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现代化的中国实践
纵观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和日韩等后发工业化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有共性的经验,也有富于特色的道路,虽然信奉市场经济的制度和体制,但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刻下了国家和政府的烙印。在追赶现代化的道路上,我国也形成了总体上坚持社会主义目标下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在20 世纪50 年代早期,我国就确立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目标。在20 世纪60—70 年代,现代化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20 世纪80 年代,现代化目标发展为“三步走”战略目标,1990 年人均国民收入比1980 年翻一番,2000 年人均国民收入比1990 年翻一番,2050 年前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随着现代化目标的如期实现,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开始有了新的更高追求,即在2050 年左右基本实现现代化,在21 世纪末全面实现现代化。全面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求国家整体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且要求实现六个领域的现代化,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
受历史与现实条件制约,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在策略选择上,采取的一直是非均衡发展策略。无论是改革前的重工业优先战略,还是改革开放后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代化之路的非均衡发展,也在以省为单位或都市圈为单位的不同地域发展中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其中,沿海沿江地区是中国现代化的策源地与始发地,也是区域现代化研究关注的主要区位。早在1973年,台湾学者李国祁、张朋园、张玉法等人就选择了我国九个沿海沿江省区,分别研究它们自清末民初以来的社会历史背景、所遭受的外力冲击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拉开了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的序幕。关于区域现代化研究的意义,张朋园指出:第一,中国有广大的幅员,传统背景与现代化的关系复杂,在甲地某种传统是助力,在乙地则可能变成了阻力;由于区域的不同,人的性格也有区别,从而“民族性”也非如有人认为的全然不利于现代化。第二,西方的冲击迫使中国不得不变而且必须及时求变,但西方文化和外商、外国投资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不尽相同。这项区域现代化研究的新发现有:① 领导阶层的强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自强运动成就微小,原因是其领导阶层是非常传统的。1905年废除科举制,推行新式教育,中国的领导阶层才为之一变。② 清末立宪运动在中国政治现代化上所造成的影响不容置疑。立宪运动中各省设谘议局,相当于今天的省议会,这是中国政治参与的起点。③ 中国19世纪的工业化努力,犯了策略错误,误蹈重工业的陷阱,白白浪费了三四十年时间。④ 清朝最后十年试图从改革入手挽救其衰亡命运,虽然人心已去,无法阻止革命的爆发,但其改革内涵颇有现代化的意义。⑤ 社会变迁的迟滞,最明显的是土地分配不均问题没有改进。⑥ 各地发展程度不一,社会发展只有教育建设略可比较。⑦ 人口压力、帝国主义和天灾人祸等等造成动乱,近代最大的一次动乱当数太平天国之役,发生于中国受西方冲击趋向转变的年代,其有益影响是战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减轻,不利影响一是田亩增多推迟了农业人口向工商业的转化,二是动乱造成“前途未卜”的心理。概括地说是动乱与现代化两不相容。(18)
围绕着区域现代化这一迫切需要予以回答的实践问题,大陆学者也纷纷展开了自己的研究。在此我们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区域现代化研究为主,兼顾其他地区的区域现代化研究成果,作一个简要的回顾。早期关于长三角区域现代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胡福明等所著《苏南现代化》一书。(19)该书通过对苏南现代化的跟踪研究与实证分析,比较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和主要特征,并分析指出了由发达地区超前显示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地区性和阶段性。2001年,汝信编著了《城市化——苏南现代化的新实践》一书,以跨学科的视角来透视20年来苏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历史过程与最新进展。作者认为,在世纪之交,苏南的小城镇发展又到了一个历史性关头,迫切需要从战略的高度重新考虑小城镇下一步发展的道路。换句话说,只有把小城镇的发展纳入城市化的历史大趋势,才能理清其基本的发展思路。为此,他明确提出苏南现代化进入了“以城市化为主导的苏南现代化新阶段”。(20)张建英、朱炳元等人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维度的分析表明,30年来苏南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成就并不符合正统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逻辑。(21)苏南现代化进程虽经历了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的演变过程,但并没有改变市场化和政府主导的路径,整个苏南地区基本上是“强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如果继续维持这一局面,苏南现代化模式可能进入路径锁定状态。