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现代化的主要模式

 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现代化模式由于划分标准不一,具有多种分类。西方学者按照各国现代化启动与推进的时序差异,将现代化分为早发式和后发式两大类:早发式现代化是在国际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凭借自身力量主动进行而发展起来的;后发式现代化是在外部世界有形无形的压力或早发国家的示范效应下被迫启动的,几乎都是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东亚模式”,有学者称它为“追赶(catching⁃up)模式”。东亚的崛起与东亚模式的出现给西方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和西方中心论以猛烈冲击。

若按照现代化模式的动力渊源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种为内发型(内源型)现代化,另一种为外发型(外源型)现代化。前者动力渊源来自该社会本身,后者动力渊源来自外力的干扰或冲击。如台湾蔡明哲教授主编的《迈向现代化》一书中对此分类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第三种分类按社会形态或制度将现代化模式划分为三类。中国著名的现代化研究学者罗荣渠教授把现代化模式归纳为三大发展类型:第一种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类型,其发展格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第二种为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类型,其基本发展格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结合+集权型现代化国家机构”;第三种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混合式现代化模式,其基本格局是“混合经济+自由市场+集权或分权现代国家机构”。每种现代化模式都具备多种因素合力下的“独特的历史规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催生出更为丰富和鲜活的区域现代化动力模型。作为一个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转型、致力于现代化发展的大国,中国各地特别是东部各省(市),在国家政策拉动、地方内生发展需求驱动以及全球资源扩散的多重作用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不断积极探索各种促成增长、转型与发展的地方路径,动力模型各不相同,在此基础上已经形成若干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现代化模式。其中,广东区域现代化的早期动力来自全球化驱动,经历了最初的外资拉动工业化到今天的自主创新能力勃发;浙江在改革开放之初,民营资本驱动下的草根创业是其主导动力,如今则形成了新兴经济勃发的态势;江苏则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地方政府驱动模式,并经历了从早期的乡镇企业到外向经济,再到今天的创新驱动三大阶段,现代化进程持续升级;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现代化,则主要依托中央的顶层设计和直接推动,属于典型的以顶层设计推动协同发展,进而实现区域现代化的模式。中国内部区域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和形态,反映了不同的动力结构和平衡协调机制,区域发展也是多维度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