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驱动模式
全球化为主要驱动力形成的广东模式,发端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双向利好政策的触发。在中央开放型政策优势作用下,广东依托紧邻香港的地缘优势,积极汲取全球化动力,先行先试,不断突破。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这一时间节点,与二战以后国际产业转移的第二次浪潮不期而遇,地处中国南海、拥有三大经济特区、坐拥数百万海外华侨的广东,成为集“天时、地利与人和”于一体的改革开放试验田与经济发展样板间。此后近40年,广东从最初的引进、模仿,再逐步转型为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先发地区,从一个地处边陲的农业大省,迈上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开创了制度与开放超前领先型发展的广东模式。
一、 先行一步——开放窗口的政策效应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在对外开放中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选择,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广东捕捉到了这一历史机遇。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同意广东的有关要求,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大幅度增加外汇收入出发,提出“试办出口特区”和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问题。同年7月,中央把两省作为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报告,要求其发挥优越条件、抓紧有利时机,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赞同和支持广东省富有创意的提议,决定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要内容有:外汇收入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五年不变的办法;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这一历史性文件,拉开了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的序幕,吹响了广东“先走一步”的进军号。
中央决定广东先行一步之后,广东就不失时机地进行大胆探索,以市场为取向,大力推进农村改革,重点抓好商品流通和价格管理体制、企业体制、投资体制的改革,促进改革逐步推进,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改革图景。广东改革开放的发展可大体分四个阶段:(1)
第一阶段(1978—1984):改革开放的发展起步期。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1978年12月至1984年9月),是广东改革开放在全国进行初步探索的阶段。
第二阶段(1984—1992):对外开放全面展开阶段。从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91年底治理整顿结束,是广东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阶段。
第三阶段(1992—2000):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期。从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提出广东要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广东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
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转型升级的发展深水期。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随着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格局在全国进一步形成,广东所拥有的政策优势逐步式微。以广东模式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经济发展步入转型期。
1. 发展起步阶段的主要政策:创办经济特区,开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1978—1984)(2)
1979年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在广东试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并请求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拉开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创办经济特区的序幕。全省GDP从1978年的185.9亿元增加到1984年的458.7亿元,年均增长16.2%,为广东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3)
(1) 全面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过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广东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起步较早,首先是农民自发搞起来的。1978年下半年,惠阳、海南及湛江部分山区、贫困地区的生产队就暗中搞包产到户。林业、淡水养殖业、海洋捕捞业和乡镇企业也相继推行了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的推行,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变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被动局面。
(2) 落实侨务政策
早在1978年1月,广东就召开侨务工作会议,着手落实侨务政策。1979年9月,省委批转省侨办党组《关于抓紧落实侨务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落实侨务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1) 消除“海外关系黑六条”的影响;(2) 平反侨务领域的冤假错案;(3) 全面解决“侨改户”问题;(4) 集中力量处理侨房问题。此后,省委和省政府为解决土改遗留的、城镇私营企业改造遗留的,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挤占的华侨房屋等难题,先后发了八个政策性的文件,各级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大笔资金用于落实侨房政策。1985年,广东报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华侨投资优惠办法》,获得了海内外侨胞的广泛欢迎,广东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投资热情被重新点燃。
(3) 改善投资软环境
广东从本省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如下放和简化利用外资、技术、技术引进项目的审批权限,做到权、责、利一致。198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规定,凡是符合中央和省利用外资方针和政策的“三来一补”以及合作经营的项目,其原材料、染料、电力、运输、外汇、配套资金、产品销售不影响全省综合平衡的,省直各厅和各市(地)、县可以在规定的限额内自行审批。1982年又重申,凡建设和生产资料不需要省安排,产品不需要国家和省包销,出口不涉及配额,能自己偿还的“三资”“三来一补”项目,按不同地区下放审批权。1984年全国沿海城市开放座谈会后,又进一步提高了限额标准。
