力源泉变革的角度对现代化进行描述,他认为,现代化“就同时存在的社会形式而言,无生命动力源泉对有生命动力源泉的比例已经增长到了或者超过了不可回转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如果无生命动力的比较少量的减少无法为有生命动力的增加所‘弥补’或者如果不对社会作不可避免的、广泛的改革就无法弥补,那么这个社会或民族就现代化了” (23) 。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始终是必须要面对与超越的一个考验。放眼世界,丛林是其本质,弱肉强食是其法则。如果无法征服这一考验,再伟大的文明,再淳朴的人民,也不过是强权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经历过的天劫地难、尸山血海,反复测试、验证这一文明时代的国家关系潜规则。切肤之痛、刻骨之耻,也让中国人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即“师夷长技以制夷”,唯有战胜、驯服现代化怪兽,才能免遭现代化怪兽的欺凌与洗劫。
围绕这一用民族血泪与耻辱换来的教训,为了让中国的现代化之花早日绽放、结果,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在寻求现代化的中国之路上不断前行、探索、试验。对于这一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向,文明世界不仅没有送来鲜花与掌声,反而处处设置悬崖陷阱与地雷阵。前行如此多艰、道路如此崎岖,使得现代化的中国之路险象环生、动荡不安,客观上也导致了现代化中国之路上的某些探索与试验,甚至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即使困难再多,风险再大,中国始终明白,迈向现代化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没有现代化,就不会有繁荣富强,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现代化,是一个历经国破家亡、受尽屈辱的民族坚定不移的方向,也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念所系。
方向是明确的,道路却是坎坷的。在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中,民族国家或特定区域,以什么样的标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之路,如何正确处理“本来、外来与未来”的关系,走出一条“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现代化中国之路,始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核心问题。直至今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之际,这一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也获得了一个基本定型化的答案,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此基础上开创一个现代化之路的“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个可能路径,即基于“北京共识”基础上的现代化之路。
以“北京共识”为主要内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要路径特征的区域现代化中国之路成果丰硕,不仅书写了一个后发大国赶超型现代化的经验之路,而且也为世界上其他后发国家的区域赶超型现代化之路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现代化模式上的“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争,反映的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路径选择中的区域性与全球性的深刻矛盾。“华盛顿共识”下的全球现代化之路,追求的是一个标准化的、普适性的、无差别的现代化路径,而“北京共识”下的现代化之路,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既积极吸纳先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之路上的共性成果,又强调现代化的区域性、地域性、民族性特色,是在尊重地域与民族差异的基础上,选择一条顺应现代化趋势、符合本区域历史与现实情况的个性化现代化之路。这也由此引申出本研究的出发点,即作为一个空间概念的区域,绝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范畴,相反,它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是数千年经济、社会、文化与历史的载体。这就意味着,基于区域性基础上的现代化之路,既要受到现代化普遍规律的制约,同时也要受到所在区域自身特殊的经济地理、空间区位、人文传统的影响。纵观二战后70多年的全球民族国家现代化历程可以发现,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真正能够成功跻身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少之又少。如果排除了以欧佩克为主的石油能源国家,那么,符合条件的成功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更是少之又少:作为一个大洲的南美洲、非洲,基本上整体性地陷入现代化的低水平陷阱中无法自拔。略好一些的是亚洲,但是,真正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也就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历史与现实再次表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之路是如此的坎坷,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道路,有的只是区域性民族国家基于自身客观情况的因时而变、因地制宜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