根据现代化的特点、现代政府的发展特点和文化历史传统,未来苏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应该是一种既能保证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又能充分发挥政府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统筹、协调和控制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苏南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要实现从“强政府弱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的转变以及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型,必须采用改革基层政府体制、建立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机制、推动和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以及培养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等多元并举的变革策略。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区,以广东为主体的珠三角的区域现代化实践同样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肖海鹏认为,广东现代化动力应该从依靠单一的政府力量向依靠广泛的社会民间力量转换,而要成功实现现代化推动力从政府向民间转换,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要为民间现代化推动力量的成长创造良好的发育条件和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包括用政策扶持民营资本、民营企业、民间自治组织、企业家群体、社会中产阶层等民间要素的成长;在法律上保障各种舆论监督机制、利益表达机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等等。(22)2006年由中共广东省宣传部、广东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科学发展观与广东现代化建设研究丛书》出版发行,主要包括《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论纲》《广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战略》《广东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研究》《广东城市化发展战略》《广东国际竞争力研究》《粤港澳经济关系走向研究》《广东民营经济发展研究》《广东“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战略》《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理论与战略》等。201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课题组深入广东省10个地市进行调查研究后完成了3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广东经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2020年的广东发展战略转移、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动力重构》。这一研究成果总结了中共十七大以来广东贯彻科学发展观、发展战略转移、转变发展方式和重构发展动力的基本实践和经验,分析了广东在新时期面临的国内外条件,提出了面向2020年的发展战略、方式和动力的选择,并归纳了广东经验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全局意义,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城乡统筹、开放型经济发展和粤港澳一体化四个主题来总结广东经验与破解未来发展难题。对于广东现代化的前景,根据研究测算,2020年广东人均GDP将达到16887美元,城市化率将超过76%。这意味着广东将于2020年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在中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23)
其他区域现代化研究的代表人物及其著述有:潘玉君、武友德等人在大量数据和实际调研基础上,定量分析研究了云南省的区域现代化发展问题,分别论述了区域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指标体系、1978—2004年云南现代化指数及其区域差异、云南第一次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云南全省和各地区第一次现代化的生态基础,以及云南第一次现代化水平预测、基本结论,最后提出加快云南省第一次现代化进程与减小区域差异的对策和建议。(24)郭力首次提出了哈大齐工业走廊与东北亚各国产业合作的“x”型框架,论证了在“x”新型合作框架下,通过外向化的合作途径,实现在技术创新主导下的区域产业合作,加速哈大齐工业走廊的形成,推进新型区域工业现代化的早日实现。(25)师守祥、张贺全、石金友、袁卫民等人针对青藏高原最突出的问题——生态环境退化和农牧民贫困,分析了区域生态不安全、社会不稳定的积累效应,指出其背后的根源在于区域发展方式的不合理。他们认为,青藏高原的发展有其特殊性,其战略地位、资源禀赋、社会发育程度以及环境特征决定了必须走新型的现代化道路,生态经济、特色经济、人本开发模式应该成为青藏高原地区开发战略的现实选择。(26)
受自然地理、历史人文、经济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而形成的区域,在现代化的道路选择、表现特征与实际绩效上,都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如江苏的苏南模式、浙江的温州模式等。事实上,从民族国家尺度上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同样属于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区域现代化实践。改革开放40年来,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区域现代化,还是次级省域或地域层面的区域现代化实践,都成就斐然。理论,终究是对实践的响应。区域意义上的我国现代化实践,其最重大的理论意义就在于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贡献了一条新路,即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必须要结合本国国情,在吸收世界文明先进成果的同时,以我为主,走一条适合自身的道路,而不是简单照搬照抄他国经验。