(4) 外贸包干制度改革
1980年到1983年,根据中央决定,广东实施以地方为主管理的外贸大包干体制。在出口成本一定,并且三年不变的情况下,出口收汇实行基数包死,超过基数的部分实行中央与地方三七分成的做法。通过这一体制,中央给予广东除了原油和钨砂两种商品之外所有商品的经营自主权。与此同时,广东自负盈亏,承担外汇和人民币的双重风险。
并且,为了多出口和创汇,广东还采取了四项措施:第一,把大包干指标分解为出口计划、出口成本和盈亏总额三项指标,实施定额管理和增盈减亏分成,对基层外贸企业实行定额承包或单项奖励,对一些连年亏损的企业实行节约分成、超亏不补等。第二,调整出口经营体制,对具备自营出口条件的地方和企业授予出口经营权,形成以专业外贸公司为主体的多层、多形式和多渠道的外贸经营机制。第三,改革出口商品价格体制,摆脱外贸收购经营的行政干预,实行收购随行就市,内外销同价,优质优价。第四,改革外汇管理和使用制度,贯彻创用结合的原则,打破外汇统收统支的大锅饭,调动创汇的积极性。
(5) 利改税的经济体制改革
利改税指的是国营企业将原来利润上缴国家的办法,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其出发点是把企业经营成果同企业及其职工切身利益的关系,通过税收形式固定下来,为企业独立经营和自负盈亏创造条件。广东作为利改税的先行地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广州的国营企业开始了试点。这种“以税代利,自负盈亏”的经济体制改革让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职工得小头,大家都有积极性,利改税的效果相当显著。从1983年6月起,广东省政府决定对全部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改革。
(6) 物价改革
“物价闯关”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1979年,广东省较大幅度地提高了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提高了煤炭出厂价格以及禽蛋、猪肉、牛肉、蔬菜、水产品和牛奶等八种主要副食品的销售价格,并给予职工一定的副食品价格补贴。到了1980年,广东已经提高了143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煤、铁、木材等原料和燃料价格,有升有降地调整了55种工业产品的销售价格。全省农产品的收购挂牌价比之前提高了13.5%,初步改变了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的状况,缩小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差价。这项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农副产品的收购和供应。
广东坚持放开—调控—管理相结合的物价改革原则,在1980年3月召开全省物价会议,制定了确保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政策,提出了工业品价格调整的三条原则:一是原材料、燃料提价后,工商均有利润的,厂销价格暂不变动。二是工业亏损,商业有利润的,适当调整工商利润分配。三是工商都亏损的,属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不能提高销售价格,可通过批准实行减税或财务补贴的方式;与人民生活关系不大的产品,适当调整价格。
2. 全面展开阶段的主要政策:从特区、开放区到综合改革试验区,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984—1992)(4)
从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91年底治理整顿结束,这是广东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阶段。改革转入以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1984年春,经济特区建立五周年之际,邓小平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并分别为三个经济特区题词,充分肯定了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和实践。他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给特区的功能定位是:“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84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包括广州、湛江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第二年又决定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洲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
(1) 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一是从1985年起,对国营企业普遍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从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征税,较好地发挥了税收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为增强企业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从1986年起,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确立了经营者在企业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促使两权(所有权、经营权)分离和政企分开。三是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
1987年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各地围绕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积极引入竞争机制,更好地发挥了承包经营的激励作用和约束作用。四是推进横向经济联合。到1988年底,全省有1.5万多家企业参加经济联合组织,各地组建经济联合体7000多个,涌现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五是进行企业内部配套改革,层层落实责任制,改革内部工资奖金分配制度,广泛实行工效挂钩。
(2) 商品流通体制改革
1984年前,为配合价格改革,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广东对“统购包销”的旧商业流通体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物价改革的方针是“调放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商品流通体制初步改革的方法是:打开城门,改变过去国营商业与供销社一统城乡的局面,让农民进城,准许长途贩卖,取消城乡垄断分割的状态。
早在1980年9月30日,广东省政府印发了《关于疏通商品流通渠道,促进商品生产,搞活市场的几项措施》,其中提出了12项措施。(5)这些措施颁布以后,广东就对粮食流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包干改革,规定佛山、惠阳、韶关、肇庆、梅县、汕头和湛江七个地区的粮油购销调拨实行包干到户,保障了粮油这一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1984年,广东再次放宽农产品购销政策,将23种统派产品减少为13种,全面开放粮食市场,允许多渠道经营,以及出省和出县购销。进一步放宽日用工业品的购销管理范围,除食盐、食糖等22种商品之外,其他日用工业品均作为非计划管理商品,工业部门可自行销售。最终,农产品统派购的品种从原来的118种减少到1985年底的5种(粮、油、糖、烟叶、麻),粮食于1992年也取消了统购。96种工业日用品计划收购于1985年减为16种。
以上的举措带来了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市场机制的塑造,促进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广东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城镇个体户的诞生地。
(3) 由价格闯关形成市场调节格局
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广东就按照市场价值规律和“三有利”原则,进行了以塘鱼价格为突破口的一系列改革,较早地全面开放各类商品市场,促进商品生产发展,较好地解决了日用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供应短缺的矛盾。
1980年起,广东将统购派购的118种一、二类农产品和80多种工业品逐步减少,计划定价从调到放。1985年又在全国率先放开生猪等副食品价格。生产资料经过计划价、市场调节价“双轨制”过渡后,也并轨为市场价。1992年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时,旧的计划经济已被冲破,基本形成市场调节的格局。
(4) 探索有偿使用的基础设施投资体制
广东省政府大胆地把市场机制引入投资领域,大力改革投资机制,成功地闯出了一条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路。为此,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和政策,试行“以桥养桥”“以路养路”“以电养电”“以通信养通信”等多种筹集资金的形式,形成了“谁投资,谁收益”的集资办事、有偿使用的投资机制,大大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创造了“以桥养桥”“以电养电”的新模式,缓解了建设资金不足的困扰。
当集资搞交通还在酝酿阶段,东莞早在8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尝试。自此,广东省涌现了集资兴建公路和桥梁的热潮。1984年,利用低息贷款建设的广州至珠海公路上的三洪奇大桥、沙口大桥、容奇大桥、细滘大桥全面通车,大大方便了国际人士和海外华侨回内地探亲、投资和旅游。
(5) 扩大生产经营自主权
广东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首先从扩权让利开始。放松微观管理,扩大生产者经营的主权,同时加强宏观控制。扩大地方大部分商品的定价权与管理权。逐步放开地方基建和利用外资的自主权。县可审批150万美金项目,地区、厅局可批50万美金项目,广州(海南)可批100万美金项目。特区原规定重工业500万人民币,轻工业300万人民币,后改为美金。非生产性项目,只要资金、原材料能自给,项目可由地、市自定,报省备案。
(6) 金融体制改革
金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1986年底,广东被确定为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省。广东金融体制改革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发展和开拓资金市场,大力发展短期资金拆借市场,逐步开拓长期资金市场和外汇调剂市场。二是探索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的路子。各专业银行广东省分行普遍对所属各市、县分支行下放业务经营权、信贷资金调配权,还试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三是发展多种金融机构,全省初步形成以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体系。
3. 快速发展阶段的主要政策:在巨大市场需求和外向战略的带动下,珠三角成为承接和发展香港和外来制造业的最佳地区,区域经济实现了巨大腾飞(1992—2000)
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南巡,提出广东要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标志着广东掀起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高潮。“先行一步”的广东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成为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但同时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进入1990年代以后,广东的政策优势开始弱化,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大确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顶层设计以后,随着单项突破式的改革日益被整体性的综合改革取代,中央基于国家整体改革战略调整赋予了广东新的使命。同时,作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广东受到90年代中后期国际市场震动的影响比较大,一方面,世界产业升级倒逼广东出口加工产业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另一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广东的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变得严峻。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中共十四大以后,广东沿着“力争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迎来又一个高速发展的五年。到19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中共十五大召开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中央对广东再度提出新要求,省委省政府结合自身近几年的发展情况及面对的新问题,提出以“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为核心内容的跨世纪发展战略。
1998年初,广东召开了中共广东省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由第一个10年转入第二个10年的重要时期确立了跨世纪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大力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突出抓好“外向带动”“科教兴粤”“可持续发展”三大具体发展战略,增创体制、产业、开放、科技四大新优势,实现广东各项建设事业更上一层楼,为下世纪初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更坚实的基础。(6)
从“追龙”战略到“力争20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再到“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为核心内容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广东在1990年代提出来的一系列发展战略,有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相比“追龙”战略,“力争20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更为具体,只不过把“追龙”具体化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跨世纪战略则是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的阶段化,一方面,跨世纪是“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另一方面,跨世纪战略里面包含的三大细化战略——“外向带动”“科技兴粤”“可持续发展”则是广东“增创新优势”的必由之路。
这些战略掀起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高潮。此后,广东根据自身优势特点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坚持外向型经济立省,并由此推动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创立广货名牌,带动广东经济全面提升,使广东对外开放有了质的飞跃。在引进资金的同时,开始注重引进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90年代后期,跨国公司纷纷进入,项目投资开始扩大,外资进入重化工、大型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结构开始改善,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含量大大提高,高新技术企业、“三高”农业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单从数据上看,1992年至1996年的五年间,是广东历史上投入最多、增长最快、发展成就最显著的时期,五年间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7.74%,创当时世界之最。(7)截至2001年底,世界五百强超过一半到广东投资,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到广东投资,全省实际吸收外资累计1410多亿美元,其中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100多亿美元。2000年出口总值954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35.9%,连续16年位居全国榜首。
4. 发展深水阶段的主要政策:珠三角经济发展融入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发展步入转型期(2001年至今)
广东改革开放的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更新和升级加快,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经济发展整体偏向粗放,资源耗费大,创新和知识含量不足,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和自我品牌缺乏,抗击国内外市场风险和波动的能力较差。与此同时,起点较高的长三角地区奋起直追,广东对外开放也面临严峻挑战。
为了保持广东对外开放的优势,广东制定了一系列增创发展新优势的举措:
(1) 加强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
一是全面实施CEPA,与港澳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合作,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制造业与服务业合作并进,投资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跨境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顺利,社会民生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二是建立了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等合作机制,制定和实施区域合作发展规划,联合成功举办四届泛珠论坛和经贸洽谈会,各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三是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四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取得新进展。
通过一系列措施,广东外经贸强省建设步伐加快,进出口总额由2002年的2211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6340亿美元,五年增长1.9倍。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一般贸易出口所占比重由18.3%提高到28.4%。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快,国内增值率达56.6%。吸收外资规模和质量同步提升,累计实际吸收外资700亿美元,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投资逐步上升为主导地位,外资集中投向高新技术产业、重化工业和现代服务业。“走出去”战略加快推进,在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的非金融类企业达到1804家。对外投资和工程承包快速发展。与东盟的交流合作深入开展。口岸工作和“大通关”建设成效显著。
(2) 产业转型升级
广东政府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提出“腾笼换鸟”,推动产业转移,把产业从珠三角转移到广东省其他地区。2008年5月,广东推出《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即“双转移”政策,鼓励劳动密集型、高耗能产业转移至广东省其他地区,先进制造业则保留在珠三角地区。广东政府在2008年和2012年间,更拨出500亿元省财政资源支持“双转移”。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影响了产业转移规模,但“双转移”还是协助广东产业承接地区建立了一定的工业发展基础,为有关地区长远的产业腾飞作了铺垫。从区域发展角度来看,该政策可视作珠三角的重要政策平台,拓展经济腹地至大珠三角辖区之外,是跨区域合作的一大新模式。
过去十年,珠三角地区政府投入大量财政和政策资源,推动区域内的出口加工制造产业群升级至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基地。2006年起,珠三角大力推动服务业发展,并于《广东省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中强调发展“现代服务业”。深圳前海、广州南沙新区、珠海横琴新区被规划为广东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平台。过去五年,广东省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整体经济增长。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广东省把“三去一降一补”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率先出台实施改革总体方案及五个行动计划,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持续调整优化。淘汰钢铁落后和过剩产能307万吨、造纸落后产能9.658万吨。国有关停类“僵尸企业”实现市场出清2394户、国有特困企业实现脱困427户。认真落实国家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全省商品房去库存2197万平方米。推动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组建省属国企专业化住房租赁平台。金融机构杠杆率控制在合理水平,启动省属国企市场化债转股等企业降杠杆工作,政府性债务保持较低水平。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实现省定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零收费”,下调社会保险费率,推进电力等价格改革,为企业减负超过1940亿元。启动18项、总投资2.25万亿元的补短板重大工程,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4) 加强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加快转换。广东省坚持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转型升级的核心战略和总抓手,围绕建设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扎实推进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试点省建设,取得了不俗成效。比如,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全省研发经费支出占比提高到2.58%,有效发明专利量和PCT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分别增长21%和55%,技术自给率达71%,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57%,基本达到创新型国家和地区水平。启动引领型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迸发,国家和省“双创”示范基地建设进展顺利,等等。
(5) 深入推进改革攻坚和开放合作
全面推行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新取消省级行政审批事项122项,清理规范省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126项,行政审批标准化加快实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点改革扎实推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面实行企业“五证合一、一照一码”和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登记制度改革。率先出台市场监管条例,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建设不断加强。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开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试点,实行企业投资项目清单管理和网上备案制度,鼓励和扩大社会投资。
二、 外来资本启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港台与广东在历史文化上具有亲缘和乡缘等社会关系网络,这为港商、台商在广东投资,以及与当地企业家交流奠定了文化基础。其次,由东向西梯度推进的改革方式,使广东获得了有利于外资发展的政策优势和制度环境。再次,东亚各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不断上升,大大增强了广东的低成本优势,使各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迁往广东,最终使广东发展成为外资启动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加工业制造基地。因而,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以广东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以其优越的区域环境、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为外商投资企业的首选区域。广东专业镇经历了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零星发展到产业集聚发展的转变,初步形成了一批具有广东特色的产业集群。
广东各地在兴办各类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实践中,因地制宜,创造出一些特色产业带动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模式。如珠三角的顺德、南海、中山、东莞同处珠三角腹地,在改革大潮中,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发挥各自创造力,探索出风格各异的发展之路,被视为从“农村工业化”起步的四个典型——“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企业遍地开花,从下而上,以外源经济为起步动力的“东莞模式”;以乡镇企业、大集体企业、“大公司”、“大集团”为主体,从镇办工业中间突破带动工业发展的“四主一新”(一新指引进新技术)的“顺德模式”;以原有国企为龙头、企业集团为载体、名牌为商标,走“中山舰队”发展之路的“中山模式”;“六个轮子一起转”(即县、镇、各区、经济社、联合体、私营经济)、三大产业齐发展的“南海模式”。除此之外,还有以充分利用本地石材资源,放开经营,放开流通渠道为特色的“云浮模式”,等等。这些模式各有千秋,人们通常把外向型经济发展最为迅速和成功的顺德、东莞、南海和中山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发展道路,称为“珠江模式”。
目前,广东的外商投资企业按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配套的专业化分工规律进行区域集群的现象非常突出。据统计,虽然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土地不及全国的3%,但其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全国产业集中度分别高达32.1%和25.1%,居全国第一。(8)外商投资企业的集聚已经成为拉动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不同于浙江“原生型”中小企业集群,广东的产业集群属于外资“嵌入型”产业群,即依靠广东的地缘优势、政策优势和低成本优势吸引外来企业直接投资,建立外向型加工制造业基地,并且逐渐形成产业集聚规模。(9)广东的中小企业集群起始于其专业镇经济,即“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并逐步形成规模;从构建中小企业网络开始,逐步形成某种特定商品的专业市场,然后建立产、供、销一体化的专业镇经济。(10)
截至2015年,经广东省科技厅认定的省级专业镇达399个,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约2.77万亿元,约占全省GDP的38%;专业镇内规模以上企业数达3.03万家;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超千亿元的专业镇达8个,超百亿元的专业镇达130个。佛山、东莞、江门的专业镇经济贡献度均超过80%(11);汕头、中山、云浮的专业镇经济贡献度均超过70%;潮州、梅州等地市的专业镇经济贡献度超过50%(12)。全省专业镇经济贡献度不断提高,总量稳步增长,对居民就业、财政收入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明显,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专业镇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不断壮大,成为广东省打造经济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重要载体。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发布的《广东住房城乡建设年度报告(2015)》,1978—2015年期间,广东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6.3%提高到68.6%,高居全国各省区的首位,珠三角城市群成为中国三大城市群之一,城镇化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专业镇作为大量中小企业在一定地理区域内集聚而成的,以专业化生产为特征的,既竞争又合作的一种生产模式,对生产过程中各个阶段进行专业化分工,实现企业规模经济生产,在效率、效益和柔性等方面创造竞争优势,从而直接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并且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
2015年,粤东西北地区建有省级专业镇232个,通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主导产业,创建名标名牌实施品牌带动效应。2015年粤东西北专业镇工农业总产值实现12326.69亿元,GDP达6021.63亿元,占当地GDP总和的36.7%,镇均生产总值高于当地平均水平40%以上,专业镇发展模式引领粤东西北发展新格局。广东省专业镇的全社会科技投入达395.51亿元,同比增长12.71%;共拥有140万科技人员,占专业镇各类产业职工总数的8.5%;R&D人员共31.02万人,每万人口中的R&D人员数达71人;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达140151件和94396件,同比分别增长29.99%、31.69%;专业镇镇内高新技术企业2654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达13731.77亿元。2015年,专业镇的创新服务机构共2900个,公共创新服务平台覆盖率达90%以上,共培训人员21.88万人次,对外服务企业达5.48万家,(13)创新载体形式多样,形成省市县镇多级创新发展平台体系。与此同时,专业镇科研能力不断提升,不仅成为全省科技成果产出的重要基地,而且更是广东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专业镇为基础的特色产业集群是中国推动产业结构发展的重要基础,不仅为中小企业构建了一种有效的空间集聚地域组织模式,也带动农业专业镇向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的新型城镇化迈进,成为广东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战场。同时,城镇化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区域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优化产业结构与提升城镇化质量存在互促互动的关联机制:一方面,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推动城镇转型发展和提高城镇化质量;另一方面,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又有利于拉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并促进产业合理布局。所以,专业镇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空间优化的完美结合,为发展新型城镇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思路,是对传统城镇化和工业化道路的重大突破。例如,惠州市在专业镇特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指出,专业利用空间上的集聚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在国内外竞争中形成了自己的优势,这将极大促进经济的发展,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可知,城镇化作为一种产业结构的空间转移过程,与专业镇通过产业集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密不可分的,产业结构是产业集群影响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生力量。
进一步而言,广东以嵌入型为主的企业集群并未真正嵌入当地。表现在珠三角作为“世界工厂”实际上只是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加工组装基地,相当一部分企业仍然是以要素和产品低成本而非技术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这种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和被动性,当市场销路不畅或要素成本上升时,利润空间很容易遭到挤压。当区位环境发生变化时,容易发生集群整体的迁移,进而导致地方产业的空洞化。总体上,广东21个地市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良莠不齐,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互动性不够。不同城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程度分为三种:
1. 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都较高的城市。包括深圳、广州、珠海、佛山等四个城市。这些城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度相对较好,其中深圳、广州、珠海三个城市各项指标发展都较为均衡且水平较高。佛山人均工业总产值较高,严重拉低了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同时,其建成区占国土面积的比重和万人医生数(59.45%)等指标在这四大城市中都是最低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20.20%)更是居于广东21个地级市之尾。
2. 工业化水平高但城镇化水平低的城市。工业化水平高但城镇化水平低的城市主要有中山和东莞两市。这两大城市由于专业镇较多,工业发展基础较好,中山人均工业总产值达到0.839亿元/万人,东莞人均工业总产值(0.443亿元/万人)虽然仅为中山的50%,但第三产业产值比重(63.1%)却大大超过中山(37.8%)。再加上非农业比重、人均GDP、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等指标的表现均不俗,提升了这两大城市的工业化水平。在城镇化指标方面,两大城市的建成区占国土面积比重较低,东莞的万人教师数(51.22人)更是为广东21个地级市最低。
3. 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都较低的城市。除深圳、广州、珠海、佛山、中山和东莞等6市外,其他的15个地级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都较低。虽然惠州、江门、湛江和茂名4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协调性较好,但仍处于低水平阶段。韶关、河源、梅州、汕头、汕尾、阳江、肇庆、清远、潮州、揭阳、云浮11市均表现为城镇化水平高于工业化水平。综上可见,广东除了珠三角少数发达地级市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较好,其余大部分地级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不但水平较低,而且彼此不尽协调。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滞缓,影响了广东城镇化进程。
从国际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即使广东较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一些大城市的制造业也处于中低端环节,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市场营销网络多由国际跨国集团所控制,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大量由国外采购。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滞缓严重影响了广东区域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加之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未取得大的进展,广东整个经济不能转入效率提高型的持续增长轨道,同时也制约了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镇)发展的带动作用,并导致大城市之间以及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产业同构的问题。比如,从粤东西北地区来看,广东中小城市一方面由于政府财力有限、资金来源单一、创新人才缺乏,另一方面,产业多以农业为主,缺少关联产业和支持产业,再加上技术研发、信息网络、物流、环保、专业市场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滞后,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发挥不出来,从而影响了那些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地区的经济发展,导致这类城镇化对地区人口吸纳速度的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这是广东城镇化总体速度较慢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提高中小城市的聚集效应和产业专业化水平,并进一步发挥对外辐射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如今,广东正努力转向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新型增长模式,专业镇向“创新优势”转换的关键是专业镇既有产业集聚优势嫁接创新要素,也就是“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14)协同创新成为广东专业镇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共同路径。
三、 创新驱动的区域现代化
1979年4月,邓小平赞同广东提出的试办对外加工出口区的设想,并定名为“特区”,殷切希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经济特区条例》,将“出口特区”正式改名为“经济特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外资驱动。地方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强调外资企业的引进或乡镇企业本身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重视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包括提供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专业市场、专业镇发展的专业基础设施。创新平台的建设,促进了产业集群、专业市场以及专业展会的发展。近年来,珠三角地区产生了新的发展模式,其以内外资本所形成的“混合动力”驱动,以集群、集聚以及集群创新为形式,以产业集群—专业市场—会展经济为纽带,由制造业、商业服务业、高级服务业组成的链式“地区结构”为基础,体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及潜力。
在40年的工业化过程中,伴随总体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经济空间格局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79年,仅广州GDP就占到珠三角总量的44%,珠三角呈现出以广州为单核心的城市发展格局,其首位度非常明显。(15)经过40年的发展,以深圳为代表的一大批珠三角中心城市迅速崛起,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各城市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从2000年以后,珠三角的城市经济空间格局已经演变为以广州—深圳为双核心的等级序列分布特征,与城市体系演变特征基本一致。深圳的快速崛起,虽然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广州作为首位城市的地位,但不断推动着珠三角城市呈现网络化的共生发展态势,并将促成港珠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日趋成熟。
与此同时,随着中小城市的壮大和交通、通信网络的日益完善,珠江三角洲城市间的经济社会联系不断加强,原有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并出现均衡网络化发展的特征。珠江三角洲内部由单中心结构逐步演化为多中心、网络型的发展结构,基本形成了以各地级市为中心,从广州、深圳向外辐射的圈层网络状空间结构。在此发展过程中,广州进一步奠定了其在广东省乃至华南地区商贸中心的地位。深圳以其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和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先发优势,通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服务和对外贸易等行业,把握并保持了经济优势的持续强化,在珠三角的区域地位呈现出稳定的上升趋势,已经成为珠三角东翼的区域经济中心,并与广州共同构成珠三角城市体系的双核心格局,这也标志着广东发展模式开始步入推动金融、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的新阶段。
早在20世纪80年代,深圳人敢为人先、赤足涉水的创新精神就已经在深圳乃至全国的房地产行业掀起了革新的巨浪。如今的深圳被誉为“创新之城”,华为、腾讯、大疆、比亚迪、华大基因等一大批中国乃至全球顶尖的高科技企业正是孕育或成长于这片土地。2017年4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特别报道《深圳已成为创新温室》(Shenzhen is a hothouse of innovation),就深圳如何改写世界创新规则、培育创新型企业集群进行了系统而生动的分析,并给深圳起了一个比硅谷更为传神的美名——“硅洲”(Silicon Delta)。文章认为,目前的深圳已成为硬件和制造业创新的全球枢纽,这里的各国企业家们将带出全新的产业。深圳也已经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驱动力,引领珠江三角洲提高国际竞争力,正在成为创新皇冠上的明珠,彻底埋葬“山寨中国”的过时神话。1980年至2016年,深圳实际GDP年均增长22%,目前已达到近2万亿元人民币,人均收入比香港还高。这个城市的南山区约有125家上市公司,市值合计近4000亿美元。(16)深圳在研发上的支出超过GDP的4%,是中国平均水平的两倍。(17)南山区的比例则超过6%,大部分资金来自私营公司。深圳的企业还有更多的国际专利,其中大多是高质量的专利,与中国内地企业所获得的专利有所不同。深圳一个城市获得的国际专利,已超过法国或英国。要解释深圳为什么成功,最好的途径是从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家的视角来检视。为此,《人民日报(海外版)》还特别撰文,解析“深圳何以成为世界‘硅洲’”。今天的深圳,正吸引着全球试图以新的方式造出新产品的各类企业家。发明和创新,正把整个珠江三角洲转变成先进的制造业集群。很多跨国公司,都在深圳开设了“观察岗”,密切关注在深圳发生的最新趋势。
富士康是台湾的一家著名的国际代工制造商,在中国内地雇用了100多万名工人。富士康持有的国际专利领域非常广泛,涉足从电力设备到计算机,再到音像技术等领域。它正在深圳扩建工厂,以支持苹果在该市新建的研发中心,从而把新技术发明快速成型,转化成可出售的商品。富士康还与日本在广州建立合资企业,投资88亿美元,来制造先进的液晶显示器。另外,富士康还在深圳开发研究工业机器人。
在全球销售额达10亿美元的迈瑞,是一家设备公司,目前正在研发新的通风机技术、数字化手术室和外科手术机器人等前沿技术。该公司在管理美国研究人员和中国研究人员方面显然非常出色。迈瑞在美国硅谷的研究人员并不仅仅是指导他们在深圳的同事如何做事,同样他们也从深圳同事身上学到不少东西。该公司的总裁成明和说,西方研究者会花很长时间进行高质量的研究,而深圳本地的研究者很快就能根据研究结果做出个东西来,开发出新的工具包。
过去20多年全球通信行业的最大事件是华为的意外崛起。华为在研发方面的支出比苹果更多。这家私人控股的深圳公司,因提供电信设备而闻名全球。但如今,华为也是全球智能手机和云计算领域的一大强势力量。其2016年的总收入约为5200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32%。最令人瞩目的是,这家公司把收入的15%和18万员工中的8.2%,投入于研发。
华为以价格和技术的破坏性创新,彻底颠覆了通信产业的传统格局。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17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1/3的人口,从而让世界绝大多数普通人都能享受到低价优质的服务。华为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在数据中心方面,在全球成功部署了480多个数据中心,其中160多个为云数据中心;在云计算方面,拥有全球500多个云计算客户和全球最大桌面云项目;在存储方面,服务于100多个国家,2000多个客户;在服务器方面,服务于50多个国家,5000多个客户,刷新100多项性能测试世界纪录,用户规模部署超过100000台。在这场席卷全球的信息化竞争中,华为走出了“云存储”的创新与演进之路,不仅在信息的传递和应用终端上拥有引领时代的自主技术和产品,而且在信息源的掌控上,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渠道和腹地。云化技术引领帮助华为领跑世界。
除了华为,创立于1998年的腾讯公司也是深圳自我驱动的创新典范。腾讯公司在当时只是一家仅有几名员工的小公司。凭借着开发出适合中国用户的即时通信(IM)产品OICQ(2000年改称腾讯QQ),赢得了最初的用户市场。2004年6月,腾讯在香港上市。此后,QQ的发展更上一个台阶。
腾讯的核心资产——逾七亿的客户端,一直令业内艳羡不已却又难以望其项背,但马化腾却说:“腾讯没有一天可以高枕无忧。”经过一次次技术创新,用户的需求在不断变化。张志东认为,腾讯是一个服务提供者,是通过互联网的形态交付的服务业企业。服务业需要无所不在的创新,因为用户对服务的体验要求是无止境的。因此,腾讯从开创至今,一直以用户价值为归依,前瞻布局、推陈出新。QQ自1999年推出后,在十几年中频繁推出新版本,增加新的服务和功能。马化腾已经意识到,只有不断优化的商业模式和持久的经营理念才可能使公司走得长远。
腾讯在2017年3月公布的2016年第四季度财报及经审核的全年财报显示,2016年腾讯全年收入人民币15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8%。财报数据显示,2016年腾讯经营盈利为人民币561.17亿元(约合80.9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8%;经营利润率由去年同期的39%降至37%。年度盈利为人民币414.47亿元(约合59.7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2%;净利润率由去年同期的28%降至27%。截至2017年4月,腾讯市值高达2790亿美元,也因此超越美国富国银行,成为全球第十大市值公司。
未来整个互联网生态系统将会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垂直化进程会加速,大量创新会涌现。平台化是大的趋势,各大平台之间将会在竞争中发展。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更多的传统行业会继续互联网化。手机应用将令更多人更方便地使用互联网服务,对创新产生急剧的催化作用。在张志东看来,互联网行业的市场化是比较充分的,并没有很多门槛的限制,民营的准入范围非常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互联网行业的人才培养和储备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相当一批的年轻人经过历练,具备了丰富的经验。城市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国内市场的前景异常广阔,中国有将近五亿的网民和超过三亿的手机上网用户,围绕着中国人的用户习惯,围绕着数量庞大、层出不穷的细分需求,创新的前景不可限量。对于那些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互联网企业,张志东建议他们“别抱怨、有耐心”,同时在资金、人才、技术上做好储备。
“腾讯创业帮”“华为创业系”……目前,深圳的创新已经走向新的阶段:大公司成为创业公司孵化器。而这,或许是撬动深圳下一个黄金十年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大企业的创新裂变中,腾讯只是其中一个代表,华为、中兴、华大基因等,也都成为诸多创业公司的母体。随着新的方向、业务快速地出现,深圳的大企业正处在一个逐渐剥离的阶段,比如华为、中兴、比亚迪,会把很多原来的业务分离出去,寻求中小企业的配合,由此就形成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关联。深圳能不断涌现知名企业,最重要的原因是城市提供了适合创新创业的土壤与环境。时代的机遇激励着渴望成为弄潮儿的创业者,而出自大公司的一些新企业,也并不满足于做简单的重复者。深圳正在迈向数字化产业的时代,在一个变化迅速的终端中,是中小企业在推动完成一部分创新,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深圳的创新驱动一直以来的比较优势包括:完善的组装供应链、便捷的物流外贸、珠三角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至今,深圳却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科研创新、产业升级、中国硅谷。深圳的互联网、基因生物、智能制造和转运物流等产业成就了一大批明星企业。腾讯除了与阿里巴巴一起跻身全球十大市值企业之外,还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打造。粤港澳地区以0.6%的地域创造了13%的GDP,并且有16家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18)2017年6月20日,腾讯承办了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并把格力、顺丰、大疆等该地区生长的科技创新企业全部召集起来,合力打造比肩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的世界级湾区。在未来,软件、硬件和服务三位一体的发展,需要整合在一个智能设备里,而珠三角企业刚好具有三方面的优势。华为、中兴、微信、思科、亚信等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巨头纵贯广州城区南北,支撑着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北段强劲崛起。东莞中子科学城、佛山高端创新集聚区规划,香港科技大学深入东莞开展产学研合作……珠三角创新引擎不断提速。创新巨头加快在珠三角各城市之间的跨城布局,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为主轴的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智带”正在加速崛起。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潮流和大趋势,建立统一大市场,从“城市经济”向“区域经济”转变、从各市“单打独斗”向区域“协同作战”转变,是泛珠三角区域提升经济活力与区域综合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应抓住历史机遇,摆脱地方利益束缚,构建协同思维,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统领,克服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碎片化问题,实现泛珠三角区域战略布局一体化。要成为世界级研发、创新、制造高地,需要系统布局世界一流产业创新生态链,推进大片区、全产业的创新链布局,打造具备完整产业链条的世界级创新生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